科技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来自英国牛津郡的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牛津论文,英国论文,科技创新论文,经验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以及以知识创新为驱动力的知识经济的兴起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特征。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范围内的资源流动更加频繁，国际竞争也日益加剧(Friedman，2006)。由于长期的经济增长，西方发达国家的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价格不断上涨。在经济全球化的引领下，传统经济部门不断向经济要素较为廉价的后发国家转移，已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不得不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中知识经济的兴起使得知识作为经济增长新的要素，带动了经济部门的转型升级，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中，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逐渐加大，在几个先进的发达国家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Acs，2002)。全球化的加快要求世界经济进行结构调整，与此同时知识经济的兴起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尤其在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金融危机更加促使发达国家力图以科技创新所转化成的新的生产力带动经济复苏，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经济发展的源泉。
在这一过程中，学界发现，科技创新活动并非均匀分散于广大的地理区域，而是明显地呈现出集聚形态(cluster)，集中发生于少数地区(Becattini，1989；Graf，2006)。那么这些产生集聚效应的地区具备了哪些促进创新的动力机制?企业、政府以及第三部门又分别在这其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关系到我们对科技创新过程的理解，而且对中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过去二十年中，西方学界关于第一个关键问题已经积累了一定成果，因此十分有必要对这些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从而有助于我们明确科技创新的动力机制；第二个问题的研究则多见于分散的个案研究中，对政府与市场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关系，尚未形成系统化的阐释。因此，本文希望通过整理第一个问题的研究成果，继而选取典型性的个案研究，对企业、政府以及第三部门互动而形成的科技创新机制加以探讨。
本文共分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笔者将对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简要回顾，梳理公司与科研机构关系网络中的四种创新动力机制，并将其纳入西方学界目前主导的“区域创新系统”(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这一概念中，着重分析其中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关系。第二部分以新兴的英国科技创新中心牛津郡(Oxfordshire)作为个案，分析该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型区域创新体系与传统创新体制的区别，详细介绍该地区是如何通过改善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建立与发展新型创新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市场为主导、企业与科学研究机构政府为主体、政府提供必要公共服务的新型科技创新机制。在第三部分中，笔者对全文进行总结，提出政府协调下的市场基础性作用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意义并阐述其对中国的启示。
一、西方视野下的科技创新机制
对“创新”(Innovation)一词的最权威定义来自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他认为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过程，囊括了产品、技术、组织等方面的革新，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而这种创造性的破坏与重构主要是由公司主导的(Simmie，2001)。就科学技术创新而言，公司与市场更是在其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由于创新的发生起源于知识的创造与学习，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工业企业为了促进对知识的学习过程彼此聚集或分布于研究机构周围，从而构造出科技创新活动的集聚形态(Acs，2002；Graf，2006)。因此西方学界在研究科技创新时，纷纷将焦点对准了集中于区域内各个公司之间、公司与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网络。总结起来，这些关系网络可归纳为四大类：合作关系(Cooperation relations)、非交易相互依赖性(Untraded interdependencies)①、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以及衍生效应(Spin-off effect)。其中，前两种关系主要是不同公司之间所构建起的网络，而后两种效应则同时见于公司间以及公司与研究机构之间。这些关系网络相互交错，形成宏观区域创新体系(Cooke，1992；Cooke & Braczyk，2004；Fischer，2001)。
(一)合作关系
合作关系主要是指公司之间由于同一条生产链上的供求关系而聚集在同一个地区之中。这种关系网络可以归结为一种交易相互依赖性(Traded interdependencies)，即公司之间是由于市场交换而相互联系起来。对于这一合作关系的探讨，西方学术界中最有影响力的研究当属MAR模型，即马歇尔—阿罗—罗默模型(Marshall-Arrow-Romer Model)(Graf，2006)。这一模型强调在不同领域的企业由于生产链中的上下关系集聚在一起，从而促进科技创新活动的明显增长。这种纵向联系的企业(Vertically related firms)为了使生产链中的交易费用减少到最低，通过相互之间不间断的有效反馈，不断在产品与生产流程方面进行革新，客观上推动了科技创新(Maskell，2001)。
在实际的个案研究中，学者们在研究以科技创新闻名的德国巴登符腾堡州(Baden-Württemberg)首府斯图加特(Stuttgart)时发现，电子与机械制造产业的科技创新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企业间存在的供应商—客户关系(Supplierscustomers)，这种高度分工、相互合作的关系有助于科技创新的生长(Strambach，2001)。另外，位于日本东京中心区的众多大公司与远离市中心的大田区(Ota-ku)内众多小型专业制造公司所构成的产业链，也推动着东京制造业的科技创新(Fujita & Hill，2005)。
(二)非交易相互依赖性
同合作关系相对应的，是非交易相互依赖性关系的发展。在经济学界高度关注合作关系的同时，以斯托帕(Storper)为代表的美国加州学派提出了“非交易相互依赖性”的概念。根据斯托帕的定义，这一概念主要指的是区域内存在的劳动力市场、惯例(Convention)、共同语言与规则等，这些元素为这一区域内的众多企业所共享，而正是由于这些共享元素促使了公司之间知识的流动与学习。这种公司之间的相互依赖，并非由于市场机制内上下游企业间的正式交易关系，因此被称为非交易相互依赖性(Storper，1995)。
这种非交易相互依赖性特别明显地存在于生产类似产品相互竞争的公司之间。为什么相互竞争的公司之间会产生集聚效应呢?这是因为知识是隐性的(Tacit)和无法编码的(Uncodified)。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显性且可编码的信息(Information)传播成本越来越接近于零，但知识(Knowledge)的传播成本却仍然同距离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隐性的知识必须通过近距离观察乃至人与人的相互交流才能够传播(Acs，2002)。因此，集聚于区域中同一领域的公司可以通过人员流动、关注竞争对手以及企业间人员的频繁沟通来促进公司的学习与技术创新(Feldman，1999)。也正是由于这些联系，区域内共享的劳动力市场、文化观念、社会资本、共同语言才会在知识的传播与学习中显得尤为重要。欧洲创新环境小组(Groupe Européen des Milieux Innovateurs)更是提出了“创新环境”(Innovative Milieu)这一概念，以强调科技创新中创新文化的重要性(Simmie，2001)。
这一重要概念在美国与英国的科技创新都有明显体现。在美国硅谷，计算机产业的各个公司虽然彼此竞争激烈，但都鼓励员工与竞争对手的技术人员进行频繁交流。研究硅谷创新体系的萨克森宁(Saxenian)认为，硅谷内公司之间的边界是“可渗透的”(Porous)，只有这样才能在产品生命周期较短的高新技术产业中加快科技创新的步伐，从而领先竞争对手(Saxenian，1994)。近年来，虽然电视会议、视频对话等更为直接便捷的通讯技术逐渐成熟，但总体上仍然没有削弱非交易相互依赖性的影响力。由于在生物科技、信息技术等高科技领域中的研发实验需要技术人员共同设计与合作，而他们需要及时应对实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因此仍然需要公司在地域上的集聚。另外，对区域内共同劳动力市场的依赖也是通讯技术无法克服的，海登赖希(Heidenreich)最近对波兰等地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Heidenreich，2008)。有学者则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分析了依赖性关系有利于知识在同类型企业之间的产生、发展、吸收并转化为工业生产力(Iammarino & McCann，2006)。
(三)溢出效应
溢出效应主要指的是一个实体的研发成果具有正外部性，它既存在于公司之间，也存在于科学研究机构与公司之间，并以后者更为多见。由于这种效应的存在，企业经常分布于科研机构附近，从而形成创新活动的集聚。值得注意的是，中小公司对于科学研究机构研发结果的吸收比较明显，而大公司的区位分布则相对不受科研机构溢出效应的影响(Simmie，2001)。埃克斯(Acs)指出，研发活动风险较高，且有较高的前期投入成本，中小企业往往无法承担如此高成本高风险的科技创新投入，对于这些企业，有效率的策略选择是尽可能吸收外部科研成果，而公司本身专注于成果的应用与改进(Acs，2002)。
溢出效应在科技创新中经常出现。在美国，1980年联邦政府通过了贝赫—多尔法案(Bayh-Dole Act)，大大促进了高校科研成果向公司的转移与应用。法案规定，凡是联邦政府在各高校资助的科研项目，其成果所有权可由高校保留，但必须尽力将科研成果转移给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作为硅谷的重要奠基者和辅助者，斯坦福大学的众多科研成果从那时起开始相继转移给硅谷高科技公司，研究与产业的实际结合更加紧密(Nelson，1993)。
(四)衍生效应
同溢出效应类似，衍生效应同样既存在于公司之间，也存在于科研机构与公司之间。它主要指的是原公司的技术开发人员或高校学生自己开办公司进行科技创新的现象。一般而言，由于新创业的技术人员或高校学生为了获取最新的科技研发资源，同原单位仍然会保持较密切的联系，因此新公司一般选址于原单位附近(Klepper，2001)。
衍生效应的一个经典例子发生在硅谷。科学家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于1955年离开供职多年的贝尔实验室，独自创办个人实验室，并招募了许多年轻的技术人员。但不久其中的八名年轻人又脱离肖克利创立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而且开发出世界上第一块商用集成电路。仙童公司后来又有技术人员出走，分别创建了今天的英特尔、AMD等闻名世界的计算机公司。根据萨克森宁的研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硅谷电子公司的年均工作人员变动率为35％，其中很多都是脱离原公司在硅谷自行创业的(Saxenian，1994)。
在英国，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所创办的高科技企业孵化机构(Incubator)同样是注重衍生效应的体现②。
(五)区域创新体系：政府与市场的合力
通过梳理当今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我们总结出了以上四种主要的科技创新动力机制。这些不同的创新机制在一个地区内紧密地相互组合，就逐渐形成了“区域创新系统”(Cooke，1992；Cooke & Braczyk，2004)。这种系统是指在某些创新活动集聚的地区，不同主体(主要是企业与研究机构)通过相互作用进行知识的创造与应用活动，在此过程中逐渐内生形成了一套复杂的创新系统，培育区域创新能力③。同时，区域创新系统与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紧密联系，形成多层次的创新体系(Fischer，2001)。
区域创新系统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其对集聚于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创新机制的详细考察，将科技创新纳入到了企业(或者说市场)、研究机构与政府三元互动的大框架中(Healey，2004)。在这个体系中，企业与科学研究机构通过以上归纳的四种动力机制发生相互作用，而国家创新系统与区域创新系统的联系则意味着国家机构在创新系统中将会扮演某种角色。由于传统的创新体系运行存在着知识流动不畅、市场体制失灵等障碍，新科技的产生和应用之间往往缺乏紧密联系。通过灵活的市场机制、适当的市场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政府的协调作用也不容忽视，特别是一些公共组织的功能，如地区科学委员会、技术推广机构、企业孵化器等，可以提供跨越“知识发现”与“知识应用”之间的桥梁，协助克服市场的失灵现象(Cooke & Braczyk，2004)。通过具有政府与市场协力的制度结构可以把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作用较好结合，有效地发挥政府在提供创新资源、培育创新主体、克服知识流动障碍等方面的职能。在这种体系中，政府通常可以发挥财政激励、投资指引和规范市场等作用(Asheim & Coenen，200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提出了以加强区域制度设计和基础设施建设为特征的区域网络化的创新系统(Regionally Networked Innovation System)，使区域创新更具计划性，以政府带动更多的研发机构、职业培训组织以及其它地方组织参与创新过程(Potter，2004)。萨克森宁(1999：186)指出“区域层面的政策对以网络为体系的工业体系的支持比国家或部门层次的政策更加有效”，地方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克服狭隘的私利，提供创新所需的区域基础。
因此，对于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不但要理解其中企业间的科技创新机制，更要着重分析政府的角色和作用以及如何通过市场和政府的合力构建有效的区域创新体系。前文的讨论已经梳理了企业与研究机构在科技创新中发挥的核心作用。那么政府机构(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到底应该在区域创新系统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答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本文提出，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机制正在经历从市场与政府并驾齐驱(或政府主导)，向以市场为核心、政府提供必要公共服务转变的动态趋势。下文将围绕英国牛津郡的案例进行探讨。
二、以市场为核心带动科技创新：英国牛津郡的经验
在这一部分，笔者将首先简要介绍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和日本的典型科技创新模式，总结出一种市场与政府并驾齐驱的传统科技创新机制；再以英国牛津郡为个案，揭示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型创新机制。这一机制的核心是：重新将市场调节机制作为科技创新的主要驱动力，推动企业与科研机构间的频繁互动；同时政府运用更加灵活的政策工具，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从而更好地发挥四种创新动力机制的作用。现有的研究大多认为美国和英国的创新体制比较类似(Asheim & Coenen，2005；Potter，2004；陈广胜等，2006)。本文则发现欧美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对科技创新体制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逐步进行着调整，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比较。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工党政府到保守党领衔的联合政府这段时期中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区域创新体制，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重构，突出了市场主导、政府协同的创新体制，十分值得深入研究。
(一)传统科技创新机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与日本的科技产业迅速发展，科技创新活动聚集的区域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最引起学界注意的是美国东海岸马萨诸塞州的128号公路(Route 128)科技区、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以及日本的东京地区。128号公路地区创造了所谓的“马萨诸塞奇迹”，而硅谷更是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代名词。东京的高科技公司一度对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造成有力的冲击，现在仍然是世界科技创新的重要区域之一。
首先关注美国。就科技创新机制而言，128号公路地区同硅谷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也有着显著的共同点。前者的兴起与发展中，政府干预的力量十分明显。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两次出任马萨诸塞州州长的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认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对科技创新应该设计出清晰的规划，并通过大规模的政府公共支出拉动科技创新活动的增长。在执掌马萨诸塞州的十多年中，杜卡基斯致力于通过联邦政府的军事订单和地方政府的采购与项目来推动科研机构与公司的科学研发，为马萨诸塞州制定了详细的创新产业规划，大大推动了以麻省理工学院等院校为核心的128号公路地区的发展，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科技创新中心之一(Guan，2012)。在这种政府主导创新发展的思路下，128号公路地区众多科技公司的创新活动虽然主要遵循市场规则，但如果想获得政府的订单或优惠政策则需要同政府的产业规划与指导方向相一致。
反观硅谷，其科技创新的起步较128号公路地区晚，但由于市场发育较为充分，公司之间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发展出一套灵活的科技创新网络。尽管竞争激烈，但许多情况下相互间的合作成为高新技术产业最有效率的促进方式。同时，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顶尖学府、众多州立大学和社区大学为庞大基础的教育体系所提供的知识成果也同市场机制深入结合起来。风险投资公司在硅谷地区的发展也为新公司的开办提供了资金支持(Saxenian，1994)。
然而事实上，硅谷也是由于获得了许多联邦政府的军事订单才得以迅速发展的，硅谷中还建有政府管理的国家实验室参与科研，这是其与128号公路地区的共同之处。但在经历了初期对联邦政府的依赖之后，硅谷的众多科技公司很快在市场的引导下将目光投向民用市场，国家实验室在硅谷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边缘化。尽管经历了80年代日本科技公司的挑战，硅谷在上世纪90年代重新占领高科技市场的制高点。128号公路地区同样遭受沉重打击，但由于对政府依赖较强，对市场信号反应欠缺敏感，此地区的经济恢复速度比硅谷缓慢许多(萨克森宁，1999)。
日本的科技创新与政府干预的关系则更为密切。有学者指出日本的通商产业省(简称通产省)在科技引进与分配方面的角色极为重要(Johnson，1982)。由于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战后重建过程中政府起到了关键的领导作用。在科技创新方面，政府决定将日本建设成科技大国，并将有限的外汇储备交给通产省，负责从美国买进先进科技，并将其分配给主要公司。通产省作为政府部门，尽管运用了德尔菲法等方式提升科技政策的科学性，但仍然无法完全适应与感测市场的变动。实际上，东京湾后来崛起的相机、精密仪器制造等产业都不是凭借通产省政策发展壮大的，而是在市场活力的带动下不断成长的。更具有启示意义的，是1982年通产省的第五代计算机大型研究项目。通产省认为第五代计算机将是未来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方向，因此大规模动用政府力量推行十年长期规划。但由于此项目与市场需求脱节，不得不于1992年宣告失败(Fujita & Hill，2005)。
可见，在美国的128号公路地区、硅谷和日本的东京三个地区的发展路径中，政府干预都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它同市场机制并驾齐驱，共同在科技创新过程中施加着影响。但可以看出，政府制定的科技政策并非都能够起到预想中的作用，科技创新的成功更多要归功于市场机制的成熟。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崛起的英国科技创新中心牛津郡所代表的新型创新机制尤其值得研究和借鉴。
(二)英国牛津郡代表的新型科技创新机制
在牛津郡成为科技创新中心之前，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基本是按照市场与政府并驾齐驱的传统创新机制来推动科技创新的。由于这一期间工党重视政府干预的执政理念对英国影响很大，即使是保守党执政，政府也依然试图在科技创新中发挥领导作用。同当时的美国政府一样，英国政府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军事科技开发领域，但由于政府对太过强调对军事技术的投入，忽视军事技术转向民用的战略方向，导致科技开发的道路越走越窄。英国政府在推动科技创新过程中比美国更加强势，不肯放手让企业与科学研究机构自由选择科研项目，特别强调政府宏观计划的调控和指导。同时，与美国相比，英国的中央政府集权化倾向明显，地方政府则难以获得资源，这使得政府政策在地方层面执行时缺乏灵活性与变通性，而政府内部的官僚化也阻碍了科技创新的发展。另外，尽管政府在经济领域中施加了诸多干预，但对教育体系方面的构建与完善却大大缺失。牛津、剑桥、杜伦等老牌名校注重传统的精英化绅士化教育，对科技创新重视不够；而其他高校在资源占有方面又远远不如老牌名校，难以在高投入、高风险的科技研发上有所作为。这与美国硅谷健全的教育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Nelson，1993)。
撒切尔政府上台之后，推动了私有化进程，大规模削弱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作用，这虽然是英国政界应对20世纪70年代经济滑坡、政治动荡的被动反应，却恰恰为市场机制的发育和像牛津郡这样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央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撤出，地方议会对科技创新的忽视，都使牛津郡依靠市场经济制度与自身比较优势发展成为著名的科技创新地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牛津郡的经济结构逐渐由农业与制造业转向一种“新型的混合经济”，而在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高科技企业的聚集与发展(Lawton-Smith，2009)。整个90年代，牛津郡的科技创新企业增长迅速，其科技企业雇员增长比例居全英格兰之首(见表1)。到本世纪初，牛津郡的高科技公司已经超过3500家，雇员在45000人左右，计算机产业、生物科技产业与赛车设计与制造产业等成为该郡科技创新的主导行业与驱动力。在2007年，牛津郡科技部门雇员占所有就业人数的比例为11.2％，居全英第五位(Lawton-Smith & Romeo，2010)。到了2010年，牛津郡在科研和技术领域的专业就业人员比例上升到了英国所有郡的第三位，仅次于剑桥郡(Cambridgeshire)和苏里郡(Surrey)(Oxfordshire County Council，2012)④。牛津郡正逐渐成为全欧洲科技创新的重要中心之一。OECD的报告将牛津郡列为新兴科技创新中心的典型(Potter & Miranda，2009)。
牛津郡作为较有代表性的新兴科技创新中心，其区域创新机制及其中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关系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十分值得深入研究。下面将首先分析牛津郡四个创新动力机制的相互作用，然后介绍90年代至今英国政府在牛津郡发展过程中的重新定位及这一定位所带来的新型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
1.合作关系
合作关系体现最为明显的是牛津郡的赛车设计与制造行业。英国在全球赛车行业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一级方程式赛车，而这一行业集中分布于英格兰东南部100英里左右的狭长地带中，被称为“赛车谷”(Motorsport Valley)，而牛津郡正好位于赛车谷的中心。在本世纪初，“赛车谷”在一级方程式赛车产业的公司基地、发动机、底盘和外形设计等产业就占到了全球总量的2/3以上，并且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Motorsport Research Associates，2003)。
赛车设计与制造业有一个较长的产业链条，正是链条上不同节点的公司聚集在牛津郡附近才形成了著名的赛车谷，包括赛车制造商、制造商供货商(发动机引擎、空气动力装置、变速箱、轮胎、汽油、润滑油等)、参赛队伍与赛事举办方等。威廉姆斯(Williams)、迈凯轮(McLaren)等著名的赛车制造商与参赛队伍，梅赛德斯—伊尔莫(Mercedes-Ilmor)、考斯沃斯(Cosworth)等专业发动机生产公司以及壳牌(Shell)、嘉实多(Castrol)等润滑油供应商在牛津郡相互合作，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Motorsport Research Associates，2003)。赛车制造商作为一个将各种赛车部件与相关技术结合起来的实体的同时，在改进赛车性能的过程中也在向附近的供应商提供及时的反馈。在某些情况下，制造商与供应商将会建立合作小组，共同从事技术的升级与研发。在市场机制的引领下，企业之间自发形成了高效率的合作机制，使得牛津郡为中心的赛车谷能够不断推动技术创新，其全球赛车行业霸主的地位从20世纪90年代到今天一直十分稳固。
2.非交易相互依赖性
正如第一部分所介绍的，非交易相互依赖性倾向于强调地区中的劳动力市场、创新环境、制度等要素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上文提到的英国“赛车谷”的例子也体现了“非交易相互依赖性”的关系。一级方程式赛车一直以高技术含量享誉体育界，而一级方程式赛车的生产商绝大部分都密集分布于英格兰东南部的狭长新月形地区。生产商之间频繁的技术人员流动以及企业之间自发的内部规则制定促进了知识在公司之间的流动，加速了赛车生产领域的科技创新(Henry，1996)。
另外，牛津郡生物科技产业的发展正体现了这种作用。一份对牛津郡100家生物科技公司的抽样问卷调查中，牛津郡良好的人才储备是众多科技公司在此地分布的最重要原因之一(Lawton-Smith，2004)。牛津大学在生物学、化学领域的研究处于世界顶尖地位，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尽管建立时间较晚，但其生物科技专业发展很快，在英国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这两所高校的毕业生成为生物科技公司的人力资源宝库。不仅如此，根据此调查，罗顿—史密斯(Lawton-Smith)认为牛津郡已经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创新环境。在公司的回答中，定期会议、私人朋友与同行分别是公司信息来源的第一位、第三位和第五位，牛津郡已然积累了大量有利于创新的社会资本(Lawton-Smith，2004)。在2008年的调查中，牛津郡科技企业样本显示，80％的企业都曾经通过非正式渠道与当地的同行业其他企业建立联系，其中最主要的是与其他企业的经理人或技术人员进行面对面沟通。另外，牛津郡企业招聘技术人员时，有20％都是通过私人关系的介绍招纳，仅次于广告招聘(34％)(Lawton-Smith，2008)。这些都证明以社会资本为代表的非交易相互依赖性在牛津郡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3.溢出效应
1985年牛津信托(The Oxford Trust)的成立标志着牛津大学等高校开始真正以科技研发为先导，将传统的精英型英国大学塑造为知识创造和产业开发的基地。作为自发建立的民间机构，牛津信托是一家有限责任的非营利机构，由监事会负责管理，目的是促进当地的科技创新研发与应用。得益于牛津信托的资金支持与宣传作用，牛津大学科研的溢出效应日益成为牛津郡科技进步的重要因素。牛津信托逐渐成为建设牛津郡科技创新网络的旗帜。
1988年，牛津大学组建了艾西斯创新机构(Isis Innovation)。作为牛津大学的下属机构，艾西斯创新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将牛津大学的科研成果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付诸应用与商业开发，而其中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为企业与牛津大学的商业联系搭建平台，以推动研究成果向公司转移。根据艾西斯创新机构的报告，2012年其代表牛津大学申请了100项专利，同时为牛津大学管理470余项专利和700余项技术协议⑤。
为了增进牛津大学与当地企业的联系，艾西斯创新机构于1990年组建了牛津创新俱乐部(Oxford Innovation Society)，规定俱乐部会员的会费为6800英镑，入会后即可以同相关领域的牛津大学科研人员进行面对面座谈，并有优先权利从牛津大学拿到技术转让协议。目前，俱乐部已有130多家企业加入，并签订了诸多技术转让合同。例如，2003年牛津大学工程系同Chiron公司达成了高达5.5亿英镑的技术买卖协议⑥。
另一个重要的平台是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Oxford Said Business School)与牛津信托共同举办的“风险盛会”(Venturefest)年会，将企业与学校组织在一起，为溢出效应的发生提供条件。“风险盛会”为参与的高新企业提供了资金(Funding)、创新(Innovating)、学习(Learning)三个沟通渠道(Stream)，全面搭建科技创新与企业生产之间的桥梁。经过多年的发展，“风险盛会”年会的运作愈发成熟，每一年的主题都有所侧重，以更好地吸引专业领域的公司与科研团体参加与合作，如2013年的四大关键词是“空间技术、生物技术、赛车引擎与低温技术”⑦。
此外，牛津大学的伯格布洛克(Begbroke)科技园在牛津郡的众多科技园中也显得很有特色。它不仅向入驻的公司提供办公室与实验室，并且专注于学校与公司的共同研发。赛德商学院还为公司员工提供商业管理、市场营销方面的课程与培训，利用商学院的专业知识帮助企业解决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管理问题。
4.衍生效应
衍生效应在牛津郡更为多见。艾西斯创新机构除了转让技术之外，更致力于本校学生自发创业开办公司。一方面，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凭借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与专利开办了许多公司。目前为止，从艾西斯创新机构发展出来的衍生公司已经达到七十多家，其中一些已经顺利走过了企业发展的初期阶段，成功在资本市场上市。像2005年组建的“剑桥催化公司”(Oxford Catalysts)，如今在股票市场上的市值已达6500 万英镑。
另一方面，牛津大学也努力在资金与管理经验方面为毕业生提供帮助。1999年，艾西斯创新机构成立了“天使投资人网络”(Isis Angels Network)，引进民间风险投资公司的资金，为牛津大学毕业生在高科技领域中的初期创业提供支持。1994年成立的牛津投资机遇网络(Oxford Investment Opportunity Network)与2004年成立的牛津早期投资(Oxford Early Investment)分别向初创的衍生企业提供20万至150万以及5万至25万英镑的创业基金。艾西斯创新机构下属的牛津大学咨询公司则负责提供公司治理方面的经验与建议。这些举动都促进了创业和创新的发展，形成了科技创新的衍生效应。
5.区域创新体系中的政府与市场
在牛津郡的崛起过程中，英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纷纷意识到了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然而，政府也意识到，在整个80年代及90年代前半段，在几乎没有政府任何作为的情况下，牛津郡这样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势头良好。根据OECD的报告，80年代牛津郡科技创新的集聚过程中，没有政府(Government)，只有治理(Governance)。牛津信托与牛津大学、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等高等院校合作与协调机制的建立，成为牛津郡科技发展的关键。同时，新成立的高科技公司与迁入牛津郡的其他企业一起，形成了牛津郡的技术创新核心(Lawton-Smith，2009)。
因此，意图重新在科技创新产业中有所作为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主张将市场机制作为推动科技创新的主要驱动力，同时积极探索政府所应该扮演的适当角色。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纷纷投入到推动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中后，牛津郡的区域创新系统就逐渐形成了。在这一创新系统中，市场机制通过以上介绍的四种主要动力机制作用推动科技创新，而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资金支持与城市环境构建方面积极发挥作用，以降低市场运行中的交易费用，更好地促进四种创新动力机制的发展。下面，我们将分别探讨牛津郡地方政府横向同市场的互动以及其纵向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
(1)横向政府与市场互动
以牛津郡为代表的英国区域创新体系中横向地方政府与市场互动主要体现在1999年以来运行的地方发展局(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y)以及2012年代之而起的地方企业伙伴关系(Local Enterprise Partnership，简称LEP)与企业和科研机构的联系上。就牛津郡而言，尽管市场发育较为完善，但科技研发这一领域由于其高风险性，资金筹措的交易费用较高，即使是风险投资公司也很难满足科研的资金需求，因此需要政府对这一领域进行资金支持。图1显示的是美国与欧洲自2006年以来民间风险投资的资助额。可以看出，美国风险投资额度基本保持在全欧洲的五倍以上(Ernst & Young，2013)。而英国在此时间段内最高的2006年也只是将近十亿美元，仅为全欧洲的五分之一，不足美国的5％(BIS，2012)。可见英国民间风险投资额的不足，需要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针对资金不足的问题，1997年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上台之后，改变了之前保守党在地方科技政策方面无所作为的执政理念。1999年，工党政府在全国设立了九个地方发展局，每年拥有预算拨款20亿英镑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资助地方的科学研究与应用。牛津郡归属英格兰东南发展局负责，而东南发展局的最主要职能就是为当地科技创新活动提供资金帮助。
根据OECD组织的调查，英格兰东南发展局在牛津郡的科技发展中发挥了较大作用，特别是在资助高校科研方面。截止到2003年，东南发展局划拨了120万英镑资助牛津郡及附近地区的研发。2009年，东南发展局在牛津郡建立起了“创新与增长小组”(Innovation and Growth Team)，邀请牛津大学等高校的科研工作者、商学院教授作为小组顾问，为郡内的创新企业提供科技指导和创业建议；同时拨款2000万英镑作为小组运作资金，并努力吸引私人投资加入，以期在资金上给予科技创新企业以支持。但仍然有媒体与学者指出，东南发展局提供的资金不足以满足科研需求(Lawton-Smith，2009)。2006年，东南发展局单方面从牛津郡生物科技孵化基地撤资，结果导致基地的倒闭。牛津大学曾经向发展局申请培训创业者项目的经费，结果也未获通过。可见，虽然地方发展局同地方企业与高校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但仍然不足以完全解决资金缺乏的问题。
2012年，保守党领衔的卡梅伦联合政府关闭了地方发展局，代之以39个“地方企业伙伴关系”(Local Enterprise Partnership，LEP)的地方发展平台，意图将地方议会、企业等联合起来建立一种制度性的对话合作机制。由于数量较多，每个LEP所关注的地区比地方发展局更小，更具有针对性。同时，LEP比地方发展局的去行政化趋势更加明显，企业与市场可望在其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政府拨款的使用上也会更有针对性，效率更高。按照联合政府的计划，地方议会在制定科技政策时必须要通过LEP的对话平台与企业经理人以及高校负责人进行充分沟通，此举有望提高政府资金支持的有效性与针对性。
除了在资金上提供有限的支持，政府对科技创新的作用主要还表现在其对城市建设和规划的功能上。牛津郡由于大批企业建立与涌入，地价上涨较快，交通拥堵的现象日趋严重，这些情况大大提高了企业运行成本，不利于科技创新企业的集聚(Lawton-Smith，2004)。虽然解决科技活动集聚带来的城市病问题并不是地方发展局的主要职能。但是在LEP建立之后，由于政府同企业沟通机制更加通畅，地价上涨、交通拥堵等问题已经成为LEP试图解决的重要议题。目前，LEP正在讨论在牛津周围修建新的科技园区与高速公路，以缓解集聚效应给城市带来的不良影响，从而美化创新环境，使更多科技创新企业落户牛津郡。
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英国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以来，英国政府为了提高政府行政效率，逐渐削减传统的政府部门，代之以更加自由灵活、更加扁平化的“非政府部门公共机构”(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y)，而地方发展局便属于这类机构。非政府部门公共机构不包含于政府部门之中，而是拥有独立的预算与内部管理机制，负责提供某一方面的公共服务。这一性质的机构在行政效率与组织结构方面都与传统的官僚机构有所差异，更加适合同市场机制主导的科技产业沟通联系。2012年以来建立的地方企业伙伴关系的设立更是将区域创新系统中的非政府公共机构彻底转变为灵活的对话平台，相较于地方发展局，其去行政化趋势更加明显，对市场变化适应性更强，也进一步促进了同企业与科研机构的沟通与协调。
(2)纵向地方与中央政府间联系
2007年英国政府设立科技战略委员会(Technology Strategy Board)，专注于促进整个英国的科学技术创新。但在地方发展局大行其道的时代，科技战略委员会并未发挥重要作用，中央与地方在科技政策方面的联系也比较薄弱。只是当2012年LEP设立之后，科技战略委员会作为中央科技部门才同地方政府及企业建立了制度化的纵向联系。LEP建立伊始，科技战略委员会立即联系各地区的LEP，督促各LEP提交当地科技发展的研究报告，对地方的科技创新情况进行详细了解与考察，以更有针对性地支持当地的科技产业。同时，LEP也可以同地方高科技企业合作，竞标委员会设立的科技创新项目，以获得财政资助。在2013年公布的预算中，科技战略委员会将拥有4.4亿英镑的科技款项来支持全国的科技创新企业，尽管还无法了解牛津郡所将要分得的资金数额，但其作为英国的科技创新中心，我们可以预测“委员会”的资金支持将会有力推动牛津郡的科研活动。另外，英国中央政府从2009年起设立英国创新投资基金(UK Innovation Investment Fund)，政府拨出1.5亿英镑，同时吸引民间风险投资1.8亿英镑，将3.3亿英镑交给长期从事科技领域风险投资的专家进行运作，以克服民间风险投资对科技创新企业创业初期投资的不足。从2012年的评估报告来看，这一政府带动民间投资的基金项目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BIS，2012)。这些政策都促进了溢出效应与衍生效应的扩大。
另一方面，科技战略委员会与LEP一道，为各地方科技公司间的交流以及公司与科研机构的创造联系。自从2007年起，科技战略委员会就接手了前面提到的牛津“风险盛会”年会。借助政府的公信力，牛津郡的“风险盛会”年会吸引了更大规模的企业团体、风险投资机构参加，促进了英国同一行业的科技企业之间的对话，也为高校、创业者与投资者搭建了平台。实际上，英国政府已经将这一年会打造成品牌，并推广到英格兰东南部的其他郡。这一模式对于科技创新动力机制中合作关系的推动是不言而喻的。
从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到地方发展局的建立，再到“地方企业伙伴关系”的发展，一方面，地方政府不断增强同地方科技企业与科研机构联系，推动了政府、企业、高校在地方层面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央政府通过科技战略委员会与LEP的制度性对话与协调机制，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纳入到区域创新系统中，以牛津郡为代表的英国新型区域创新系统就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英国，从新工党政府到保守党领衔的联合政府，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新公共管理运动深化了对行政机构的改革，去行政化与地方分权化的趋势愈加明显，与市场的横向互动愈发紧密；另一方面，科技战略委员会的建立与完善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纵向联系，也更加明晰了政府作为帮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的辅助性伙伴地位。政府在资金方面对科研部门与企业提供的支持，有利于溢出效应与衍生效应的强化与扩散；在美化城市环境、降低企业运行成本方面的举措，有效克服了企业集聚的障碍，促进了同一产业链条中合作关系与同一行业中非交易相互依赖性的发生。
三、结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对英国新兴科技创新中心牛津郡的考察，可以发现它与传统的科技创新模式有着较为明显的不同。如前文所归纳的，以美国的128号公路地区、硅谷地区以及日本东京地区为代表的传统科技创新模式奉行的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并驾齐驱，而事实上这三个地区的成功大多要归功于市场机制的调节与引导，其所存在的问题却主要是由政府干预失当所引起。牛津郡的崛起印证了市场机制在科技创新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通过合作关系、非交易相互依赖性、溢出效应与衍生效应四种创新动力机制的构建与发展，牛津郡在市场作用的引领下构建起了一套复杂而行之有效的区域创新系统。
同时，由于科技创新的高风险性以及创新活动集聚所带来的负效应，政府也有必要在其中发挥必要的作用，以更好地促进四种动力机制的形成。从布莱尔的新工党上台，到卡梅伦的联合政府掌权，英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断探索自身应处的位置。尽管这种探索依然没有结束，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政府的角色并非是规划与预测科技创新的途径与方向，而是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和解决科技创新活动产生的负外部性，通过促进创新动力机制的运行，最终完善区域创新系统。同时，从传统的官僚机构，到地方发展局所代表的非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再到“地方企业伙伴关系”所定义的地方合作平台，这表明了重要的公共服务应该通过更加灵活高效、更加具有市场适应性的机构来提供，这样才能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这种政府与市场相互“嵌入”进行功能协调的区域创新体系正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科技创新的有效模式。在这种体系中，由于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政治和经济环境的不同，对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和作用的协调程度也可能会有不同。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凭借广阔的市场、廉价的生产要素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但是，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在传统生产要素方面显著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特别是经济增长较快的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机构优化升级的要求极为迫切。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创新型国家建设正式提上日程。“十八大”报告中更是专门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牛津郡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值得并可以被中国的区域创新体系借鉴和学习，以建立区域创新中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虽然由于世界一流的牛津大学及其蓬勃发展的附属科技推广机构的存在使牛津郡的案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目前中国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在内的主要创新区域都明确了与重点高校产学研联合的重要性，这些地区也正是我国高校或其分支院校(如清华和北京大学在深圳的研究院)的重要科研基地。
近年来我国在科技创新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几种不同的模式。比如北京以原始创新和辐射效应为主的技术创新，上海以产学研联合的综合创新，深圳以科技企业为主导的产业创新和苏州以政府推动为主导的外向型创新模式(涂成林，2007)。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厘清政府、市场(企业)、第三方组织(包括非营利组织、高校和研究机构等)的相互关系，构建最优的合作体制，提高科技创新的动力和效率至关重要(陈广胜等，2006；黄鲁成，2002)。涂成林(2007：50-51)明确提出了“在区域创新体系中，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是知识创新的主体，政府是制度创新的主体”……“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引导和调控作用”。陈广胜等(2006：28)也指出“只有把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作用结合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才能事半功倍……政府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自身产业特点，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谋划区域的创新重点，合理布局、分类指导、梯度推进”。
可以看出，在科技创新，特别是区域创新体系中构建良性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产生重要的影响。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这种关系的构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由于我国长期处于传统行政管理的发展模式之中，需要避免本文案例分析中由于政府过度干预导致市场反应较慢，产业更新不及时的问题，市场应该成为科技研发、产品开发、产业拓展等具体研究和生产活动的主体，充分发挥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创新活力。二是、政府主要致力于完善产业规划、资源配置和基础设施，为科技创新提供灵活的资金支持、全面的公共服务和有效(限)的规划指导，完善创新环境，构建创新网络，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合力打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通道，推动区域科技创新。三是、通过区域制度的创新推动地区间的良性竞争和合作，完善区域创新体系，以此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达到以区域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
注释：
①刘炜、李郇(2012)在《区域技术创新的非正式制度与联系：地理经济学的视角》中将其翻译为“非贸易相互依赖”，似有不妥。因为traded interdependencies指的是企业间通过市场交易关系所建立起的相互依赖，而untraded interdependencies则正强调了一种非交易关系下的相互依赖性。
②有关牛津大学的衍生效应模式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进行详细讨论。
③中国科技部每年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从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等五个维度界定了“区域创新能力”的概念(柳卸林、高太山，2013)。
④苏里郡位于伦敦的东南部，是英国传统的经济中心之一。牛津郡和剑桥郡依托世界一流大学逐渐成为新兴的科技创新中心。根据2010年统计数据，牛津郡在教育行业的就业人数比例(16.3％)超过剑桥郡(12.6％)(Oxfordshire County Council，2012)，其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⑤参见http：//www.isis-innovation.com/about/index.html.
⑥参见http：//www.isis-innovation.com/about/documents/OIS2010brochure.pdf.
⑦参见http：//www.venturefestoxfor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