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为什么出现“左翼”崛起的“联动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左翼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近年来，东欧各国政治力量的组合发生重大变化。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迅速抬头，而这些原先是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的崛起，并不是共产党的东山再起。造成东欧“左翼”崛起“联动效应”的深层原因主要是右翼执政时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左翼”党派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的纲领和政策，选民的情绪和选择的变化有利于“左翼”，外部因素对“左翼”的崛起起了促进作用。
关键词 东欧 “左翼” 崛起 原因
一、东欧“左翼”崛起的联动效应
时至1993年，东欧各国政治力量的组合发生重大变化，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迅速抬头，右翼执政力量阵脚大乱。以波兰为突破口，社会民主党人乘势重新问鼎执政地位。这一现象迅速蔓延到其他东欧国家，形成了强大的联动效应。
1993年9月19日，波兰举行自1989年以来的第三次议会选举，以波兰社会民主党为主、由28个政党和团体组成的波兰民主左派联盟，在参众两院选举中各获37%的选票，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10月26日，由“民主左派联盟”和农民党组成的左翼联合政府成立，农民党领导人帕夫拉克任总理。1995年，波兰政坛进一步“左转”。在11月19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以51.72%的得票率在大选中获胜，当选波兰总统。
1994年5月，匈牙利社会党以高达54.15%的选票在议会大选中获胜，占有议席209席。7月，一个以社会党为主体、有自由民主者联盟参加的左右派联合政府宣告成立，社会党主席霍恩·久洛出任总理。
9月30日至10月1日，斯洛伐克共和国举行独立后的第一次全民选举，结果，梅恰尔领导的“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得34.96%的选票，在议会中占61席，为议会第一大党。12月，与工人联盟和民族党结成三党执政联盟，梅恰尔为政府总理。
12月18日，保加利亚举行剧变后的第三次议会选举，社会党得票43.5%，并与农民联盟“斯坦姆鲍利斯基派”、生态公开性俱乐部组成联合政府，1995年1月27日，新政府宣告成立，社会党主席维德诺夫就任总理。
在罗马尼亚和前南斯拉夫，政权实际上一直控制在由前共产党演变而来的社会民主党手里。
这样，在东欧诸国中，只有捷克和阿尔巴尼亚政权尚在右翼掌握中。[①]从总体上看，东欧国内政治风向又发生了重大变动。社会民主党的纷纷上台，标志着东欧各国政治经济转轨进程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造成“联动效应”的深层原因
早在1992年10月，在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人重新上台执政之初，美国报刊即认为，由于人们对向资本主义转变日益失望，才促使人们转而指望社会民主党人，并认为这给整个前苏东地区敲响了警钟。[②]
南著名学者米拉·马尔科维奇认为，左派重新执政并不是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个吸引人的纲领，而是因为右派政府的成绩太让投了他们赞成票的选民失望。[③]
波兰休克疗法的美国顾问、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认为，把东欧左翼党的复兴看成是因为市场改革过快和过于无情，以致人们怀念过去而致，是没有触及到事物本质的解释。他认为，东欧左派的崛起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东欧左翼党能为一些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服务，这些利益集团享受着广泛的国家福利，因而左翼党得到这些集团的支持。萨克斯认为，作为左派党选民基础的这些利益集团，主要是退休人员和农民。二是东欧左翼党继承了其过去的组织优势。[④]
1995年9月24日出版的美《行列》杂志的一篇文章认为，东欧前共产党人重新掌权的主要原因在于：选民普遍对生活现状感到沮丧和幻灭；政府贪污腐败；贫富分化的出现；前共产党人有管理经济的经验；中右翼政府内的争吵和分裂。[⑤]
确实，东欧“左翼”上台并不偶然，总括起来讲，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右翼执政付出了巨大代价。右翼执政数年，许多诺言未能兑现，相反，却造成经济大幅度滑坡，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转轨的社会代价过大。
1993年，波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产量比1989年的水平仍低18%和26.3%，农业产量比1990年减少13.1%，居民平均实际工资比1989年低25%，1/3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993年，工人的实际收入比改革前下降40%，农民情况更遭，这一比例达66%，而同时，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从80年代末占整个预算的18.7%下降到1993年的2.7%。到1993年底，波兰有280万失业大军，占整个劳动力的15.7%，其中1/3失业者为18至24岁的年轻人，在波兰49个省中有13个失业率超过20%。同时，成千上百万国家公务员仍依附于无效的公共部门，而政府限制他们的工资增长。在波兰，有900万人领取仅为平均工资70%的退休津贴。一些灾区的老人更是处于赤贫状态。[⑥]由于通货膨胀，职工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下降。1989年的月平均工资可购买1017个面包，或5000公升牛奶，或299张路程为200公里的火车票，或1600公升汽油。而1992年只能买597个面包，或800公升牛奶，或80张路程为200公里的火车票，或800公升汽油。
匈牙利情况与波兰类似，剧变后至1994年5月议会大选前，匈牙利经济一直处于下降之中，而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降低。
国内生产总值，1990年下降3.5%，1991年：11.9%，1992年：4.5%，1993年：2%。
农业衰退严重。1991年农业生产比上年下降5%，1992、1993年连续下降20%以上。1993年农业生产总值与1989年相比，下降33%，仅相当于30年前的水平。
工业产值，1991年比上年下降19%，1992年比上年下降10%，1993年虽增长4.7%，但若与1989年相比，还是下降了27%。
失业人数猛增。1989年匈失业率为0.5%，1990年上升至1.7%，1991、1992和1993年又逐年上升，分别达8.5%、12.3%和12.2%。
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1989年为17.1%，以后几年分别为28.9%、35%、23%、22.5%。
财政赤字逐年增长。匈1990年的预算赤字只有140亿福林，到1991年猛增到1140亿福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1992年预算赤字为1971亿福林，占国内生产总值7%。1993年预算赤字1997亿福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1994年前6个月，预算赤字就达1840亿福林（约18.4亿美元）。
外债负担加重。至1994年上半年，匈积欠外债已达24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其一年的社会总产值，在东欧国家中人均负债额最高（人均2400美元）。
经济状况的恶化，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至1994年，政府登记在册的失业者为60多万，而实际接近于100万，这影响到了二三百万居民的生活，其中1/4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⑦]
保加利亚情况又怎样呢？
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连年下降。国内生产总值1991年下降16.7%，1992年和1993年则分别下降7.7%和4.5%。工业生产1991年下降22.2%，1992—1994年分别下降为15.9%、7.6%和6.4%。[⑧]
对外贸易状况持续恶化。1990—1991年，保加利亚同原经互会成员国的贸易额从80%下降到30—40%，同一时期同欧共体成员国的贸易额只从8—10%增加到30%。[⑨]由于保加利亚同传统贸易伙伴交易额大大减少，对西欧国家贸易额却没有大幅度增加，导致其对外贸易出现严重逆差。1991年为127.1%，1992年：87.7%，1993年：83%。[⑩]
通货膨胀居高不下。1991—1994年的通胀率分别达47.4%、79.4%、63.8%、94.3%。[(11)]
保经济状况的恶化，导致居民实际收入大幅度下降。1992年保居民的货币收入与1991年相比增加3—6倍，而商品零售价格在同一时期则增长了6—7倍，[(12)]1991—1993年居民的实际工资减少了33%。[(13)]同时，也导致失业率增加。1993年保失业人数达60万，失业率为16%。[(14)]经济状况的恶化还导致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1993年保加利亚约有一半居民生活在贫困线或贫困线以下。
东欧各国经济转轨进程是一个新旧两种体制并存和此消彼长的长期过程。而且，经济转轨的所有一切方面都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任何举措，都必须考虑到社会的影响力和承受力，经济转轨必须是在逐步废除旧的体制过程中，逐渐构建起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东欧国家实行了40多年的计划经济要在一朝一夕打破，继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全新的市场经济，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但在东欧各国，或由于理论上的误区，或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右翼上台后往往急于摧毁旧的体制，而新的体制又不能马上建立，这是造成各国经济状况普遍不佳，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一个根本原因。
以匈牙利为例，原农业发达，基础好，卡达尔时期建立起来的一套制度和设施，使其农业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匈剧变后，政府急于在土地所有制方面全面转轨，普遍解散了原来的合作社，并将土地、物资分给农民，使原生产体制全部崩溃。分得土地的农民，一部分单独经营，另一些人重组合作社，但效益已大不如从前。还有一些土地，因执行“补偿法”分给城市居民，无人耕种而荒芜。这都使匈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在剧变之前，匈每公顷土地玉米产量平均6吨，最高7吨，1992—1993年期间则不足4吨。1990年匈小麦每公顷平均产量是5吨，而1992—1993年则下降为只有3.5吨。畜牧业生产仅1993年就下降9%。剧变后匈牙利政府还急于放弃了原经互会市场，同时却与西方市场之间的联系，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迅速建立，致使1993年一年的逆差就达30亿美元。[(15)]
右翼执政数年，造成经济大幅度滑坡，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右翼上台后，忙于自己的内部争权夺利，从而削弱了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
波兰团结工会上台后，团结工会变得不团结，“上层斗争”不断。到1993年9月议会选举前，团结工会4年内换了4届政府5任总理，其中1992年6月5日上台出任总理的帕夫拉克，执政仅35天，成为东欧国家中少有的短命政府。团结工会更是闹得四分五裂。1989年团结工会上台执政后不久，即发生内讧，领导人各自拉帮结派，另立旗号，先后成立了民主联盟、自由民主大会党、中间派协议会等6大党派，至1993年议会选举前夕，总统瓦文萨又宣布脱离团结工会，倡议成立“支持改革无党派联盟”。
针对团结工会内部的争权夺利，大主教格莱姆普曾出面告诫：“如果你们互相咬斗，彼此都会在格斗中被咬死。”瓦文萨在1993年6月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承认：“我们掌握了政权，但权力使我们分崩离析。”波兰《共和国报》则评论说，团结工会正在“取道捷径走向灭亡。”
在保加利亚，民主力量联盟是1989年成立的，但其并不是一个在思想、组织上统一的党，而只是一个有着不同目标的各种政治力量和组织的混合体。民主力量联盟在1991年大选获胜后，组成了以菲·迪米特洛夫为首的一党政府。民盟领导人上台后，实行极端政策，排斥异己。他们今天指责这个人当过“共产党的情报员”，明天又指责那个人是“前政权的帮凶”。据称，民盟从1991年起先后对10余名党的领导人进行过类似指责。包括民盟第一任主席热烈夫、第二任主席贝龙、社民党主席德尔特利耶夫、绿党主席卡拉卡恰诺夫、“佩”派农盟主席德伦切夫、“生态公开性”组织主席斯拉巴科夫、民主党主席萨沃夫等。直至1994年12月大选前，还把“蓝色”农盟的领导人佩特罗夫开除出农盟。[(16)]
其他东欧右翼政权也都不同程度出现类似情况。即使被称为“和平之岛”的匈牙利，政府各部也更换、调整多次。
右翼政府内部按二连三的权力斗争，不仅使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减弱，同样从一个侧面帮助了各国“左翼”，促使其重新崛起。
造成右翼执政数年经济滑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第三个原因，还在于剧变后右翼政府普遍对西方期望过高，而西方的援助却往往附有众多苛刻的条件，又总是口惠而实不至，援助少得可怜。
剧变以后，东欧人普遍乐观，认为只要引进了西方的制度，得到西方的援助，离西方的生活水平也就为时不远了。
以波兰为例。改革之始，许多波兰人普遍相信，要不了二、三年，波兰就会富裕、发达。这在1990年的波兰总统选举中可见一斑。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波裔加拿大百万富翁许诺给所有波兰人带来富裕和财富，结果他获得近25%的选票。而几乎75%的选票投向瓦文萨，则是因为人们相信，这位未来的总统将迅速解决波兰的所有问题。[(17)]
剧变之后，东欧各国西方的制度引进了不少，也按西方的要求做了不少事，但西方的援助要么迟迟未到，要么少得可怜。
所谓西方的经济援助，一般指东方商品较多地进入西方市场，西方进行直接投资，提供贷款，延期偿还外债，无偿转让等。显然，按保经济学家伊·安格洛夫教授的观点、东方商品较多地进入西方市场也被看成是西方对东方的一种“经援”。[(18)]
前经互会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双重压力下实行“有限宏观经济政策”，导致内部需求下降，对出口的依赖性加大。由于前经互会贸易体制的解体，实际上东欧国家加大出口只能是加大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口。而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统计材料，1985年该组织成员国从前经互会各国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2.68%，到1992年，则下降到2.27%。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1985年从前经互会各国的进口则从占7.46%降至1992年的3.83%。欧共体1989年以来的下降情况则是：4.4%（1989），3.9%（1990），3.5%（1991），3.4%（1992）。1992年，前经互会国家从西欧的总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55%，而西欧从前经互会的进口，只占其进口总额的3—3.5%。[(19)]
总部设在纽约的美东西方研究所在1995年发表的一份关于西方对东方提供财政援助的研究报告中，指出西方对东欧的经援少得可怜。
这份报告首先把援助分成两部分：无偿援助和有偿援助。无偿援助指政府之间、多国之间和非盈利组织、基金会所给予的帮助。有偿援助则指中央政府或政府组织提供的贷款和担保以及国际金融组织所给予的贷款。
报告指出，1990—1994年，24个发达国家以及国际金融组织决定给6个东欧国家（波、匈、捷、罗、保、斯洛伐克）的援助为625亿美元，其中无偿援助额只占13.5%，而战后美国对西欧的马歇尔计划中无偿援助占88%，即使美国在给当时的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中，无偿援助也占25%。
即使如此，西方国家决定给予的援助额与实际的援助额也是大不相符，1990—1993年，连同在技术上无法区分是否属免除波兰债务的那部分款项，西方给东欧6国的援助总额也只有190亿美元。
报告还指出，西方援助的最主要形式是政府给予的出口贷款，这种援助占已答应援助总额的23%。但这种贷款往往与援助国的商业利益紧紧相连，且使用这种贷款还会增加受援国的债务，故很多东欧国家不敢使用这种贷款。
据这份研究报告估算，1993年，西方给予东欧6国的援助人均不足30美元，而德国对前东德地区的人均年援助额为5900美元。1989年至1993年期间，爱尔兰每年从欧洲联盟共同基金获得的援助人均为262美元。1994—1999年期间，预计葡萄牙从欧盟共同基金中每年人均可得436美元的援助。[(20)]
总之，东欧各国右翼上台后，普遍强调的是废除旧体制，而对其中的合理成分则不予重视。而且，在对旧体制摧毁的同时，往往没有建立相应的新体制与之衔接，从而形成“体制真空”。这是造成右翼执政付出巨大代价的根本原因。而右翼上台后接连不断的权力斗争和口惠而实不至的西方援助，则加大了右翼执政付出的代价。
2.“左翼”的政策主张顺应民意，以社会民主党为主体的“左翼”党派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的纲领、政策和主张，从而赢得了选民。
波兰社会民主党在1993年9月议会大选前，针对国家存在的关键问题和群众的普遍要求，制订了调整经济、减少失业、改善人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竞选纲领，提出了“改革的代价不是贫困”、“波兰需要一个好管家”，“不应再这样继续下去了”，“经济是为了人，而不是人为了经济”等口号。[(21)]
波兰社会民主党在议会大选前的竞选纲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主张用民主的方法治理国家；实行政教分离。（2）主张社会公正，“实行服务于社会目标的市场经济”即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反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主张各种经济成份共存，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反对全面私有化。（3）反对对前共产党无休止的“清查”、“清算”。（4）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安全，使波兰人有安全感；实行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而独立于任何国家的自主外交政策；致力于加强欧安会机制，加强同北约和欧洲联盟的合作。
匈牙利社会党在1994年5月大选前也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反映群众要求的政策主张。
政治上，在主张多党议会制、三权分立、议会道路的同时，强调社会公正和社会福利，走一条既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也不是纯粹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经济上，匈社会党提出，今后4年的主要任务是处理经济危机，加速结构改造，创造经济增长的条件，近期主要任务是处理经济危机。社会党还提出应放慢私有化速度，以避免大量失业；并主张私有化应在社会监督下进行，反对无偿私有化。在农村，应建立现代化的有竞争力的农业，保留原来的生产合作社。
外交上，不赞成右翼过分倒向西方的做法，主张同西方建立平等互利关系，与所有拥有相互利益的国家保持市场关系，并同邻国实现历史性和解作为特别迫切的任务。
保加利亚社会党在议会大选前，最早公布了自己的竞选纲领，提出了“制止崩溃，重建保加利亚”的口号。纲领对人民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如打击犯罪、制止通胀、稳定政局、恢复生产、减少失业，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修改土地法，允许农民自愿组成新的合作社；限制企业解雇工人，拓宽就业领域，使3年后失业人数减少到20万，等等。为解决积欠西方国家的债务问题，社会党提出了“债务股份化”的建议。[(22)]纲领还提出实行“民族和解”，反对政治对抗。纲领特别突出了其社会政策，强调“社会公正”，避免“两极分化”，对贫困人口进行“社会援助”。
东欧各社会党提出的竞选纲领、政策及主张，得到了广大选民特别是中下层选民的拥护，使社会党的支持率不断上升。如保加利亚，在茨冈人聚集区社会党的得票率居第一位，有的地区高达75%，在1994年12月保议会大选中，选举社会党总的选民人数比上一次增加了44万人。[(24)]
正当东欧各国国内相当一部分人逐渐失去对执政右翼力量的信任，企盼政治舞台出现新的变动之时，社会民主党的言论和行动仿佛提出了弥补右翼过失的另一种发展前景，成为东欧各国社会稳定发展的新的希望。于是，社会民主党便重新成为人们的依托。
3.选民情绪和选择的变化有利于“左翼”。
右翼执政数年付出了巨大代价，政治动荡和社会分化加剧，人们失去了诸如教育、医疗、保健、休假等过去免费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大多数人开始怀念1989年以前的生活，反对激进改革。而同时，“左翼”提出的纲领政策主张迎合了多数选民的心愿，选民情绪和选择发生了变化，使选票转而流向“左翼”一方。
匈牙利《人民自由报》1995年3月11日刊登一篇文章认为，东欧各国在剧变后数年中日益贫困化，文章列举了一些数据：
保加利亚把人均收入为平均工资的45%作为贫困者，1989年贫困居民为全体居民的13.8%，1992年上升到53.6%；捷克的贫困线为工资的35%，1989年居民贫困率为4.2%，1992年则为25.3%；匈牙利贫困线是平均工资的40%，1989年贫困率为14.5%，1991年上升为19.4%；波兰的贫困线是平均工资的40%，1989年贫困率24.7%，1991年上升到43.7%；罗马尼亚贫困线是平均工资的45%，1989和1992年贫困率分别为33.9%和51.5%；斯洛伐克贫困线标准为平均工资的40%，从1989年到1992年，贫困率从5.8%上升到34.1%。
失业，贫困化等，是东欧各国右翼执政数年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而社会民主党所提出的纲领主张，强调的正是社会保障、社会公正等，现实的处境加上对未来的期望，使东欧各国选民的情绪和选择发生了变化。
英国《泰晤士报》在波兰1993年9月议会大选后评论东欧局势的一篇文章中说：“共产主义之所以起死回生，部分原因是人们怀念过去在旧的中央集权经济下所享有的就业、住房和医疗保健方面的保障。”[(25)]法国《快报》周刊则说：“在东欧各国，出现了对贫困中平等的怀念。人们怀念就业保障，……人们怀念象征性的房租，……人们怀念免费休养和度假，愤怒的公民还怀念社会秩序良好的时代。”
早在1992年，70%以上的波兰人对自1989年以来进行的政治变化感到失望（其中30%的人感到非常失望）。[(26)]波1993年8月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约2/3的人认为1989年以来生活水平下降，其中约有1/3的人认为生活水平大大下降，只有14.3%的人认为生活水平有提高。调查还表明，有36%的人情愿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27)]
波1993年议会大选前的民意测验还表明，73%的人希望政府把限制失业作为最主要的任务，50%的人则认为最主要任务是改善农业状况，42%的人则希望政府改善最贫苦阶层的生活条件。[(28)]希望政府把限制失业作为最主要任务的人竟达73%，这颇能说明一些问题。在波议会选举前的民意调查中，1/3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在最后一个共产党政权拉科夫斯基统治下，经济和生活条件最好。[(29)]而80%的农民则认为，他们在70年代盖莱克时代生活过得最好。[(30)]
1993年7月《匈牙利新闻报》在“人们对以前政治制度的评价比对今天的要好”的标题下，刊登奥地利“费塞尔”民意测验机构对东欧各国剧变前和1993年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他问题测验结果的报告。
对经济状况作积极评价的比例（%）[(31)]
国家 89年前的情况
93年的情况5年后的期望
保加利亚592563
捷克445581
匈牙利 742969
波兰573957
罗马尼亚573267
斯洛伐克643473
斯洛文尼亚 463683
克罗地亚28 271
从表中可看出，匈牙利、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波兰对1989年以前的情况作积极评价的比例较高，而同时对当时的评价比例较低，而捷克的情况正相反，这似乎同1993年后上述各国议会选举的结果是相吻合的。
应当看到，1989年以来东欧演变的进程中，社会公众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但他们对整个政局的发展往往又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犹如人们通常说的，水可以载舟，亦能覆舟。当初，右翼力量正是借助这股力量登上权力宝座的。现在，随着广大选民情绪的变化，又为“左翼”力量提供了日益坚定的舆论基础、社会心理基础和群众基础。
4.外部因素对“左翼”的崛起起了促进作用。
东欧“左翼”的崛起，除上述三方面主要原因外，实际上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如1992年10月立陶宛劳动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对波社民党议会大选的积极影响，立陶宛、波兰社会民主党在议会大选中的胜利对匈牙利社会党在大选中的有利影响，如此等等。难怪在保加利亚大选前，西方报刊已纷纷预言，保加利亚大选将是东欧的“下一块多米诺骨牌”，社会党“必胜无疑”。多少年来，东欧这个板块内部就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联动关系。各国“左翼”浪潮的兴起，似乎也循此轨迹推进。匈、斯、保、波、南、罗诸国相互影响、此呼彼应、联为一体，再次造成了“左翼”力量纷纷兴起、逼近以至最后重获执政权力的联动效应。
据此不难发现，以社会民主党为主体的东欧各国“左翼”的崛起是国际国内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也是右翼执政支付过大代价与给人以新希望的“左翼”言行相比较而产生的结果，更是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广大选民抉择的必然结局。“多米诺骨牌效应”有其产生的内在逻辑。
应该看到，虽然东欧“左翼”的主体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演变而来的社会民主党，但是，无论是纲领、章程、组织原则，还是其政策、主张、立场，社会民主党全然不同于当年的共产党。因而，若认为东欧“左翼”的崛起就是共产党在东欧的“东山再起”，那完全是一种混淆了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本质区别的错误判断。
来稿日期：1995年12月10日。
注释：
①有关材料参见：（美）《行列》杂志1995年9月24日塔德·肖尔茨的文章：《他们以前称自己是共产党人》；法新社维也纳1994年5月30日英文电；《参考消息》1996年1月8日；南斯拉夫《新闻周报》1993年1月1日。
②The Washington Post,October 28,1992.
③南斯拉夫《虹》半月刊1995年第4期。
④匈牙利《人民自由报》1995年6月29日。
⑤Parade,Septmber24,1995.
⑥Europ—Asia Studies,Vol.47,No.1,1995,PP126.
⑦新华社布达佩斯1994年6月1日电。
⑧ ⑩ (11)参见《中东欧各国经济发展概况》。
⑨ (12)俄《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6期第48页。
(13)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1994年第11期第172页。
(14)《中东欧各国经济发展概况》第48页。
(15)剧变前匈外贸出口的70%是经互会市场，20%为西方市场，到1992年，这个比例颠倒了过来。1990—1992年，匈国际收支均有小额盈余，分别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4%、1%和1%，1993年，由于西方经济不景气，加上保护主义的抬头，匈国际收支出现30亿美元的巨额逆差，占国内生产总值达9%左右。
(16)新华社索非亚1994年12月23日电。
(17)Kenneth Ka-Lok Chan:poland at the Crossroads:The 1993 GeneralElection Europe-Asia Studies,Vd.47,No.1,1995,PP126.
(18) (19)参见保加利亚著名经济学家伊·安格洛夫教授在保《24小时报》上文，新华社索非亚1991年5月5日电。
(20)匈牙利《世界经济一周》周刊1995年6月3日。
(21)新华社华沙1993年12月28日电。
(22)所谓“债务股份化”，参看金锦虎等编译：《东欧国家债务股份化的可能性与前景》，载《今日东欧中亚》1995年第4期第27—29页。
(23) (24)新华社索非亚1994年12月23日电。
(25)The Times,September 21,1993.
(26)引自莱·弗鲁贝尔的文章：《波兰人如何评价四年来的变化》，载波兰《共和国报》1993年6月4日。
(27)参见1993年9月18日出版的波《政治》周刊第38期。
(28)Europe-Asia Studies,Vol.47,No.1,1995,PP129.
(29)Europe-Asia Studles,Vol.47,No.1,1995,PP127.
(30)Bleak Harvest,Warsaw Voice,March 7,1993.
(31)引自奥地利“费塞尔”民意测验机构对东欧各国测验结果的有关数据，载《匈牙利新闻报》1993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