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战争中人口损失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述评论文,人口论文,损失论文,战争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07）02—0074—04
一
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之后，长期在华的外国人士就曾试图对中国人口在此阶段的巨大损失做出评估。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于1880年在《中国纪事》中称，中国在太平天国战争和云南、陕甘“回乱”及北方五省大饥荒中的人口损失达6100万，但三年后他修正了自己的这一看法，认为人口损失达8300万，其中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的损失为5000万人。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人数为2000万。这些估计并没有建立在实际人口调查基础上，因而不具学术理论意义。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建立中国近代人口理论和对近代人口数据进行科学的分析。
1949年，罗尔纲发表了题为《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的论文。他广泛地收集了清代中期有关人口与耕地的史料，发现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人口增长的作用在清王朝的盛衰治乱的转变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从统计角度仔细考察了乾隆、嘉庆和道光三朝人口与耕地的关系，认为人口过剩是太平天国革命的主因[1]。这是第一篇从理论上分析太平天国革命前的清代人口状况和太平天国爆发因由的论文，开启了太平天国战争和人口问题关系的研究。
显然，罗尔纲得出的结论与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出发得出的结论相近。但是，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人口思想和马尔萨斯相左，而且太平天国战争前夕的中国人口已经达到4.3亿，而1953年人口普查有6个省的人口数量还达不到当年的数量。这就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我们的人口还太少，有些地方人口还不及太平天国战争前夕多。这些直接导致了50年代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随着学术界展开清算“马尔萨斯主义的残余思想”的运动，与人口相关的研究都成了禁区。
此时，海外汉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则取得了突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何炳棣在1959年出版了《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一书，对近代中国人口史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该书首先从制度入手考察人口数据的形成，这对后来的学者颇有启发意义。何炳棣指出，“摊丁入亩”完成以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丁口编审被废止了。乾隆五年后，建立了新的人口普查制度。然而，建立在不支薪俸的保甲申报基础上的非直接登记的人口调查缺少准确性。他并从制度上破解了“丁”的秘密，发现了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册载“人口”数据的实质。他认为，“丁”是一种纳税单位，而并非以前一直误解的是一种人口计量单位。正是在“丁”、“亩”等革命性的重新界定的基础上，研究中国人口史的学者才可能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讨论明清时期的人口。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因此感叹道：国内20世纪80年代称为“新发现”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只是重复何炳棣已经做出的结论，他的理论和方法在西方汉学界已成定论，我们却还在浪费时间重复讨论[2]
何炳棣在《1851—1953年的人口数据》中指出，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以后，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保甲户口登记的对象和范畴已经改变。省级人口数据更加混乱，如湖北在咸丰二年至七年未能上报户口数，咸丰八年以后的人口总数无疑是以粗略的估计为基础的，或者完全出于臆造。又如江西省，太平天国时期有几个府的人口严重下降，但在咸丰元年以后的40年间都上报一个相当稳定的人口数。可惜的是，何炳棣并没有对1850年以后的数据进行计算[3]3。珀金斯则对1850年以后的人口数进行了估算，为我们提供了从清代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对完整的人口数据[4]274—283。他得出结论，中国的人口在经历了清代早期到中期的快速增长后，为农民战争和自然灾害所挫。到了1913年，中国人口仍未恢复到1850年的水平。
尽管何炳棣和珀金斯都意识到四川省的人口数据中存在问题，却没有对这一系列数据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考证。施坚雅对清代四川户口数据的考订则堪称经典。他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四川通省民数册》所载四川各县的历年人口共1368个数据进行认真核对，发现了大量的差错。在这之前，学者们的研究只关注全国性整体资料，然后依赖中央政府的数据分析中国人口状况。施坚雅开创了从基层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史的先例。通过对清《户部清册》所载县级数据的仔细审读，施指出何炳棣过于信任了清代保甲人口登记资料。施坚雅的研究为以后的其他类似研究提供了范例[5]232—301
二
1978年后中国学术界重新复苏，关于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人口损失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1982年，复旦大学周源和教授在《清代人口研究》一文中对太平天国革命前后全国人口锐减情况做了简单统计，归纳出12个变化不大的省份和8个变化剧烈的省份。他认为这份统计可以说明：战争前后二十年间有12个省区人口变动很小，生长率与出生率基本相抵，是战乱一般波及或很少波及地区[6]
赵文林、谢淑君在1988年出版的《中国人口史》一书中对丰富的人口数据资料进行了审订与补充。他们发现：“王先谦的《东华录》也有许多清前期人丁数和中后期口数，但与《清实录》一比，就知来源于《清实录》。”[7]385 他们还对人丁数是否即人口数进行了探讨，认为所谓“人丁”就是载入户册、负有赋役义务的男性劳动者，户册人丁数不是全部人口数，也不是全部成年男人的数目，应按照一定比例换算为口数，这个比例称为口丁比[7]386。为此，他们还作了若干的换算工作。在他们看来，“1853年以后实际人口应继续增加，因为太平军北伐很快失败，对生产秩序影响不大。真正引起人口减损的一是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火烧圆明园，大肆屠杀。二是1860年捻军进入河北，李鸿章引黄河入运河，后又导运河入減河，造成大片的黄泛区。三是1900年八国联军烧杀淫掠，战争中直接和间接地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因此我们根据1857年人口数、1911年原记人口数，并估计到这三次大减损，算出期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77‰。”[7]406 他们还分省对清朝的人口资料进行了审订推算，并按年份列出，这是当时最前沿的学术成果。
1993年，中国社科院的姜涛出版了《中国近代人口史》，作为一位对太平天国史和中国近代人口史颇有造诣的学者，他对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人口损失问题提出了一些颇有影响的观点。他认为，太平天国以后的人口统计失实，并不在于何炳棣所认为的保甲人口登记的短缺，而是在于有关省份的数据，根本就没有建立在州县人口的清查和查报的基础上。姜涛经过对户部清册仔细研究，发现同治末年江苏省（下辖江宁布政使和江苏布政使）恢复造报的，仅有江宁布政使所辖府州，而江苏（苏州）布政使所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四府一州，在太平天国战争后就一直没有将所属人口上报[8]71、72。他澄清了以往史学界的一些错误认识，说明了太平天国战争所导致的人口死亡并不像以前人们认为的那样多。同时，姜涛还发现《嘉庆一统志》中的数据除时点和统计口径各有差异外，各省人口总额往往与按府州厅的合计数不符。他尽可能地对有关数据作了校正。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曹树基教授认为，姜的这一发现给后续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启示：省级人口的准确与否实有赖于府级数据是否准确。姜涛对历年的民数册进行了整理，也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1995年，王育民在其著作中也对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的死亡问题进行了探讨。他收集苏、浙、皖三省有关县份的战前和战后数据，归纳出各区人口死亡的百分比，计算出各区战后人口死亡数。这一做法，避免了战后户部清册中不实的人口数据，使结论更接近于真实[9]。然而，根据姜涛的研究成果，以上几位学者的研究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路遇、腾泽之在《中国人口通史》中对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人口损失仅作了大概的估计，他们显然忽略了姜涛等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他们从战事最多的江苏、安徽、浙江三省的人口统计分析入手，江苏省在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咸丰元年（1851年）人口4430万，其后由于战乱长期没有人口统计，只剩下1982万，减损2448万，基本上是死于战乱。因为同治十三年以后的人口，就是在所剩1982万这个基数上，一年一个统计，每年只以十几万人口继续增长着，中间并无突然大量增加的现象，说明没有大批流散人口入籍的问题。江苏、浙江的人口数据是战争结束后10年的统计，即有流散人口入籍也已安排完毕[10]793、794。因此，他们认为，人口减损总数当在7500万以上，占全国总人口17％。
三
1997年，曹树基在《太平天国战前的中国人口》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研究近代人口的方法，他采用区域比较及人口自然增长率曲线平滑移动的方法重新描述。之所以采用这两种方法，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其一，乾隆后期以来清廷对于保甲户口登记的命令并不能完全视为一纸具文，找出了一部分可靠的数据就可以为我们的分析建立一个坚实基础。其二，在一个地理、人文环境相同或相似的区域，如果没有特殊条件引发特大灾难的发生，其人口增长水平应是大体相似的。其三，一个地区如果没有特殊条件引发特大灾难的发生，其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应当是一个缓慢变动的值。正如他在文中所说，“分析方法比最终结果更为重要”[11]。之后，他从战争中苏南人口损失的角度检验了姜涛在书中所没有披露证明过程的江苏不同人口统计口径：江苏布政使所报为人口数，而江宁布政使的是“人丁”，而且是嘉庆初年的“人丁”。[12]
葛剑雄、侯杨方、张根福在《人口与中国的现代：1850年以来》一书中对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人口损失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战场正是中国人口最为稠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五省，1851年这五省拥有的人口总数为170，366，348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总数近40％。根据宣统人口普查的结果，1911年这五省总数仅有104，808，294人，绝对数量减少了6500万人。”“由于战后人口的增加，这五省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人口损失必然多于此数。”“如果假定这5个省仍以1851年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增长，那么，1864年这5个省的人口数应达到1.77亿；而根据1911年的人口数逆推（仍然按照战前的人口增长率），1864年这5省的人口数最多仅9000万，那么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这5个省人口损失数至少达8700万，这包括了直接死于战争的过量死亡人口（即超过正常死亡水平的死亡人口）和出生率下降导致的人口减少。中国传统社会的出生率大概为40‰，假定战争使出生率下降一半，即20‰，那么13年间，因战争而少出生的人口为3300万（战争与饥荒直接影响人口的死亡率，而对于出生率的影响相对较为间接，较少）；实际上，太平天国战争除了在少数地区，并没有持续13年之久，以上“少出生人口”的估计偏高，因此太平天国战争给这5个省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至少达5400万。如果再考虑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其他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7000万。”[13]109
曹树基在《中国人口史》（清时期卷）一书中展示了他对这一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他研读了明清政府的多种人口文献、3000多种县志、府志和省志以及100多种时人的著述和笔记，在基于他们以前所建立的方法的基础上，以“府”为基本单位完成了从明代到民国初年的人口审定与推算。他认为，从研究角度来看，府一级的历史资料比县一级的要完整。在书中，他最后得出太平天国战争中江苏等七省人口损失情况的推算结论。
清代后期的人口情况相当复杂，影响各省人口的重大事件各不相同，发生和结束的时间也各不一致，而曹著考察的时间段是整个清时期。为了更好地反映这一时期的人口变化，曹树基选择了咸丰元年（1851年）和光绪六年（1880年）作为清代后期社会动乱之前和动乱之后的两个标准时点，而没有选择1864年作为结束的时点。虽然不免遗憾，但曹著无疑从一个角度相对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人口损失状况。
四
海外学者李中清（James Lee）、王丰（Feng Wang）、王国斌（Bin Wong）、雷伟力（William Lavely）等利用辽宁奉天和道义屯、清皇室的人口资料和刘翠溶等学者的族谱研究这三种新资料，深入地阐述和极富启发性地解释了清代中期以来的中国人口状况。他们认为，内在性抑制对人口的影响比外在性压力起到了更主要的作用。战争、灾荒等外在性压力呈现的只是短期性。他们指出：“中国的人口却从18世纪初开始了一个近乎于指数式的持续增长过程”[14]40。雷伟力和王国斌也否认太平天国战争和光绪大灾导致了死亡率的大量上升和人口的下降，但他们意识到了中国人口在1850年至1900年间增长相对缓慢，并指出要审慎对待危机死亡率对人口增长的长期影响，而不应夸大19世纪中国灾荒危机死亡率的重要性[15]。
曹树基、陈意新认为，李中清等有意使资料符合于他们理论阐述的需要。雷伟力和王国斌在他们对清代人口研究的论文中采用了麦克伊维第和钟斯（Colin McEvedy，Richard Jones）的中国人口数据。虽然雷伟力和王国斌并不完全赞同这套数据，但认为“麦—钟”数据提供了每50年为一期的人口间隔，方便与欧洲的人口史作比较。然而他们对“麦—钟”数据的使用却存在着错误。首先，“麦—钟”在数据图上清楚地标出中国的人口在1850年是4.2亿，在1870年是4.0亿，在1900年是4.5亿。但李、王把1850—1900年整个视为一个人口上升阶段，没有指出1850—1870年间的下降。其次，“麦—钟”清楚地注明他们关于明代以来的中国人口数据来自于何炳棣的著作，而雷、王正是因为感到何著不够可靠而采用了“麦—钟”的数据，却没有审视“麦—钟”数据的出处[16]。在这些错误之下，雷、王对清代中国人口史的整个讨论不具备可以信赖的前提。
王丰、李中清就此进行了辩驳，指出：清代以来的中国宏观人口变动与他们所研究的微观人口行为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曹、陈在学术讨论上违反了公认的常识性原则，还先入为主地接受了马尔萨斯以来的西方关于中国人口的学术观点，并对中国人口史采取了简单的人口决定论的思考[17]。
对此，陈意新、曹树基再次著文进行反驳，认为李中清和王丰关于中国人口的新理论的根本问题在于他们以过少的资料过度推论了一个微观中国人口行为史，中国巨大的地理和人口规模决定了这一推论需要有大致充足或典型的证据，特别是要有关于中国内陆的证据，并考虑各地区差异。一个边远省份辽宁的汉八旗小村庄和一批清皇室贵族人口，对于中国而言，过于偶然和特殊，他们不应该被作为基本证据来诠释中国人口行为的历史模式[18]。
双方的争论给了学界很多启示。它至少说明，太平天国爆发前中国的人口状况研究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探索的地方，特别是微观人口状况的考察。
对于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中国人口死亡7000万以上的说法，许多学者仍表示疑惑和不解：太平天国战争的人口损失为什么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还要多？这些还有待于学术界进一步研究。我们相信，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微观人口史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太平天国战争人口损失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入。
收稿日期：2006—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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