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孕育及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考察任何一个理论的孕育与形成，我们不应要求它在孕育阶段就具有了形成以后那样完备的理论形态，但至少应该产生了这个理论的某些重要思想。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究竟孕育于何时？笔者认为，这一理论孕育于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中。其理由是：邓小平在整顿中提出了要以四化建设为大局的指导思想，采取了一系列坚决的纠“左”措施，初步形成了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相对立的、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思路。邓小平当时的主要思想和作法如下：
第一、重申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提出要以四化建设为大局的指导思想，在实际工作中树起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帜。
1975年全面整顿的显著特点是，邓小平重申了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提出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并强调：“这就是大局”，“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有时也使用了“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但是从他的多次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强调的中心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在他主持起草的《工业二十条》等文件中得到了充分阐述。①这些文件指出：我们的国家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充分巩固的。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尖锐的政治问题。这些渗透着对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深刻反思的认识，不同于党过去偏重于从生产关系角度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经济建设不再处在从属于“革命”的次要位置，而被提到了与社会主义前途息息相关的政治高度，成为全党必须服从的大局，实际上处在了“纲”的位置。
第二、坚持党的领导，反对“造反”、夺权的群众运动和派别活动，创造有利于经济建设的社会环境。
社会主义建设要不要党的领导？如何坚持党的领导？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党内斗争的焦点问题。1975年，面对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又一次造成的全国混乱，邓小平提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②在整顿过程中，各条战线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整顿领导班子，加强组织纪律性。同时，在思想理论领域批判极左思潮的工作也在深入进行。《工业二十条》等文件首次对“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造反有理”等观点作出了初步批判，指出：对于造反，要看造哪个阶级的反，是代表哪个阶级在造反；对于“反潮流”，要看反什么性质的潮流。要特别警惕少数坏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义搞破坏活动。文件还对从50年代开始用鸣放辩论去解决一切问题的斗争形式表示了不同意见，指出：“大鸣、大放、大字报 、大辩论”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些来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来反对无产阶级。这些措施和认识，对于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下坚持党的领导，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整顿经济秩序，实行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措施。
在以四化建设为大局的思想指导下，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在整顿中实行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首先是整顿“文化大革命”以来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秩序和社会关系，同时，适应形势的发展，还包含着一些带有改革性质的设想。大致有以下内容：
第一、在加速工业发展的问题上，邓小平提出要把扩大对外交流作为“一个大政策”，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③。第二、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此外，还提出技事业要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第三、在企业管理上提出建立以责任制为核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同时谈到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应根据“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在待遇上有所差别，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④。第四，针对企业中存在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体制和党委包揽一切的状况，《工业二十条》指出要建立强有力的能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不能事无大小，都由党委直接处理⑤。
这些政策措施使党已往在探索中形成的正确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了系统性和战斗性，初步形成了不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思路。应该看到，这种新思路继承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党的主要任务的正确认识，但却不是对八大认识的简单复归，而有着不同于以前的质的差别。
首先，它从根本上有别于以往社会主义建设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一是否定了那种把政治与经济对立起来，“突出政治”，以“革命”统帅一切的错误认识。邓小平在提出要以四化建设为大局的思想时，针对党内存在的“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思想，指出：“这是大错特错的。”《工业二十条》等文件指出：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二是否定了进行造反、夺权，造成社会动乱的错误作法。在《工业二十条》等文件对“造反”、“反潮流”、“四大”提出的否定意见中，其鲜明的针对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直接针对着“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赖以造反起家的口号和作法，而且触及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某些重要方面，实际上否定了开展群众运动，进行“革命”的极左做法。
其次，这种新思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有了进一步认识。一是提出了以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建立以责任制为核心的管理制度，加强科技文化建设的总体思路。二是阐述了“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要“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才能“赶上工业先进国家”，以及要在扩大与世界先进国家的交流中实现现代化的思想。
再次，这种新思路是比较全面的，具有了与“左”倾错误相对立的理论雏形。在全面整顿中，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领域都提出了新的思想认识，从而，使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思想认识不断进步，逐渐突破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思想框架，同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分离开来，这与“文化大革命”发动初期党内未能产生一种比较正确的思想与“左”倾错误理论相抗衡的状况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如果注意到在“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时党内产生的新思路不同于以前的特点，那么可以看出，这种新思路不仅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而且是力图彻底把党的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轨道上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成功地走中国“自己的路。”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1975年的全面整顿被迫中断了，但是，这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思路在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已经如孕育于母腹之中的胎儿日渐成熟，并初具轮廓。
考察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可以看出这一理论孕育于1975年时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点：
第一、从实际出发，寻求社会主义的正确答案。
1975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邓小平提出了要全面地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的这个思想不但针对着“四人帮”对毛泽东的指示断章取义、任意歪曲的恶劣行径，而且蕴含着一个重要认识：要把毛泽东思想与各个领域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而不能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个别结论作为判断是非的依据，更不能让客观实际去服从书本上的某些现成结论。
在全面整顿中，突出反映了这一点的是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某种程度的抵制。1975年初，正当整顿工作展开之际，全国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毛泽东根据他对马克思关于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提出对于“资产阶级权利”，“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误解，，到处搬用马克思主义语录，企图否定按劳分配。在喧嚣一时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高潮中，《工业二十条》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不承认必要的差别，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仅现在不行，将来也是行不通的。”“按劳分配是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必须坚决实行。”可以说，在“左”倾错误的迷雾中，不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和对社会主义的某种扭曲了的认识当作党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出发点，而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寻求社会主义的正确答案，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思路在孕育时便具有的一种特征。
第二、开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拨乱反正。
历史不能割断。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虽然出现了失误和挫折，但也积累了许多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教训，对于1975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力量形成社会主义建设新思路却具有重要作用。在全面整顿中，邓小平提出：思想整顿量很大……思想整顿是关键。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成立了政治研究室，开始起草系统阐述全面整顿大政方针的重要文件。政研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总结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积累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认识，包括：重新整理1956年毛泽东具有重要意义的讲话《论十大关系》；借鉴60年代初期党中央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制定的各项具体政策，开始起草《工业二十条》等文件。这些文件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坚持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
政研室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针对极左思潮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危害，在批判极左思潮的过程中阐明党对社会主义形成的一些比较正确的认识。诸如：在社会主义根本任务问题上，在反驳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同时，阐述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在坚持党的领导的问题上，在批判“造反”、“反潮流”等观点的同时，强调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在对外引进问题上，在否定所谓“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等论调的同时，论述扩大对外进出口的重要意义，等等。这些在批判极左观点中阐述的党对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把“文化大革命”中党内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的抵制与斗争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被林彪、“四人帮”等人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是非纠正过来，取得了党在“文化大革命”历史条件下进行有限度的拨乱反正的重要思想成果。
综上所述，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力量不仅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思路，而且在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上开始了有限度的拨乱反正，这一切正是以后形成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先导。因此，有理由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孕育于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中。
注释：
①这些文件是：《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中国科学院工业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业的总纲》。
②③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29、30页。
⑤1975年8月8日，邓小平与几位同志谈到：现在需要解决企业的体制问题。如果将来工代会的制度健全后，革命委员会是否还存在？那时恐怕还是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