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音的热点问题与汉朝对音文献的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朝论文,近代论文,热点问题论文,文献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11(2004)02-0083-07
过去，我国的音韵学研究，厚古薄今，厚论薄史；历来都重古代、轻近代，重共时的断代研究而轻历时的流变考察，近代音问题成为音韵学研究的薄弱环节。从本世纪初开始，学界开始重视起“史”的研究和近代音问题，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显著成就。但是，在近代音研究领域里，至今还遗留着诸多争议，成为研究者普遍关注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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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近代音问题主要是以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1324年）的讨论为中心提出来的。周祖谟先生曾把《中原音韵》的争议或有待探讨的问题归纳为六条：(1)《中原音韵》的性质；(2)《中原音韵》的音系基础；(3)当时北方中原究竟有无入声？(4)《中原音韵》反映的北音有多少声母？(5)如何构拟《中原音韵》的声母和韵母的读音？(6)《中原音韵》跟明清的官话以及现代的普通话的关系如何？[1]杨剑桥先生进一步扩大了范围，提出如下几个方面的近代音问题：(1)中古知、照系声母的分合及其音值；(2)见系声母是一套还是两套；(3)“影、幺、鱼、喻”四母的分合和音值；(4)二等字i介音的产生；(5)
韵母的产生；(6)y韵母的形成；(7)
音的形成；(8)《中原音韵》有无入声；(9)《中原音韵》的音系基础及其性质。其它的还有汉语全浊声母何时开始消失、何时消失完毕的问题，近代汉语-m尾转变为-n尾开始和结束的时间问题。对于近代汉语的唇音合口问题,则作为分论专章讨论。杨先生在评述各家不同观点的同时，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2]笔者也曾经就近代音问题进行过归纳。声母方面：(1)浊音清化；(2)轻唇音的演变；(3)影、喻、疑母的合流；(4)卷舌音化；(5)日母字的演变；(6)见晓组和精组字的腭化年代。韵母方面：(1)-m韵尾消失的年代；(2)入声的消失及派入问题；(3)舌尖元音的形成；(4)y韵母形成的年代；(5)唇音字的合口问题等。除了《中原音韵》的音系基础及其性质问题，其它方面跟杨先生归纳的基本一致。可以说，这些问题基本概括了近代音的主要热点问题。
对于这些热点问题，学者们或因研究角度不同，或因依据资料有异，见仁见智，意见分歧，至今未能取得共识。我们不妨把目光转向域外材料，尤其是朝鲜的汉朝对音文献，以此为参照，考察近代汉语语音史，或许能开拓新领域，取得新进展。
朝鲜李朝世宗亲自组织和完成了三项语言学工程：其一是训民正音的创制和颁布；其二是《东国正韵》的编纂；其三是《洪武正韵译训》和《四声通考》的编纂。这三项事业不仅在时间上几乎同时进行，而且基本上是由同一班人马来完成的。因此15世纪～16世纪朝鲜的语言学研究成就斐然，文字学、语音学水平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1443年，创制朝鲜文字——训民正音以后，朝鲜历代王朝刊行了一系列汉朝对音韵书、汉语会话读本和辞书。例如，韵书：《洪武正韵译训》（1455年）、《四声通考》（1455年）、《四声通解》（1517年）；会话读本：《翻译老乞大》、《翻译朴通事》（1517年）、《老乞大谚解》（1670年）、《朴通事谚解》（1677年）、《五伦全备记谚解》（1721年）、《朴通事新释谚解》（1765年）、《重刊老乞大谚解》（1795年）；辞书：《译语类解》（1690年）、《译语类解补》（1775年）、《汉清文鉴》（1776年）、《华语类抄》（1878年）等。在这些文献中，申叔舟、崔世珍等朝鲜历代汉学家根据汉语语音的演变，不仅不断订正和修补汉语注音，而且从语言对比的角度，对汉语近代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精确的描写与论述，其中汉语近代音中的热点问题几乎囊括无遗。朝鲜学者为了明辨洪武韵和当时北方音之间的差异，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洪武正韵译训》序中写道：“乃命臣等就正中国之先生学士，往来至于七八，所与质之者若干人。……凡謄十余稿，辛勤反复，竟八载之久。”朝鲜学者对汉语语音的精彩描写比比皆是。例如，他们早在500年前就用“
”来表示汉语的入声韵尾，跟中国现代学者为《切韵》音系所拟定的入声音值完全一致，实在令人惊叹。可以说，汉朝对音文献不仅是朝鲜民族宝贵的语言学遗产，也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注：近年来，朝鲜对音文献开始受到中国音韵学界的空前重视，如宁忌浮先生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洪武正韵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有“《洪武正韵译训》学习笔记”；叶宝奎《明清官话音系》（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专章介绍评述了《洪武正韵译训》和《四声通解》。）
朝鲜王朝编撰和刊行的音韵书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目的，即不在于为文人学士提供“赋诗押韵”的用韵规范，而在于用来“识字正音”，为司译院培养译官或为译学学者等汉语人才提供实用的汉语工具书。因此，朝鲜学者们在翻译中国韵书或自己编写汉语教材时，都非常重视听取和著录中国北方的“时音”（即当时现实音）。（注：一般认为《译训》正音指《洪武正韵》的反切音，代表传统韵书音。崔世珍在《翻老朴》凡例中说：“在左者《通考》所制之字，在右者今以汉音以国俗撰字之法而作字者也。”左音大体上代表15世纪《通考》的音；右音代表16世纪的时音。）
这种编撰宗旨，使朝鲜历代对音文献一直保持重视记录中国汉语北方现实音的传统。朝鲜文献一般都坚持双重注音体系，即韵书的正音和俗音体系，谚解书的左音和右音体系。一般来讲，正音是传统韵书音，俗音是现实口语音；左音是15世纪的汉语音，右音是以后各时期的现实口语音。在这一点上，朝鲜对音文献较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北方的实际语音及其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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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经以汉朝对音文献为依据，参与近代音热点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注：参见金基石《尖团音问题与朝鲜文献的对音》，《中国语文》2001年第2期；《朝鲜对音文献中的微母字》，《语言研究》2000年第2期；《中古日母字与朝鲜韵书的谚文注音》，《延边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朝鲜韵书中所反映的近代汉语-m尾韵的消失年代》，《延边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近代汉语唇音合口问题与朝鲜文献的谚文注音》，《延边大学学报》1999年2期；《朝鲜对音文献中的入声字及其归派》，《语文研究》1999年第4期等。）
2.1 关于尖团音问题
是唯一一组《中原音韵》里所没有的辅音，因此可以说，它是现代汉语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对它产生的年代即尖团音合流的时期，学者们众说纷纭，年代推测跨度很大。通过朝鲜对音文献与中国韵书的相互参证，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16世纪～17世纪的中国韵书和朝鲜文献都没有腭化记录，赵荫棠、尾崎雄一郎、花登正宏等先生的推论缺乏可信的证据。可以说，当时至少在汉语北方话里还未出现尖团音合流现象。
(2)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依据《圆音正考》，推论18世纪以前尖团音完全合流，证据不够充分。把18世纪看成是腭化的过渡期更为确切一些。
(3)把《朴通事新释谚解》（1765年）、《重刊老乞大谚解》（1795年）与《李氏音鉴》、《韵籁》、《等韵学》等中国韵书相互参证，把19世纪初看成是腭化完全实现期是比较可信的。
2.2 关于微母字问题
中古微母经《中原音韵》到现代汉语的演变，与影、喻、疑母等合流为零声母，对于它的消变过程与合流年代，学者们作出了各不相同的结论。通过考察14世纪至15世纪朝鲜文献的汉朝对音标记，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1)从《洪武正韵译训》（1455年）到《四声通解》（1517年）时期是微母演变为零声母的过渡期。崔世珍“微母作声近似于喻母”的说明，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从《翻老朴》（16世纪初）注音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微母与喻母还处于混用状态。例如，对同一个“物”字，在《翻译朴通事》里一处用微母注音，一处则用喻母注音。因此，把那个时期看成是微母从半元音过渡到元音的完成期更为确切。
2.3 关于日母字问题
中古日母字在现代汉语里演变为两个不同的音，止摄日母三等字“儿而耳”等转入影母变为零声母，其它日母字“日人然”等则变为卷舌音。对于它在近代汉语里的演变过程及分化条件，学者们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考察。我们通过考订16世纪～17世纪谚文注音符号及其音值，得出如下结论：
(1)全面考察16世纪～17世纪用于汉语标音的谚文字母符号，“·”和“—”的音值相当于或接近于
，《四声通考》凡例“·则·—之间，—则·—之间，……然后庶合中国之音”的说明，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可以说，《朴通事谚解》（1677年时期儿化音已经形成。
(2)从《老乞大谚解》（1670年）中还保留“△”音的情况来看，也可以看作是儿化音形成的过渡期。这种分析和推论，同徐孝的《等韵图经》（1573年～1619年）把儿系列字归入影母的事实、金尼阁《西儒耳目资》（1626年）把儿系列字列入[ul]韵的时期是相吻合的。
2.4 关于卷舌音化问题
过去学界对《中原音韵》知、照两系的分合及音值，意见不一，分歧甚多，有的合而为一，有的分而为二。
(1)《通考》凡例说：“凡齿音，齿头则举舌点齿，故其声浅，正齿则卷舌点腭，故其声深”，“今以知、彻、澄归照、穿、床，以娘归泥。”从这种对齿音音值和声类归派说明中，可以知道当时已经产生卷舌音。
(2)从《译训》、《通解》以及《翻老朴》的对音上看，中古庄系字不跟i韵母和带i介音的韵母结合，但章系字可以跟i韵母和带i介音的韵母相拼，说明章组的卷舌音化在庄组之后。
(3)综合考察朝鲜文献对齿音的描写和对音，在庄章知三组声母中，首先庄组读为卷舌音，然后章组并入庄组，最后知组转入照组。
2.5 关于-m尾韵问题
中古汉语-m尾韵的消失是近代汉语音系的显著特征之一，但是对于它在北方话里的演变年代学界至今没有定论。《中原音韵》时期-m韵尾开始转入-n韵，-m与-n混用是毫无疑问的。朝鲜历史文献的对音情况表明，-m韵尾的消失应该在16世纪之前。
(1)-m尾韵早在《四声通考》（1445年）时期以前在北方话中开始消失，到《翻老朴》（16世纪初）时期完全变为-n尾。
(2)只有“怎”、“甚”两个字因逆向同化作用间或标作-m尾，这是谚解书编纂者如实地反映实际语音现象的结果。
2.6 关于唇音合口问题
《切韵》的唇音不分开合，然而代表近代汉语的《中原音韵》的唇音是否存在开合区别，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原音韵》既没有反切，也没有标明音值，各家的处理除细音字置于开口完全一致以外，对洪音置开置合意见很不统一。通过考察朝鲜文献的对音，对唇音合口问题及其演变过程，可作出如下推论。
近代汉语唇音声母后面的[u]介音是一个过渡音，它是随着后代唇音声母的展唇性和央后元音变为前元音的过程而消失的。这个变化大约是在《翻老朴》（16世纪初）以前完成的。
2.7 关于入声字问题
汉语入声字到《中原音韵》里，根据中古声母的全浊、清、次浊的不同分别派入阳平、上声和去声。但《中原音韵》有无入声，是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争议问题，有的学者论其无（王力、宁忌浮等），有的学者证其有（李新魁、杨耐思等），各家尚未取得共识。根据朝鲜学者的相关论述和对音文献的谚文标记，我们作出如下几点推论：
(1)在《洪武正韵译训》（1455年）时期，虽然汉语北方话里的入声字已经失去[-p][-t][-k]韵尾，但仍然保留着入声的残余音喉塞音韵尾
，正如申叔舟在《通考》凡例中所说“今俗音虽不用终声，而不至如平上去之缓驰”，韵尾还自成一调，与平上去有别。（注：对此，宁忌浮先生持不同意见。宁先生依据《译训》凡例的解释，认为：“申叔舟‘今俗音虽不用终声，而不至如平上去之缓驰’的话是不真实的。……如果说《译训》俗音的终声
、w是申叔舟强加上的也许不算十分错。”参见《洪武正韵研究》，第78页。）
(2)从《翻老朴》右音（16世纪初汉语北方话时音）开始，汉朝对音文献再也没有出现过喉塞音韵尾，说明当时北方话里的入声韵尾已经完全消失。这跟徐孝《等韵图经》的著录相符（《等韵图经》把入声派入阴阳上去，一般认为此书反映当时的北京音系）。
尽管以上结论还有待继续完善，但它为热点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些较有价值的旁证。下面以近代汉语声母的浊音清化过程、韵母里y韵的产生年代问题为例，进一步说明汉朝对音文献的参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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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音清化是近代汉语的一大特征。《洪武正韵》中的三十一字母是对过去《广韵》和三十六字母有所归并的基础上分出来的，如非母和敷母合一，知照、撤穿、澄床、泥娘母相混等。可是，《洪武正韵》保存着全浊音声母，从而平声不分阴阳，在这一点上，它还是存古的。朝鲜学者翻译或编纂汉语韵书时，对他们认为“天下万国所宗”的明朝朱元璋的钦定韵书不敢“轻有变更”，因此， 《译训》和《通解》都保留了全浊音声母“群、定、并，奉、从、床、匣，邪、禅”。（注：李新魁先生则认为，《洪武正韵》的：“声母系统，也不是一味崇古。……这个声母系统，可以说反映当时实际语音的《蒙古字韵》完全相合，也与明代的韵图《韵法直图》（它附于梅膺祚《字汇》之后，分声母为三十二类）等基本相合，不能说《洪武正韵》的纯然是据古音与方言而分的。事实上，汉语全浊声母的消失，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而且各方言消失的速度也不一致。根据我们的研究，汉语全浊声母的消变，首先从平声开始，而去声的全浊音却一直到比较晚的时期才消失。王文壁在《中州音韵》一书中的反切，从平声、上声看，固然已经消失了全浊声母（在平声字上，它以原全浊音声母字表阳平，以清音字表阴平，这并不反映清浊声母的差异），但在去声字中，仍然保存了全浊声母字的残迹。《洪武正韵》保存全浊声母，从而平声不分阴阳，这一点可能是它保守或仿照旧韵书的地方；但也有可能在当时的共同语读书音中，确实还有全浊声母的存在，因为明代的许多其他韵书、韵图，仍然保留全浊音”（《汉语音韵学》，第73～74页）。）不过，他们已经感觉到浊音的清化。《译训》序云：“全浊之字平声，近于次清，上去入近于全清，世之所用如此。”《通考》凡例云：“全浊上去入三声之字，今汉人所用初声与清声相近而各有清浊之别，独平声之字初声与次清相近，然次清则其声清，故音终直冱，但浊声则其声浊，故音稍厉。”对此，宁忌浮先生评论道：“这与《中原音韵》全浊声母仄声读全清、平声读次清是一致的。申叔舟所说的全清平声与次清的差异，可能是指声调上的不同，‘直冱’‘稍厉’好像是关于音高方面的描述。全浊上去入三声之字与全清音的不同，没有仔细说明，只笼统地说‘亦各有清浊之别’，或指全浊入声字的声调与全清入声字的声调不同？全浊平声字的初声（即声母）与次清音字的初声、全浊上去入三声字的初声与全清音字的声母，实已无别，申叔舟不说‘相同’而说‘相近’，大概就是考虑到全浊音字清化后许多字有声调上的变化。”[3]
后来，崔世珍也在《通解》凡例中写道：“浊音之声诸字之音，或如去声，或如清音，或如次清，其音之难定如此。”可见，朝鲜学者当时已经认识到现实音中的浊音清化趋势和传统韵书音与汉语北方口语音的区别。当时如果按照传统韵书音来标注汉语教科书，那么，就势必影响汉语口语教学。为此，崔世珍在翻译汉语口语读本《老乞大》和《朴通事》时，在凡例中专门论述了“清浊声势之辨”：
全清见、端、邦、非、定、照、审、心、影九母，平声初呼之声单洁不歧，而引声之势孤直不按，上去入三声初呼之声亦单洁不歧，而引声之势各依三声高低之等而呼之。次清溪、透、清、滂、穿、晓六母，平声初呼之声歧出上声，而引声之势孤直不按，上去入三声初呼之声亦歧出双声，而引声之势各依三声之等而呼之。全浊群、定、并、奉、从、邪、创、禅八母，平声初呼之声亦歧出双声，而引声之势中按后厉，上去入三声初呼之声逼同全清，而引声之势各依三声之等而呼之，故与全清难辨。唯上声则呼为去声，而又与全清去声难辨矣。不清不浊疑、泥、明、微、喻、来、日七母，平声初呼之声单洁不歧，而音声之势中按后厉，初呼则似全清，而终声则似全浊，故谓之不清不浊。上去入三声各依三声之等而呼之。唯来母初呼弹舌作声可也。初学与泥母混呼者有之，误矣。匣母初呼之声歧出双声，与晓母同，而唯平声则有浊音之势而已。上去入三声各依三声之等而呼之。大抵呼清浊声势之分，在平声则分明可辨，余三声则故难辨明矣。
崔世珍的“清浊声势之辨”细致而深刻，为我们了解历史上浊音清化的过程，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语音描写资料。一个外国人对汉语语音作如此精辟的描写，实在令人惊叹。
上文里的“声”指“初呼之声”，即声母的发音方法；“势”指“音声之势”，即声调。“声”有两种，一是“单洁不歧”之音，即不送气音；一是“歧出双声”之音，即送气音。（注：陈植藩先生认为：“朝鲜语中，辅音p、r、k、ts和辅音h相连接时，两者互相结合读为ph、th、kh、tsh。崔世珍把送气音说成是‘歧出双声’可能和朝鲜语的这种语音特点有关。”（《论崔世珍在朝鲜语和汉语研究方面的贡献》）陈先生的推测不无道理。）当时的“单洁不歧”之音和“歧出双声”之音分布如表1。
表1 单洁不歧之音和歧出双声之音的分布
全清
次清 不清不浊 全浊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单洁不歧 ＋ ＋ ＋ ＋ － － － － ＋ ± ± ± － ＋ ＋ ＋
歧出双声 － － － － ＋ ＋ ＋ ＋ － ± ± ± ＋ － － －
“势”随着浊音清化发生如下变化：全清，平声，读阴平（高平调）；次清，平声，读阴平（高平调）；不清不浊，平声，读阳平（高升调）；全浊，平声，读阳平（高升调）。各类声母的上去入三声都分别按各自的高低之等发音，唯不清不浊的来母“弹舌作声”，全浊的匣母平声字读阴平，有“浊音之呼势”，并且浊上变去，“与全清去声难辨”。总之，当时的声调已经平声分出阴阳，即浊音平声读阳平，浊音上声读去声。
崔世珍在《翻老朴》的注音中，左音维持《通考》的浊音标记，右音则严格按照实际变化，取消了浊音标记。
他在《翻老朴》“谚音条”中，对此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说明。他对全浊声母的处理方法是：“今之反译，全浊初声皆用次清为初声，旁加两点，而存浊音之呼势，而明其为全浊之声”（见表2）。
表2 《翻老朴》里全浊声母的标记变化
尽管崔世珍在韵书《通解》里保留了全浊声母，但是根据他的“清浊声势之变”的分析，可以知道当时汉语的全浊声母塞音、塞擦音平声字读送气音、仄声字读不送气音，即全浊音已经清化。因此，崔世珍在汉语读本《翻老朴》右音里取消浊音标记，把群、定、并、从、床母平声注为送气音，仄声注为不送气音，把奉、匣、邪、禅母分别注为[f]、[x]、[s]（谚文不分平卷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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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韵母系统里y韵的产生，标志着近代汉语四呼的最终形成，因此韵部中居鱼韵的独立，y韵的形成，是近代音演变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原音韵》鱼模部中的小韵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中古汉语模韵一等字，鱼处虞韵三等字的唇音，以及少数几个中古汉语侯韵、尤韵唇音字；另一类是中古汉语鱼韵和虞韵三等字。
赵荫棠的《中原音韵研究》，分别把这两个韵拟为u和y，并因为知、章系字跟庄系字分立，所以庄系读u，知、章系读撮口y的变体y。龙果夫在《八思巴字和古官话》中把这两类拟为u和ü。但是，陆志韦先生的《释中原音韵》却分别拟为u和iu。陆先生指出：“八思巴音的模跟虞已经不同主元音。然而其时的鱼虞不像是已经单元音了的。有人把他拟为y，正像Dragunov把八思巴音的鱼虞拟成ü，太近乎今音。模u叶鱼虞y(ü)，那样的曲子唱起来也不大好听。”[4]杨耐思、李新魁、宁继福等先生都把《中原音韵》鱼摸部的韵母分别拟为u和iu两类。[5]
那么，近代音y韵母到底何时才最终形成的呢？
王力先生的推论是：“我们认为这个音变最晚在16世纪已经完成了。潘耒的《类音》把“师依疏於”认为相配的四呼，其所代表的音正是,i,u,y。《康熙字典》前面所附的《字母切韵要法》可能是明代的东西，里面裓摄开口呼是“得”字等，齐齿呼是“低”字等，合口呼是“都”字等，撮口呼是“猪”字等，其所代表的音是ei、i、u、y。金尼阁《西儒耳目资》把鱼虞模分为u，iu两类；u类所收的是模韵字、鱼处的轻唇，知照系和尤侯唇音字，iu所收的是鱼处两韵的喉音、精系及泥来两母的字；《西儒耳目资》的iu实际上就是y。总之，u、y的分别是早在距今三百年前就有了的。”[6]可是，李新魁先生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个iu，还没有发展到单元音y的程度。只是元音u之前的i介音由于受圆唇元音u的影响略带圆唇的倾向。因此更精确的标音当是yu，这个yu音一直保留到17世纪初年。《西儒耳目资》中还是把它标示为iu。这个iu也还不是y。”[7]
以韵书的分韵为依据，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
(1)陆志韦先生在《释中原音韵》中认为：“《五方元音》把鱼虞从虎韵移到了地韵，比《西儒耳目资》更近乎现代音，那才是y。”
(2)宁继福先生则认为：“鱼字读y，大概要到《韵略易通》的时候。兰茂把鱼摸分为居鱼、呼模两韵，居鱼的韵母是-y，呼模是-u。《中原音韵》无y韵母，也没有y介音。凡合口细音，本稿一律写作-iu-。”[8]唐作藩先生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15世纪的《韵略易通》将《中原音韵》鱼摸部析为居鱼与呼模二部，表明居鱼的韵母已不是《中原音韵》那样读iu，而已变成y了。y是i的圆唇，当居鱼还读iu时，与呼模u同部；而当iu演变为y之后，则与i同部了。”[9]
《五方元音》成书于1654年至1673年之间，而《韵略易通》则成书于1442年，两者相差200多年，何是何非，尚需其他佐证。那么，汉朝对音文献的注音情况是怎样的呢？
《洪武正韵》的鱼语御韵来自中古汉语的鱼虞两韵的开口和合口三等，模老暮韵来自模韵的合口一等。《译训》把鱼韵注为
。（这个“
”在《四声通解》、《翻老朴》的注音中也出现。）有的拟为y，有的拟为iu，有的拟为yu。（注：应裕康《洪武正韵韵母音值之拟订》中拟为y；姜信沆《四声通解研究》拟为iu；康寔镇《老乞大朴通事研究》拟为yu。）胡明扬先生在《〈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中说：
关于谚文字母‘’的音值，我们首先看到《谚解》对音有这样的两组：
：由、油、又等 ：雨、芋、玉等
肯定是iu，无法做别的解释。那么，人们自然会想到有可能是y。但是事实并不这样简单。我们看到这样一些音：
(u)韵 韵
助、竹等 住、嘱等
初、畜等 除、杵等
疏、数等 书、树等
这些都是古鱼、虞韵系的字。(1)左边的属庄组声母（“竹”入声字除外）；(2)右边的属知、章组声母；(3)其余的鱼、虞韵系字全部归韵。
同时代的金尼阁《西儒耳目资》记一种北方话，(1)归“u甚”，即u；(2)“u”中写作u，即u之类；(3)归“iu”，即iu类，分为三类，而《谚解》对音只有两类。我们把拟成iu，不只是金尼阁的书可供参考，而且是符合北方话语音发展的。总之，不是y，也不是iu。[10]
可见，胡先生是把谚文对音字母看作是iu和y的中间音，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通考》凡例对音符号“
之间”的说明，证明的音值在于iu和u之间。可以说，15世纪居鱼韵已经独立成一个韵部，但其韵母还没有演变成为单元音y。
汉朝对音文献中，从《译训》到《老乞大朴通事谚解》，鱼韵的标记一直没有变化。到18世纪，鱼韵和入声韵屋韵、勿韵的字，在《朴通事新释谚解》和《重刊老乞大谚解》的右音里变为
，在《汉清文鉴》也变为。这个的音值就是完全圆唇化了的y。
《汉清文鉴》尽管没有反映见晓组的腭化，但反映鱼韵的y韵母化却很彻底。此外，与《朴通事新释谚解》、《汉清文鉴》同时代的对音文献《五伦全备谚解》（1721年）、《译语类解补》（1775年）等朝鲜资料中都没有反映鱼韵字的y韵化。可以说，在这一点上，这些谚解书还没有及时反映当时汉语北方话的实际读音。
在《朴通事新释谚解》、《重刊老乞大谚解》、《汉清文鉴》里，除了泥、精租和知照组以外，见、溪、群、疑、心、邪、影、喻、来母的鱼韵字全部表作y。从朝鲜文献的对音来判断，鱼韵撮口字的演变过程是：
过渡期
完成期
《译训》→《老朴谚》→《朴新释》、《文鉴》
iu →
iu/yu → y
朝鲜的谚解书反映现实音不可能完全同步，一般会晚一些，因此我们认为汉语北方话鱼韵的y韵化18世纪以前已经完成。不过，从朝鲜文献的对音上看，还没有证据表明《韵略易通》时期即15世纪已经完成，陆志韦先生推论《五方元音》时期即17世纪似乎更有道理，此前应为iu向y演变的过渡期。
总之，朝鲜谚文作为音素文字具有很高的语音转写功能，它可以弥补汉语以往的直音法、反切法等注音手段的局限性，较准确地给汉字注音。朝鲜历代学者所编纂的汉朝对音文献给我们留下了异常丰厚的汉语近代音资料和研究成果。（注：杨耐思先生指出：“谚文拼音属于音素缀字范畴，对于音素分析达到了最精密的程度，比八思巴字的拼法更完善，……一个字母原则上只代表一个音素，并且语音系统里所有的音素能够用字母或字母的变形表示出来，拼写时也不加省略。这说明朝鲜在500年前，语音学、文字学的水平达到了令人瞩目的程度”（《近代汉语音论》第223页）。）全面整理和研究汉朝对音文献，进而与中国的历史文献及方言材料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必将为近代音热点问题的讨论开辟一个新的领域。
收稿日期：2004-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