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理论重释——从一种活动原则的视角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级斗争论文,视角论文,原则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阶级斗争理论对于马克思思想体系而言至关重要。一部人类史被《共产党宣言》明确地把捉为阶级斗争史，这无疑是从现代立场出发所做的回溯性规定。然而，在当代政治与理论中，阶级斗争已经日益被边缘化。本文力图逆后现代氛围而动，以现代的方式重新主张阶级和经济的根本重要性。为此，本文将通过现代主体性的一个基本规定即活动的原则来理解阶级斗争，把不同经济地位之间的斗争视为活动原则的一种特定形式，并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史观视为黑格尔自由史观所蕴含的真理。
一、活动的原则
用阶级概念思考一个主体意味着从活动的原则出发来思考它，也就是把它的存在看作它自我生产的结果。不过逆命题并不成立。《德意志意识形态》倾向于把这种原则看作人的本质：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eine bestimmte Art der T
tigkeit)，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Wie die Individuen ihr Leben u
ern,so sind sie)。(《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68页)最后一句相当于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怎样存在”。或者用马克思调侃性的话说，“李嘉图眼中的工人无非是他生产的帽子”(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8页)——当然，这里还出现了异化。
《共产党宣言》肯定了这种活动的积极意义：
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Ttigkeit)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页)只有在现代，人的活动与成就才紧密关联起来。黑格尔在区分农业等级和工商业等级——他用来讨论分工的概念是等级(Stand)——时已经指出：
在这一等级(指农业等级——引注)那里，自然界所提供的是主要的，而本身的勤劳相反的是次要的。至于在第二等级(指工商业等级——引注)那里，理智才是本质的东西，而自然产物则只能看作是材料。(黑格尔，1979年，第203节补充)
它(指工商业等级——引注)所生产的以及它所享受的，主要归功于它自己，即它本身的活动(Ttigkeit)。(同上，第204节)勤劳与理智在黑格尔看来是一体两面的，因此现代社会造就的工商业等级服从活动的原则，力图不断扬弃受动的、自然的、质料性的一面。传统的农业等级则单纯是受动的。这两方面并不对等：活动的原则明确地把受动的一面当作自己的必要环节，受动的原则却仿佛没有看到自己包含的活动一面，从而也没有真正认识自己。受动与自然和实体联系起来，也就是与黑格尔眼中的斯宾诺莎联系起来，与活动相联系的则是主体。主体也并非与实体对等，而是精神发展的更高阶段。马克思把活动的原则视为黑格尔哲学的总体特征：
黑格尔把一般说来构成哲学的本质的那个东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学，看成劳动的本质；因此，同以往的哲学相反，他能把哲学的各个环节加以总括，并且把自己的哲学描述成这种哲学。(马克思，2000年，第101页)然而在《法哲学原理》描绘的市民社会中，活动的一面和受动的一面并行不悖地存在，各自化身为特定的等级。
马克斯·韦伯等人所做的实证研究表明，现代意义上的勤劳在“极端怠惰”的前现代是相当罕见的。可以另举一例：在比马克思更早的时期，例如在斯密的时期，机器工业还不存在，技术水平相当低下——《国富论》只讨论了手工工场——资产阶级就已经通过劳动力的集中和分工创造了惊人的生产力。可见，先前没有出现这样的成就，不是因为技术不够，而是因为原则不同。
进一步讲，活动的原则在现代不止变得重要了，而且是现代的主导原则。资产阶级和雇佣劳动者不止是存在，而且是左右整个社会的力量：“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黑格尔已经看到了这种力量，却未能予以重视：
在我们时代，农业也像工厂一样根据反思的方式而经营，因此它具有第二等级的性格而违反了它原来的自然性。不过，这第一等级将始终保持住家长制的生活方式和这种生活的实体性情绪。(黑格尔，1979年，第203节补充)后一句话没有给出理由，而且与事实不符。后人还可以看到，官僚等级——黑格尔学说中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等级，并且是普遍等级——同样逐渐有了“工商业等级的性格”。这个变化不能仅仅理解成工商业等级获得了普遍性，因为在原本的等级结构中不可能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获得了普遍性，只能表明等级结构本身的瓦解。换句话说，为了思考工商业“等级”不合概念的普遍性，我们必须借助新的概念，这也是标准的辩证方法。
代替等级的就是阶级(Klasse)。马克思直到在1843年底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还没有区分等级和阶级。他对无产阶级的界定是：“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einer Klass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welche keine Klass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ist”,“eines Standes,welcher die Aufl
sung aller Stnde ist”)。(《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15页)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则认为，土地和官僚都从属于资本，而资本的主导地位是现代工商业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版，第48页)因此，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各色人等都倾向于成为自己把自己的存在生产出来的主体。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是第一个在上述意义上严格使用阶级概念的人。黑格尔曾经或多或少接近了这个概念。虽然《法哲学原理》主要分析的是等级，但是工商业产生的贫困和富裕人口被称为“束缚于劳动的阶级”(Arbeit gebundenen Klasse)和“富有者阶级”(der reicheren Klasse)。(黑格尔，1979年，第243、245节)黑格尔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贫富差距是现代市民社会的必然结果，但他没有对阶级问题做很多探索。在他1831年去世前不久写的《论英国改革法案》中，等级和阶级也只是同义语。(cf.Hegel)概念上缺乏区分反映了思想的局限：他并不认为活动的原则在市民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他没有料到——或者说当时的普鲁士没有料到——整个社会很快都卷入了工商业式的勤劳，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帽子、厂房、技术等等。
更早的《国富论》虽然大量地谈论阶级，但是斯密把地主、农民都简单地视为阶级，没有把他们与手工工场主和工人区分开来。因此，斯密的阶级概念没有独特性。
活动的原则有两个重大后果：
第一，它会对人们身上实体性的东西有所冲击，因为彻底的实体性会阻碍自我生产。黑格尔把农业等级称作实体性的等级，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则把自由得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规定为“处于主体的贫穷中，即丧失物质实体的贫穷中的活劳动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49页)。资产阶级也处在商业和投机的漩涡中，甚至可能顷刻之间一无所有。《共产党宣言》以一段著名的话表达了这一点：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页)今天我们看到，这种动荡表现为机器和技能的升级换代、一个产业在一国范围内甚至世界范围内的重新分布、新产业的出现和旧产业的消失，等等。用德勒兹的话说，活动的原则导致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Deleuze and Guattari,p.33)前现代的工商业几乎没有这样剧烈的变革，因而一直从属于传统农业。
第二，活动的原则还意味着形式的平等。不论人们实质上有多大差别，他们首先都自觉到自己是自我生产的人。在理论上指出这种自觉性的是上面引用的“不断变革”那一段的最后一句：“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页)，由此看到的正是那一段描绘的去地域化。因此，现代社会有一些基本的普遍准则，例如反对不劳而获、主张个体对自己的境况负责，等等。《共产党宣言》甚至提出：“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同上，第279－280页)很难相信当时已经消除了性别歧视；如果再考虑到种族、出身等等情况，就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社会事实上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初步实现了1848年所描述的平等。
相反，传统的农业等级、首先是土地贵族强调特权(Privileg)。《法哲学原理》试图重新规定特权，把它从“普遍法律的偶然例外”变成“法律上的规定”(黑格尔，1979年，第252节附释)，由此把它扩展到工商业的同业工会中。但在《论英国改革法案》里，黑格尔——作为德国自由主义者——仍然把特权与英国的土地贵族联系起来，对之进行了不无义愤的贬斥。(cf.Hegel)《共产党宣言》判了“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搬弄社会主义学说来维护德国的旧制度，诅咒“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8－300页)不过，主张形式的平等并不意味着它得到了实现。
二、不同经济地位之间的对抗
现代主体性的一种可能形式是阶级的主体性，这也意味着经济关系的根本地位和由此引发的斗争。这种情况并非偶然，而是在概念上与生产力和生命相关。马克思在这方面的洞见指导了他一生的研究。
今天的后现代氛围试图将阶级概念边缘化，因为人们不一定组织成阶级，或者毋宁说人们一般都不会组织成阶级，不会按照经济地位进行联合。把人们组织起来的方式明显是多元的：行业、民族、种族、性、文化……这些是人们可能认同的对象，而阶级很少成为认同的对象。任何一种认同本身都只是经验性的，它们具有多元性，可能产生战略性的联合——由于它们各自的经验性，必然的联合是无法设想的。这种观点与活动原则的两大后果之间的关系是含混的。一方面，认同可能是实体性的、仿佛自然给定的，也可能不是。文化的和历史的相对主义倾向于接受实体性的认同，例如同情传统乡村的生存方式，激进的、社会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则相反。本文只讨论后者。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也肯定形式的平等，但是这种平等的基础并不是普遍的自我生产，而是在各种认同问题上对不平等的不满。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只有到了民主话语得以接合不同形式的对屈从的反抗时，才会有条件让反对不同类型的不平等的斗争成为可能”。(Laclau and Mouffe,p.154)正是“不同形式的不平等”才“使它们成为压迫的等价形式”(ibid,p.155)，导致反抗的等价连环(chain of equivalence)。
这里的问题恰好在于阶级无法与多元的认同对象并列。一个人可以热爱自己的民族，却很难想象无产阶级会热爱自己的经济地位，会从中感到充实、满足。改变自己的阶级对现代人来说不仅有可能，而且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要求，是与它的不断变革相适应的。通常意义上的组织都力图保持自身，无产阶级的联合——与工会不同——却旨在消灭自身。同时，资产阶级的认同对象也很难说是自己的阶级。韦伯已经发现，一种宗教热忱对资产阶级的经济行为来说至关重要。今天我们看到，推动、诱导资产阶级活动的不是单纯对金钱的欲望，而是还有各种各样的非经济话语，从主流的“自我实现”到庸俗的奢侈品享乐都是如此。然而，即使他们主观的出发点往往是非经济的，他们在现实中也仍然是资本的人格化。
因此，尽管行业、民族、种族、性、文化等经验性的领域完全可以按照自身的逻辑运作，尽管经济关系仿佛并不内在于它们的话语，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判断是：所有这些话语在资本主义现实中的运作都不得不为“外在的”经济条件所约束，从而迫使人们进行物质利益的计算：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275页)即使后退一步，承认人们之间仍然充满了各种“别的联系”，它们也不得不受制于“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越是“情感的神圣发作”，越需要精密的“利己主义打算”来予以支付。人们面临的不是选择——仿佛要么本真地遵循认同对象的本性，要么非本真地为“现金交易”所支配，而是必然的对立统一：本真的认同只有借助“现金交易”才能成为现实。
用黑格尔的逻辑术语来说，阶级与各种认同对象之间的关系不能用一和多的范畴来思考。换句话说，不能认为阶级只是多元的组织方式之一，而马克思的“本质主义”错误仿佛在于把它当成了唯一决定性的组织方式。恰当的范畴是形式和内容。行业、民族、种族、性、文化等等都属于经验性的内容，相互之间是无法还原的，但是它们的现实运作仍然服从一个普遍的“外在”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论》明确强调了这种形式，例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既不是从使用价值来的，“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dem Inhalt)”，而是“从这种(商品)形式本身来的(dieser Form selbst)”。(马克思，2004年，第1卷，第89页)齐泽克正确地看到：
“阶级斗争”不是意义的最终境域，不是全部社会现象的最终所指，而是不同的意识形态理解境域的形式的生成性母体。……在精确的意义上，阶级斗争是社会存在之形式(the Form of the Social)：一切社会现象都是由它过度决定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对它保持中立。(
)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一和多是相互排斥的，因为它们都是量的范畴，属于“存在论”，而“存在论”中的范畴是不能共存的。相反，形式和内容作为“本质论”中的范畴必须相互伴随，形成对立统一的关系。
把经济关系看作形式的观点与活动原则的两大后果一致。一方面，在这种形式具有根本地位的地方——主要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身上，因为这两者更多地服从物质利益的要求，小资产阶级则往往不是如此——实体性的内容最容易遭到消灭，也最容易变成怀旧、追忆的对象。我们在民族和文化领域尤其可以看到这种怀旧。至于小资产阶级，他们的确倾向于远离自我生产，完全停留在实体中，但这正是为什么《共产党宣言》把他们与前现代的小农并列起来的原因：“资产阶级财产出现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页)另一方面，形式平等的基础回到了生产领域。还可以看到，形式的平等不是虚假的平等，而是在形式与内容的范畴下唯一的平等。按照《哥达纲领批判》，资产阶级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因为人和人的实际差别，“所以就它的内容(seinem Inhalt)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4－305页)
形式平等与实质不平等之间的对立统一诚然是马克思的观点，但他从未主张实质的平等。恩格斯在与《哥达纲领批判》同时期的《给奥·倍倍尔的信》中，批评实质平等的观念只是照搬了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只能引起思想混乱”。(同上，第325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的差别与“本质主义”无关。后者面临的处境与前者十分不同。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既肯定了平等，又造成了阶级斗争；在后现代氛围中，这种普遍形式却不存在了，因此既不再强调“本质性的”阶级斗争，又必须重新以另外的方式(诸多认同的等价连环)来追求平等。问题在于，后现代主义的经验似乎只是二战后西欧的状况，也就是局限于一些发达国家，因而不仅难以思考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而且或多或少依赖于这样的现实——西欧在当今全球体系中并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的地位。
在笔者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地位从而阶级区分，在今天仍然难以动摇。只有在这种普遍形式失去根本地位之后，行业、民族、种族、性、文化等领域的丰富内容才可能得到自由的发展。《共产党宣言》以一句著名的话概括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意义和界限：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278页)资产阶级的历史性贡献就在于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到了一定关头就会推翻资本的主导地位。发展生产力的益处是明显的：尽管“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同上，第67页)，但对生命的损害同样是全部人类历史共同见证的事实。即使在最安定的情况下，自然界的任意性——许多灾害在今天看来已经微不足道——也可能带来无数死亡。相比于那些连必要产品都得不到保证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剩余产品的生产和资本增殖暗含着怎样的进步，尽管这意味着大多数人把生命完全投入了物质生产，却又被剥夺了剩余产品。也正由于现代人的力量表现为剩余价值和资本，阶级斗争就不单纯是富人和穷人的斗争，也不单纯是先进产业和落后产业的斗争，而且是资本的人格化和劳动力的人格化之间的斗争。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人有能力实现物质生命的充分满足，而且有可能“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马克思，2004年，第3卷，第928－929页)这个领域构成必然王国。自由王国则处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整个体系之外，因而它的条件不仅是“工作日的(des Arbeitstags)缩短”(同上，第929页)，而且是整个体系的缩减。巴迪欧指出，这种缩减实质上已经可以实现：“我们要花多久才能接受如下事实：足够全人类享用的自来水、学校、医院和食物所需要的金额相当于富裕的西方国家一年花费在香水上面的数量？”(Cox,Whalen and Badiou)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使命已经相当成功地完成了，它只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而已。
如果大大缩减的必然王国成了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这种形式就会失去根本地位，诸多领域的丰富内容则会更为独立和显著。由此，对实体性的否定和形式的平等——也就是整个活动的原则，都会变得次要，不过不可能消失。
三、对历史的回溯性规定
从经济关系和阶级斗争的角度考察历史是对现代思想的继承。虽然这个角度无法“全面地”理解历史——这种对全面性的要求是知性思维的表现——但它具有明确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为了把“哲学的历史”同“原始的历史”和“反思的历史”区分开来，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开头概括了哲学的立场：
但是哲学的教训却说“精神”的一切属性都从“自由”而得成立，又说一切都是为着要取得“自由”的手段，又说一切都是在追求“自由”和产生“自由”。“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的真理，乃是思辨的哲学的一种结论。(黑格尔，2001年，第17页)由此出发，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种进展的程度是通过量来区分的：“东方各国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至于我们(指基督教日耳曼世界——引注)知道一切人们(人类之为人类)绝对是自由的”。(同上，第19页)从量的范畴看，自由意识的进展已经达到最终水平，世界历史也到达终点了——当然这与庸俗的历史终结论毫无关系。
表面上看黑格尔陷入了目的论，因为他宣称精神的一切(alle)属性都是为了自由，从而把历史“全面地”看作自由的实现过程。这里没有解释什么算作“一切”，不过《逻辑学》对现象(Erscheinung)和现实(Wirklichkeit)的区分值得参考：
特定存在一般说来部分的是现象，而只有一部分是现实。……即使对于有普通感觉的人来说，偶然的实存(Existenz)①也不配享有现实东西的美名；偶然的东西是这样一种实存，这种实存并不比可能的东西具有更大的价值，并且也是可有可无的。(黑格尔，2002年，第37页)历史中的一切假如仅仅无原则地涵盖了全部实存，那就包括了偶然的现象，但对黑格尔来说，自由意识的“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同上，2001年，第19页)，因而必须排除偶然的、对自由的实现来说可有可无的历史现象。与其说“一切都是在追求‘自由’和产生‘自由’”，不如反过来说，“凡是不追求自由、不产生自由的，就不算作一切”。这种立场在当时只能出自欧洲。正是当下的精神成就指导了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考察。哲学的历史之所以具有目的论的外表，是因为它是立足于当下性(Gegenwart)的回溯性规定。本雅明指出，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这个当下(Gegenwart)不是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当下里，时间是静止而停顿的。这个当下界定了他(指历史唯物主义者——引注)书写历史的现实环境”。(本雅明，第274页)
回溯性的方法和自由的理念这两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当下的问题成了经济关系。说“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还是不充分的，因为阶级对立不仅变得简单了，而且刚刚开始进入人们的意识。之前的阶级对立不仅更为复杂，而且更加隐蔽。只有从“我们的时代”出发，才能重新叙述西欧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同上，第272页)大多数传统历史叙述的内容都与此不同。古希腊和罗马历史的主角总是自由民，特别是他们的政治生活和战争，而经济活动、尤其是奴隶的经济活动只是黑夜的生活。如果分析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意向性，也许只可能看到他们对政治和战争的热情。马克思却反过来指出：“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马克思，2004年，第1卷，第100页)因此，回溯性的历史研究不仅关注前人的意识，而且更关注前人的无意识。马克思著名的说法是：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7页)进一步讲，对历史的回溯性规定还必须内在地说明为什么当下的问题在前人那里属于无意识。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必须从自身出发来说明为什么之前的社会无法产生历史唯物主义。例如马克思写道：
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马克思，2004年，第1卷，第100页)前人没有认识到经济关系的根本地位，不是由于任何外在的原因，而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关系本身。正是一些特定的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才使得人们对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漠不关心。当斯密笼统地把地主、农民、手工工场主和工人都视为阶级时，他没有看到，只有现代的工场主和工人才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面对自己的阶级地位，并站在了对抗的立场上。齐泽克指出了这种自我掩盖的逻辑：
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只有一个“真正的”阶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之前的阶级(封建领主、教士等等)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阶级，他们的阶级身份被其他差序的规定掩盖了(等级、种姓……)；在资产阶级之后是无产阶级，这是一个外表是阶级的非阶级，由此它不仅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他者，而且自在自为的是他者。(,2012,p.785)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从一个社会的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出发来分析这个社会。事实上如此分析正是黑格尔的做法。在他看来，由自然环境决定的生产方式区分了亚洲和欧洲。亚洲的特征是“高原四周的大山、高原的本身和大河流域”(黑格尔，2001年，第104页)，其中最重要的是大河流域发展出来的农业。对黑格尔来说，这正是为什么亚洲缺乏主体性，最终各个伟大王国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原因。相反，海洋和商业为欧洲、尤其是希腊和罗马带来了高度的主体自由。尽管黑格尔把自然的、经济的东西看作精神的必要条件，但他从未思考过生产方式的自我掩盖。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正是自由：“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应当注意的是，黑格尔虽然同样推崇自由，把它看作当下的东西，《共产党宣言》则认为当下的问题是必然妨碍自由的阶级对立。因此，后者回溯的历史是否定性的。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话说：“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
笔者认为，马克思对“史前时期”的否定——当然这不等于简单地拒绝过去的一切——应当理解为扬弃。但是，黑格尔的自由和马克思的阶级对立实质上并不是一回事。黑格尔从未幻想“人类之为人类”的绝对自由已经在他的年代实现。他很清楚，许多民族需要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才能得到自由。基督教日耳曼世界的自由虽然在理论中已经达到极致，却还需要一步步落实为人类的普遍原则。《共产党宣言》却从另一个层面肯定了从欧洲起源的资产阶级是不可阻挡的世界历史力量：“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马克思看到，黑格尔设想的自由对无产阶级来说却是“雇用奴役制”。(同上，第775页)这种奴役制也违反了黑格尔本人的自由概念。黑格尔没有看到这种自由的内在悖论：恰好是这种战无不胜的自由在欧洲和世界各地创造出了新的奴役制。他倾向于把欧洲之外的不自由归因于当地人的落后，因而赞成殖民。(参见黑格尔，1979年，第246页)但在马克思看来，即使全人类都具备了起源于欧洲的自由意识，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仍然会把大多数人推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278页)
由此可见，从经济关系出发回溯历史，与从黑格尔的自由出发回溯历史，实质上是极为不同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仅仅是这种回溯，而《共产党宣言》的历史理论则在结构上多出了一个环节：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黑格尔的自由和整个世界历史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中达到了它们的真理。
注释：
①Existenz一词原译“现实存在”，这里改为“实存”，下同。
标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共产党宣言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活动理论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 法哲学原理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