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战略与安全研究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战略与安全研究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主要围绕着对研究方法、思考范式和研究议程的探讨而不断更新的过程。
一 西方战略与安全研究的演进过程
西方战略与安全研究的知识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与近代的军事战略思想。它成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并脱离军事学术而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在二战以后，其背景是伴随着冷战的爆发，大批学者成为防务分析家和文人战略家，他们将新的科学方法引入该领域。冷战时期，“战略研究(strategic study)”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与研究领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安全研究”的同义语，而且从概念的使用情况来看，“战略研究”是一种更加正式而典型的称谓。
依据肯·布斯(Ken Booth)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回顾，（注：Ken Booth," Strategy," in A.J.R.Groom and Margot Light eds.,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Guide to Theory,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Ltd.,1994,pp.110-118.）可以将当代西方战略与安全研究的发展划分为4个阶段：
1.早期战略研究阶段(1945～1955年)。主要围绕核战略和美苏之间的对抗展开讨论，提出并初步分析了进攻与防御、威慑与侵略、大规模报复与有限战争、闪击战与军备竞赛等概念和问题。
2.“高级战略理论(high strategic theory)”时期(1956～1985年)。这是一个“战略理性”达到新高度的时期。其中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的第一个10年尤其成为战略理论发展极为繁荣的“黄金年代”，富有创新性的概念主要包括核威慑、军备控制、危机管理、革命战争等。后来战略研究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围绕这些概念和政策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与此同时，对主流战略研究做出批评性反应的“和平研究(peace research)”也发展起来。60年代中期以后东西方“缓和”的15年间，西方战略界一方面对“黄金年代”中创生的概念与思想做进一步的加工和研究，同时将政治心理因素纳入战略研究。70年代末随着“新冷战”的到来和里根政府上台，战略问题重新回到政治议程的首要位置，讨论最热烈的问题包括有限的核战争、核冬天、弹道导弹防御、核讹诈等。到了80年代上半期，来自战略界之外的一批学者为战略研究带来了富有新意的思想，他们被称为“替代性安全的思想者(alternative security thinkers)”，提出的主要概念包括共同安全、非进攻性防御、核冻结、建立军事信任、民主与裁军、来自下层的缓和、替代性安全秩序等。
3.“戈尔巴乔夫时代”(1985～1991年)。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国际政治“新思维”对既有的西方战略思想构成了如此巨大的冲击，以至于西方学者以“戈尔巴乔夫时代”命名这一时期。20世纪80年代战略研究的理论框架以新现实主义为主导，但文化变量以及自由、民主与和平的关系这些因素和问题也被带入战略研究。另外战略界对方法的使用和讨论更加自觉和深入，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方法被应用在战略研究中。这一时期主要的概念和理论包括共同安全、非核化、建立信任措施、危机预防、非结盟化、非军事化、不干涉等。战略性政策议题除了对苏战略问题之外，还包括一批非传统的议题，如民族主义、移民、经济不稳定、缺乏政治发展等非军事性的安全问题，与第三世界安全密切关联的干预、维持和平、冲突解决、恐怖主义、低烈度战争、常规防御等问题。
4.后冷战时期。冷战的结束对于战略研究来说意味着一个“失去方向的时期”（注：[英]巴瑞·布赞等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到来，广泛而尖锐的批评对战略研究造成极大冲击。主要的批评意见包括：战略研究的眼界过于狭隘，过分强调国家安全的军事方面，对历史、文化、政治等非军事方面关注太少；过分专注于美苏关系等全球战略问题，无法对众多地区性冲突提供真知灼见；偏离较广泛的安全政策如何与更大的外交政策目标相匹配的问题，局限于核战略等少数几个问题；将冷战的安全议程概念化、简单化，未能预见冷战结束，等等。特别具有挑战意义的是，战略研究的主导范式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客观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受到严重质疑，反思主义、社会建构主义主导下的批判的安全研究声势急剧壮大。围绕着安全概念的重新定义，西方学者对战略与安全研究如何发展下去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其结果是战略研究与安全研究的分离与重新定位。关于新安全研究与战略研究鼎足而立的局面，西方学者这样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安全研究的广阔范围提供了学术合法性，而战略研究则在军事核心问题上提供了理性的一贯性。”（注：[澳]克雷格·A.斯萘德等著，徐纬地等译：《当代安全与战略》，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战略研究将纳入安全研究的范畴，由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分支变为安全研究的分支，从而成为国际关系的分支学科的一个分支(sub-subfield)，安全研究将成为战略研究新的“知识老家(intellectual home)”。（注：A.J.R.Groom and Margot Light,eds.,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Guide to Theory,p.118.）
审视西方战略与安全研究的发展历程，有两点既令人印象深刻，也多少感到疑惑：首先，战略研究集中关注国际关系的军事方面，对技术性问题津津乐道，其学科范围似乎过于狭窄，难道当代西方战略思想发展的一大成果——“大战略(grand strategy)”思想没有影响战略研究吗？战略研究与大战略思想及大战略研究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其次，为什么围绕战略和安全这两个不同的核心概念，最终发展出虽有关联但终归取向不同的两种研究？是否存在着在战略研究范围内容纳对安全概念和理论新解读的可能性？这些促使笔者进一步去探寻西方战略与安全研究学科定位的确立、变动及其中的原因。
二 战略的本质与战略研究的属性
从对“战略”这个概念的理解中，可以大致看出人们对战略本质的认识以及对战略研究的定位。在西方战略研究对“战略”的众多定义中，人们大多倾向于认为，“战略基本上是关于手段的，而不是目的”。确定政治目标是政治家应承担的职责，而“战略计划者惟一感兴趣的是如何有效利用已有军事资源才能达到那些目标”，他们的工作只是为了国家利益而利用军事力量，“他们的职责没有延伸到决定在特定情形下国家的利益是什么”。（注：John Garnett," Strategic Studies and Its Assumptions," in John Baylis,et al.,eds,Contemporary Strategy,Vol.1:Theories and Concepts,Beckenham:Groom Helm Ltd.,1987,p.5.）
西方学者强调战略的从属性，并将战略研究作为工具之学，是建立在政策与战略之间等级位次的基础上的。其现实依据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中政治家与战略家的不同地位与职责。现代西方国家出现了两种并行不悖的趋势，即军事战略与对外政策在内容上紧密结合的同时，国家政治事务与军事事务的管理却在日益走向专门化和职业化。特别是在决策权限上，像历史上的拿破仑和腓特烈大帝那样集政治家与战略家的职责和权力于一身的时代终结了，代之以政治家、国务家与战略家、将军之间新的权责划分。这样，政治家与军事战略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成为战略决策中的突出问题，并影响着人们对战略和战略研究的定位。当代西方战略研究界主张，战略家应专注于辨识和评价为实现由政治最高当局所确定的目标而使用军事力量的不同方案，而政治家在决定对外政策目标的时候，应该咨询战略家，因为就战略家的专门知识来说，尽管要他们去评判政策是否可取并不够格，他们却“最擅长思考所追求的特定政策的影响，并能够对其可行性与后果提出建议”。（注：John Garnett," Strategic Studies and Its Assumptions," p.6.）这种为战略家应参与最高政治决策的论证，也是对战略研究之价值的论证以及战略研究范围和方向的说明。
在西方战略研究界看来，战略与政策的区分不仅直观地表现为它们分别由战略家与政治家执掌，而且战略与政策各自的内在逻辑也是不同的。战略分析是价值中立的，是工具理性取向的，专注于如何有效地利用既有的资源以实现政策目标；而政策分析则是一种政治分析，着眼于国内政治或国际政治。因此，在西方国际关系领域中，战略研究与对外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简称FPA)成为两个不同的分支。
当然，西方战略研究界并不否认战略与政策之间的联系，他们看到了战略与政策保持和谐统一的必要性并提出实现两者之间和谐统一的办法：首先，当代军事战略思考与研究必须置于一种更加宽广的国际政治与对外政策的背景和框架之下。战略研究与对外政策研究及国际政治研究之间只是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而不是主题(subject matter)的不同。其次，战略的抉择是由政治家发挥最终的控制和裁决作用的结果，但是将战略问题完全交给政治家而排除战略家对高层政治计划的参与是危险的，需要的是在政治头脑和战略头脑之间的不断对话。其中，20世纪70年代“新克劳塞维茨主义”的兴起在提醒人们关注战略与政治之间关系方面尤其起到重要作用，而“黄金时代”的核战略家则往往被后人批评为过于科学化和对现实政治无知。
可见，西方战略研究界确实看到了战略与政策之间的联系，不过两者之间的区分仍是基本的，促进战略与政策在内容上相统合的主张与措施是以战略与政策之间的不同逻辑、不同地位与不同职责为前提的。
三 “战略研究”与“大战略”思想
西方大战略思想的成形可以追溯到克劳塞维茨，保罗·肯尼迪赞誉《战争论》是“单独一部最具影响力的大战略著作”。（注：转引自时殷弘：《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国际战略十一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但使“大战略”的概念得以广泛流传的是作为“最后一位古典战略家”的李德哈特(Sir Basil Henry Liddell-hart)。哈特将大战略理解为军事政策，其任务是“协调和指导一个国家(或是一群国家)的一切力量，使其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注：[英]李德哈特著，钮先钟译：《战略论》，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360～361页。）在当代西方的战略概念体系中，“大战略”也被称做“国家安全战略”或“国家安全政策”，其内涵与哈特的看法大体一致。
战略与大战略都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目的，从属于国家的政策，它们之间显而易见的区别在于：其一，大战略处于更高的地位，更主要的是政治家的职责；战略从属于大战略，是将军的职责。其二，大战略考虑和运用国家所拥有的一切资源，利用各种力量手段；战略则主要是对军事力量的运用。可以看出，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对政策或政治因素的引入程度。大战略相当于治国方略(statecraft)，“大战略的症结在于政策”。（注：Paul Kennedy,ed.,Grand Strategy in War and Pea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p.5.）由于大战略更接近于政策，大战略的原理有许多地方与战略方面的某些原理恰好相反。在战略的范畴内，战斗的本能常常是必要的；但大战略的眼光则要透过战争的限度，看到战后的和平。大战略思想的意义在于，化解因区隔政策与战略而带来的统合两者的障碍，通过“大战略”这个概念，同时充实、强化政策的工具理性与战略的政治目的性。战略研究虽然也在意战略与政策的统一，却不打算走得太远。它选择了相对超脱于政治的定位，“显示出高度技术化的倾向”（注：Hedley Bull," Strategic Studies and Its Critics," World Politics Vol.20,1968.）它专注于“纯粹战略”，但以政策与大战略作为准确定位“纯粹战略”的方向性前提和在更宏大的范围内认识、把握“纯粹战略”的坐标图。
大战略研究与战略研究的另一个差异是在方法论上对科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的不同偏好。在科学行为主义的影响下，西方战略研究尤其是核战略研究具有明显的“战略算术”色彩。而典型的大战略倡导者则特别崇尚克劳塞维茨的传统，认为战略是应对无法预见与不可避免的“摩擦”的“艺术”，强调通过研习历史而获得经验和见识的重要性。当代著名的大战略思想家往往同时也是战略史研究的大家与大历史学家，大战略研究往往通过对历史个案的研究，揭示经济、外交、地理、历史、文化、政权的性质以及政府和军事体制组织方式等多种因素对大战略的作用。（注：[美]威廉森·默里等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Richard Rosecrance and Arthur A.Stein,eds.,The Domestic Base of Grand Strateg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 Paul Kennedy,ed.,Grand Strategy in War and Peace,1991。）
战略研究与大战略思想和大战略研究之间的关系可谓跌宕起伏。在冷战时期，一方面，“大战略”概念作为现代战略思想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而在抽象的意义上受到推崇；但另一方面，大战略意识却被冷战与美苏对抗的固定化所压抑，大战略研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事实上处于某种边缘地位，而在“战略平衡”框架下的技术性分析则成为战略研究的主要形式。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主义偏执的弊端日益显露和遭到批评，哲学历史方法乃至于文学方法、“文学文化”的价值终于重新得到肯定，大战略研究伴随着所谓“新克劳塞维茨主义”的兴起真正得到较大发展。自此，战略研究与大战略思想和大战略研究的相互交叉与融合显著加强。对军事战略的讨论，往往延伸到对大战略的分析；战略研究界重新接纳历史方法，并致力于重新发现古典战略家的真知灼见；不少学者作为从事战略研究的重量级人物，也被认为对大战略问题怀有深刻见解。不过当涉及战略研究的基本定位时，人们的看法并不相同。约瑟夫·奈、布斯等人主张在战略研究内复兴大战略的思考方式。（注：Joseph S.Nye,Jr.," The Contribution of Strategic Studies:Future Challenges," Adelphi Paper,No.235,London:IISS,1989; Gerald Segal,ed.," New Directions in Strategic Studies:A Chatham House Debate," RIIA Discussion Papers 17,1989.）巴瑞·布赞(Barry Buzan)则认为，大战略是一种整体性的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问题不在于改造战略研究，而是以国际研究为基础来发展一支大战略家团队，其广博的专长能够使战略研究的成果在全面的安全视野中得到应用和发展。（注：Barry Buzan,People,States and 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1,p.25.）
四 战略研究与安全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学者重构战略与安全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得到重新界定的安全概念与安全研究议程如何实现——是改造战略研究本身，还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这场讨论的参与者众多，观点多样。布赞及其观点在这当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布赞属于最早一批主张更新安全概念与安全研究的学者。他在1983年出版的著作《人民、国家与恐惧》（注：Barry Buzan,People,States and Fear: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righton:Harvester,1983.）堪称承前启后性的作品，对安全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此同时，布赞主张明确设定战略研究的核心，他为《战略研究入门》一书所确定的副标题就是“军事技术与国际关系”。布赞认为，战略研究的主题来源于影响国际体系的两个基本变量——政治结构与政治结构中的政治行为者可以利用的主体技术的本质；技术变量才是“影响政治行为者可以使用的力量手段的主要因素”；权力、安全、战争、和平、联盟等概念都深深地植根于国际关系的政治结构，它们属于战略研究的“边界性概念(boundary concept)”。（注：Barry Buzan,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Military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St.Martin' s Press,1987,pp.6-8.）
1991年《人民、国家与恐惧》第二版出版。布赞以新现实主义为理论依据，进一步探讨安全的指涉对象和必要条件，并明确主张建立起一套新的安全研究议程，而不是在战略研究范围内实现更新。他认为，改进战略研究的最佳方式是提高其对总体问题的敏感度，并与其他专门性研究保持沟通与协调。（注：Barry Buzan,People,States and Fear: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1,pp.24,272.）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布赞的理论思想进一步发展，开始采用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进行安全研究，并成为哥本哈根学派的领军人物。在系统阐述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理论的著作《安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中，布赞主要从两个方面对他所倡导的新的安全研究与传统安全研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说明。首先，关于分析方法问题。建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主张“将安全定义建立在威胁和指涉对象的社会建构基础上”；而传统主义者将威胁和指涉对象客观化，这种做法具有使它们“进入安全化行为主体的角色”的危险。同时布赞指出，在“部门”或“领域”方法之下，军事领域成为安全领域之一，新旧方法之间可以保持互动。其次，关于“安全化”与“非安全化”问题。布赞承认，客观主义方法具有支持安全化或非安全化选择的好处；但是把“非军事化”和“非安全化”相等同是有代价的，特别突出的是“过度安全化”的脆弱性。而新的安全研究框架则可以提供反安全化的方法。（注：Barry Buzan,et al.,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Boulder:Lynne Rinner Publishers,1998,pp.207-212.）
在完成了对建构主义的宽泛安全研究议程的系统阐述之后，布赞又在军事安全这个更大的框架下展开关于技术对军事安全需要影响的分析。他提出使战略研究与和平研究进一步融合起来等改进军事技术研究的方法。他提醒读者，分析军事安全的技术方面只是军事安全研究的方法之一；分析军事安全的技术方面，具有“看不到获得技术和追求军事安全的目的和限制”的危险。（注：Barry Buzan and Eric Herring,The Arms Dynamic in World Politics,Boulder and 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8,pp.273-274.）
布赞的一系列论述，为我们认识西方战略与安全研究新的定位依据与意义进一步提示了思考的方向与线索。首先，学科定位的扭曲与认识上的扭曲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围绕武器技术的分析长期以来是西方战略讨论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课题。这部分地反映了战略思想上的问题，因此一些战略研究界的著名学者从武器技术决定论的高度对此提出了批评。（注：Michael Howard," The Forgotten Dimensions of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Vol.57,1979; Colin S.Gray,Modern Strate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7,23-26.）不过，扭转认识上的偏差与维持学科的原有边界也可以兼顾。因此布赞在主张扩展对安全的理解与安全研究议程的同时，却论证了战略研究关注军事技术问题的合理性。这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狭窄的战略研究迄今仍然得到延续的原因。
其次，安全概念的拓展与安全研究范式的转变之间有着密切关联。安全指涉对象与安全领域的多元化势必带来如何进行优先性排序与综合平衡这样极为尖锐而复杂的问题，因此安全思考的逻辑与安全研究的范式面临着重大调整。新现实主义的思考范式已经不足以应付新的安全议程，因而布赞的理论思想进一步发生了转向。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的安全研究也被称为“批判的安全研究”，它泛指试图超越传统的安全研究思考范围和方式的各种探索。这里“批判”一词虽然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过仍传达出重要的意蕴：即从“成员陈述(member' s accounts)”转变到“新来者陈述(stranger' s accounts)”，（注：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Williams,eds.,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Concepts and Cases,London:UCL Press,1997,preface,p.xii.）从“问题解决理论”的框架进至“批判理论”的框架之下。也就是说采取一种“与世界的主导秩序保持距离”的立场，通过关注主导性秩序的缘起、它们处于变化之中的方式以及是否会经历变化，来对现存秩序提出疑问。（注：[美]罗伯特·W.科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载[美]罗伯特·O.基欧汉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
五 几点看法
考察当代西方战略与安全研究在核心概念的确定和界定、研究视野的扩大与学科范围的限定、研究方法的探索与理论思考范式的开拓等方面的不断探索和更新，对于我们通过比照认清中国战略与安全研究的长处和不足，从而为中国国际战略实践的优化进行较为充分的知识准备，可以提供一些重要的启发。
(一)研究视野的扩大与学科边界的有限性
西方学者围绕战略与安全研究学科定位问题的讨论，突出反映了他们在拓展研究视野与保持有限的学科范围和内在连贯统一的知识体系这两种相互之间有所冲突的要求之间的调和与取舍，突出显示了对国际关系中军事因素的重视以及在分析论传统的深刻影响下由专门而精深走向全面与整合过程中的审慎。
相形之下，中国的战略与安全研究由于起步较晚，基本不存在重新定位的问题，而是战略研究(更确切地说是国际战略研究)与安全研究从一开始就大体上分别发展，并不约而同地显示出对总揽大局、综合全面的追求。极有代表性的是一些学者发展出了有别于西方的、直接进入政策最高层次的战略概念，认为“国际战略决定着外交政策，外交政策是实施国际战略的方针、原则，是国际战略的组成部分”。（注：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77页。）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对自身学科研究对象的规定也体现了宽广、宏大、高远的特点。（注：参见余起芬主编：《国际战略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王家福：《国际战略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可以认为，不少中国学者持有更为激进的大战略观念，直接将战略分析与政治分析合二为一，并以政治分析为本。如果说我们因长于从大处与整体出发进行思考而占据了某种先机，那么我们也要对专门而精细的必要性有足够的认识，并进一步探讨统合之所以成立的坚实的学理依据。
(二)科学方法与经典方法的比较优势
大战略研究通过对历史与哲理的领悟发现国家间竞争对抗中败绩的缘由与胜出的道路；战略研究则通过确凿的数据、严密的推理、可证伪的论证过程，揭示某一路径方法起效的程度与概率，不同路径方法的不同利弊。对于科学化战略研究最严苛的批评是其过分醉心于复杂尖端的技术方法而成为脱离于现实世界政治的“假科学”。不过，鉴于“系统化的现代方法通常都能产生比较可以信赖的结果”，它对于许多种类问题的研究仍是“不可缺少”的。（注：Bernard Brodie,War and Politics,London:Cassell,1973,p.462.转引自纽先钟：《战略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4～55页。）在历史方法重新登堂入室的时候，一些学者又提出，要注意避免“粗陋的历史方法”即简单化的教训、草率的类比以及幼稚的推断所带来的弊害。（注：Ken Booth," The Evolution of Strategic Thinking," in John Baylis,et al.,eds.,Contemporary Strategy,p.55.）可见在两种方法之间，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优劣问题，而是运用得当的问题。
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主要是在经典方法的范畴内进行，利用科学方法的战略研究相对较少。我们对研究方法的认识和探讨起步较晚，与西方因过于注重尖端的技术方法而损害研究质量的问题有所不同，我们的问题仍在于方法论的意识普遍较为淡薄，在方法的运用上较为粗糙对研究水平造成影响。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在全面认识科学方法的必要性与可能的缺陷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对科学方法的运用；同时在与科学方法的碰撞中，进一步深化对经典方法精髓的把握，提升对经典方法的运用水平。（注：时殷弘：《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时殷弘：《从拿破仑战争到越南战争——现代国际战略十一讲》，第11～18页。）
(三)战略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批判理论的意义
尽管战略研究以科学的名义对传统战略思考加以贬低，大战略思想则从历史哲理分析出发对战略研究的狭隘与僵硬提出批评，战略研究与大战略研究却共同遵循着客观主义、理性主义的思考逻辑。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批判的安全研究不仅对学科称谓的核心词进行了转换，而且还形成了新的分析框架，要求改变战略与安全思考的视界，去质疑现实世界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寻求建构理想的新世界。
西方学者对安全研究理论范式问题的探讨，提示我们对自身的战略和安全研究所使用的理论方法保持自觉的意识。如果说对于客观主义、理性主义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了解、学习与运用对于中国参与世界来说是必需的、基本的，那么我们同样需要对反思主义、批判精神的价值具有足够的认识。当代西方批判理论在面貌上的繁复、深奥包含了某种单纯追求精深的学术游戏的成分，但其内核还是社会批判精神，而社会批判精神始终是人类发展进步的一大思想动力。西方批判的安全研究的发展对于冷战后以新的标准塑造世界的意义尤其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应促使我们在围绕中国国际战略与国际安全的研究中形成和纳入体现中国观点的扎实的批判理论与相应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