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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文革”刚刚结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从完全闭塞、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蒙昧状态走出来，充满了对新思想和新知识的饥渴，在文学批评理论方面，对西方当代各种新理论充满了好奇和了解的愿望。在80年代初，董秀玉女士到北大和我认识，约我在《读书》杂志上开设一个“现代西方文论略览”的专栏，每期发一篇文章介绍20世纪西方文论。于是从1983年4月到1984年3月，我在《读书》上连续发表了十一篇文章，介绍了从精神分析、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到神话和原型批评，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阐释学到接受美学等各种批评理论。那是“文革”之后在国内最先系统介绍当代西方的各派文学理论，可以说恰逢其时，正好适应了当时大家希望了解当代西方文论的急切需要，所以那些文章刊登出来之后，读者反应相当热烈。那时候在文学批评领域，机械的“反映论”仍然是占据正统地位的观念，介绍当代西方文论有助于打破“反映论”那种僵化的教条，所以无论是新批评还是结构主义，阐释学还是接受美学，对当时国内的文学批评和研究说来，都有刺激思想、开阔眼界的作用。后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把这些文章结为一集，作为“读书文丛”之一种在1986年出版，书名题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我在那本小书的“前记”里说：“我认为仅仅介绍这些理论是不够的。它们各具特色，也各有局限，各派文论家在提出某种理论，把文学研究推向某个新的方向或领域的时候，往往又把话讲得过火冒头，走向某种极端。我们可以了解各派的理论，但不可尽信盲从其中的任何一派，而所谓了解其理论，本身已经包含了解其问题和局限的意思在内。”①这是我当年的看法，现在已经近三十年过去了，但仍然觉得这几句话一点没有说错。西方各派文论的确各有其独到的见解和长处，但也的确常常走极端，所以我不愿盲目跟从其中任何一派，放弃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在我看来，机械搬用一种理论，套在一部文学作品上，做出号称某派或某种理论方法的作品解读，实在是没有出息、极端枯燥乏味的文学批评。能够用理论的眼光来审视文学作品的各个方面，在历史、宗教、哲学和社会政治的大背景上，在文学自身的发展和传统当中，对文学作品做出全面而有说服力的解释，使读者认识到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能够更深地欣赏作品在文学表现方面的创造性和审美理念，那才是真正好的文学批评。我们当然应该了解西方的文学理论，吸取当中有道理有价值的部分，从中得到启发，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决不能盲目跟从西方理论的权威，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失去自己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能力。例如常有人说，作者已经死去，现代文学研究要以读者为中心。可是说这样话的人，都不过是听从罗兰·巴尔特这位作者的话而已。在西方文学研究中，作者不仅没有死去，而且近年来出现了很多回应巴尔特的讨论，在文学研究中，可以说作者已经在新的理论探讨中，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②。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简单追随一时风行的理论是多么可笑，而且那样做永远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看法。
我那时介绍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从阐释学到接受美学这些理论，还都是对文学本身的思考和分析，但西方文学理论后来的发展逐渐脱离开文学本身，越来越具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化的色彩。例如女权主义理论认为文学传统体现了父权制度压抑性的传统观念，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西方经典体现了白人殖民者的观念，同性恋者认为整个传统社会价值是压制性的，福柯认为知识和权力有共谋的关系，德里达批评整个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于是西方文学理论中展开了“去经典化”(decanonization)运动，身份认同的政治(identity politics)变成一种潮流，文学研究逐渐被文化研究所取代，研究对象由传统的文学作品变为通俗文化产品，电影研究几乎压过文学研究。就像任何革命一样，边缘占据了优势而成为中心，传统的中心被颠覆抛弃，传统文学研究中讨论的审美价值之类问题不再是文学或文化批评关心的问题，而身份认同、性别和性倾向、少数族裔等等问题，则成为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
这一变化当然有其整个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环境变化的大背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由以传统的白人价值观为主导，逐渐转变成一个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如果说过去美国的典型意象是各民族的“大熔炉”(the melting pot)，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移民来到美国，都被同化吸收到美国社会里，接受占多数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价值观念，融入美国社会，那么在70年代之后，这个观念就不断受到挑战，而逐步被多元文化的观念所取代。于是从不同社会层面对主流和传统的挑战层出不穷，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带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特点。从美国社会构成本身说来，白人多数也逐渐受到挑战，来自墨西哥和其他南美国家以及亚洲的移民，数量越来越大，在美国产生极大影响。这些大的变化总的说来使美国社会变得更开放、更民主，尤其对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给予了致命的打击，这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方面。但与此同时，这些变化也必然造成美国社会在观念意识和社会结构上的问题，形成社会的碎片化，缺乏共识。在文学和文化方面，这种正面和负面的成分都有所反映，也就形成了上面所说各种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
我1983年从北大到哈佛，1989年在哈佛毕业后又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近十年，对美国大学里文学理论的作用和局限可以说有了更深的了解。80至90年代正是我上面所说文学研究逐渐转变成文化研究的时代，我深感在美国，文学理论越来越脱离文学，越来越抽象晦涩，也越来越政治化。文学当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文学也绝不等同于政治。中国在“文革”中早已提出过政治高于一切、文学为政治服务，也早用政治作为评判文学作品优劣的标准。郭沫若在成都杜甫草堂曾经题写对联称赞杜甫说：“民间疾苦，笔底波澜，世上疮痍，诗中圣哲。”可是“文革”中为了迎合毛泽东扬李抑杜，却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写了《李白与杜甫》，用断章取义的阶级分析法来极力贬低杜甫，甚至连《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样的诗，像“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这样的诗句，也一定要误解曲说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杜甫把贫下中农的孩子称为“盗贼”。经历过“文革”的我，对这样的所谓“政治批评”实在极其反感，不可能把这种政治化的“文学批评”当成认真的文学批评，所以我也就不可能接受西方理论中越来越狭隘的身份认同的政治，即认同自己所属的小群体，如女性、族裔、性别倾向(即同性恋或双性恋)等等，不可能把这些视为判断一个文学作品或文化产品价值的标准。
就是在西方，这类理论的局限也已经引起许多有识者的质疑和批评。例如曾以《文学理论》闻名于世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对文化批评中时髦的“身体”概念就有这样尖锐的批评：“在研究文化的学生们当中，身体是一个极为时髦的课题，但通常是情欲的身体，而不是饿得瘦骨嶙峋的身体。他们感兴趣的是在性交的身体，而不是在劳作的身体。说话轻言细语的中产阶级学生们聚在图书馆里用功，研究的是如吸血鬼和挖眼拔舌、机械人和色情电影之类极具刺激性的题目。”③这可以说是西方大学里文化研究的一景，是把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合理化为文化研究的热门课题。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最近的十年报告中，苏源熙也明确指出文学理论取代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研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他说，就像做一个理论语言学家不必懂很多语言一样，现在做一个研究文学的学者，似乎同样可以“以研究文学为业而无须持续不断地讨论文学作品”④。在西方，大部分学者对这种现象已经厌倦了，抽象虚玄、空谈理论的风气已经过去了，目前在欧美和其他很多地方正在兴起的世界文学研究可以说代表了新的思想潮流，恰好可以纠正那种玄谈理论以及脱离文学的偏向。我一向认为文学理论在应用当中，不能脱离作品的实际，也不能脱离我们自身生活经验的实际。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有自己独立思考的可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盲目跟从理论的权威，做思想上顺从的奴隶。
也许用几个具体例子，可以更清楚地说明我的意思。莎士比亚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从来被认为是描写青年男女热烈爱情的名著，可是以同性恋研究出名的乔纳森·戈德堡却认为，这部剧数百年来都被误解了，因为这剧真正要讲的不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同性恋！戈德堡说，在悲剧结尾，互相敌对的两个家族决定用纯金建造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纪念像，这固然表示了和解和社会秩序的恢复，即“异性恋秩序”的稳固，但就在这之前，卡普莱特把手伸给蒙塔古并称他为“兄弟”，这就是同性恋者的动作，所以“更确切地说来，剧的结尾所肯定的乃是一种同性恋秩序”⑤。《罗密欧与朱丽叶》最著名的场景之一，是月光之下朱丽叶在阳台上的一段独白，在其中她说，罗密欧何必要叫罗密欧呢？“名字有什么呢？我们叫做玫瑰的那种花，换一个名字还不是同样香甜？”批评家们从来以为，朱丽叶在这里的意思是说，罗密欧虽然来自蒙塔古这一仇家，却无碍于她爱罗密欧这个人。名字是外在的，人的本身才是她之所爱。可是按照戈德堡的新解，这完全理解错了。因为“玫瑰”(rose)即是“罗莎林”(Rosaline)，而在此剧开场，罗密欧先爱的是罗莎林，后来才爱上了朱丽叶，所以朱丽叶是罗莎林的替代品。他更进一步说：“我们如果按朱丽叶话中暗示的另一种等同关系，即把罗密欧来替代玫瑰，也就是来替代罗莎林，那又会是什么结果呢？起码我们可以认识到，欲望不一定由其对象的性别来决定，罗密欧与朱丽叶相配并不是什么异性相爱的完美和私隐的时刻，而是一个系列之一部分，而这一系列的互相替换既不尊重个人的独特性，也不尊重性别的界限。”⑥把戈德堡这句话的意思翻译成简单明白的语言，那就是朱丽叶说玫瑰换一个名字会是同样香甜，指的不是罗密欧，而是罗莎林，也即是另一个女人；此外，“把罗密欧来替代玫瑰，也就是来替代罗莎林”，也同样是说朱丽叶爱的不是一个男人，而是一个女人，即“欲望不一定由其对象的性别来决定”。经过这样的解读，自莎士比亚时代以来的四百多年间，几乎所有的读者、观众和批评家都没有理解《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出悲剧的真正意义，因为大家都一直以为，这是表现男女之间爱情的悲剧。只有现在，在同性恋批评理论的引导之下，戈德堡才为大家指出了此剧暗含的同性恋之深层意义。在我看来，这只是对莎士比亚作品肆意的歪曲，是匪夷所思的误解。
另外一例是关于翻译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的一篇论文，十分惹眼的标题是“和伟利上床”(Going to Bed with Waley)。这标题来自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娅·伍尔芙(Virginia Woolf)日记里的一句话，原文是“to bed with Waley”，意思是带着伟利翻译的书上床睡觉，而那书正是翻译家亚瑟·伟利(Arthur Waley)所译的《源氏物语》。这篇论文的作者加上一个“go”，就立即改变了伍尔芙的原意，变成不是带着书上床，而是和人上床了。不过此文要讲的并不是伟利，而是伍尔芙，认为伟利虽然翻译此书不无贡献，但《源氏物语》真正理想的翻译应该是弗吉尼娅·伍尔芙的译本，因为《源氏物语》是日本平安时代女作家紫式部的作品，只有伍尔芙才具有“敏感的妇女”那种特殊气质和才能，真正体会原文意味，所以“要是她懂日文而且有意翻译这部故事，那么伍尔芙就会占据一个独特的地位，揭示出《源氏物语》许多原始女性主义的方方面面(many proto－feminist aspects)，从而成就稳固地属于女权中心主义话语传统(a feminocentric discourse tradition)的一部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作品”⑦。不过伍尔芙并不懂日语，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翻译《源氏物语》，于是这篇论文的作者大为叹息道：“我们必须将之算成是妇女写作和全球女性传统无可弥补的一大损失，也是《源氏物语》在现代西方接受历史上的一大损失，那就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说来，伍尔芙从来不曾和紫式部上过床(Woolf was never able,metaphorically speaking,to go to bed with Murasaki Shikibu herself)。”⑧这最后一句当然是同性恋研究论文画龙点睛的妙语，可是这篇论文要说明的道理是什么呢？——只要是“敏感的妇女”就可能心心相印，哪怕不懂日文，也可以产生一部《源氏物语》理想的翻译。这论文立论的基础是一种无需事实依据的假想，可是天下“敏感的妇女”又何止伍尔芙一人？既然不懂日文也可以翻译《源氏物语》，那么是否可以设想别的女作家也同样可以成就一部《源氏物语》的理想译本呢？如果可以，这一类假想的论文可以成百篇地产生出来，论文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这篇论文的作者叹息伍尔芙不曾和紫式部上过床，可是她有没有稍微想过，生活在11世纪初日本平安时代一个文人世家的紫式部，是否可能而且愿意和一个现代英国女作家同床呢？是否东方的女性随时都准备好了伺候和满足一个西方人的性要求呢？哪怕是“在比喻的意义上”作此假想，这当中是否也流露出白人种族主义的一点自傲呢？在我看来，这样的论文毫无根据，也毫无价值，然而却在相当有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这就显露出西方文学理论造成的一种尴尬，甚至是一种危机。当然，不同理论倾向、不同观点的论文都可以发表，正表现出西方学界思想自由的状态，但也就证明我们在了解西方文学理论时，不能不自己思考，不能不有所鉴别，做出自己的选择。
我认为我们要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基础来独立思考。例如关于“去经典化”，我们可以反思中国文学的传统，古代许多作品当然会有在当时历史情境下通行的思想观念，许多在我们现在看来都不正确或不能赞同。杜甫诗中表达的意愿，“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今天看来也许就没有什么意义，李白《与韩荆州书》虽然写得洋洋洒洒，气度非凡，毕竟是向贵人求职，希望找一份差事，“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要找古代文学作品中表现父权思想、精英思想和其他应该抛弃的成分，可以说太容易了，可是我们愿意就因此而推翻李杜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所有精华，全面颠覆传统，用过去没有受重视的“边缘”作品来取而代之吗？我不觉得那是我们应该走的路，也不觉得“边缘”仅仅因为是“边缘”，就该反过来成为中心。
当前西方文学研究已经出现新的进展，对经典作品的接受、深度的文学阐释和(尤其是)世界文学研究，都是我们值得注意和认真了解的。比较文学从19世纪兴起以来，就基本上是以欧洲文学传统的比较为中心，而现在世界文学的兴起则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真正以全球的视野来讨论各个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文学，有助于在文学研究领域扩大研究范围、探讨更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概念是19世纪初由德国大诗人歌德提出来的。他在与艾克曼谈话时提到他正在读一部中国小说的译本，虽然那部作品与他熟悉的欧洲文学很不同，但他又完全能体会书中人物的心情和处境，于是他认为局限于单一的民族文学已经没有意义，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开始，而且我们都应该努力，使之尽快到来。比较文学后来的发展，却并没有达到歌德的理想，但现在，西方学界本身提出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也许在我们这个时代，歌德所设想的世界文学才真正有了实现的可能和机会。现在世界文学在美国、欧洲和其他许多地方已经兴起，有不少选本和讨论世界文学的书籍出版，我认为都值得我们注意去了解和研究。
总而言之，我认为对西方文学理论，我们应该有了解的兴趣，也有了解的必要。但了解应该是深入的，即弄清楚一种理论产生的背景，在发展脉络中的合理性和作用，同时也了解其局限。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根基，要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而不是盲目跟从所谓“理论权威”。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有自己的看法，可能在文学和文化研究当中做出一点贡献。
注释：
①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页。
②Cf.Seán Burke,The Death and Return of the Author:Criticism and Subjectivity in Barthes,Foucault and Derrida,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8.
③Terry Eagleton,After Theory,New York:Basic Books,2003,pp.2-3.
④⑥Haun Saussy,"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Of Memes,Hives,and Selfish Genes",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p.12,p.85.
⑤Jonathan Goldberg,"Romeo and Juliet's Open Rs",in Joseph A.Porter(ed.),Critical Essays on Shakespeare's Romeo and Juliet,New York:G.K.Hall & Co.,1997,p.83.
⑦⑧Valerie Henitiuk,"Going to Bed with Waley:How Murasaki Shikibu Does and Does Not Become World Literature",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Vol.45,No.1(2008):4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