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经济周期性波动规律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周期性论文,规律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正确认识、研究和把握国家宏观经济波动规律及其对沈阳工业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影响，对于我们根据周期性波动的不同阶段，主动采取适时、恰当和有效的经济对策，减少国家宏观经济波动对沈阳工业产生的振荡和不利影响，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8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出现的较明显的循环期对沈阳工业经济运行的影响与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于1985年、1988年和1993年出现了三次较明显的经济周期。由于各周期间经济体制、宏观政策和工业经济结构的演进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我市的工业景气也随之出现了与之相对应却又并不完全相同的上升和下降的循环过程。具体的分析和研究1980—1995年16年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基建和技改投资、工业总产值、增加值及我市工业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波动轨迹，可大致看出我市工业经济运行主要体现以下6个重要特征。
⒈从1982年开始，同全国一样，我市工业总产值增幅一直是正增长，没有出现绝对水平的下降，但产值增幅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无论是在1985年、1988年和1993年的经济过热年份，还是在相应的经济降温年份，我市工业总产值增幅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7个百分点。
⒉我市工业经济的波动在每个五年计划期都形成了较有规律的起伏运动过程。在“七五”和“八五”期间的前2—3年，都是由走出低谷开始复苏进入上升扩张期，在后1—2年，都是由高涨期转入收缩萧条期。说明国家和地方新的经济发展计划（而不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特别是投资政策的运作，仍然是我市工业经济波动的主要动因。
⒊工业生产增长的升与降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的变动有着较强的关联性。产值的增幅随着投资增长率升降而相应的同步的发生上升和下降。我市乡以上工业产值增长率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弹性系数为0.43，即国家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或减少1%，我市工业总产值增幅相应提高或降低0.43。如果从我市重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与全国基建投资增长率的关系来分析，这种强相关性就更加明显，增长率弹性系数为0.64，即全国基建投资每增加1%，我市重工业产值增长0.64%，由此说明沈阳工业的增长更多的依赖于全国投资需求的拉动，这种相关性在今后一段时期仍将继续保持下去。
⒋在每个经济循环期的低谷阶段，就我市工业整体而言，其在低谷徘徊的时间长度，和下降幅度与全国工业的变化趋势基本上是同步和一致的。那种对于我市在低谷期徘徊相对于全国时间较长，走出低谷的转机时间又相对滞后的印象。主要是产生于我市国有工业在低谷期下滑的更为严重和上升的相对缓慢的这一过程。
⒌从工业经济效益的增长方式看，数量型的简单扩张或收缩特征相对明显，表现为“双块”特征的粗放拉动型增长。一方面，在国家宏观经济处于高涨上升时期，我市整个工业效益的增长幅度大大快于工业总产值增长的速度，同时重工业的增幅也快于全市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在国家宏观经济由峰顶开始转入降温的收缩时期，整个工业效益特别是重工业下滑的速度又大大快于全市工业总产值下滑的速度。这充分说明，长期以来由于我市工业产品结构的中低级产品比重偏大，在总量需求扩张膨胀期较快的涌入市场，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在需求膨胀的情况下被暂时掩盖，速度型效益和涨价型效益的双重作用，较快的拉动效益的提高。而在经济进入收缩时期，由于市场需求结构往往在更高的起点上发生变化，使这些中、低级产品又被率先的、大量的挤出市场，速度型和涨价型效益很难持久。
⒍从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变动情况看，国有工业15年来的增幅一直低于全市平均水平，非国有经济的增长一直高于全市平均水平。从1982年—1993年，我市国有工业总产值增幅一直低于全市平均增幅2－8个百分点，在1988年和1993年两个循环期中，我市国有工业总是相对于全国和全市提前一年进入衰退期，并且又滞后一年转入高涨期。而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增幅1981年—1995年一直高于全市平均增幅5—10个百分点。这种由于国有工业增幅的绝对缓慢和由于非国有经济较快增长而使国有工业增幅相对下降，使我市工业增长结构发生变化，引起国有工业经济占全市工业比重逐年下降，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利税分别由1981年的86%和80%，下降到1995年23%和42%；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和利税占全市比重分别由1981年的14%和20%上升到1995年的77%和58%。
由于非国有工业经济与全国宏观经济的关系相对较弱和滞后，使我市工业经济波动由于非国有经济比重上升而与国家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出现一些新变化。如：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我市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的弹性系数虽然从总体上看关联较强，但如果按1985年、1988年和1993年三次经济周期来分别计算分析看，弹性系数体现出逐次和出逐年减弱趋势。
二、对沈阳工业经济波动的基本评价
⒈在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结构转变新时期的历史条件下，我市工业经济的调整尚未充分跟上这一变化，在波动周期中应该实现的产业更新和结构调整基本上很难实现。“六五”时期以后，我国的供给状况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总量短缺时代已过去，开始进入总量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新阶段，每次经济的高涨将依赖于供给在新水平上的扩张。而同时，由于我市工业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全国及区域性生产力布局已彻底打破，国有工业调整缓慢，多方掣肘，使我市工业经济的每一次周期性波动更多地是在原有产业结构基础上和原有技术水平上的扩张或收缩，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资本存量调整与更新，没有明显出现技术水平的升级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转换，不能通过淘汰陈旧的不适应社会发展的生产要素，使之上升到一个新水平，实现我市工业经济在一个更高起点上的扩张。
⒉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对国家及我市工业经济波动一直缺乏系统、预期的研究，没有一个以反周期理论为指导的完整而有效的保护措施和对策取向，在国家每次进行重大经济政策调整时，往往使我市工业在增长方面多次出现始料不及的被动局面，同时也丧失过一些难得的发展机会。
⒊从另一角度看，我市工业发展的周期性变化，同时也是国有工业增幅和所占比重逐年下降，非国有工业增长和所占比重逐年提高的过程。由于国有与非国有的体制行为不同，因而两个部门的波动机理也不一样，这种体制的交错，使今后一段时间内，经济波动将更具有多重性。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和制定对策时，一是不能简单化的用只适应其中一个部门的观点解释整个工业经济的波动；二是在我们过去主要研究国有工业波动的同时，更要注重非国有经济的波动变化规律。
三、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发展趋势的再认识
今年是继1993年全国出现经济过热，国家实施“软着陆”式宏观调控的第三年，也是“九五”计划的第一年，按照我国经济波动的周期性规律，在工业已连续三年回落的形势下，近期内宏观经济应开始出现回升转机的兆头。我市经济、企业界许多人很关注经济周期“谷底”的判断，并寄希望于新一轮“热”的开始，这种想法是在情理之中的。但只有清醒的正确的判断当前宏观形势及发展趋势，纠正已往认识上的偏差，才能选择恰当、适时和有效的经济对策，更好地推进我市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⒈1993年以来，国家“软着陆”式的调控与已往的宏观调控有明显不同。一是吸取了过去“大上时齐步走，大下时一刀切”给经济带来大起大落的历史经验教训，采取的是坚持总量上的“适度从紧”的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新开工项目、房地产、开发区建设、贷款总规模和新增货币发行量等进行合理有效地控制。二是适度微调，强调结构性调整。根据经济波动和物价上涨的态势，审时度势的进行结构性微调，对效益好、有市场的国有企业给予重点支持，对国家的“瓶颈”部门给予倾斜政策。三是在调控的方向和力度上为避免激起经济增长过热和通货膨胀率的反弹，实施加以控制的“适度放松”。四是在时间的操作上，随着波动态势的推移而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
⒉经济生活中由冷变热的状况不会接踵而来，“软着陆”的实现不会随即成为新一轮经济过热的起点。今年是“九五”的第一年，由于“九五”全国的物价起点比“八五”高得多，1990年零售物价总指数只有2.1%。而1995年接近15%，国家仍需要通过1—2年的努力来消化前几年积累起来的通胀因素。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抑制通胀，使物价上涨率低于经济增长率，是整个“九五”期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所以，即使在目前整个经济运行已下行至“谷底”而可能会出现回升势头，但由于启动经济的几大因素，如投资、消费市场、出口等目前都没有构成足够重新启动经济的明显迹象，今年仍不会出现较大的新一轮“热”的增长。
⒊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波动差异将不会很大。国际经验表明，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周期性波动并不十分明显。像日本、新加坡、韩国曾连续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经济增长保持10%左右的水平，年间波动不大。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在保持适度高增长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拉长这一高速增长时期是最佳选择。国家在“九五”发展《纲要》中确定的要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等指导方针及相应的经济增长率、投资率等控制目标，都表明国家“九五”宏观调控目标就是要努力使过去“冷热”交替循环的经济转入一个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
⒋“九五”期间国家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的经济政策，将使新一轮的经济周期与“八五”有明显差异。一是继续加强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建设，使之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二是调整、改造和提高加工工业，大力振兴机械、电子、石化、汽车等行业，使之尽快成为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支柱产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这势必会影响我市不同工业行业出现有上有下、有松有紧的局面。
基于对目前形势的分析，我们应当纠正已往几种认识上的偏差。一是机械的过分的热衷于对经济周期“谷底”的判断。如果判断经济回落未到“谷底”则速度必然继续下降，一旦认为经济回落已至“谷底”，则新一轮升温和高涨必然接踵而来。二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市工业的增长方式仍以粗放型为主，企业习惯于在宽松和过热的经济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而近三年的紧缩政策，使企业普遍感到困难和压力不断增加，寄希望于下一轮“热”很快就会到来，因而采取一种“硬撑”的办法，认为只要熬到下一轮“热”的到来就是胜利，就可以重新通过生产和投资的扩大，走粗放经营的老路。
四、把握时机，选准对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根据我市工业经济波动的特点和目前国家宏观经济发展趋势，从进一步推动两个根本性转变和提高宏观调控水平的需要出发，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来研究和选择对策。
一是应以经济周期波动的不同运行阶段，作为我们确定发展目标和指导方针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如：我们的部门、行业、企业及县区，在研究和制定发展战略时常常会提出“二年打基础，三年大发展”的思路，如果我们不考虑当时宏观经济运行所处的阶段，往往会使我们在实际运作中付出较大的代价。在“二年打基础”时，如果整个宏观形势正处于大干快上的发展膨胀期，会使你丧失充分发展的机遇。而在打好了基础正准备“三年大发展”时，整个宏观形势已处于下降的收缩期，那么“项目竣工投产之日，正是市场饱和、产品价格下跌之时”的事情就会发生。相反地，如果我们所确定的发展思路和实际运作与当时经济波动的阶段相吻合，就会使我们的发展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是利用经济波动不失时机的进行经济结构的改革和调整，促进生产要素的重组与更新，为新一轮的经济景气上升积累力量。实践证明，实现工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产品技术水平的升级换代，在整个经济的扩张期较难办到，而在经济的收缩期却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前我们应该抓住时机，加快结构调整力度和加速国有企业的改革，通过“三改一加强”，推进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淘汰陈旧的不适应社会发展的生产要素，为工业经济在更高起点上扩张准备条件。
三是重视和加强对周期性波动的分析和研究，努力提高宏观预测水平。已往我们对形势的分析和预测，更多的局限在方法单一、粗略定性的水平上，从深度和广度上都适应不了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目前应注重研究的是，从广度上看，要研究不同所有制波动变化的机理和规律；研究不同工业门类在整个周期波动中发生的先行、同步和滞后的变化规律及相应的对策。从深度上看，对经济波动现状和趋势要作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对调节政策的选择、预期效应和滞后效应要有准确的估计。无论是对波动的预期调节，还是对波动的跟踪调节，都要逐步形成符合地方实际的、有地方特色的对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