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核危机对德国政治格局和能源供应方式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日本论文,格局论文,能源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51.622；D751.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1)02-0004-07
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海啸和核泄漏导致的复合型危机，引发了世界许多国家对核安全与核能利用的多重反思。福岛核危机虽然发生在日本境内，但其影响和引发的后续问题在空间层面已远远超越民族国家边界，成为了全球性问题。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日本的核灾难把一个巨大的全球治理议题摆在了世人面前，使人类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21世纪的政治，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的政治，而任何国家的政治也因此都含有‘全球政治’的性质”。①福岛核危机打破了“人们对技术能理性掌控的”②神话，“出现了人类理性认为不会出现的灾难”③，使安全成为人们首要关注的问题。除传统安全威胁的范式外，具有“不确定性”特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增加。人们对科学家、企业和政府做出的安全承诺和通过数字化来“证实”一切都“绝对”安全的公共话语产生怀疑。理性的风险确定与非理性的风险感知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们置于生活恐惧和矛盾中。
福岛核电站灾难让西方工业国家不得不反思技术理性的脆弱性。德国社会普遍认为，如果像日本这样技术发达的工业国家都不能掌控核技术，那么核能本身就存在着人类无法预见到的风险。福岛核电站灾难在德国引发的关于核安全大讨论说明，核安全问题不仅是事故安全问题，也是对科学技术的信赖问题。人们不得不认识到，再也不能凭借“德国技术员较好掌控核技术”这一观念而忽略对现有的能源供应方式和核安全进行深刻反思。除技术因素外，人们还应该考虑会带来核灾难的诸多不可预见的因素。如果说，德国社会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后进行过第一次反思，那么此次福岛核危机在德国再度引起民众对人类核安全的广泛关注，这给德国社会带来了政治文化生态的根本性变化。绿党生态政治理念前所未有地被人普遍接受。鉴于日本核灾难对德国社会和德国政治产生的深层次影响，本文在对贝克对后工业文明反思论述的基础上，对日本核危机背景下德国社会对核安全的再反思及其对政治格局和能源供应方式的影响进行深度阐述。
一、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与贝克对后工业文明的反思
25年前，1986年4月26日苏联境内发生震惊全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造成了空前未有的跨国界核污染。正是在这个时候，德国社会学家、思想家，“风险社会”理论首创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其《风险社会：走向另一种现代性》④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将“风险社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前工业社会，人们主要面对自然力所致的危险和有限的社会冲突，如：自然灾害、疾病、瘟疫和局部战争；第二类是传统的工业社会，人们面对的危险增多了，除自然灾害和疾病外，还要面对人为的工业污染、交通事故和世界战争等；第三类是全球性工业社会，又被称为现代风险社会，它所带来的不仅是地区性的污染和贫困，还有许多无法预测的风险，如生化核武器的生产、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危害、生态恶化、核技术威胁等等。⑤
25年后发生在日本的福岛核事故再次证明，虽然风险并不意味着灾难，但风险意味着对灾难的预感，风险存在于一种持久的可能性状态。虽然风险并不是“现实”，但当风险变成现实的那一刻，风险就不再是风险，转而变成灾难。贝克认为，风险已经成为20世纪工业社会的时代特征。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它超出一切知识所能涵盖或触及的界域。这种风险是指“完全逃脱人类的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避免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⑥处于全球风险之中就是21世纪初期的人类状况，特别是“随着核裂变和放射性废料储藏而出现的问题，对整个人类来说这是全球性的威胁。”⑦在这方面，后工业社会的风险不同于工业社会的风险。后工业文明发展的不确定性构成了现代社会的风险，“现代化的风险和危险，在一个关键的方面，即它们的威胁的全球化(人类、动物和植物)，并随全球化而加剧，”⑧这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无法逃离或校正的生存困境。即便技术高度发达的日本也不能避免贝克所说的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风险。
核技术威胁和核灾难带来的灾难具有跨国性、跨地区性，使人们感到生活在“风险社会”之中，这一由日本核灾难所致的现代社会风险性意识也改变了国际社会和各国对核技术和核安全的认知。在德国引发的对人类核安全的大讨论，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心理空间”，即感性空间和理念空间。⑨按照贝克的观点，“人为的祸害实际上远远地超过自然灾害；而人为灾害的首要特征，就是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其伤害的范围也是难以预料的。”⑩在贝克等人看来，人为祸害的主要特征，是彻底破坏人类原有的世界观的框架和内容，根本改变了人类关于存在、时间、地域、知识、道德和历史等基本概念，也使人从此失去用以思考世界的基本参照系统和价值系统。原来的必然性、规律性、道德性等范畴已经完全失效了。人类必须面对新的风险时代特征，重新发现和发明新型的可靠立足点。(11)在这方面，后现代的风险，“不像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与工厂相联系的或职业性的危险，它们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和团体，而是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跨越了生产和再生产，跨越了国家界线。在这种意义上，危险超国界的存在。”(12)另外，“风险是人类活动和疏忽的反应，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表现。这意味着风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再是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控制太完善了。”(13)对此，德国能源供应安全伦理道德专家委员会在2011年5月30日的报告中指出，日本福岛核危机使人们认识到，“风险不是一种假设，而是一种现实。”(14)
二、日本核危机对德国政治格局的影响
福岛核危机促使德国政府改变其核能理念，并在政策层面做出调整。德国社会要求尽可能快速退出核能，现政府根据民意快速做出了关闭较旧的核反应堆等一系列政策决定。如果说，发生在1986年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被德国人看作是苏联落后的技术所致，那么，此次日本福岛核危机则让德国人彻底震惊，并不得不接受核技术不能做到被人完全掌控这一新的现实和认知。
在日本核危机发生后，平日不大常见的“GAU”这个德语缩写词一时间频频出现在德国电视、报刊等媒体，它是grr
ter anzunehmender unfall的缩写(15)，其意是指核电站使用和建造语境下“最大的、可以想象的高危事故”，有时还用了“Super GAU”(超级高危事故)来表述日本福岛核危机事故。与此同时，德国多个城市出现了万人反核游行。面对突如其来的日本福岛核灾难，联邦政府在灾难发生3天后，立即决定暂时关闭德国1980年以前投入运营的7座核电站，并要求对1980年后投入运营的所有核电站进行严格的核安全检查。另外，为了从中长期考虑解决核安全问题，联邦政府于2011年4月初拟定了最终关闭核电站的时间路线图。4月6日，德国环境部长同经济部长一起提出了“加快能源转变的原则文件”；4月15日默克尔总理同各州州长就电网、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问题进行了协商；联邦环境部部长和各州环境部长也于5月27日在哈尔茨的维尔尼格罗德(Wernigerode im Harz)环境部长会议上达成共识，决定不再重新启动下网的7座核电站，将之永久性关闭(16)；受联邦总理默克尔的委托，能源供应安全伦理道德专家委员会于5月30日提交了长达48页的《德国的能源转型——未来的共同事业》报告(17)，报告指出，德国的能源转型是面向未来，面向下一代，并遵循安全性、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和具有竞争力的基本理念。同时，该报告建议参与“能源——未来的共同事业”的所有个人、机构和组织采取具体措施，放弃利用核能，实现能源转型。最为引人瞩目的是：默克尔领导的执政联盟经过12个小时的磋商后，于5月30日宣布，德国将于2022年前关闭所有核电站。2011年6月30日联邦议院将对联邦政府提出的能源转型和退出核能法案进行审议。(18)必须看到，此次最终退出核能的时间节点同2002年红绿联合政府提出的退出核能计划一样，到2022年关闭全部核电站。(19)作为供电方的德国公用事业公司表示，除关闭7座核电站外，还要对其它在运行的核电站进行检修和保养。这样，德国境内17座核电站仅剩4座仍在并网发电，换言之，目前德国有超过四分之三的核电站处于脱离全国电网的状态。
在关于德国最终退出核能的大讨论中，人们把焦点放在退出核能的时间表和退出核能后替代能源开发方面。在这方面，替代能源还存在技术不确定性和自然不确定性。(20)在弃核方面尽管会面临许多困难，但弃核已成为德国全民族共同努力的方向。人们要告别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模式，重新反思核灾难对环境的毁灭性破坏和由此造成的高额赔偿。科学家们推算，在德国若发生像福岛这样的特大核事故，由此造成的损失预计达到5万亿至6万亿欧元，这将是德国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倍。对之，德国至今也没有相应的赔偿机制。更令人担忧的是，核电公司会像金融危机时那样，将赔偿责任推给国家，指望国家承担由此带来的损失。(21)
日本核危机改变了德国人对核能的态度。在德国人眼里，日本是一个极端守纪、科技发达的国家，且还有全球领先的核工业标准。在这样一个国家，会发生核反应堆失控这样的事故，这说明使用核能存在着巨大的、人类不能掌控的风险。在福岛核危机后，德国人认识到，核能利用所依赖的“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出错”的前提已不再成立。这一对核技术和核安全的新认知改变了德国人迄今为止的核理念，要求关闭核电站的呼声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日本核灾难发生后，德国民调机构(Infratest-dimap)就关闭核电站问题进行了民意调查，53％的受访者认为必须立即停止使用核电站。德国电视二台的政治晴雨表甚至显示，60％的受访者出于对核技术不可控的恐惧，要求立即停止使用核电站。(22)对“什么时候应该关闭德国核电站”这一问题，2011年3月14日，福萨(Forsa)对1004名受访者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要求在5年内关闭德国所有的核电站，11％的受访者要求立即关闭核电站，20％的受访者同意在22年内关闭，赞成在很长时间内关闭的占17％；另有71％的受访者愿意为非核电每月多支付20欧元。(23)
德国社会对核技术和核安全的反应也影响着德国的政治格局。环境保护已超过经济成为德国民众最关心的政治话题。面对能源危机和核能安全的双重问题，人类如何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对之，德国选民用选票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日本核危机在德国引发了一夜间的“政治转向”。3月27日，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简称巴符州)举行了州议会选举，这次选举是德国2011超级选举年最重要的联邦州选举。选举结果结束了基民盟在该州执政58年的历史，使之遭遇了历史性失败。以环保为理念的绿党重创了联邦层面的执政联盟，在该州取得了历史性胜利。绿党获胜一方面得益于此前发生的日本核事故，另一方面，基民盟的核电政策也是引发巴符州权力转移的主要因素之一。从此次选举中可以看出，绿党的反核政策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计票结果显示，绿党的得票率达到24.5％，比上届选举飙升了12个百分点。基民盟得票率比2006年的州选下降了约5个百分点，为39％，这是基民盟自1952年以来在该州的最低得票率。其执政伙伴自民党得票率比5年前下滑5个百分点，仅为5.3％，勉强超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5％的门槛。(24)另外，巴符州最终组成绿党与社民党联合政府，绿党领导人克雷奇曼(Winfried Kretschmann)出任州长，成为德国首位绿党州长。这一政治新动向是战后德国的一次政治试验。从目前其他5个联邦州州议会选举结果看，绿党取得了建党以来最佳的选举结果，它是惟一一个在5个州的选举中都获胜的政党。
三、德国核安全困境和电力行业加快转型
日本核泄漏事故使部分欧盟国家重新审视自身的核政策，其中德国立场转变最大，放弃核能的态度也最坚定。面对德国社会要求退出核能的主导意愿，黙克尔政府决定在2022年前全部关闭核电站，并确定了全部弃核的时间表，其顺序按单个核电站的风险及其在地区电网中的重要性进行排列。具体退出时间如表1所示：
如表1所示，17座核电站中有8座已经永久性关闭，9座可以正常运行，但由于安全检查和维修保养，目前正在运行的只有4座。事实上，1999年以来，核能在德国的发电比例在不断下降，2010年的核电站总发电量为1405亿千瓦，占德国全国总发电量的22.6％，这一比例低于1999年的30％。(25)德国通过实施至2022年全部关闭核电站的退出核能时间表虽能摆脱德国境内的核安全问题，但在欧洲许多国家都有核电站的情况下，德国依然存在核安全问题。
目前欧洲拥有195座核电站，其中欧盟成员国国内运行的核电站(核反应堆)达到143座，在建或计划建造的核电站有21座(详见表2)。(26)在这些欧盟核国家中，作为德国最大的邻国，法国拥有58座核电站，其75％的电力来自核电。德国的其他邻国，如比利时、荷兰、捷克也都是核国家，德国东部最大的邻国波兰也计划建造6座核电站。除这些直接近邻外，其他一些欧盟成员国的电力供应也包含核电，如英国为18％，斯洛文尼亚为38％，瑞典为37％，保加利亚为36％，斯洛伐克为54％。
退出核能后，德国将面临地理位置所致的核安全问题和能源短缺的双重困境。正如前联邦总理施密特指出的那样，对福岛核危机和由此造成的后果做出一个较为全面的判断还需很长时间，德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作出退出核能的反应，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如果让在德国的核电站和欧洲的核电站下网，这将导致德国和欧洲能源供应的崩溃。出于安全考虑，人们可以先关闭安全技术落后的核反应堆。但是，“如果说使用核能是一种错误，那也是整个工业社会共同犯下的错误。另外，在人口密集的欧洲每个国家都有核电站和许多核电站分布在德国边境的情况下，仅德国一个国家退出核能，那么告别核能几乎没有意义，核危险依然存在。”(27)基于德国特有的地理位置，德国政府即便先行退出核能，也不能解决核安全问题。由此可见，核安全风险已超越主权国家的边界，本国安全与国际安全已无法分割，德国的核安全问题只有当欧洲共同的核安全政策付诸实施后，方可得到解决。在欧盟层面，2011年3月15日，欧盟27国能源部长及核能专家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协调会议，评估日本核电站形势，并讨论欧盟核能安全与发展问题，要求对欧盟成员国内所有的143座核电站进行安全检查。“如果有必要，欧盟将采取预防性措施，对能源政策进行调整，共同建构欧洲核电治理安全标准和机制及其法规”。(28)
另外，迄今为止德国可再生能源及其开发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此次德国弃核政策实施和电力行业电力供应方式的转型成为可能。在电力供应方面，除核能外，德国政府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在战略上，主张有利于生活质量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加大了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并通过立法方式，促进生态科技创新，促进能源供应方式的转变。2009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可再生能源法》规定可再生能源电力强制入网以及电网运营商负有购买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义务，并规定了支付机制，这为投资者创造了重要的长期规划安全，为新技术市场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和特定的激励措施，有利于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
根据《明镜》周刊2011年4月4日第14期提供的数据，2010年德国能源载体在总发电量中占有的比例分别为：太阳能、风能、水能和生物能为18％，混合能、天然气和煤为60.3％，核能为21.7％(29)。基于这一情况，专家认为，在德国完全用生态电力来满足电力供应是可行的。“退出核能带来的能源供应缺口可在大范围内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和矿物发电(特别是天然气)加以弥补”(30)，在这方面可以采用以下方法：1、加大能源的利用效率：如建造和改建节能住宅，大范围应用智能用电，重新制定促进能源投资、能源生产的法规，以及促进能源生产技术与消费者生活方式相结合，使能源高效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原则；2、促进可再生能源，加大风能、太阳能、地热能和生物能的开发和利用；3、加大矿物能电厂使用；4、开发混合电能设施；5、加大节能基础设施和电力储备技术的开发。(31)为了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力度，联邦政府将整合目前的能源投资方式。“在未来，要在可再生能源法律中确定生态电占比的具体目标，如到2020年达到35％，到2030年达到50％。”(32)
结束语：日本核灾难对德国及全球核安全的启示
首先，日本核灾难打破了“人类对技术绝对掌控”的神话，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技术理性”，接受人类技术理性不能掌控一切的认知变化，并最终奠定人和技术的新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人们对核电有了颠覆性的认知，即核电是清洁能源，但不是安全能源。第二，福岛核危机改变了德国黑黄联合政府的核能理念和对核能的政治态度。德国政治生态“变绿”反映了德国社会要求退出核能的主导民意，符合德国民众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安全的理念。第三，在核安全方面，要加强国际制度创新，重新审视国际层面现有的核安全法规和制度，修改国际原子能机构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制定的核安全框架。日本核危机告诉我们，灾害无国界。特别是核辐射控制和核废料永久性处理，需要全球有效合作。在地区和国际层面推动更为严格的安全标准和第三方监管机制的建立，把关系到全人类可持续安全问题列入联合国和相关多边机制的政治议题之中。
注释：
①[法]高宣扬：《当代政治哲学》(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1页。
②Herfried Münkler,"Sicherheit und Risiko",Der Spiegel,Nr.13 vom 28.3.2011,S.134-135,hierS.135.
③"Spiegel-Gespr
ch mit Minister Norbert Rttgen über die Energiepolitik der Bundesregierung und Schwarz-Grün",Der Spiegel,Nr.14 vom4.4.2011,S.27-29,hier S.28.
④Ulrich Beck,Risikogesellschaft:Aufdem Weg in die andere Moderne,Frankfurt a.M.:Suhrkamp Verlag,1986.
⑤田晓玲：《德国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首倡者乌尔里希·贝克：“技术设计完全安全”的神话破灭了》，载《文汇报》，2011年4月11日，第13版。
⑥[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20页。
⑦[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第18页。
⑧同上，第20页。
⑨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 ri Lefebvre)将空间分为三种现象：自然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中，心理空间是指感性空间和理念空间。转引自：黄凤祝：《城市与社会》，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版，第191页。
⑩转引自[法]高宣扬：当代政治哲学(上)，第495页。
(11)同上。
(12)同注⑦，第21页。
(13)同上，第225页。
(14)Ethik-Kommission Sichere Energieversorgung:Deutschlands Energiewende—Ein Gemeinscha ftswerk für die Zukun ft,vorgelegt am 30.Mai 2011,Berlin,S.11-12.
(15)Günther Drosdowski(Hrsg.),Duden Universalwrterbuch,Mannheim u.a.:Dudenverlag,1989,S.563.
(16)"Umweltminister wollen Einstieg in den Atomausstieg.Sieben AKW sollen nie wieder ans Netz",http://www.gmx.de/,访问日期：2011-05-28.
(17)Ethik-Kommission Sichere Energieversorgung:Deutschlands Energiewende —Ein Gemeinscha ftswerk für die Zukunft,S.1-48.
(18)"Der Einstieg in den stufenweisen Ausstieg",http://www.tagesschau.de/inland/atomausstieg208.html，访问日期：2011-06-09.
(19)参见刘立群、王静：《德国退出核电之争评析》，载《德国研究》，2009年第4期，第43-50页。
(20)Frank Dohmen/Dietmar Hawranke et al "Wie kann der deutsche Totalausstieg aus der Atomkraft gelingen?",Der Spiegel,Nr.14 vom 4.4.2011,S.62-72,hier S.64.
(21)同上。
(22)"Mehrheit der Deutschen will schnellen Atomaustieg",http://www.gmx.net/themen/nachrichten,访问日期：2011-03-15.
(23)"Stern-Umfrage:Mehrheit der Deutschen will Abschaltung aller Atommeiler binnen fünf Jahren",Stern,Nr.12 vom 17.3.2011,S.17.
(24)"Landtagswahl 2011 in Baden-Württemberg",http://www.landtagswahl-bw.de/,访问日期：2011-05-06.
(25)Jan Boris Wintzenburg et al.,"Atomstrom in Deutschland:Die Regierung hat die Laufzeitverlngerung ausgesetzt",Stern,Nr.12 vom 17.3.2011,S.68-72,hierS.71.
(26)"Günther Oettinger über seinen Gesinnungswandel und gemeinsame Atomziele Europas",Der Spiegel,Nr.14 vom 4.4.2011,S.73.-75,hier S.74.
(27)"Die Deutschen neigen zur 
ngstlichkeit,Altkanzler Helmut Schmidt über Atompolitik,die Grünen und denTod",Focus,Nr.14 vom 11.04.2011,S.34-36,hier S.35.
(28)同注(26)，S.73.
(29)Frank Dohmen/Dietmar Hawranke et al.,"Wie kann der deutsche Totalausstieg aus der Atomkraft gelingen?",S.67.
(30)Ethik-Kommission Sichere Energieversorgung:Deutschlands Energiewende —Ein Gemeinscha ftswerk für die Zukunft,S.28.
(31)同上，S.28-36.
(32)Frank Dohmen/Peter Müller et al.,"Wie die Regierung aus der Kernkraft aussteigen will",Der Spiegel,Nr.19.vom 9.5.2011,S.74-75,hier S.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