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疆政权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论文

蒙疆政权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祁建民

(日本长崎县立大学 国际社会学院,日本 长崎 851-2195)

[摘 要 ]对于蒙疆政权的研究在战后较早即已开始,1970年代就有寺广映雄、安井三吉以及卢明辉的开创性研究。特别是近20年来取得了长足进展,主要体现在森久男、金海、丁晓杰和祁建民等人的研究上。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处于对具体事件、人物和制度的个别研究上,宏观的总体性研究尚显薄弱。其次,对于蒙疆政权具体领域的研究也不均衡。目前关于经济史、政治史和教育史的研究比较集中,但是,对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则尚显薄弱。第三,对于蒙疆地区的军事史研究严重不足。日军建立蒙疆政权是其准备对苏作战的重要环节。关于八路军对日蒙军作战以及傅作义在绥远抗战活动的研究要结合日军方面的计划和反应加以对照分析,以此才能揭示出中国抗战的重大国际意义。除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足之外,对于蒙疆政权相关文献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的整理、公开和出版也很不充分,许多档案尚未得到利用。

[关键词 ] 蒙疆政权; 德王; 近代内蒙古; 驻蒙军鸦片政策

蒙疆政权是抗日战争期间唯一出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傀儡政权。它是在国内民族矛盾激化的情况下,由正在进行对苏作战准备的日本陆军介入、扶植而形成的。由于该政权涉及面较广,所以对于该政权的研究也应具有多重角度。笔者以为关于蒙疆政权至少有四个直接参与主体和四个间接因素。四个直接参与主体就是,以德王为首的蒙古族上层势力、日本侵华势力、中共抗战力量和国民政府。四个间接因素则是苏联(包括外蒙古)、德国、伪满洲国以及汪伪政权。这些主体和参与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纷繁交错。其实,即使是直接参与主体和间接因素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立场和分歧。例如,蒙古族上层中云王、德王、卓特巴扎普等在对日态度上就有所不同,国民政府与傅作义的在对蒙古族政策上也有区别,日本关东军与陆军中央以及日本政府在对蒙政策上有时也会发生分歧,德国外交与军事当局在联日与对中国政策上也有过意见不同。因而蒙疆政权研究便具有中日关系史和抗日战争史、内蒙古民族史、地域社会史和国际关系史等多重维度,其研究成果也分布在多个领域。本文也力争从多重角度和领域对于有关研究进行综合性回顾与总结。

一 、战后蒙疆政权研究简史

对于蒙疆政权相关问题的研究在战后较早即已开始出现。日本方面1970年代开始就有寺广映雄、寺岛英明、安井三吉和村井宗行等人论文发表。柴田善雅关于日本占领地区金融政策的研究也涉及蒙疆地区。但是,专门以蒙疆政权为研究对象的代表性成果则是从森久男开始的,1994年他整理、翻译了没有删节的《德王自传》,其后又出版了《德王的研究》和《日本陆军与内蒙工作》等著作。此后日本陆续出版了关于蒙疆政权的专著,以及一些论文,这一课题愈益受到学界关注。

中国方面早在1970年代就有卢明辉的开创性研究,其后在1980年代又有黄时鉴、乌兰少布、王龙耿等人的论文发表。卢明辉根据当时尚未公开出版的德王和李守信回忆录文稿以及对于陶布新、巴文俊等人的访问资料,加上蒙疆年鉴和一些档案资料,整理出版了『徳王「蒙古自治」始末』(上下册),该书首先是由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内部出版的,其后才公开出版了《蒙古“自治运动”始末》和《徳王其人》等著作

可以说关于蒙疆政权研究的发端是与对德王的研究密切相关。1963年德王被释放,安排在内蒙古自治区文史馆工作,这期间先后完成了他的8篇回忆录和口述资料。正是以此为契机才有卢明辉和森久男的研究。另外,战后日本方面许多蒙疆政权关系者如金井章次、田中隆吉、片仓衷、松井忠雄等人以及骆驼会的回忆录也陆续出版。这些回忆录的出版也有助于蒙疆问题研究的展开。

1990年代以后,张洪祥主编的《近代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统治》中涉及有蒙疆政权的部分。由编写组集体撰写的《大青山抗日斗争史》和郝维民主编的《内蒙古革命史》则从中共领导抗日武装对驻蒙军、蒙疆政权斗争的角度,揭示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西部内蒙古地区的斗争过程。内蒙古政协编写的《绥远抗战》揭示了国民党方面的抗战活动。进入21世纪,对于蒙疆政权的研究开始大量出现,先后有祁建民、金海和任其怿等人专著出版,丁晓杰、宝音朝克图、宋从越等关于蒙疆政权的论文大量发表,不但拓展了对该政权的研究范围,而且许多研究已经非常深入。

伴随着研究的不断进展,大量史料也被陆续发现和整理。由于蒙疆政权与日本军部及日本政府密切相关,在日本存有大量有关资料,早在1960年代,日本出版的《现代史料·中日战争》(1至5册)资料集中就有关于日本关东军、驻蒙军的“内蒙工作”及指导、统治蒙疆政权的重要文件。1982年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的日记出版。1993年出版的《“满洲·满洲国”教育资料集成》中也有蒙疆的部分,特别是江口圭一发现和整理出版的关于蒙疆鸦片统制和种植、流通的资料集首次全面揭露了抗日战争期间日军种植、贩卖鸦片的史实,贡献极大。近年,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整理出版了抗战时期蒙文杂志《青旗》,这为研究抗战时期蒙古族文学、社会生活等提供了重要资料。特别是日本亚洲历史文献中心将国立公文图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和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的近现代日本与亚洲关系的历史文件电子化之后在网上大量公布,其中关于蒙疆的资料不在少数。例如,用简易检索的方法,发现关于“蒙疆”的达459件,关于“蒙古德王”的亦有68件。另外,近年中国台湾“国史馆”也在网上公布了大批档案,在该馆“档案史料文物查询系统”检索“德王”的内容,显示可以线上阅读的档案达1 370件。所以现在可利用的档案不可谓不足矣。

国民党党史会1981年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资料初编—抗日战争时期续编》中就包括有内蒙古抗战和蒙疆政权的部分。1983年,大陆邵云瑞和李文荣编辑的《华北事变资料》包括了当时关于内蒙古问题的报道等。中共党史和档案部门出版的关于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晋绥边区财政史和内蒙古革命历史文献史料中也有大量涉及蒙疆的文献。1990年内蒙古政协出版了《伪蒙古军史料》。在内蒙古自治区各级政协和河北省张家口市政协,山西省大同市政协的文史资料中也收录有许多关于蒙疆的史料和回忆录。另外在内蒙古档案馆、张家口市档案馆中也有许多蒙疆政权时期的敌伪档案保存,一些已经开始为研究者使用。扎奇斯钦在日本出版的带有回忆和研究性质的《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也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中国方面除德王、李守信的回忆录出版外,还有乌兰夫、王铎、石生荣的回忆录也涉及蒙疆时期,黄绍竑回忆录中记述了百灵庙自治运动的有关内容。仁秉钧、经革陈、张绍庭、李泰棻、陶布新等的回忆文章都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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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蒙疆政权研究成果综述

(一)关于蒙疆政权的基本特征

关于蒙疆政权的特点,卢明辉很早就注意到围绕这个政权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这种双重性问题。臧运祜指出,蒙疆政权,在抗战时期日本扶植的诸多傀儡政权中,具有一定的特性。“它是唯一建立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伪政权、又是唯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消灭的傀儡政权。与同期存在的伪满洲国、华北伪政权、汪伪政权相比较,伪蒙疆政权亦有相当的独特性”。国内有研究者把蒙疆政权纳入抗日战争期间出现的一系列傀儡政权之中。认为这种政权的出现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一手扶植的结果。笔者认为,如果说伪满洲国或者汪精卫的南京政府是属于这类政权的话,那么,蒙疆政权则并不能完全如此定性。因为蒙疆政权肇始于内蒙古自治运动,在一开始这一运动并没有直接与日本发生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对于蒙疆政权及其领袖德王,并不是采取完全与其对立和进行打击的政策而是提出了“要求德王回头抗日”的口号。中共认为德王对于大汉族主义有较强的民族意识,与殷汝耕和溥仪不同。所以中共对于蒙疆政权的基本政策就是对于亲日降日的蒙古人要耐心地对其说服劝告,不要轻易以“蒙奸”名义捉杀他们。这种政策对于今天研究德王和蒙疆政权依然有重要意义。另外,从国民政府的态度看,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也没有对蒙疆政权的主要人物作为汉奸进行审判。对于德王只是让其暂时引退,“徐图未来”。

当然蒙疆政权的正式形成和主要活动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是在日军扶持下最终出现的,具有伪政权的性质,这一点不容否认。从蒙疆政权的形成、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看,这个政权出现的背景是国内民族矛盾激化、蒙古自治运动爆发,随后这种内部纷争由于日本关东军这种外部势力的介入而进一步恶化,走向民族分裂。不过当时的日军支持德王建立自治政府并不是要真心帮助蒙古独立,而是出于自身的战略目的,所以德王的“蒙古独立建国”目标并没有实现。蒙疆政权可以说是一个带有蒙古族色彩,掺杂有国内民族问题,而为日本军部所掌控的亲日地方政权。应注意到蒙疆政权具有的国内民族问题和投靠外敌的双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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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是对于蒙疆政权的研究往往多从中日关系史的角度探讨,忽视了围绕这个政权而展开的复杂的国际关系。围绕蒙疆政权,中国国民政府、日本以及与苏联、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甚至德国等的军事外交关系交错复杂,仅仅从日中之间侵略与被侵略的角度进行分析远远不够。中国的抗日战争本来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蒙疆政权出现的国际背景是日军准备对苏作战,建立日德合作的“防共回廊”和所谓日、满、华、蒙经济圈。以往的研究仅仅局限于中国的抗战活动,忽视了与当时整个国际形势的关联,这其实也就淡化了中国对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研究蒙疆政权亦不能忽视这方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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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蒙古自治运动与德王

考察蒙疆政权的形成过程,不能不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因为以德王为首的蒙疆政权主要人物大多是那场运动的指导者或参与者。这也涉及对于蒙疆政权性质的认识问题。可以说,百灵庙自治运动是蒙疆政权的前史。卢明辉最早进行的研究主要就是根据德王回忆录对于百灵庙自治运动的过程进行了较详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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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建民认为百灵庙自治运动首先是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在民族政策上继续延续清朝的“实边”政策,造成国内民族矛盾激化。其次是“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东北后,西部蒙古各部均感到危机。虽然经过协商,制定出《蒙古自治办法原则》,建立了蒙政会,自治运动告一段落,但是由于其后发生了韩凤林事件、西公旗纠纷和劈税问题,国民政府与西部内蒙古上层间的矛盾激化,德王等便转而寻求日本支持。由白拉都格其、金海、赛航撰写的《蒙古民族通史》(第五卷)对于百灵庙自治运动的背景和过程有详细论述。他们认为,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对蒙古族不仅没有兑现其种种开明、进步的许诺,反而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虽然由经过国民政府与蒙古地方协商形成《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组织大纲》,蒙政会得以成立,但是对其实际管辖范围却一直没有明确规定。蒙政会与各省之间的区域划分、权限划分等问题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省县与盟旗并存的状况依然如故,在这种情况下,蒙政会与各省政府之间的权责利益冲突,势所难免。在发生了蒙政会保安队暴动后,蒙政会已经民名存实亡。国民政府与蒙古地方的矛盾没有解决。关于蒙政会保安队暴动的发生,以往有中共地下党策划说和傅作义策划说两种观点。在白拉都格其等人的著作中对于这两方面的作用都有客观叙述。

梁卫东和晋隆冈从抗战前国民政府对内蒙古西部蒙旗的宣化为中心分析了国民政府对于边疆危机治理活动的局限性。他们认为当日军占领东北染指西部内蒙古后,边疆危机空前严重,南京国民政府为了从心理上安抚蒙众,决定利用喇嘛教首领进行宣化,册封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和西陲宣化使,同时任命章嘉为蒙旗宣化使,担负宣化蒙旗之责。但是,由于清政府及民国政府的放垦政策,使得西部内蒙古民族构成和经济形态发生很大变化,另外,由于新式教育的兴起,喇嘛教影响衰落,国民政府利用喇嘛教进行宣化亦呈现弱化趋势,以德王为首的自治运动由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向寻求日本支持的转变,无疑是南京国民政府利用喇嘛教对蒙旗宣化弱化的最好注脚。柴田善雅和内田知行认为,国民政府依据大汉族主义在蒙地不断扩张汉族行政权,引起当地蒙人的不满和对抗,这种对立冲突以关东军占领中西部内蒙古,对蒙疆政权实行了8年的统治而落幕

对于德王与日本的关系,森久男认为,在与关东军和驻蒙军合作过程中,德王与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仅仅是个装饰品那样的状况不同,德王有明确坚定的政治意识,是要利用日本的军力达成蒙古独立的愿望。他虽然在结果上是作为一个傀儡被利用了,但是在他内心中是要在对等的基础上与日本合作,因而常常与驻蒙军参谋和日本顾问发生冲突,他坚持用“蒙古”,反对用“蒙疆”由此也可以看出德王的立场。森久男还认为,德王与蒋介石的关系是把蒋作为蒙旗与省、县间矛盾的调停者,无论是与蒋介石还是与日军的交涉,德王都是把蒙古高度自治放在首要位置。伊丽娜(音)从对德王两次访日分析认为德王与日本存在矛盾,日本对于德王只是敷衍,德王对于日本的心情有从期待变为绝望的变化。巴特尔认为,德王开展独自的自治运动十分困难,要利用日本的势力,但是,这给自治运动带来了影响。国共两党的民族政策的形成与德王的自治运动密切相关。木下光弘认为考察1930年代的绥远必须涉及关东军、国民政府和傅作义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作为共产主义者的乌兰夫的动向和作用也值得重视

札奇斯钦从民族主义角度论述德王,重点在强调蒙古人自己的意志和努力的过程。作为亲身参与者他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史实。澳大利亚学者那拉恩高阿(音)对于将蒙疆政权归纳为傀儡政权的说法提出异议。他认为从1920年代开始,蒙古族就开始寻求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在战争期间,德王等利用日本提供的机会企图实现这一目的。但是由于内蒙地区被多种统治者分割统治和汉民族的进入使得蒙古人的政治选择受到限制。森久男对于德王的政治改革理想和其发动百灵庙自治运动的过程以及与关东军的关系根据大量史料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从日军角度看德王是一个傀儡,但是从德王角度看,他是要通过与日本的合作来实现其蒙古独立的目的。嗷其尔巴特对于德王在外蒙古和晚年回国后的情况进行了记述,由于是德王家人的记述,这对于我们研究德王具有参考意义。忒莫勒对于德王的著述进行过总结。佐佐木健悦在参考布来库特(音)等蒙文文献和回忆录的基础上,从近代蒙古族自治、独立运动的角度论述了德王的政治生涯

(三)日军的战略计划与蒙疆政权

柴田善雅认为,蒙疆政权初期财政制度的许多方面都是延续民国时期的制度,地域间差别较大。直到1941年才实现财政统一和共通税制。蒙疆主要输出物品除鸦片外还有矿产品。输入则以纤维制品为主。由于鸦片输出的波动很大,在贸易收支上经常会出现不平衡,为此便签订了与许多地域之间的信用协定加以对应。特别是由于同域外物价差别较大,在蒙疆与华北联银卷的联系贸易中现金交易逐渐扩大,导致蒙疆出现通货膨胀,为此又不得不要缩小与华北物价的差额,因而又陷入输入膨胀。柴田通过经济学方法的分析,阐明了蒙疆经济不稳定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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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该强调的是日本扶植蒙疆政权绝不是要支持蒙古民族“独立建国”,而是出于肢解中国和对苏作战准备的目的。“九·一八”侵华之后,关东军开始重视西部内蒙古地区,其目的就是要把这里建成所谓“防共回廊”的基地。当日本准备“北进”时,关东军最害怕的是如果日苏开战,苏军的机械化部队从外蒙南下,占领察哈尔和承德地区,进而占领北平、秦皇岛或者塘沽,这就截断关东军的后路,关东军认为这是决定战局胜败的关键。为了巩固这一地区,日军决定要在这里建立一个由日本指导的、带有蒙古族色彩的地方政权。但是从对华战略的全局(主要是对汪精卫政权的关系)和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考虑,又不使之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日本陆军参与“蒙古工作”的关键人物之一片仓衷的想法就是:在这一地区,“蒙古人的希望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就是像英联邦内的一个国家那样,要超越这一点实行完全独立,如果没有出现与外蒙合并的情况将是困难的。但是使用成吉思汗的年号、国旗等则是可以的”。所以,日本利用德王的“大蒙古主义”和其所领导的“蒙古自治运动”,号称是帮助“蒙古建国”,实际上是为了自身的战略目的。由此,德王的“蒙古建国”计划与日军建立“蒙疆特殊地带”方针便发生矛盾。“蒙疆联合委员会”就是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主要是德王服从了日军的方针

金海对于日本在内蒙古殖民统治政策的特点进行过如下概括:日本对于内蒙古民族运动采取的是先支持后压抑的政策;日本政府和军方从来也没有制定过所谓的帮助蒙古民族建立独立国家的计划,而对内蒙古地区实行的恰恰是分割统治。所以试图依靠帝国主义的势力来获得民族独立或自治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丁晓杰对于蒙疆政权首任最高顾问金井章次进行研究,从分析金井的履历入手,重点是他在蒙疆政权时期的活动。认为是金井献策统合三伪政权的,由此揭示了日本建立蒙疆政权的政治决策过程。文章还涉及金井与军方、德王的矛盾,认为金井离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与日本军部的关系。丁晓杰在另一篇论文中指出,蒙疆政权两任日本最高顾问的辞职都与蒙疆地区的民族问题密切相关,即在多民族共居的蒙疆地区是贯彻“民族协和”还是提倡“蒙古独立”的问题上德王与日本驻军之间发生矛盾,导致了两任最高顾问的辞职

丁晓杰通过分析日本将蒙疆三伪政权合并的内幕后认为,日军控制这一地区首先是为了伪满洲国西侧的安全,其次是要考虑将来对苏关系,使伪满洲国、华北、蒙疆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地理联合带,建成巩固的防共地区。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即扩大财政收入、掠夺这里丰富的煤铁资源

赵晋通过对《庸报》报道的分析揭示出日本与蒙疆政权的关系。赵晋指出,《庸报》制造假新闻,刻意掩饰德王与蒙疆联合委员会的矛盾以及捏造德王以蒙疆联合委员会副委员长之职访问伪满洲国一事,目的很明显,即在力图淡化德王与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冲突,渲染伪蒙疆自治政府及其上级政权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的融洽;同时借助德王在蒙古民众中的威望,抬高日本扶植下刚刚成立的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地位,使得蒙古民众接受这一殖民统治机构。该文还分析了吴鹤龄赴日的真正原因以掩饰伪蒙疆政权的性质,该文还认为,日本极力维持伪蒙疆政权“高度自治”绝非满足德王要求,怂恿内蒙古独立。其根本目的在于不使汪精卫方面插手蒙疆地区,将其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李茂杰认为日军出兵西部内蒙古是从战略上考虑,如果不把西部内蒙古地区也控制在手中,一旦与苏联发生战争,就难以由此通过外蒙古而迅速占领苏联的后贝加尔湖地区。因此在卢沟桥事变后陆续建立了伪蒙古和察南、晋北自治政府以控制上述地区。德王“蒙古建国”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哈斯木仁和布和对于关东军的“内蒙工作”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所谓“内蒙工作”就是日军在侵占热河,发动卢沟桥事变期间,以帮助蒙古族“独立”为诱饵,将内蒙古西部地区纳入日本侵略势力范围之内,扶植建立伪蒙疆政权。“内蒙工作”是日本“满蒙政策”的继续和具体化。宝铁梅认为绥远抗战的胜利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受此影响,国民政府停止了中日谈判,并调集军队到华北,使华北失去中日之间的缓冲作用。不过,总起来看,对于蒙疆军事史比如具体的战略、战斗的研究尚显薄弱,只有一些对绥远事变的研究

对于日本介入蒙古问题的内幕,丁晓杰还通过对日本狼人盛岛角房的研究进行深刻揭露。他在文章中指出,盛岛角房与内蒙古近现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相关,堪称“第一蒙古浪人”。从1915年开始,他就进入内蒙地区,广泛收集情报,1930年代他与日本军界关系更加密切,是他最早发现德王的自治运动可以利用并向关东军建议。在蒙疆政权时期他成为德王与日本沟通的重要渠道。1944年日本大东亚省西北研究所在张家口设立。丁晓杰认为,该所带有强烈的军事目的和色彩,多次派出谍报人员进入大西北地区获取、分析西北地区以及苏联的情报。该所为了配合军方需要还进行了蒙古草原生态和家畜养殖调查以及回民调查。该所虽然仅仅存在不足两年,但对战后日本民族学研究影响甚大

森久男对于日本陆军“蒙古工作”的全貌进行了系统研究。从陆军的革新运动到百灵庙自治和关东军的“内蒙工作”以及欧亚航空联络线、绥远事变等过程等都有详细涉及。他认为,昭和陆军“下克上”的风气造成现地军人独断行动,这对“蒙古工作”影响很大。对苏作战准备是陆军的重要目的,其后演变为防共计划,由此日军对西部内蒙古更加重视起来。在“蒙古工作”中陆军中央对于关东军的许多擅自行动无法阻止

关冈英之对于日本陆军积极推进的“防共回廊”计划进行了概括。认为这是陆军欧亚大陆政策的重要一环,其内容包括支援蒙古、维吾尔独立,建立“反共亲日”的国家群,防止苏联南下,截断其与中共的联系等。建立蒙疆政权也隶属于日本陆军提出并实施的东亚防止赤化计划的一部分,关冈对于这一计划的由来和整个过程进行了初步概括

坂本勉对于日军的伊斯兰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当时在蒙疆地区有近两万名回族民众,关东军为了通过蒙疆政权进一步进入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便开展了对伊斯兰的活动,称之为“西北工作”。日军指导组织了西北回教联合会,建立所谓“回民对苏联包围网”,企图在伪满洲国、蒙疆政权之后再建立新的伊斯兰政权。而国民政府通过截断内蒙到西北的商路,打通新疆到苏联的交通,搞好与宁夏回族的关系等成功阻止了日军的这个计划。中共把民族解放运动与民族自治结合起来的政策也使得日军没能达到目的

柴田善雅对于日本在蒙疆的统治体制和主要机构进行了整理,特别是对兴亚院蒙疆联络部的设立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他认为该部开始主要负责调整兴亚院本部与当地日军的关系,其后对于蒙疆政权全面指导的职能得到加强。在大东亚省设立后,日本便主要通过在张家口的大使馆对蒙疆进行统治。日本对于蒙疆政权开始是采用顾问制,后来则实行混合人事制度,日本人直接在政府内任职,由日本人次长掌握实权,由此提高了日本对于蒙疆政权控制、决策的效率,当然这也引起了日本官吏与蒙、汉官吏之间的矛盾

小林元裕对于在蒙疆地区的日本人居留民状况进行了详细统计分析。到1941年在蒙疆的日本居留民达3万3千多人,他们主要居住在张家口,其次是大同、厚和、包头等地。这些人的职业以公司职员最多,其次是铁道员工、官吏、艺伎、土木建筑人员等。其特征是官吏的比例较大,另外则多集中在龙烟铁矿、大同煤矿。说明日本对于这一地区的统制较强。在张家口、大同等地设立的日本人居留民会活动频繁。在城市建设上,蒙疆没能像伪满洲国那样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建设

中见立夫从地域概念的政治性角度对于日本近代以来从“满洲”到“南满洲”、“东部内蒙古”,再到“满蒙”,直到“蒙疆”等地域概念的政治意义从日本对外扩张的角度进行了归纳,指出了这些概念的特殊性以及在当地生活的汉人、蒙古人对这些概念的不同意见或对立。在此之前,金海也从地域概念对于日本的“满蒙政策”进行过分析、整理。这两篇论文揭示了近代日本对内蒙古扩张的基本脉络。

高密度电法沿坝轴线方向布置纵剖面3条,由西往东分别为L2、L4、L6;垂直于坝轴线方向布置横剖面7条,由南往北分别为L1、L3、L5、L7、L9、L11、L13。

嘎恩巴嘎那(音)从国际关系特别是日本以及苏联的对外政策角度,对围绕近代蒙古自治运动的多重关系进行了研究。这包括近代蒙古族自治运动的起源及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日本对蒙古族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兴蒙委员会的活动等。他不是把蒙疆政权作为一个简单的民族问题,而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加以分析,特别注意到日本的对蒙古政策与其对苏战略,以及对华政策与其对汪伪政权政策间的相互关联。他对于这种复杂甚至对立的国际关系、民族关系进行了全面分析

此外,陈宏对于蒙疆政权进行了概括性论述。广中一成对于蒙疆政权的简史进行了综述。对于该政权的综合性研究还有『日军占领下的伪蒙疆政权1937-1945』等研究著作

(四)蒙疆政权下的政治法律与社会

对于蒙疆政权下的政治法律制度,卢明辉很早就有论述。他对于蒙疆政权政务院的产生、“蒙古自治邦”的出现、行政机构的演变以及蒙疆的各种行政机构的组织状况都有过初步概括。这些都属于开创性的。金海对于日本占领时期内蒙古盟旗制度的变化有过系统研究,认为当时的变化主要有:在西部内蒙古地区盟旗地方行政建制被调整,新设了巴彦塔拉盟,盟成为一级行政建制,在盟旗都设置了日本人顾问等。孟和宝音对蒙疆政权的行政建制也进行了总结。清晰地归纳出了蒙疆政权辖区内行政区划的演变过程。祁建民对于从察南、晋北、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到蒙疆联合委员会、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以及蒙古自治邦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总结

三是“互联网+农产品”品牌模式,主要是研究在农产品电商化的过程中建立优质品牌,提高品牌影响力,进而实现口碑营销,如三只松鼠、百草味等品牌农产品等;

4.『蒙彊教育概況』宇野善蔵、『「満州·満州国」教育資料集成』第12巻、エムティ出版、1993年

广川佐保对于蒙疆政权的蒙古族政策进行了分析,特别是与伪满洲国的蒙古族政策做了比较,揭示了该政权蒙古族政策的特征。德王在蒙古族政策上与金井顾问等有冲突,特别是关东军以将来对苏作战为主要目标,将西部内蒙与晋北、察南合并,这样西部蒙古地区自治政府的意义便迅速丧失。在1939年以后,由于日本与苏联关系紧张,蒙疆地区又得到重视,日本在伪满洲国设立兴安总省,在蒙疆地区则实行了所谓“兴蒙”政策,设立兴蒙委员会,派遣蒙旗建设队、进行旗制改革和佛教改革等。但是由于蒙古族的不同意见和传统习惯的影响,在蒙疆并没有实现伪满洲国那样的对于蒙地土地制度以及王公制度的重大变革

丁晓杰对于日本在蒙疆外交机构名称的变迁过程进行了具体考证。日本占领蒙疆地区后,先后在张家口、大同、厚和、包头等地设置了外交机构,这些机构名称几经变换,先后出现的名称有领事馆办事处、领事馆、总领事馆,大使馆事务所等,非常混乱。作者根据时间顺序和城市,对于日本在蒙疆的外交机构名称的变迁过程进行详细考订并理顺说明。通过对其名称变迁原因的分析,揭示出日本对蒙政策的变化。例如,关东军一直不承认德王的蒙古建国要求,但又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敷衍德王,于是将厚和的日本外交机构与张家口的机构分离,升为同级别的厚和总领事馆,以显示日方对于德王政权的重视。同时将原张家口总领事馆的包头办事处也划归厚和总领事馆。1943年,为了策应日本经济活动,掠夺经济资源,又将包头领事分馆升格为领事馆。此外,马丽芳、周总印对于蒙疆政权在张家口的统治进也进行了概括分析

到目前为止,对于蒙疆时期西部内蒙古地区社会历史的研究还比较少见。牛敬忠、钟仁等对于当时秘密社会有过一些研究,日军占领张家口之后设立了民生总会,组织蒙疆地区的青帮成员为其服务,另一方面傅作义也利用青帮收集情报。祁建民则研究了中共抗日根据地对于土匪联庄的收编改造工作。研究蒙疆政权,当然离不开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在蒙疆地区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这是从否定蒙疆政权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这种从对立方对日军和蒙疆政权进的研究角度是不可或缺的。由于篇幅所限,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见相关成果。同样对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于蒙疆政权的打击及其相关政策也有一些研究,本文在此从略。

(五)日本对蒙疆的经济掠夺与经济统制

日本对于蒙疆的政策就是不但要在政治、军事上建成巩固的对苏作战基地,而且要利用该地区的丰富资源将这里建成支持日本战争的资源基地。蒙疆地区是传统农业区,农产品种类繁多,一直是北平、天津的杂粮供给区。草原地区畜牧业为主,可以提供大量肉类、乳类特别是毛纺原料,日本把这里羊毛作为战略物资。该地区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煤炭、铁矿以及云母、石棉、食盐、天然碱、硫黄、石墨、铝、铅等。满铁很早就对这一地区进行过调查。当日本占领这一地区后便开始对其产业、金融、贸易实行严格统制。在日伪的统治之下,这里农民普遍赤贫,农户现金收入极少,只能维持简单生活

虽然不是专门对于蒙疆经济的研究,但是中村隆英关于战时日本对于华北经济统治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因为蒙疆经济与华北经济是不可分开的。中村对于日本军部和政府战时对华北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全面研究,特别是对满铁、兴中公司和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的活动以及蒙疆银行的建立都进行了详细考证,揭示了日本军方与政府、大型公司之间在对华经济政策上的设想与摩擦,对于日本经济政策的出台背景也有深入分析。他认为日本在华军队和军部中央的经济政策都是为了弥补日本国内资源不足,解决人口增大的压力,因而实行了露骨的帝国主义政策。在资源开发上强行实施,急于在短期之内见效,这特别表现在日本对华北的开发政策之上。其对于蒙疆的经济政策也是如此。

蒙疆政权建立后,于1938年3月制定了蒙疆产业开发5年计划,但是由于劳动力不足和技术者、资金来源困难当年仅仅完成了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但是,到了1939年日本为准备进一步扩大对外战争,制定了庞大的占领地的物资动员计划。为此,在蒙疆便制定了所谓适应这种国策的产业经济三年计划。该计划把掠夺资源作为重点,彻底放弃了全面开发蒙疆地区经济的计划。计划中要求蒙疆的经济开发必须同日本和伪满洲国的政策相一致。到了1940年,欧洲战场全面展开,日本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认为战争将会长期化,为此对于生产力扩充计划又开始修正,其基本方针就是从全面开花性的经济开发改变为“重点主义”的扩张。这样,蒙疆就完全变为了日本重要的战略资源掠夺基地

丁晓杰对于日本在蒙疆地区的经济统治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日本将蒙疆作为防共基地,在政治上要建成所谓高度自治体,军事上要保证治安、边防安全。但是,蒙疆地区产业贫弱,对外依赖性强。日本要把蒙疆纳入为所谓“日、满、支经济圈”的一环,实行严格经济统制,原则上实行一种行业一家公司,在贸易上成立输出、输入组合,加强控制,在金融上建立一元化金融机关,在交通、煤炭、铁矿上也全面控制,以最大限度地掠夺战略资源

宝音朝克图以粮食统制为例深入分析了蒙疆物资统制的状况。蒙疆政府制定了粮食收购指标,规定粮食价格,在粮食加工上实行许可制度,还有无偿强收军粮,这导致了农民的反抗。宝音朝克图对于蒙疆地区的羊毛统制政策也进行了分析。羊毛作为蒙疆的三大资源之一又是日军重要战略物资,日军以军需物资名义对于羊毛的生产、收购、输出、加工和价格实行全面统制。丁晓杰对于蒙疆政权的税收政策也进行了研究。三伪政权合并后,首先整顿税制,强化税收机构,在一个时期沿用旧的中央税和省税之后,便改革制定了新税制,其前期以流通领域征税为主,后期则向所得税方向转变。蒙疆政权欲用日本型租税体制进行改造,使得租税体系呈殖民地性质

车辆段在回填施工高峰期,各类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非常多。根据周边交通情况以及场地内施工特点,需合理布置出入口、施工通道及行走线路,确保场内运输车辆安全流畅。

要全面认识蒙疆政权也必须从日本侵华及其对外扩张全局的角度进行分析。日本为什么要建立蒙疆政权,这要从日本整体战略的角度加以分析。

赵春水对于日本在蒙疆地区的资源调查和掠夺状况进行了分析。日本对于龙烟铁矿和大同煤矿最为重视,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开采,将资源运往日本。特别是对于中国劳工进行野蛮压榨,他们不但受到残酷剥削,并被大量凌虐致死,出现了许多“万人坑”。笔者以为,像“万人坑”这种纪念设施,即使在今天依然具有纪念意义。

Milk-run系统的运行模式是配送人员使用设备通过固定的路线在固定的时间段内进行小批量零件配送。Milk-run系统的路线规划在设计时必须重点考虑,合理的路线规划能有效提高其效率,保证系统的可实施性。一般Milk-run供货路线模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模式:两站式、中心仓库式、多重停靠点式、差异化停靠点式。车间Milk-run供货模式多采用1∶n的中心仓库式。

关于蒙疆银行的性质与职能,张明认为,蒙疆银行虽然被标榜为蒙疆政权的中央银行,但实际并非如此。蒙疆银行的真正所有权属于日本军部,只是在名义上属于蒙疆政权。掌管蒙疆银行的另一个机构是直属于兴亚院经济部金融班的蒙疆联络部。蒙疆银行的职能首先是通过出笼和回笼货币进行掠夺,其货币发行没有准备金。日本还通过强制存款、高利贷和滥发纸币等手段进行掠夺,通过代理国库控制蒙疆政府财政大权。王龙耿认为,日本主要是通过蒙疆银行来控制蒙疆经济,但是由于其储备空虚,纸币贬值,引起物价飞涨,使蒙疆地区民众蒙受损失

在日本方面,关于蒙疆银行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柴田善雅关于日本占领地通货政策专著的第7章,该章对于蒙疆银行的设立及其金融活动进行了详细、深入的分析。柴田曾在日本大藏省工作12年,主要工作就是研究、整理大藏省资料,编写财政史,因而他掌握有大量原始资料。其专著《占领地通货金融政策的开展》就是主要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写出的。柴田认为,蒙疆地区受到伪满洲国和华北的重大影响,开始是模仿伪满洲国并且要成为以日本为中心的金融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当要在蒙疆单独培育蒙银货币圈时,由于其对外收支以及日本军费的支出和地域间不均衡等因素的影响,出现物价暴涨,其脆弱性完全暴露出来了,虽然依靠输出鸦片勉强得以维持,但是也不得不开始考虑重新改组蒙疆银行,放弃其发放货币职能。在与伪满洲国的贸易中,由于伪满洲国方面进行了价格调整,没有出现太大问题。但是,在与华北贸易上,由于华北方面没有进行价格调整,蒙疆物价必须追随华北物价,因此,蒙疆经济急速融入华北经济圈,结果其建立独自金融圈的意义也就迅速丧失

关于蒙疆政权下的畜产政策,斯日古愣认为,日本把蒙疆地区作为重要资源基地,制定了畜产政策和家畜增产、改良计划,通过家畜出口管理法、贸易统制法,实行严格管理,还建立了家畜输出组合、家畜交易市场和羊毛业同业会等实行控制。丁晓杰和赵春雷对于蒙疆政权时期的马产业政策进行专门分析。蒙疆地区的畜产对于日本有重大意义,因为蒙古马虽然体格矮小,但性情温顺、体力强,富于耐久力,对于饲料要求不高,抗酷寒。由此蒙疆政权的马匹增产计划便不是引入外来马种,而是以原来蒙古马的优良马种为基础进行增产改良。但是由于马匹繁育周期长,这种改良直到日本战败也未见成果。当时日本还设立蒙古马事协会作为竞马调教和管理输出机构,但参与者都是在蒙疆的日本人。丁晓杰还对蒙疆政权时期的家畜防疫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蒙疆政权为推行畜产政策要纲,加强了牲畜防疫,培养畜产技术人员,设立防疫机构,开展预防,这些都是为了加强对蒙疆畜产的掠夺。但是,这些活动在客观上减少了动物疫情,开启了蒙疆地区的畜产防疫教育,到1945年共培养出200多名防疫专业人才,这些人解放后大多参加了新中国的防疫队伍。这种论述是客观恰当的。

内田知行对于蒙疆政权时期的交通状况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作为一个傀儡政权其道路建设首先是从治安角度进行建设的,不论是“警备道路”还是“兴蒙道路”。为了维护这些道路还建立了“爱路青年团”。在建设干线公路的同时还利用牛车、马车建立了“驿递制度”。在铁路方面,当时平绥铁路是蒙疆与北平、天津贸易的大动脉,但从运量上分析发现,这种物流一直保持着由北平、天津两地向蒙疆大量入超的状况。他还根据运量发现蒙疆的鸦片和农产品对外输出波动很大

此外,还有对于日本和蒙疆一些企业的专题研究。丁晓杰对于日本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在伪蒙疆的经营计划及活动进行了研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即将其势力扩张到西部内蒙古,经过调查制订了庞大的开发计划,在蒙疆设立牧场,进行绵羊改良,受驻蒙军委托收购羊毛、皮革等。该公司还计划开发河套地区,进行水稻种植实验,为日本战争经济服务。对于以往不为研究者重视的蒙疆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丁晓杰也进行了研究。由于开发蒙疆地区,当地的工业和商业用房急缺,同时由于移民和城市建设也要求增加城建,在蒙疆政权指示下该公司得以设立,以统一进行住宅和城市基础建设,保证日本掠夺性开发的顺利进行

柴田善雅对于在蒙疆由日本、伪满洲国和华北伪政权出资设立的企业及其活动进行了分析。这包括公益事业的蒙疆电力株式会社、蒙疆电信设备株式会社和蒙疆汽车公司,还有矿业方面的龙烟铁矿株式会社、大同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非蒙疆政权系统的东洋拓殖、大蒙公司、钟纺渊等。蒙疆政权与伪满洲国不同,没有制定出独自的“会社法”,只是援引民国时期的“公司法”。因此,蒙疆的法人体制就出现了包括特殊会社、准特殊会社以及依据“公司法”设立的蒙疆法人和在领事馆登记的日本法人等多种形态。在民间企业方面除了基础建设和矿山业之外大多是规模较小的食品和农牧产品加工企业。蒙疆的工业化由于缺乏资金和劳动力而发展不大,基本上属于原料输出

(六)蒙疆的殖民地教育与文化活动

蒙疆政权的教育政策带有明显的殖民地教育性质。为了服务于日军“防共”的需要,蒙疆政权教育方针的核心就是反共教育。其次,为了贯彻关东军的以日本为中心的所谓“民族协和”政策,故意降低该政权的蒙古族特征,抑制蒙古族独立势力,所以蒙疆政权便把“民族协和”作为重要教育内容。日军在蒙疆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该政权将蒙古族、汉族教育机关分设,分别由兴蒙委员会和政府教育课分管并专门建立了蒙古族和回族学校。特别是对于不同民族的教育方针也不一样。蒙古族侧重产业和实务以及宗教、日语教育。在对蒙古族的教育中还有唤起蒙古人的自豪、认识蒙古人的历史地位,了解日蒙亲善的必然缘由等内容。极力灌输一种崇日、恐日、亲日的思想。汉族教育的重点在亲日和日语,回族还增加了商业教育。在教育方针上还提出日系学生要成为所谓四个民族的先锋。另一方面对于当地教育人士的抗日活动则进行残酷镇压,几次发动大逮捕,企图毁灭中华教育的精英。在蒙疆教育体制中只有初等、中等教育,代替高等教育的是所谓以农牧科为主的技能教育,接受高等教育就要到日本留学,以此来培养少数亲日分子。在学校教育中日语教育时间要超过汉文和蒙文的教育时间。蒙疆政权教育体系的初等教育以模范小学为重点,中等教育包括师范学校、实业学校和兴蒙中学。此外,还有一系列特殊教育机关,这包括中央警察学校、蒙古高等学院、中央医学教育学院、交通学院、蒙疆学院等。此外,善邻协会也在蒙地开办了多所学校,为日本统治蒙疆服务。金海对于兴蒙委员会的教育活动及其教科书编写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教育的特点包括:实行“奴化”、“分化”教育,强调日语教育,强调初级教育和技能教育。其目的在于将该地区教育制度与日本的军事部署相适应,培养“亲日”精神,为日本掠夺资源培养各种人才

蒙疆政权十分重视留日教育。余子侠认为,蒙疆政权的留日教育有两个特点,一是选派留日学生主要限于农业、师范、医学、军事、兽医等,体现日本的“工业日本,农牧业蒙疆”殖民政策。二是由官方所派出的留学生基本上是蒙古族,而这些人回来后都得到重用。徐志民注意到蒙疆地区留学生具有如下情况,即积极鼓励留学日本,在选拔标准上首先是选拔具有亲日精神和健康体魄者。其次是多为出身蒙古族“豪门望族”的子弟。注重选拔蒙古族喇嘛教留学生,以拉拢喇嘛教上层人士,扩大日本佛教的影响。对于蒙古族留学教育的重点在培养学生的亲日、反华、仇苏。鼓励留日学生的民族分裂活动,培养所谓从事日蒙亲善的领导者和实践者。德王推荐的留学生回国后多数出任了军职和中央官职

田中刚对于蒙疆政权的留学生事业进行分析后认为,德王早在自治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在对日本怀有戒心的同时积极派遣留日学生,学习日本军事技术,以为自治活动培养人才。日本方面通过接受蒙古留学生培养亲日势力。开始时重点在亲日和语言教育,在日本确立了对蒙疆的统治后则加强了产业开发教育。蒙疆政权方面把派遣留学生工作作为改造游牧社会、培养人才的重要渠道。田中刚认为,许多回到蒙疆的留学生从事牧民教育,他们在接受日本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对于日本侵略蒙古和对蒙古的统治也抱有反感。他们的教育活动,在启发蒙古族民族意识上具有重要意义

善邻协会是当时日本接纳和实施留学生教育的重要机关。祁建民分析了善邻协会的蒙古留学生教育活动。在抗日战争期间留日学生依然是一个庞大群体,大部分留日学生是经过严格选拔来日的。但是蒙古留日学生大部分进入的是私立大学专门部和专门学校,只有在后期才有一些留学生能进入国立大学甚至帝国大学。善邻协会经常组织留学生到日本各地参观,在寺院受训,接受所谓以宗教为依据的日满蒙亲善教育

田中刚对于蒙疆政权的蒙古人初等教育进行研究,他认为对于蒙古人首先是进行所谓的“日本精神”教育以此将蒙古社会“日本化”。在教育中还提倡所谓“蒙古复兴”就是要把蒙古人控制在日本手中。日本文部省直接派人到蒙疆指导,强调反共教育,还提出没必要进行历史教育,即使有,也只是产业史。由于日本的“民族协和”理念与成吉思汗祭祀之间存在着非一致性,所以在蒙疆的成吉思汗祭祀中,就是十分强调要在日本的帮助下实现民族复兴,将蒙古民族自立过程中所提倡的成吉思汗精神包含在日本的“东亚新秩序”观念之内。所以,蒙疆政权的教育政策摇摆于民族主义与“民族协和”这两者之间。宝铁梅认为针对蒙疆政权包含复合民族的特点,日本提出要将日本文化移植过来,积极开展日语教育。但是,日语教育导致了蒙古语的衰退。此外,还有专门研究蒙疆留学喇嘛的论文

丁晓杰对于蒙疆政权实行的报刊及广播统制进行探讨。日本占领蒙疆地区后,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文化侵略,在文化上奴役占领区人民,瓦解其抗日斗志。建立“蒙疆新闻社”垄断统制新闻报纸,建立“蒙疆电气通讯设备株式会社”以垄断广播事业。这种文化统制在一个时期之内的确起到控制新闻舆论的作用

第三,对于蒙疆军事史研究依然不足。日军建立蒙疆政权是其准备对苏作战的重要环节,日军在蒙疆的军事部署、作战计划及与其总体战略计划的关系,驻蒙军编制、装备和作战过程,驻蒙军在张北地区对苏作战的准备状况和1945年8月对于苏蒙联军的作战状况都值得进行研究。特别是关于八路军对于日蒙军作战的研究要结合日军方面的计划和行动加以对照研究,这样才能全面。中共平北、平西、小晋察冀、西雁北、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的活动对于日蒙军的牵制、打击也需要从日蒙军方面的反映上进行分析,由此才能全面认识抗战时期中共领导抗战的地位和作用。同样,对傅作义在绥远抗战活动也应从日蒙军计划和反映的角度进行分析。

忒莫勒对于蒙疆时期设立的蒙古文化馆所主办的《文化专刊》和《蒙古文化》杂志进行了整理、分析。这些刊物的内容主要有对复兴蒙古族文化的论述以及对蒙古历史文化的研究介绍,还有一些文学作品、政论文章等。他认为该刊毕竟是当时蒙疆地区唯一的综合性文化刊物,为文化人尤其是蒙古族青年文化人提供了发表自己见解和作品的园地,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政治气氛、社会思想、文化学术活动提供了重要参考。金海对于蒙疆政权时期的新闻出版活动也进行了整理、介绍,这包括《蒙古周刊》、《蒙疆日报》、《复兴蒙古之声》等。蒙疆期间的出版活动比较活跃,他认为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占领者为其殖民地统治而加强意识形态措施,同时也反映了蒙古族各界人士为发展民族文化事业所做出的努力。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近年整理了当时的蒙文杂志《フフ·トグ(青旗)》,这对于研究当时蒙古族的语言文化有重要意义。阿莉塔对于以《蒙疆文学》为中心的作家群体和获奖作品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分析了蒙疆文学的三大主题即以蒙疆为舞台的日本人、与蒙疆无关的日本内地和关于蒙疆的战争及从军体验等。她指出创办这个杂志的蒙疆文艺恳话会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团体,还是一个所谓的“国策”协力机关。近年还有一些研究蒙疆时期文学创作活动论文发表

(七)蒙疆的鸦片种植贩卖蒙疆地区的鸦片问题引起学界重视并被陆续研究,主要是从江口圭一发现和整理蒙疆政府经济部次长沼野英不二所藏的有关文件发端的。这批文件基本都是蒙疆政权和兴亚院的内部资料,包括蒙疆的鸦片生产、配给状况统计以及关于鸦片政策的方针、报告、会议记录、契约书等资料等,内容十分珍贵和丰富,由此全面揭开了蒙疆政权鸦片种植和贩卖的具体状况。不过,现在国内研究蒙疆鸦片种植、贩卖的文章大多依然只是利用该资料的部分中文翻译以及转引,这部珍贵资料尚未得到广泛重视和使用。根据江口圭一对于这批资料的分析解说显示,蒙疆地区的鸦片政策属于1939年以后兴亚院“中国鸦片需给计划”的重要一环,该地区是整个日本占领区的“鸦片供给基地”。江口认为,蒙疆政权收获的鸦片只有一少部分在蒙疆地区贩卖,90%以上向外输出,最大的输出地是上海,其次是华北各地。此鸦片政策是对中国的“毒化”政策,是由日本国家组织的最大规模的系统战争犯罪,是非人道的。

朴橿把鸦片贸易作为蒙疆政府的财政支柱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日本在蒙疆地区所推行的鸦片政策对于蒙疆伪政权的维持起到了很大作用,通过种植、贩卖鸦片,蒙疆政权的财政收入在短时期内大幅提高,种植面积一时曾达到100万亩。日本在获利之后,通过外汇管理和出口统制加上蒙疆向日本其他统治地区输出的矿产,支持了日本对华扩张。所以这种鸦片政策是服务于日本总体对华政策的,这种政策是以损害他国为后果的。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加强与汪伪政权合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蒙疆地区鸦片产量减少,日本在这里推行鸦片活动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

农伟雄对于蒙疆地区烟祸的实际状况进行了细致研究。他认为,根据蒙疆政府《鸦片业务指导纲要》的规定,1938年蒙疆政府从西北购入大量罂粟种子,计划播种25万亩,规模十分庞大。随后成立了各级鸦片公会,建立烟馆,鸦片征税大幅增加。此外,还有烟具牌照税,而烟具馆实际上就是烟馆。日本从中获得惊人的暴利,保证了其对华战争的扩大。后期的日本的鸦片政策则受到兴亚院的指导,鸦片加工成海洛因销售到日本的各占领区,烟祸毒害严重

张同乐对于日军在“内蒙工作”中的鸦片、毒品生产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日军当时就唆使德王在所控制地区从事鸦片生产,其进攻绥远也是为了争夺鸦片收入。日本成立兴亚院后

建立起“鸦片种植者-蒙疆土药有限公司-清查署-鸦片配给人-鸦片吸食者”的这样一种近于专卖的清查制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兴亚院要求进一步扩大鸦片种植。他还提到大平正芳曾在蒙疆1年4个月,回到兴亚院本部后即升任课长,由此可以推断大平为蒙疆鸦片开发立下了功劳。他在文章中揭示,当时吸毒者大量增加,给他们身心造成极大损害,日军由此获得巨额财富,实行“以战养战”。当时中共对于这种鸦片政策就曾进行过多次揭露

内田知行在利用江口圭一所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加上自己发现的蒙古自治政府的一些刊物对于蒙疆政权的鸦片栽培状况和蒙疆土药股份有限公司、清查总署以及蒙疆土业组合的状况进行分析,揭示了日本在蒙疆的鸦片种植、销售状况,特别是蒙疆政府如何参与、指导这些活动的,论证详实。但是,内田坦承,就目前的研究和资料发掘状况,要想超越江口圭一对该领域的开拓性实证研究还比较困难

对照组:常规护理措施以及出院指导为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入院后常规护理措施和出院指导,患者出院时均完成自我护理能力调查表,同时根据患者糖尿病病情设计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指导方案。

三 、蒙疆政权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蒙疆政权研究在战后,特别是近20年来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在整体上依然处于对具体时间、人物和制度的个别研究上,宏观的总体性研究尚显薄弱。高士华曾提出“大抗战史”的观点,主张要从近代中日关系史、日本国内和战后的视点研究抗日战争,对于蒙疆政权的研究也应该注意这些方面。特别是蒙疆政权与国内民族问题相关,这就更增加了研究范围的广度和分析方法的复杂性。对于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与中国国内民族矛盾的关系,德王等最终走上联日的原因,国民政府和中共民族政策的不同以及中共对蒙疆政权的政策与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形成,围绕蒙疆政权所展开的中、日、苏、德关系等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这就要突破目前将蒙疆政权研究仅仅限于“侵略——抗战”或“殖民——抵制”以及“开发——掠夺”等模式的局限。当然,这些模式不是没有必要,而是就现在的研究状况来看,这种分析方法过于单一,所述的确都是事实,但大多类似。现代蒙古学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那么,关于蒙疆政权的研究也应该从多重视角展开分析

其次,对于蒙疆政权具体领域的研究也是不均衡的。目前关于经济史、政治史和教育史的研究比较集中,但是,对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则尚显薄弱。在蒙疆政权时期,蒙汉社会特别是蒙古族社会发上了哪些变化,这方面我们知之甚少。虽然不像伪满洲国那样对于蒙古族地区进行了重大社会制度改造,但是日本善邻协会以及蒙疆政权的兴蒙委员会、蒙旗建设队和“豪利希亚”等组织及其活动的具体状况还很不清楚,这些活动究竟给蒙旗带来什么影响?需要细致研究。当时在张家口、大同、厚和、包头等城市实行新市制、加强对市民的控制,在农村建立大村制。这些活动的具体情况以及对于这一地区的城乡社会带来什么影响等都值得进一步研究。老舍的《四世同堂》对于日伪统治下的民众生活有过细腻描述。对于蒙疆地区殖民地统治下民众生活的具体状况我们现在也仅仅是通过一些回忆录来了解的,缺乏实证分析。

任其怿对于蒙疆政权在文化方面的反共和奴化行为进行剖析。他认为,蒙疆政权文化方面的反共活动首先表现在宣抚方面,召开反共大会,派宣抚队下乡,建立兴亚协进会、蒙疆兴亚青少年团等。在教育上进行反共教育,在宗教上控制和利用喇嘛教,通过天主教煽动反共意识,还唆使青帮来破坏共产党组织。任其怿还注意到,该政权通过制定旗帜进行奴化宣传,在街道、乡镇、剧院、团体等广泛使用“兴亚”、“靖亚”、“协和”等奴化名称。在蒙疆把日本的天长节、纪元节、明治节等都作为节日进行庆祝,并以日本时间为蒙疆地区标准时间。在蒙疆仿造日式忠灵塔,举办慰灵祭,这些不但是对中国人思想的麻醉和毒化,而且是对其尊严的践踏

另外,对于蒙疆时期文化史的研究目前更为薄弱。除了日本和海外的一些研究外,这方面国内仅仅有几篇介绍性文章,几乎处于空白。特别是对于这期间蒙古族的文化活动探讨不多。

除了研究深度和广度的不足外,对于蒙疆政权相关文献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的整理、利用也很不充分。国内内蒙古自治区、张家口市档案馆等有大量档案资料,许多尚未得到利用。迫切需要整理和公开利用、出版。

附:蒙疆政权研究资料、文献目录

一、刊行资料

日文

1.『現代史資料·日中戦争』(一)-(五)みすず書房,1964-1966

2.『岡部直三郎大将の日記』岡部直三郎芙蓉書房1982年

3.『史料·日中戦争時期アヘン政策』江口圭一編岩波書店1985年

宋从越对于蒙疆政权的立法概况、法律形式和立法程序进行了系统分析。他指出,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战争资源日渐匮乏,为了获取战略物资,蒙疆政权对于经济统制的法律条文频繁修改以加强控制。在劳动时间的法律中规定以东京时间为标准时间,以对蒙疆进行全面控制。在法律之外还制定了大量教令、院令、部令、会令、局令等法律性文件。该文首次对于蒙疆的立法活动进行了分析。宋还从法律角度对于蒙疆“中央银行”的地位、组织运作及其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在蒙疆银行存续期间,以投资和贷款方式向劫掠蒙疆资源的各种会社注入资金,购买巨额日本公债,将大量资金存入日本银行,不仅保障了日本“开发”蒙疆所需资金,也相当程度缓解了日本国内的财政压力

5.『戦前期モンゴル新聞「フフ·トグ(青旗)」データベースの構築·公開にむけて』田中仁、堤一昭編OUFC BOOKLET vol.9 2016/3

CT尿路造影检查患者通过静脉注射造影剂,进行CT扫描。医护人员可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患者整个泌尿系统的情况。使患者泌尿系统图像更清晰,检查方便,CT造影的图像可以任意方向旋转观察,可以清晰的显示结石的大小和部位,对诊断和治疗手术提供了方便。输尿管软镜碎石术是常见的泌尿系结石术,通过尿道对患者进行手术治疗,具有对患者身体的损伤较小,术后无不适反应等特点,在临床上应用广泛。研究发现,采用CT尿路造影与输尿管软镜治疗泌尿系结石患者,能明显提高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6.『大阪大学石濱文庫所蔵「フフ·トグ(青旗)」(1941年)』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編OUFC BOOKLET vol.10-1 2017/2

中文

1.中华民国重要资料初编——抗日战争时期长编(一)—(三),国民党党史会,1981年。

2.华北事变资料选编, 邵云端、李文荣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3.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

4.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5.阿拉善旗经济状况,陈国均(1944年),阿拉善盟史志办公室,阿拉善盟史志资料选编:第1辑,1986年。

6.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7.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资料选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

8. 内蒙古统战史档案资料选编(一),中共内蒙古党委统战部、内蒙古档案馆, 1987年。

9. 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内蒙古档案馆,1988年。

10. 伪蒙古军史料, 内蒙古政协文史资料委員会,1990年。

11. 日本对华北的掠夺和统制, 居之分等编,北京出版社,1995年。

12. 内蒙古教育史志资料:第1至12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5年。

13.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

14.北洋政府時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 呂一燃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年。

二、回忆录

日文著作

1.『裁かれる歴史:敗戦密話』田中隆吉新風社1948年

2.『龍煙鉄鉱回想誌』龍煙鉄鉱写友会1963年

3.『内蒙三国志』松井忠雄原書房1966年

4.『龍煙鉄鉱開発史』山際満寿一1967年

5.『高原千里』駱駝会1972年

6.『戦陳隨録』片倉衷 経済往来社、昭和47年

7.『思出の内蒙古』駱駝会1975年

8.『蒙古桜―実録·特務機関』栗和田和夫1977年

9.『蒙銀春秋』蒙銀会1978年

10.『終戦秘話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の私』大蒙社友会1980年

11.『善隣協会史——内蒙古における文化活動――』日本モンゴル協会1981年

12.『蒙塵——小浜大佐伝』舩木繁日本工業新聞社1982年

13.『蒙古の黄土——第一中隊戦史』独立混成第二旅団歩兵第一大隊第一中隊作戦史編輯委員会1985年

14.『陽箭の碑——独立混成第二旅団独立歩兵第四大隊第二中隊戦史』独立混成第二旅団独立歩兵第四大隊第二中隊戦史編輯委員会1985年

15.『五原事件青史:蒙古政府肇建·終焉』五原事件青史刊行会編蒙古警友会1986

16.『北支·蒙彊における自動車運輸事業の開設』蒙彊会1987年

17.『特務機関』内蒙古アパカ会、岡村府秀太郎平成2年

18.『独立歩兵第十一聯隊(泉第五三一四部隊)第二中隊史』編集発行:荻野忠八、非売品、平成2年

19.『蒙彊(中央)学院史』蒙彊(中央)学院史編纂委員会平成4年

20.『蒙彊と駐蒙軍』栗和田和夫創文印刷出版社、出版年不明

21.『徳王自伝』森久男訳岩波書店1994年

22.『満蒙十五年』川崎五郎私家版1996年

23.『内蒙古十年』松井武男北日本新聞開発センター1997年

单文

1.「砂漠に国を創った話」金井章次『文藝春秋』32巻13号1954年

2.「蒙古自治政府成立まで」金井章次『北信毎日新聞』昭和36年

3.「慟哭のゴビ砂漠2-14」吉田固也『日本とモンゴル』第5巻第5号―第6巻第9号昭和45年7月―昭和46年12月

4.「関東軍蒙古研究員の回想(1)」中嶋万蔵『日本とモンゴル』第6巻第二号昭和46年4月

5.「シラムレン事件、奇跡の生還——間仁田貞次郎君」中嶋万蔵『日本とモンゴル』第6巻第一号昭和46年1月

6.「徳王とともに——蒙古と私——(2)-(14)」中嶋万蔵『日本とモンゴル』第6巻第六号―第8巻第三号昭和46年8月―昭和48年4月

7.「歴史の証人山本信親氏と烏古廷氏の対談その一、二」『日本とモンゴル』第10巻第二、三号1975年9、10月

8.「昔、蒙古民族の独立を願って」笹目恒雄『日本とモンゴル』第17巻第二号昭和58年3月

9.「内蒙古軍の成立」松崎陽『日本とモンゴル』第17巻第二号昭和58年3月

10.「呉鶴齢回想録」呉美恵『日本とモンゴル』第24巻第一号1989年9月

11.「呉鶴齢回顧録定遠営蒙古自治其の他」呉鶴齢(呉美恵訳)『日本とモンゴル』第23巻第二号1989年3月

12.「蒙古会議」呉鶴齢(呉美恵訳)『日本とモンゴル』第26巻第一号1991年9月

13.「直向にモンゴル一筋の半世紀」柳下良二『日本とモンゴル』第29巻第一号1994年9月

14.「モンゴルに縁りをもった機縁について」藤城銀児『日本とモンゴル』第29巻第一号1994年9月

15.「東京、張家口と蒙古疎開の時の見聞記」呉美恵『日本とモンゴル』第29巻第二号1995年3月

16.「戴天義塾の留学生たち―特に郭文林一族について―」吾孫子徹『日本とモンゴル』第34巻第一号1999年9月

17.「回想、西川一三、木村肥佐生との係わり」四茂野薫『日本とモンゴル』第34巻第一号1999年9月

18.「中嶋万蔵経歴書」関西大学所蔵,年代不明

中文著作

1.徳穆楚克栋鲁普自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3辑,内蒙古政协,1984年。

2.从陕北到内蒙古,石生荣,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

3.伊盟革命斗争史料:第3辑,中共伊盟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84年。

4. 李守信自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0辑,内蒙古政协, 1985年。

5.我所知道的徳王和当时的内蒙古(一、二), 札奇斯钦, 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85年3月、1993年2月。

6.张家口地区党史资料选编:1-3,中共张家口地区党史办公室,1986年。

7. 雁北党史资料丛书之一·塞上风云录, 中共雁北地委党史研究室, 1987年。

8. 五十回忆,黄绍竑, 台湾龙文出版社,1989年。

9. 乌兰夫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

10.五十春秋——我做民族工作的经历,王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

11.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尓回忆录, 矶野富士子整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

单文

1. 王英罪恶史,李泰棻, 中国政协,文史资料:第15辑,1961年。

2. 伊盟‘三·二六’事变的回忆, 鄂齐尔雅克图,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辑,内蒙古政协,1978年。

3. 徳穆楚克栋鲁普与傅作义争夺鸦片过境税, 仁秉均,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5辑,内蒙古政协,1979年。

4. 绥境蒙政会始末记,经革陈,内蒙古文史资料:第5辑,内蒙古政协,1979年。

5.吴鹤龄和蒙古各盟旗代表连合驻京办事处的活动,张绍庭,内蒙古文史资料:第6辑,内蒙古政协,1979年。

6. 略谈辛亥革命前后的家乡旧事,荣祥,内蒙古辛亥革命史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

7. 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记要, 李泰棻,中国政协,文史资料:第39辑,1980年。

8. 内蒙徳王和蒋介石的关系,陈绍武,中国政协,文史资料:第39辑,1980年。

9. 成吉思汗陵寝概况与内迁经过,谢再善,中国政协,文史资料:第79辑,1982年。

10.成陵内迁及途经延安纪实,楚明善,中国政协,文史资料:第79,1982年。

11. 内蒙古革命的发生、发展简况,佛鼎,革命回忆录:8,人民出版社,1983年。

12. 大革命时期绥远地区的革命斗争,刘进仁,革命回忆录:8,人民出版社,1983年。

13. 回忆我的父亲达理扎雅,达茜分,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7辑,内蒙古政协,1985年。

14.我参加南京‘蒙古会议’的回忆,博颜满都,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6辑,内蒙古政协,1985年。

15.伊克昭盟‘蒙旗宣慰使公署’的成立及其经过, 巴靖远,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3辑,内蒙古政协,1986年。

16.百灵庙自治运动始末,陶布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9辑,内蒙古政协,1987年。

17.宁夏军阀马鸿逵对阿拉善旗的残酷统治,何承梯,阿拉善盟文史:第4辑, 阿拉善盟政协,1988年。

18. 抗日战争时期成陵西迁见闻, 武智勇, 伊克昭盟文史资料, 伊克昭盟政协, 1988年。

三、研究成果

日文

著作

1.『占領地通貨金融政策の展開』柴田善雅、日本経済評論社1999年

2.『徳王の研究』森久男創土社2000年

3.『日本の蒙彊占領1937-1945』内田知行、柴田善雅編、研文出版、2007年

4.『日中戦争とイスラム―満蒙·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統治·懐柔政策』坂本勉編著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8年

5.『日本陸軍と内蒙工作関東軍はなぜ独走したか』森久男、講談社、2009年

6.『帝国陸軍見果てぬ「防共回廊」機密公電が明らかす、戦前日本のユーラシア戦略』関岡英之、祥雲社、2010年

7.『徳王の見果てぬ夢南北モンゴル統一独立運動』佐々木健悦、社会評論社、2013年

8.『ニセチャイナ満州·蒙彊·冀東·臨時·維新·南京』広中一成、社会評論社、2013年

9.『「満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中見立夫、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

10.『日本の対内モンゴル政策の研究内モンゴル自治運動と日本外交1933-1945年』ガンバガナ、青山社、2016年

论文

1.「綏遠事件と西北抗日情勢の新展開」寺広映雄『東洋史研究』32:11973年

2.「モンゴルと四国」春日行雄『徳島新聞·文化欄』昭和49年9月16日―50年5月9日

3.「1913年の露中宣言――中華民国の成立とモンゴル問題――」中見立夫『国際政治』66号昭和55年10月

4.「近代モンゴルにおける二つの政党―中国共産党と『蒙古青年結盟党』-」寺島英明『東洋史論』第3号1982年

5.「グンサンノルブとモンゴルの命運」中見立夫護雅夫『内陸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山川出版社1983年

6.「モンゴルにおける民族と国家その歴史的前提」小貫雅男『モンゴル研究』N0.61983年

7.「近代内モンゴルの民族運動」寺島英明田中正美先生退官記念論集刊行会編『中国近現代史の諸問題―田中正美先生退官記念論集』国書刊行会昭和59年

8.「蒙彊銀行の為替管理政策」半澤純太『政治経済史学』第231号1985年8月

9.「少数民族と抗日戦争」安井三吉池田城編『抗日戦争と中国民衆―中国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民主主義』法律文化社1987年

10.「いわゆる『自治政府』の性格―あるいは学説整理―」村井宗行『モンゴル研究』(大阪)第10号1987年

11.「善隣協会と内蒙古教育」鈴木健一近畿大學教育研究所編『アジア教育史研究の基礎的課題』1990年

12.「中華帝国の『近代』的再編と日本」茂木敏夫『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と植民地1植民地帝国日本』岩波書店1992年

13.「一九三〇年代における内モンゴル自治運動と日中関係」田中仁松田武ら編『近代世界システムの歴史的構図』渓水社1993年

14.「『蒙彊』における通貨金融政策の展開」柴田善雅『アジア経済』第34巻第6号1993年6月

15.「モンゴルの独立と国際関係」中見立夫溝口雄三ら編『アジアから考える3·周縁からの歴史』東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

16.「ダムバドルジ政権下のモンゴル―第一次国共合作とモンゴル民族解放運動―」生駒雅則狭間直樹編『一九二〇年代の中国』汲古書院1995年

17.「モンゴル民族独立運動と中国共産党民族政策の成立」王柯『中国研究月報』VoL.49No.11995年1月

18.「『民族自決論』から『民族自治論』へ―中国共産党少数民族政策の決定過程―」王柯『現代中国』第69号1995年7月

19.「中国革命と内モンゴル問題」生駒雅則池田誠ら編『20世紀中国と日本·中国近代化の歴史と展望』(下巻)法律文化社1996年

20.「中国共産党の少数民族政策」吉田豊子『歴史評論』No.5491996年1月

21.「大モンゴル国臨時政府の成立」二木博史『東京外国語大学論叢』54号1997年

22.「ダムバドルジ政権と内モンゴル革命援助」二木博史『一橋論叢』92号No.31998年

23.「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と中国共産党による地域統合―20世紀半ばまでの政治展開―」星野昌裕『アジア研究』第44巻第4号1999年2月

24.「蒙彊政権におけるイスラム教徒工作と教育―善隣回民女塾を中心に―」新保敦子『中国研究月報』VoL.53No.51999年5月

25.「近代内モンゴル自治運動と蒙彊政権の性質について」祁建民『現代中国研究』第5号1999年9月

26.「占領下の蒙彊教育」祁建民『植民地教育史認識を問う』第2号皓星社1999年

27.「蒙彊政権下における旗県郷村教育の実態」祁建民『日中教育の回顧と展望』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2000年

28.「蒙彊政権の教育政策について」祁建民王智新編著『日本の植民地教育·中国からの視点』社会評論社2000年

29.「内陸アジア研究と京都学派―西北研究所の組織と活動」中生勝美中生勝美編『植民地人類学の展望』風響社2000年

30.「『蒙彊政権』の留学生事業とモンゴル人留学生」田中剛『歴史研究』三八号2001年3月

31.「蒙彊専売制度史序説」森久男、江口圭一『愛知大学国際問題研究所紀要』1162001年

32.「汎モンゴル統一運動」張啓雄『人文学報』852001年

33.「察東特別自治区の研究」森久男日本現代中国学会『現代中国』75号『特集:現代中国研究の50年』2001年

34.「ナショナリズムからエスノ·ナショナリズムへ―モンゴル人メルセにとっての国家·地域·民族―」中見立夫毛里和子編『現代中国の構造·中華世界―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再編』東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

35.「蒙彊政権時代のモンゴル語定期刊行物について」『日本モンゴル学会紀要』第31号2001年

36.「『周縁』『辺境』と呼ばれる仮想空間」中見立夫中見立夫編『アジア理解講座1·境界を越えて東アジアの周縁から』山川出版社2002年

37.「モンゴル人にとっての満州」フフバートル『環』10藤原書店2002年

38.「『満州国』及び『蒙彊政権』のラマ僧侶教育政策」于逢春『日本の教育史学』452002年

39.「蒙彊における日本人の教育活動―善隣協会を中心として―」祁建民『日中教育交流会議研究年報』第13号2003年

40.「日本支配下の蒙彊畜産政策」斯日古楞『現代社会文化研究』272003年

41.「日中戦争以前の『蒙彊』畜産経済の実態:畜産貿易を中心として」斯日古楞『東アジア:歴史と文化』132004年

42.「徳王と1930年代の内モンゴル自治運動――徳王の『民族』·『国家』観を中心に」巴特爾『アジア文化研究』112004年

43.「蒙彊政権下のモンゴル人教育――錫林郭勒盟の初頭教育の実施を中心に」宝鉄梅『環日本海研究年報』112004年

44.「蒙彊政権下の対モンゴル人日本語教育について」宝鉄梅『現代社会文化研究』312004年

45.「蒙彊政府発行の中国語月刊雑誌『新蒙』について」フスレ(呼斯勒)『日本とモンゴル』第38巻第2号2004年

46.「汪兆銘と内モンゴル自治運動――日本の対内モンゴル政策を中心(1938年)」ガンバガナ『日本モンゴル学会紀要』352005年

47.「自治運動から関東軍との連携へ――徳王と日本との関係その一」丁暁杰『比較社会文化研究』182005年

48.「内モンゴルにおける「蒙彊」政権―日本による「傀儡国家」の性質」り·ナランゴア、倉沢愛子他編『支配と暴力』岩波書店、2006年

49.「日中戦争期楡林における大漢族主義とモンゴル族の自治」島田美和『現代中国』802006年

50.「日本軍の内モンゴル占領と『蒙古連合自治政府』の本質」蘆明輝、姫田光義·山田辰雄『中国の地域政権と日本の統治』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

51.「蒙疆政府年表」祁建民、『県立長崎シーボルト大学国際情報学部紀要』第8号2007年

52.「蒙彊政権期被占領地域のモンゴル文学――『青旗』新聞の作家と作品」ウリジバヤル『人文学報』3882007年

53.「『蒙彊』と日本のモンゴル統治」関智英、「近代中国研究彙報」第30号、2008年

54.「善隣協会と近代内モンゴル留学生教育」祁建民、大里浩秋·孫安石編『留学生派遣から見た近代日中関係史』、御茶の水書房、2009年

55.「内モンゴル自治運動と太平洋戦争期における日本の対内モンゴル政策について―『日華同盟条約』を中心に」、ガンバガナ『東北アジア研究』16号、2012年

56.「内モンゴル綏遠地域を巡る漢人·モンゴル人の争いとその流動的な多様性―傅作義と徳王を中心に―」木下光弘、『敬和学園大学研究紀要』25号、2016年。

中文著作

1. 蒙古之今昔, 札奇斯钦, 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員会, 1955年。

2. 徳王‘蒙古自治’始末:上下,卢明辉, 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1977年。

3. 蒙古‘自治运动’始末,卢明辉,中华书局,1980年。

4. 大青山抗日斗争史, 大青山抗日斗争史编写组,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5. 绥远抗战, 内蒙政协, 1986年。

6. 民国初年蒙旗‘独立’事件研究,田志和,冯学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

7. 中共与‘内蒙古自治政府’ 王章陵,蒙藏专题丛书:第53期(台湾)蒙藏委員会民国80年。

8. 傅作义一生, 张新吾,群众出版社,1995年。

9. 近代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统治, 张洪祥,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10. 内蒙古革命史,郝维民,主编,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

11. 徳王其人,卢明辉, 远方出版社,1998年。

12.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 牛敬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

13. 民国以来蒙藏重要政策汇编,徐正光,蒙藏专题研究丛书第112期,(台湾)蒙藏委员会,民国90年。

14.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察绥地区, 祁建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15. 日本占领时期内蒙古历史研究,金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

16. 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文化侵略,任其怿,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

17. 近代蒙古历史文化研究,金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

18. 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问题,牛敬忠,钟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0年。

19. 近代内蒙古行政建制变迁研究,孟和宝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

20. 清代和民国内蒙古主要草原城市演化进程,任月海主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年。

21. 日军占领下的伪蒙疆政权937-1945, 程葆刚主编, 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

论文

1.辛亥革命与蒙古地区的‘民族运动’,卢明辉,中国蒙古史学会编, 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

2. 李大钊与内蒙古革命,郝维民等,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

3. 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和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 黄时鉴,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2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

4. ‘伊盟事变’的起因及国共两党的不同政策,金海,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5. 蒙古独立运动中的内蒙古1911-1914,保罗·海尔著,乌兰少布译,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1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

6. 中国国民党对蒙政策(1928-1949),乌兰少布,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3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

7. 北洋军阀对蒙政策几个问题初析,王胜德,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3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

8. 伪蒙疆时期(1937-1945)经济的殖民地化,王龙耿,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9. 清末新政与北部边疆开发, 汪炳明,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10. 北洋军阀政府与西盟王公会议, 格日勒, 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4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

11. 从蒙古文化馆到蒙古文化研究所,忒莫勒,呼和浩特市政协,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10辑,1995年。

12. 抗战时期蒙疆的鸦片贸易与日本对华政策, 朴橿, 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2期。

13. 关东军的内蒙工作和蒙疆政权的形成,森久男著,邢玉林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4期。

14.关于民国初年表示归顺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政权的内蒙古盟旗、王公,汪炳明,蒙古学信息,1996年第1期。

15.日据时期的蒙疆烟祸,农伟雄,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

16.试论关东军的‘内蒙工作’, 祁建民, 日本问题论集:第2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

17.蒙疆政权教育政策述论, 祁建民,北京教育史志丛刊,1998年第1期。

18. 日本关东军出兵西进策动伪蒙政权活动述评, 李茂杰, 民国档案, 1998年第1期。

19. 伪蒙疆时期蒙古文化馆与蒙古文化研究所始末,房建昌,西北民族研究, 1999年第2期。

20. 伪蒙疆政权的物资统制政策,宝音朝克图,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21. 日本统治时期的内蒙古盟旗制度,金海,中国蒙古史学会,蒙古史研究:第6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

22. 1931-1945年间的日本与蒙古喇嘛教,金海,内蒙古大学学报,第32卷第6期2000年11月。

23. 晋北察南抗日根据地对土匪联庄的收编改造工作,祁建民,南开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等编“近代中国社会、政治与思潮”,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24.从档案看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及其对蒙古族地区的调查研究, 房建昌,蒙古学信息,2001年第4期。

25. 伪蒙疆政权的物资统制政策——羊毛统制政策的研究, 宝音朝克图, 内蒙古大学学报, 2001年第1期。

26. 蒙疆政权的物资统制政策——家畜统制政策的研究,宝音朝克图,内蒙古大学学报, 2001年第2期。

27. 关东军与察晋三“自治政府”的建立, 祁建民,刘兆伟主编,日本殖民教育侵略史研究, 现代出版社,2001年。

28. 关东军的内蒙工作和伪蒙疆政权的建立, 哈斯木仁布和,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29. 日本陆军与“蒙疆政务委员会”,祁建民, 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

30. 日本占领下蒙疆地区的教育, 祁建民,齐红深主编 “日本侵华教育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

31.“察哈尔作战”与驻蒙军的编成,祁建民,日本研究论集:第8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32.日伪的毒品政策与蒙疆烟毒,张同乐,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

33. 伪蒙疆时期的《文化专刊》和《蒙古文化》,忒莫勒,蒙古学信息,2004年第1期。

34.善邻协会与近代内蒙古留学生教育,祁建民,李喜所主编,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

35. 忠灵塔与慰灵祭——侵华战争中日本对内蒙古地区进行文化侵略的特殊形式,任其怿,吕佳,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05年第5期。

36. 日本侵略者合并统治蒙疆三伪政权内幕, 丁晓杰,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37. 日伪统治下伪蒙疆政权的留日教育及教育交往,余子侠,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38.对蒙疆政权政策与中共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形成,祁建民,二十世纪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39. 日本蒙古浪人盛岛角房,丁晓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4期。

40. 日本在伪蒙疆政权时期的家畜防疫政策论析, 丁晓杰,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07年第4期。

41.伪蒙疆日本外交机构名称变迁考,丁晓杰,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2007年第6期。

42. 日伪时期内蒙古社会的几个奴化与殖民地现象, 任其怿,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07年第6期。

43. 蒙疆政权在文化方面的反共活动, 任其怿, 内蒙古大学学报, 2008年第1期。

44. 关于抗战时期伪蒙疆政权史的研究(代序), 臧运祜,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2009年第5期。

45. 论“蒙疆政权”的教育政策——以蒙古人的初等和中等教育为中心, 田中刚,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5期。

46. 日本对伪蒙疆地区龙烟铁矿和大同煤矿的调查与掠夺,赵春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47. 抗战时期日本对蒙疆地区留日学生政策述论,徐志民,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5期。

48.从蒙古军政府到蒙古自治邦 ——蒙疆政权的形成与消亡, 祁建民,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49. 日本最高顾问更迭与伪蒙疆政权时期的民族问题,丁晓杰,安徽史学,2009年第3期。

50. 日伪时期蒙疆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活动,丁晓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51. 日本在伪蒙疆政权时期实行的报刊及广播统制,丁晓杰, 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1期。

52. 日本大东亚省西北研究所及其调查活动,丁晓杰,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1期。

53. 伪蒙疆政权时期税收政策研究,丁晓杰,历史档案,2010年第4期。

54. 日本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在伪蒙疆的经营计划及活动,丁晓杰,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1期。

55.伪蒙疆政权的立法,宋从越,阴山学刊,2010年第4期。

56. 伪蒙疆政权时期的马产业振兴计划及赛马业,丁晓杰,赵春雷,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第4期。

57.所谓蒙疆肇建之父——伪蒙疆政权日本最高顾问金井章次,丁晓杰,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3期。

58. 以《庸报》为中心浅谈日本与伪蒙疆政权的关系,赵晋,学术探索,2011年第1期。

59.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危机与边疆治理, 梁卫东, 晋隆冈,河北学刊,2011年第5期。

60. 伪蒙疆政权的“中央银行”法律制度,宋从越,前沿,2011年第21期。

61. 伪蒙疆银行的性质及职能,张明,山西师大学报,2012年第3期。

62. 日本的“蒙疆特殊论”与蒙疆统制经济关系论,丁晓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63. 蒙疆政权与近代内蒙古关系年表, 祁建民,张家口文史:总第47辑,2012年9月。

64. 近代日本的“防共回廊”计划与蒙疆政权,祁建民,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12期。

65. 绥远事变与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 祁建民,东亚汉学研究:第3号,2013年9月。

66. 日本的蒙疆经济政策:从防共基地到资源, 祁建民,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5期。

67. 围绕蒙疆政权而展开的中苏蒙关系, 祁建民,李宇平主编,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稻乡出版社,2014年。

68.日本侵略者建立的傀儡政权——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陈宏,大连近代史研究,2014年总第11卷。

69.伪蒙疆政权在张家口的统治,马丽芳,周总印,档案天地,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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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

蒙疆政权是对1936年到1945年之间出现的蒙古军总司令部、蒙古军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蒙疆联合委员会、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和蒙古自治邦等一系列政权组织的概称。这个政权出现的背景是国内民族矛盾导致了蒙古自治运动爆发,而随后这种中国内部的民族纷争由于日本关东军这种外部势力的介入而进一步激化,走向民族分裂。其实,当时日军支持德王建立自治政府并不是真心帮助蒙古独立,而首先是出于对苏作战准备的目的,要建立防共缓冲地带,因而德王的“蒙古独立建国”理想最终并没有实现。本文为行文方便“伪蒙疆政权”之“伪”字概不赘述。

注 释 :

① 较早的研究主要有:「綏遠事件と西北抗日情勢の新展開」寺広映雄 『東洋史研究』32:1,1973年。「近代モンゴルにおける二つの政党―中国共産党と『蒙古青年結盟党』-」寺島英明,『東洋史論』第3号,1982年。「モンゴルにおける民族と国家その歴史的前提」小貫雅男,『モンゴル研究』N 0.6,1983年。「近代内モンゴルの民族運動」寺島英明,田中正美先生退官記念論集刊行会編『中国近現代史の諸問題―田中正美先生退官記念論集』国書刊行会,昭和59年。「蒙彊銀行の為替管理政策」半澤純太,『政治経済史学』第231号,1985年8月。「少数民族と抗日戦争」安井三吉,池田城編『抗日戦争と中国民衆―中国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民主主義』法律文化社,1987年。「いわゆる『自治政府』の性格―あるいは学説整理―」村井宗行 『モンゴル研究』(大阪)第10号,1987年。

② 「『蒙彊』における通貨金融政策の展開」柴田善雅,『アジア経済』第34巻第6号,1993年6月。

③ 『徳王自伝』森久男訳,岩波書店,1994年。

④ 『徳王の研究』森久男,創土社,2000年。

⑤ 『日本陸軍と内蒙工作,関東軍はなぜ独走したか』森久男、講談社,2009年。

⑥ 『日本の蒙彊占領,1937-1945』内田知行、柴田善雅編、研文出版,2007年。『日本の対内モンゴル政策の研究,内モンゴル自治運動と日本外交,1933-1945年』ガンバガナ、青山社,2016年。

⑦ “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和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黄时鉴, 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2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国国民党对蒙政策(1928-1949)”乌兰少布,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3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伪蒙疆时期(1937-1945)经济的殖民地化”王龙耿,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⑧ 徳王“蒙古自治”始末:上下,卢明辉,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1977年。蒙古“自治运动”始末,卢明辉,中华书局,1980年。徳王其人,卢明辉,远方出版社,1998年。

⑨ 这方面的回忆录主要有:『裁かれる歴史:敗戦密話』田中隆吉,新風社,1948年。『龍煙鉄鉱回想誌』龍煙鉄鉱写友会,1963年。『内蒙三国志』松井忠雄,原書房,1966年。『龍煙鉄鉱開発史』山際満寿一,1967年。『高原千里』駱駝会,1972年。『戦陳隨録』片倉衷,経済往来社、昭和47年。『思出の内蒙古』駱駝会,1975年。『蒙古桜―実録·特務機関』栗和田和夫,1977年。『蒙銀春秋』蒙銀会,1978年。『終戦秘話,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の私』大蒙社友会,1980年。『善隣協会史——内蒙古における文化活動』日本モンゴル協会,1981年。『蒙塵——小浜大佐伝』舩木繁,日本工業新聞社,1982年。『蒙古の黄土——第一中隊戦史』独立混成第二旅団歩兵第一大隊第一中隊作戦史編輯委員会,1985年。『陽箭の碑——独立混成第二旅団独立歩兵第四大隊第二中隊戦史』独立混成第二旅団独立歩兵第四大隊第二中隊戦史編輯委員会,1985年。『五原事件青史:蒙古政府肇建·終焉』五原事件青史刊行会編,蒙古警友会,1986。『北支·蒙彊における自動車運輸事業の開設』,蒙彊会,1987年。『特務機関』内蒙古アパカ会、岡村府秀太郎,平成2年。『独立歩兵第十一聯隊(泉第五三一四部隊)第二中隊史』編集発行:荻野忠八、非売品、平成2年。『蒙彊(中央)学院史』蒙彊(中央)学院史編纂委員会,平成4年。『蒙彊と駐蒙軍』栗和田和夫,創文印刷出版社、出版年不明。『満蒙十五年』川崎五郎,私家版,1996年。『内蒙古十年』松井武男,北日本新聞開発センター,1997年。单篇回忆文章主要有:「砂漠に国を創った話」金井章次,『文藝春秋』32巻13号,1954年。「蒙古自治政府成立まで」金井章次,『北信毎日新聞』昭和,36年。「慟哭のゴビ砂漠,2-14」吉田固也,『日本とモンゴル』第5巻第5号―第6巻第9号,昭和45年7月―昭和46年12月。「関東軍蒙古研究員の回想(1)」中嶋万蔵,『日本とモンゴル』第6巻第二号,昭和46年4月。「シラムレン事件、奇跡の生還――間仁田貞次郎君」中嶋万蔵,『日本とモンゴル』第6巻第一号,昭和46年1月。「徳王とともに——蒙古と私——(2)-(14)」中嶋万蔵,『日本とモンゴル』第6巻第六号——第8巻第三号,昭和46年8月——昭和48年4月。「歴史の証人,山本信親氏と烏古廷氏の対談,その一、二」『日本とモンゴル』第10巻第二、三号,1975年9、10月。「昔、蒙古民族の独立を願って」笹目恒雄 『日本とモンゴル』第17巻第二号,昭和58年3月。「内蒙古軍の成立」松崎陽,『日本とモンゴル』第17巻第二号,昭和58年3月。「呉鶴齢回想録」呉美恵,『日本とモンゴル』第24巻第一号,1989年9月。「呉鶴齢回顧録,定遠営蒙古自治其の他」呉鶴齢(呉美恵訳)『日本とモンゴル』第23巻第二号,1989年3月。「蒙古会議」呉鶴齢(呉美恵訳)『日本とモンゴル』第26巻第一号,1991年9月。「直向にモンゴル一筋の半世紀」柳下良二,『日本とモンゴル』第29巻第一号,1994年9月。「モンゴルに縁りをもった機縁について」藤城銀児,『日本とモンゴル』第29巻第一号,1994年9月。「東京、張家口と蒙古疎開の時の見聞記」呉美恵,『日本とモンゴル』第29巻第二号,1995年3月。

⑩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内蒙政协,1986年。

『史料·日中戦争時期アヘン政策』江口圭一編、岩波書,1985年。

日本方面整理出版的有关资料主要有:『現代史資料·偋·日中戦争』(一)-(五)みすず書房,1964-1966。『岡部直三郎大将の日記』岡部直三郎,芙蓉書房,1982年。『史料·日中戦争時期アヘン政策』江口圭一編,岩波書店,1985年。『蒙彊教育概況』宇野善蔵、『「満州·満州国」教育資料集成』第12巻、エムティ出版,1993年。『戦前期モンゴル新聞「フフ·トグ(青旗)」データベースの構築·公開にむけて』田中仁、堤一昭編,OUFC ,BOOKLET ,vol .9,2016/3。『大阪大学石濱文庫所蔵「フフ·トグ(青旗)」(1941年)』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編,OUFC ,BOOKLET ,vol .10-1,2017/2。

检索时间:2017年5月11日11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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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政策请参见中共如下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1938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蒙古工作的指示信》1937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 1940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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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徳王の研究』第一部,森久男 創土社 2000年。)嗷其尔巴特对于德王在外蒙古和晚年回国后的情况进行了记述。(『徳王の研究』第二部,森久男,創土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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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海, 日本占领时期蒙古族新闻出版活动述略, 日本占领时期内蒙古历史研究,金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

『戦前期モンゴル新聞「フフ·トグ(青旗)」データベースの構築·公開にむけて』田中仁、堤一昭編,OUFC BOOKLET ,vol .9,2016/3。『大阪大学石濱文庫所蔵「フフ·トグ(青旗)」(1941年)』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編,OUFC BOOKLET ,vol .10-1,2017/2。

阿莉塔「雑誌『蒙彊文学』の小説群——『蒙彊文学』受賞作を中心に」、『比較社会文化研究』17号,2005年。

阿莉塔「雑誌『蒙彊文学』(日本語版)解説及び目次(上)」、九州大学日本文学会『九大日文』5,2004年12月。

B .Gereltu ,SuGu -yin noGuG -a 1931-1945on -u qu Gurunduki MongGol uran jokiyal -un songGoburi ,ObUr MongGol -un arad -un keblel -un qoriy -a ,1998.

『史料·日中戦争時期アヘン政策』江口圭一編,岩波書店,1985年。

例如:江口圭一《蒙疆政权》,载《内蒙古近代史译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江口圭一《日本对中国的毒品战》,载《近代史资料》总98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抗战时期蒙疆的鸦片贸易与日本对华政策,朴橿,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2期。

日据时期的蒙疆烟祸,农伟雄,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

日伪的毒品政策与蒙疆烟毒, 张同乐,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

内田知行「蒙彊政権のアヘン政策」、『日本の蒙彊占領,1937-1945』内田知行、柴田善雅編、研文出版,2007年。

坚持做“大抗战史”研究, 高士华,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1期。

关于海外研究蒙疆政权的相关研究可以参见如下著作:吉田順一監修、早稲田大学モンゴル研究所編『モンゴル史研究 現状と展望』明石書店,2011年。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es on Political Power of Mongolian Regime

Qi Jianmi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agasaki University ,Nagasaki ,Japan 851-2195)

Abstract : The research on puppet Mongolian regime began early after the war. In the 1970s, there were pioneering studies of Shi Guang Yingxiong, Anjing Sanji and Lu Minghui. Especially in the past 20 years,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researches of Mori Jiuman, Jinhai, Ding Xiaojie and Qi Jianmin. However, most of these studies focus on individual studies of specific events, characters and systems, while the overall macro-study is still weak. Secondly, the researches on the specific areas of puppet Mongolian regime are not balanced. At present, the studies are concentrated on economic history, political history and educational history, but the studies of social hist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are still weak. Researches on military history of puppet Mongolia are insuffici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puppet Mongolian regime by the Japanese army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its preparation for the war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To reveal the great international significance of China’s Anti-Japanese War, the study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s war against Japan and Mongolian Army and Fu Zuoyi’s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in Suiyuan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plan and response of the Japanese Army. Besides the lack of depth and breadth of the researches, the collation, publication of documents, especially archives, related to puppet Mongolian regime are also inadequate. Many archives have not yet been utilized.

Key words :puppet Mongolian regime; prince De; Modern Inner Mongolia; Opium Policy of army stationed in Mongolia

[中图分类号 ]:K 265.62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1--7623(2019)01--0024--23

DOI: 10.3969/j.issn.1001-7623.2019.01.004

[收稿日期 ]2018-07-10

[作者简介 ] 祁建民, 男, 日本长崎县立大学教授, 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哲学博士(日本东京大学),内蒙古高校中国北疆史重点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

【责任编辑 张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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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疆政权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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