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增长的新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历程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1945—1955年是以个人消费为主的经济复兴期；1955—1970年是以内需为主导的高速增长期；1970—1990年是以出口（外需）为主导的稳定增长期。从1991年春天开始，由于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陷入了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1992到1995年连续4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实际增长率都很低，1992年为0.2%，1993年为－0.4%，1994年为0.5%，1995年为0.7%。面对日元的急剧升值，美、日、德3国于1995年8月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致使美元升值，并突破100日元大关。为此，日本经济复苏出现了新的转机，企业设备投资缓慢回升，个人消费逐渐摆脱下降局面，预计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将达到1.9%，1997年将达到2.6%，从零增长向低经济增长期发展。对于日本这一经济增长期的新特点，有必要加以研究。
一、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及技术进步。1966—1990年的实际GDP年平均增长率为5.45%；其中，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占8%，大大低于同期美国40%的劳动投入水平[①a]。1992年日本的人口出生率为1.5%，是战后50年以来的最低水准。由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和平均寿命的不断提高，目前在总人口中65岁以上的高龄者已占到14%，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25%的高水平。人口构成的不断高龄化，使劳动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势必引起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降低。90年代以后，包括劳动时间的缩短等因素在内，日本的劳动投入量按年0.5%的速度递减，如果劳动生产率和80年代一样按每年3%的速度递增，那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每年仅为2.5%[②a]。
对企业来说，年青一代劳动力投入的减少，中高年从业人员比例的增加，使劳动者年龄结构呈倒金字塔型，而中高年从业人员工资偏高，创造力下降，加大企业的成本负担，相对降低了竞争力。从整个社会来看，人口高龄化而使医疗保健等社会福利费用急剧上升，财政支出增大，企业和个人的税赋加重。目前，税收和社会保险金合计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国民负担率）为38%，到2000年将达到50%的危险线。北欧一些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国民负担率超过50%，则整个经济的活力趋于下降。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量廉价且教育水平高的劳动力的存在。现代部门劳动力需求的增大不仅对社会总供给方面，而且对社会总需求方面以相当大的影响。因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移动，使家庭数量增多，造成了广泛的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支撑了战后作为经济增长和循环的中心——设备投资与资本的积累。而现在情况恰恰相反，人口增长逐渐减少，现有的家庭耐用消费品及小轿车的普及率已经很高，接近饱和。因此，国内消费需求的低靡，必然使企业设备投资率降低，资本大量过剩，经济增长机制陷入困境。
面对人口高龄化的社会，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动向就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J.R.Hicks）的理论，当资本—劳动比率（K／L）一定时，比较技术进步前后的变化，可以根据劳动边际产量（MP[，L]）和资本边际产量（MP[，K]）的比值（MP[，L]／MP[，K]）不变，递增或者递减将技术进步进行分类。如果技术进步以后，MP[，L]／MP[，K]的比值不变，那就是“中性的”技术进步；如果MP[，L]／ML[，K]的比值增加，那就是“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如果MP[，L]／ML[，K]的比值减少，那就是“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也叫“资本使用型”的技术进步，即在技术进步以后，劳动对资本的边际技术替代率（MRTS[，LK]下降了，这种技术更多地使用了资本，从而节约了劳动。从日本的实际情况来看：（1）资本充足。众所周知，一国投资率的高低是由其储蓄率决定的，日本的高储蓄率一直是资本的最主要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测算，1992年日本的储蓄率为34%，投资率高达30%，而同期美国这两者的数值均为15%[①b]。高投资率特别是用于机械设备的投资增加，就会提高人均资本占有率，结果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上升。（2）从劳动力的价格和资本的价格来看，根据美国学者的测算，包括福利费在内的劳动力成本，1992年日本平均每小时为23.05美元，美国只有21.30美元。但是，从资本的价格即利率来看，日本目前的再贴现率只有0.5%，是全世界最低的，长期贷款利率为5%，而美国的再贴现率是5.25%，长期贷款利率为9%。因此，对于日本来说，用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资本，来替代相对昂贵的生产要素——劳动，则是势在必行。（3）中国、亚洲“四小龙”和东盟的崛起与亚洲国家分工体系的重组。为了适应日元升值，日本所有企业都着手经营框架的重新构筑。具体包括零件、半成品、成品的海外供给扩大，生产向海外转移的加速，海外生产据点的零件当地供给的增加等等。其趋向是亚洲“四小龙”被重组为定点生产和零件供给基地，东盟和中国被重组为组装加工基地，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逆进口商品数量的上升。1993年，日本从东亚各国的产品进口额达449亿美元，与从美国的产品进口额341亿美元相比，超过了100多亿美元[②b]。过去亚洲是日本的市场，现在日本也成为亚洲的市场。东亚各国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随着产品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彩色电视机、空调器等电器产品在全世界各地的输出比率已经超过日本。这就使得日本必须加大科技投入，生产出技术含量更高的、高附加值的新产品，以节约逐渐稀缺的劳动力资源，保持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二、支柱产业的衰退与产业群体的均衡发展
所谓支柱产业就是对经济增长最具重要性的产业。如60年代的重化工业，70年代以后的汽车和电气机械工业，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支柱产业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要有相当大的产业规模。例如，1990年汽车和电气机械工业产值占制造业的1／4左右。在出口方面，1991年汽车出口额为548亿美元，电气机械为593亿美元，分别占日本出口总额的17%和19%[③b]。（2）对其他产业诱发的乘数效果也大。根据1990年的投入产出表计算，汽车、电器工业的生产每增长1%，钢铁业增长2.6%，运输机械业增长2.7%。反之，如果支柱产业不景气，其他相关产业必然受到相应的冲击。（3）劳动生产率水平高。1966—1992年，日本产业平均技术进步率为2%，而电气机械业为12%，汽车工业为5%。
日本特有的开发、设计与生产现场出色结合的机制，使得其家用电器、小轿车等批量生产的机械产品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竞争能力极强。在批量生产的机械中，原理完全改变的产品很少，多数是靠逐步改良发展起来的。“日本在逐步的、连续性的、代谢性的技术发展方面具有超群的能力。但是在以长期研究开发为基础的突变性技术方面，就显得能力不强”[④b]。日趋激烈的“贸易摩擦”和日本国内消费市场的饱和，使得那种以大量生产、大量销售、大量消费为代表的支柱产业的增长达到了极限。同时，随着汽车工业、电器机械等加工组装业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留在国内的光电技术、生物工程等高技术也很难形成大批量生产。日本社会的高龄化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医疗保健等福利事业，并不能对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而消费者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得充满个性的商品受到重视。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将不是由一、两个支柱产业决定，而是产业群体的均衡发展。
根据三菱综合研究所对日本产业结构的预测，到本世纪末主要产业的增长率差别将缩小，出现产业群体均衡发展的态势。其中，情报机械、生活文化等为高增长群，年增长率为3－3.5%；交通运输、商业服务、通讯网络等为中增长群，年增长率为2.5－3%；而原材料、一般耐用消费品等为低增长群，年增长率为2－2.5%。面向21世纪的12个新型产业（生物工程、通信技术、生活福利等）的市场规模，1993年为130兆日元，到2000年为210兆日元，2010年为350兆日元，而电气、机械、原材料等4个传统部门的规模仅从1993年的280兆日元增加到2000年的310兆日元和2010年的380兆日元[①c]。
产业结构的变革，首先是要提高非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从80年代以来，日本制造业的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为4.8%，一直高于非制造业的2.1%，加上日元不断升值，内外价格差进一步扩大。以耐用消费品为例，除纽约以外，东京比世界上主要城市——伦敦、巴黎、柏林等都便宜，而食品、住宅等非制造业的产品，日本的价格则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如果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指数为100，1993年日本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90，建筑业为80，服务业为70，运输、通信仅为40[②c]。因此，提高非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缩小产业各部门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别，是确保经济增长的重要步骤。其次是大幅度增加国家的研究开发费用，加速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日本通产省、文部省和科学技术厅1995年下半年拟定了在2000年之前，使国家研究开发费用翻一番的计划，即由现在的一年2万多亿日元增加到4.3万亿日元，以加强生物工程和信息通讯等尖端领域的基础研究和独创性研究，改善国立大学和研究所陈旧的研究设施，支持产业、学校和官方联合进行的基础性研究开发，把振兴科技放在国家战略的位置上，确保高新技术产业的持续发展。
三、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战后日本政府在经济计划、产业政策等宏观调控方面的成功，一直被许多国家所借鉴。但是，目前日本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其政治体系、管理机制乃至价值观念都面临着一场不可避免的变革，出现了所谓的“制度疲劳”。从1992年3月开始，日本政府推出了一连串的总额为60万亿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综合经济对策”等财政政策。中央银行（日银）的货币政策主要是连续9次降低再贴现率，从6%降到了目前0.5%的历史最低水平。但是，这些扩张性的景气对策并没有达到政府刺激经济复苏的预期目标。1994年政府预测GDP的增长率为1.7%，但实际上只有0.5%。出现这种“政府的失败”其原因主要在于：（1）当财政支出扩大，公共投资增加时，产品与货币市场均衡的模型（IS－LM模型）中的IS曲线（产品市场均衡的曲线）会向右上方移动，也就是说利率也会提高，这就带来海外资本的流入，而使日元升值，总需求所增加的部分被纯输出的减少所抵消。因此，财政支出的增加，短期内可以提高社会总需求，但从长期来看并不能达到刺激景气的效果。（2）减少所得税的效果由于消费者长期的消费习惯而难以实现。因为，根据长期消费函数的稳定性理论，减税虽然可以使可支配收入一时提高，但国民减税所得部分都变成了储蓄，并不能增加总需求。（3）乘数效果的降低。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公共投资的“乘数”在2－3年以后会达到两倍以上。但这以后，“乘数”则逐年下降，到90年代“乘数”已降到一倍多的程度[③c]。乘数效应低下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公用事业的构成从修路、建桥等基础产业向第三产业等服务设施转移，这样就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波及效果自然降低。另一方面是由于日元的急剧升值，推动了进口物品的增加，国内总需求增加的大部分被对海外输入产品的需求所代替，1994年这一比率曾高达70%。（4）不管是增加公共投资还是减少税收，都会使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因此，一般公众预期政府会增加税收以弥补赤字，从而抑制当前的消费，增加储蓄以备不时之需。这种合理预期的效应使得经济政策的有效性进一步降低。
此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国际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超越地理条件的制约，进一步在空间统一起来。业务交易的同步化、瞬间化，使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更高。这样，在高度的货币市场上的经济活动，就和把它限制在一定界限之内的政策控制的主体——“国家的经济”对立起来。这实际上就是，本质上无政府的世界经济和以一定国界为序的国民经济之间的对立。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本质上是以一国为单位的，在这种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中，就显得无能为力了。一国的经济政策波及到其他国家，其效果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究竟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很难简单说清，国内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也由此而显著提高。例如，1993－1995年，虽然日本银行一直都在降低短期利率，以刺激景气的恢复，但是长期利率却一直难以下降，原因就在于美国担心通货膨胀的复燃，从1994年2月到1995年2月连续7次提高短期贷款的利率，致使长期利率上升，并波及到日本，使日本的景气对策难以奏效。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绝大部分大公司已经变成了跨国公司，它们在某一个国家名义资产和利润已越来越少。这些大公司已经超越了任何政府的管制，给一国贸易和生产的格局带来变化的往往是大公司，而不是政府的决定。
日本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已经开始变化。一方面，是放宽国家的限制，增强民间部门的活力，以建立自由、透明、公正的市场社会。传统的市场理论以均衡的概念为中心，市场具有趋向均衡的机制。而今天的市场社会，由于经济柔软化（情报化、服务化、国际化，金融经济的扩大化和投机化等）的进展，不确定性与偶然性明显提高，它要求各种市场规则必须对应于环境的变化，具有自律的、迅速的、柔软的机制。另一方面，是加速制度创新，以建立一个精简而有效率的政府。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在决定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之间需要相互协调，尽快达成有机的结合，而决定“协调成本”大小的就是制度。因此，纠正内在价格差别，建立新的市场价格体系；推进行政和财政税制的改革；尽快恢复信用秩序和金融政策的民主化等等，都是今天日本新经济增长期所必须解决的紧迫课题。
注释：
①a 〔日〕《经济白皮书》，日本经济企划厅1994年版，第391页。
②a 〔日〕三菱综合研究所《’95年日本经济预测》，日本钻石出版社1994年版，第31页。
①b 〔日〕《经济白皮书》，日本经济企划厅1995年版，第324页。
②b 〔日〕小川雄平：《“亚洲经济圈”的重组和东北亚经济合作的课题》，《现代日本经济》1995年第3期。
③b 刘昌黎：《90年代的日本经济及日本对外关系》，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
④b 〔日〕森谷正规：《日美欧技术开发之战》，科技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①c 〔日〕三菱综合研究所《’95日本经济预测》，日本钻石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53页。
②c 〔日〕《经济白皮书》，日本经济企划厅1995年版，第249页。
③c 〔日〕铃木正俊：《经济预测》，日本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