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斋郎》非关汉卿作新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新论文,关汉卿论文,鲁斋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8)03-0047-03
《鲁斋郎》的著作权问题学界向来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关作和非关作两种。王季思先生主编的《全元戏曲》谈到这个问题说：
此剧是否关汉卿所撰，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由于《录鬼簿》于关汉卿名下未著录此剧，故郑振铎、邵曾祺等均以为此剧乃无名氏所作。但明代《古名家杂剧》和《元曲选》本均题“关汉卿撰”，《今乐考证》及《曲海总目提要》也同，此剧风格酷似汉卿，第三折张珪唱辞中曾引关氏之“莫逆交”杨显之的《酷寒亭》剧中的故事，故在新的否定材料发现以前，可暂定为关作。[1]358
在这里，编者的看法还是很慎重的。但王老在《谈关汉卿的<鲁斋郎>杂剧》中就认为《鲁斋郎》是关的杂剧，主要根据是作品的风格，他说：“我们如拿《鲁斋郎》杂剧里的对白跟《望江亭》、《救风尘》的对白并看，可以看出它们风格上的一致性。”[2]417据风格判断作品的归属，有其合理性，但是风格是游移的且是多样性的，用它来判断一些东西是很表层的，很难形成有说服力的说法。和王老持同一看法的还有王钢先生。[3]152-153
也有一些人对关的著作权表示怀疑，比如上文引用的郑振铎和邵曾祺两位先生，此外还有赵景深先生与严敦易先生等。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把《鲁斋郎》定为关汉卿的作品，现在流行的文学史都把它归在关汉卿的名下。
其实王老提出的证据是很值得商榷的。《古名家杂剧》和《元曲选》都是经过后人修改的，而且《今乐考证》及《曲海总目提要》都是清代后期的人编的(前者为姚，燮后者为无名氏非黄文暘)，后二者受前二者的影响也不可知，所以可信度非常小。
学界认为《鲁斋郎》是关剧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是《鲁斋郎》曾经在包公戏《陈州粜米》与《盆儿鬼》出现过，所以在推测《鲁斋郎》在元代已经很流行，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这是由于没有辨别版本造成的。笔者认为有四条新证据来证明它作于元末明初，因而决非关作。
一、《鲁斋郎》在《元曲选》本《盆儿鬼》中出现过，但是在脉望馆本《盆儿鬼》却没有。我们来比较一下：
也曾三勘蝴蝶梦，也曾独粜陈州老仓米，也曾智赚灰阑年少儿，也曾诈斩斋郎衙内职，也曾断开双赋后庭花。也曾追还两纸合同笔。[4]1407(《元曲选》本)
也曾三勘蝴蝶梦，也曾智赚灰阑记，断了个娇娇媚媚后庭花，杀了个奸奸诈诈刘和岁。[5]21(《脉望馆》本)
这一点好像无人提过！众所周知，《元曲选》乃臧懋循“删抹繁芜，其不合作者，即以己意改之”[6]92(《答谢在杭书》)；而明赵琦美《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更接近宋元旧本乃公认的事实。所以《元曲选》本《盆儿鬼》中有的句子一般不能用来证明原本《盆儿鬼》也有。但是这个材料一直被人错误地引用，包括认为关作和不认为关作的人。
如《古本戏曲剧目提要》中说：“此剧在元代流传甚广，《陈州粜米》第二折有‘曾把个鲁斋郎斩市曹’语，《盆儿鬼》第四折有‘也曾诈斩斋郎衙内职’语，已将其作为尽人皆知之常典使用。”[7]12
黄钧先生反对把此剧归在关汉卿名下，可是他仍然认为《盆儿鬼》中已经提到《鲁斋郎》，并因此把它归入元后期的杂剧。[8]1711
但在《脉望馆》本中，根本没有提到《鲁斋郎》。如果当时《鲁斋郎》已经流传，不可能不被描述，因为它确实比较精彩。但没有被提到，所以只能作在《盆儿鬼》之后。
至于《陈州粜米》中有《鲁斋郎》，因为它只有《元曲选》本，我们没法证明其他本子是否也有，但是《元曲选》乃是修改过的，所以也很难作为《鲁斋郎》已经出现过的证据。
二、元杂剧中，包公戏共有10种，其他9种的包待制的随从均是张千，而只有《脉望馆》本《鲁斋郎》中，张千成了鲁斋郎的仆人(《元曲选》本鲁斋郎的仆人为张龙，这一点在《全元戏曲》中失校)，这和其他9种包公戏扞格不入。包公的随从在元杂剧中都为张千、而在《七侠五义》中包公的随从是张龙、赵虎，这一般很难改变。
三、杂剧正末张珪与元朝的平章政事张珪(1264-1327)重名。
这条理由的理论基础是一个把妻子送人的虚构小人物不可能和同时、同地、仅次于宰相的高级官员重名的，这很容易被认为是“恶意攻击”。平章政事张珪是元代中后期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名人，其父张弘范的更是名声显赫，张珪的名声一直很响。平章政事是从一品，仅次于三公、中书令和左右丞相。张珪敢于和权贵斗争，敢于弹劾丞相，是一个廉洁爱民的高级官员。按照现代学者推算的关汉卿的生卒年(无论哪种情况)，和张珪有很大的重合，张珪与关汉卿不可能对对方的名字感到陌生，因为一个是大戏曲家，一个是赫赫权臣，在共同的时空中生存过，不可能完全隔绝。而且张珪的家乡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有次皇帝通过他问民间老百姓的疾苦，他说：“臣老，少宾客，不能远知，真定、保定、河间，臣乡里也，民饥甚，朝廷虽赈以金帛，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9]4083元杂剧的中心就是大都和杭州两个地方，关汉卿的活动范围也不外乎这两个地方，但是前者是张珪的家乡，后者是张珪的势力范围。
显然，如果这个作品是作于张珪做官期间是不可思议的，也是难以想象的，因为《鲁斋郎》中的张珪是一个在弱者面前飞扬跋扈的人，而在强者面前是一个懦夫，把自己的妻子送给别人的人，一个很无用的人。试想，一个作家怎么会把一个清廉的高级官员的名字用作戏曲中一个猥琐小人物的名字呢？即使张珪不怪，难道演员们就不怕他报复吗？
关汉卿即使对张珪真的一无所知，戏曲不比小说，需要敲锣打鼓地上演，当时如果《鲁斋郎》上演，张珪不会不有所耳闻，就是他不知道，他手下的人难道也会不知道吗？这样的戏曲能上演吗？因此《鲁斋郎》绝对不会出现在张珪出生以后。假如《鲁斋郎》在张珪出生前已经流传，那么渊博的张弘范给自己的长子取一个家传户颂的懦夫的名字的可能性极小。
四、《鲁斋郎》还有很多的疑点。比如斋郎其实是一个很低的官职，一般不会惊动皇帝，除非有特别的原因，否则只能说作者的历史知识浅薄；在《脉望馆》本《鲁斋郎》中包公被称为“包侍制”，没有一处例外，连穿关也如此，在其他剧作中都是“包待制”，而历史没有“侍制”这个官职，这绝非手民误植，好像对“待制”不近情理地陌生。
《鲁斋郎》和《生金阁》有明显的抄袭痕迹，至少有三处完全相同的地方。这三处地方，《脉望馆》本与《元曲选》本都一样。第一处是鲁斋郎上场说的“我嫌官小不做，马瘦不骑”一段；第二处是张珪说“美女终须累其夫”(第三折)与郭成说“美女累其夫”(第一折)；第三处张珪唱“从来有日月交蚀，几曾见夫主婚、妻招婿”(第二折)，庞衙内的仆人说白“只见日月交食，不曾见辘轴退皮”(第二折)，此外，《元曲选》本的《鲁斋郎》与《生金阁》中，鲁斋郎的仆人都为张龙，这是需要注意的现象。张龙作为衙役的符号乃是明朝的事情(这也说明《元曲选》本是后来人修改过的)。此外，鲁斋郎夺张珪的妻子与庞衙内夺郭成的妻子很相似。这些细节上的相似，已经不是巧合或引用熟语能解释的了，这种相似与引用套语不同。因此，笔者认为，两者既然相似，估计出现应该相隔不远，或可以说《鲁斋郎》是抄袭《生金阁》的。而《录鬼簿续编》载《生金阁》不载《鲁斋郎》，可以证明《鲁斋郎》的产生年代比前者晚。
综上所述，再加上《鲁斋郎》不载于任何版本的《录鬼簿》与《录鬼簿续编》(《录鬼簿续编》有《云台观》，显然不能认为就是《鲁斋郎》)，所以《鲁斋郎》应该作于元末明初，不论关汉卿的生卒年到底在何时，他总不会活到元末明初，因而《鲁斋郎》不会是关汉卿的作品。
注释：
①它们分别是《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包待制智勘后庭花》《王月英月夜留鞋记》《神奴儿大闹开封府》《包待制陈州粜米》《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玎玎珰珰盆儿鬼》与《包待制智勘生金阁》。
②张珪在《元史》有传，其家族显赫，祖父是张柔，父亲张弘范尤其著名，攻打南宋，俘虏文天祥，击败张世杰。可谓“四世显赫”，顺天张氏和元朝同呼吸共命运，深得元统治者的喜爱。张珪是弘范的长子，元朝中后期的名臣。张珪文武双全，作为文臣，他也是统治者意识形态中的监督者，曾经参与制定元朝的法律，《大元通制序》中说：“以二月朔奉旨，会集中书平章政事张珪暨议政元老，率其属众共审定。”(方龄贵.《通制条格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这样的一个人绝不是一个不关心民间文艺动态的人。张珪武艺超群，少年显赫，至元十七年(1280)年，拜昭勇大将军、管军万户，镇建康。至元二十九年(1292)，入朝，拜镇国上将军、江淮行枢密副使。大德三年(1299)，擢南台侍御史，迁浙西肃政廉坊使，在这期间，张珪不畏权贵，弹劾罢免了一大批官员以及各级办事人员，并获取了很多赃物，在当时影响极大，并有一次还引起了被罢免人的集体诽谤。延祐二年(1315)，拜平章政事，至治二年(1322)，为集贤大学士，拜中书平章政事。达到了他仕途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