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精神之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民族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精神既不是有形的金钱财富，更不是现实的工农业资源。但是，它对国家的兴衰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日本民族具有明显同质性，但又具有独特复杂性。如果让我们沿着历史和现实的民族性的运行轨迹，进行考察，不难发现日本民族性格的一些主要特点：
1、“危机忧患”与团结奋争
长期以来，一种生存危机和前途渺茫的不安感，时常在困扰着日本人的心灵，使他们形成了一种浓重的忧患意识。之所以如此，客观上是由于日本是一个“弹丸岛国”，生存空间狭小，而且资源十分匮乏。不仅如此，日本地震频繁，火山活跃，分布广泛，经常造成巨大灾害，对经济破坏之大，死亡人数之多，为世界罕见。仅关东大地震一次就死亡十几万人。
除此之外，日本还深受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威胁。这样，使日本民族个性中溶进了一种和衷共济的忧患意识。好象随时都感到象“坐在火山口”上一样，不时在惊呼“日本在沉没”、“东京在陷落”。
忧患意识，对日本民族既是一种生命压力，又是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他们把压力变为动力，把危机感变为进取精神，把忧患意识变为民族凝聚力，同舟共患，团结奋争。“立足小舟”，改造列岛，身居岛国，放眼世界。哪里有他们的利益，那里就是他们的“边疆”。正如前首相田中角荣在《日本列岛改造论》中所说：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主要是看其国民的活动半径。他们要按做“世界公民”的要求，来培养国民，教育后代。当然，他们这种咄咄逼人的外向型意识，一旦超越一定“界限”，就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其它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往往尚存戒心或警惕。但是，这种精神如果引导正确，便会对团结拼搏、共建岛国，产生无穷力量。
2、“饥饿空虚”与学习创新
日本民族对待自己的民族文化，曾怀着一种“饥饿感”、“内部空虚感”。这种心理状态亦称“中空精神”。
在日本民族文化发展中，他们并不忌讳承认自己的文化曾经落后，也不嫌弃历史遗产贫乏。曾先后拜中国为师，拜欧美为师。主动走出去，虚心请进来，如饥似渴的学习吸收异国民族的优秀文化。早在秦汉时期，日本人就从中国学会了种植稻谷，冶炼金属的方法。隋唐时期，更是派“遣隋使团”、“遣唐使团”及大批留学生，浩浩荡荡西渡“取经”，学文化、取典章，全面移植中国文化于东土，努力改变自己的“文明荒漠”。同样，日本也积极向欧美学习，逐渐完成“文明脱毛”，迎来文明繁荣盛世。就这样经过“和魂汉才”、“和魂洋才”冲破了“东洋道德、西洋技术”的樊篱，完成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战略部署。
日本在学习吸收异民族文化优秀精华的同时，紧密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和实际，并加以发展和创新。他们不讳言自己的文化是“杂种”文化，认为文化的“远缘杂交”，胜过“近亲繁殖”。也不担心因吸收外来文化，会失掉本国文化的个性和民族特点。他们引进了汉字，创造了假名文字（50音），大量吸收外来语作材料，构筑成自己的独特语种。他们从美国聘请戴明为师，传授企业管理经验，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日本民族在学习外来文化时的思维特点是：重实践，轻理论；重实用，轻常规；重实际，轻空谈；重未来，轻以往。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求新欲、求创欲。他们把古老的中国文化改造成日本式的现代企业文化，并应用于经济建设之中。对于欧美的先进技术，日本更是千方百计的尽早“拿来”，并争取做到“第一代引进，第二代摹仿，第三代创新”。有些高科技领域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在欧美首先发芽生根，而在日本开花结果，而且反过来在某些关键部位制约着欧美。因而，有人说：欧美是科技的“生母”，日本是科技的“养母”，日本人是靠“搭乘便宜车”而引进技术，发展经济的。
3、“恩情难报”与忠诚之道
日本的社会组织，以纵式社会为主，国家观念极强，等级制度相当严密，人际关系也强调和谐，这往往是由于恩情伦理观念来加以维持的。日本民族对恩情债务重视程度，是世界各民族所罕见的。在日本人看来，每个人都是在恩情债务这张巨网系统中的适当位置上生存奋斗。他们认为，受过某人的“恩”，就意味着对某人负有“义务”，就是一笔必须偿还的债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象“高利贷”一样不断积累。
日本人的“恩”，包括“皇恩”、“亲恩”、“师恩”、“上司恩”等。凡授恩于己的人或事，都应铭记心头，当以回报，终生不忘。他们常说：一个人一生无法报答他应报之恩的百万分之一。真是“滴水之恩，涌泉难报”。报答天皇之恩，称为“忠”、“皇恩”浩荡，比山高，比海深，为“天皇置生死渡外”，为“陛下视玉碎犹荣”。流传于世的“和歌”可表此种心声：“因何情切切，无缘又无故，皇恩谢不尽，眼泪簌簌流”。报答父母的“亲恩”，称为“孝”。当“忠”“孝”不能两全时，以往的日本人会先对天皇尽“忠”，而尽杀身尽“孝”。他们认为这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凡受过“师恩”、“上司恩”的人，一旦长大成人，事业有成，此恩必报不可。“报恩”思想在日本，既是一种自觉的愉快行为，又是无形的近乎于强制。它已渗入到人的心灵深处，转变为潜在意识，成为道德、行为的规范。
在日本，恩情观与忠诚紧密相连，他们把忠诚、孝顺和对长者的义务相结合，塑造了一个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并以此来调节权威、血缘纽带和各年龄为基础的等级关系；沟通感情，协调人际，弥合社会间的缝隙；同时也激发人们献身集体，报效国家的内在感情。战后，这种力量被引导到重建家园，振兴经济之中，变精神力量为物质力量，使日本在短期内创造了经济奇迹。例如，日本人那种“忠于公司”、“献身企业”，与自己所在的集体共患难等。这种精神激励着他们拼命工作，奋发开拓。不少外国人为此而深感惊讶，称日本人是“工作狂”、“经济动物”、“质量癖”、“只知工作不知休息”。“报效国家”，也是日本企业精神的重要内容，“松下精神”的重要内容，就是“产业报国”、“感恩报德”。日本企业的管理者，往往也把“忠诚”作为座右铭，三井公司在天津举办大型展览会时，展厅正中高悬的巨幅横标便是：“诚者，天下之道也”（《中庸》）。以此作为经理的座右铭。
4、“团队精神”与“争”“让”分明
“团队精神”、集体意识，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另一特点。因为大家都意识到：是“同乘一叶小舟”而漂泊在惊涛骇浪之中，如不能团结协作、同舟共济，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而，必须把个人融化在集体之中，作为整体的一部分，为整体分忧解难，把整体作为自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日本人的“团队精神”，在公司和企业中体现得十分明显。日本人把公司叫做“会社”，他们把“会社”作为赖以生存的集体，“以社为家”和衷共济，每个人都关心集体，视整体利益高于一切。并从此获得生活依赖、感情归宿、生存安全。公司、企业也基本实行“终身雇佣制”、“序列工资制”，使每个成员的利益和生存都与公司息息相关。每个人也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公司，往往一生都在一个公司供职。
为了进一步强化“团队精神”，集体意识，日本在公司、企业内部都强调“和亲一致”、“以和为贵”、“让而不争”。尽量融合感情，减少摩擦，避免内耗，协作共奋，使有限的生产力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做到使“整体力量大于部分力量之和”，在经济管理中，实现1+1＞2的古老哲学命题。
日本企业内部强调“让而不争”，但并非完全排除个人理想和个性特点。日本人的格言是“个人发达”，他们有极强的个人进取和个性特点，有较高的理想和成就期望值，往往雄心勃勃，干劲十足。但这种“个人发达”，往往需要和集体联系在一起，建立在集体观念基础之上，把理性基础和感情因素巧妙地结合起来。在公司雇员之间，大家既是竞争者，更是伙伴和朋友，为了共同利益，而为集体竞争，不强调突出个人。
日本在企业内部“让而不争”，和谐共奋。但对外则“争而不让，争而必胜”。对内让而不争，正是为了形成一个战斗集体，去赢得对外争则必胜。著名学者森岛通夫指出：“日本所处的社会观点认为，社会并非个人竞争的场所，而是一个队与另一个队竞争的那种集体竞争的地方”。“公司雇员之间和谐，以及他们对公司的献身被认为是重要的，而公司雇员之间的竞争则不被看重。这些组成了日本工业的‘国家队’的公司中的雇员作为一个单一的、团结的整体去与他们外国同行竞争。而那些成为这个国家队中的一员，并且接受各种优惠的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同样是激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社会是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但它并不产生个人之间的竞争，个人不得不在集团竞争的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工作”。这种竞争意识，就是日本迅速摆脱战后危机、赢得经济腾飞，赶上并超过西方国家的民族精神财富。
5、“大国意识”与“巨人”形象
就国土和资源而论，日本在世人面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国。但日本并不甘心“小国形象”，极力向大国目标奋进。
“大国意识”由来以久。早在“天照大神”的神话中，他们就编造出：日本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卓尔于万邦”、“精秀于八纮”、“可比天壤也”。到了近代，这种大国意识更加强烈。宣称“皇大御国乃世界各国之根本”（信渊）。“并八纮为一宇”、“世上无人类，唯有国民”，“我国民作为扩张之国民，其有最恰当之资格”（高山樗中）。极力宣拨侵略扩张有理。这种“民族主义”如果与一种邪恶信念紧密结合并融为一体，就会产生盲动。它能象鬼使神差一样爆发出一种可怕的野蛮行为，这种行为和力量足以把一个民族或国家推向毁灭的深渊。战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完成了由“小国意识”向“大国意识”转变的一次飞跃。经济实力是其它权力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指出：再锋利的刺刀在经济面前都会软下来。日本在取得巨大经济实力后，正在谋求经济以外的其它权利。这种思潮和力量在日本国内时时都在涌动。在国际大家庭中，它不满足于经济大国，还想做“政治大国”；在外交舞台上，竭力改变“侏儒形象”，树立“巨人形象”；在世界经济形势“三足鼎立”中，它想做“中流砥柱”，支鼎中坚；在军事上，有人把“和平宪法”视为紧箍咒，恃机突破“禁区”，变为“军事大国”；在文化方面，它想向其它国家输出日本文化，建立国际通用的“日本哲学”。总之，它要想以“全面大国”的面貌，使21世纪变为“日本的世纪”，“以资金和高技术”这两种武器支配世界，充当世界主角（舛添要一）。
的确，日本在二次大战的军事战场上失败了。败得好惨，满目疮痍，一贫如洗。但在二次大战后的经济战场上，日本胜利了，令人刮目。
其民族精神和经济融合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和对世界的冲击，应当引起世人的深思。
6、“海洋民族”与“耻的文化”
民族性格是就民族整体而言，多数成员共有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之总和。它是受生物，地理和社会文化等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
日本岛国的地理环境，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等，必然对国民的生活方式和民族特性带来特殊的影响。如果笼统地说，日本国民是海洋民族，在学术上不免失之准确，但日本国民与大陆环境下成长的国民具有不同性格和文化特征，是不无道理的。由于海洋等因素的长期影响，使日本国民性格具有：明快爽朗、善变果断、富于进取、敏捷灵活、急性毛躁；忽冷忽热、极重面子、求知欲高、不苟哭笑、尚武习性、武士之情等。日本独创的、举世无双的海洋性“湿文化”，使他们的性格特征、生活方式、衣食住行，都有明显的特点。而且日本学者根据地域性特征又把日本人划分为12种类型。这说明日本国民具有追求人与自然协调融合及适应自然的能力和智慧。
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的文化是“耻的文化”。日本人重视耻的意识，是与武士阶级形成以来的传统观念和强调耻的教育有关。“知道点羞耻”，在日本来说是句相当尖刻的骂人之话。过去的武士会因此而决斗；“诺门坎”惨败被俘而战后释放回国的将校指挥官，会因此而剖腹自杀；现代企业或组织的领导人，会因重大失误或部下犯了重大错误而引咎辞职以示“谢罪”。即使国家机构的头面人物也不例外，如日航公司经理高木，国铁总裁仁杉的辞职，均属于此。
由于日本的传统武士遗风和尚武精神，使日本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留着一种奇特的生死观——“殉情”和“剖腹”。后来，日本对这种野蛮和残暴的行为虽有“禁令”，但它在国民性格中所造成的心理影响，还相当深远，“三岛由纪夫”事件，人们尚记忆犹新。令人惊讶的是，日本上层人物和知识阶层，对此表示仰慕，理解和同情。此外日本民族还是勤劳的民族，大多数日本人“以劳动为乐趣”。正如梅卓忠夫所说：“经济活动源于人们追求财产，但也许日本人有些不同的地方”。“人们通过拼命劳动，沉溺于经济活动之中而产生一种美的陶醉，这才是支撑日本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原动力。对于日本人来说，经济活动往往是经济美学中一种唯美的对象”。以职工平均缺勤日而论，原西德人是21天，法国人19天，而日本人仅4天。日本人均劳动时间相当于德国人的130%。
相对于以“消费癖”闻名的美国人来说，日本人历来注重节制消费，鼓励节俭储备，提倡节私欲。存美德、储金钱、恤他人。他们认为“储备是创造财富之人的第二创造”。据统计，日本发展经济中，资本投资的1/3以上是来自个人储备。美国前总统里根，曾高度赞扬日本国民的勤劳、节俭、储备精神。他认为：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是日本国民具有“合作、自律和向上心等民族精神”，以及“刺击竞争，奖励革新与冒险精神、鼓励节俭储备”等优良传统。
日本人的民族特性是显著的，同时，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全部上层建筑以及民族文化，国民特性也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我们必须用辩证发展的观点来把握日本的民族特性，正确评价判断它的优点和不足，以便互相学习，彼此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