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研究论文,研发投入论文,政府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3-2053(2016)07-1044-10 截至2013年9月，我国民营企业的数量已超过420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吸纳了80%的社会就业，贡献了58.5%的GDP，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不容小觑。然而，我国民营企业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自主创新能力普遍较弱。在民营企业的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技术创新成为民营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出路，也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经济学理论表明，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此时必须引入政府干预，引导资源合理配置。企业的研发活动需要大量的资金，并且面临重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而研发成果又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企业无法独享全部收益，从而降低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积极性，导致在市场机制下企业的研发投入不足，低于社会理想水平[1]。在此情况下，政府必须采取一定的行政手段，纠正市场失灵，从而提高企业研发创新的积极性，其中最常用的手段是发放政府补贴。 然而政府补贴是否真正对企业的研发活动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一些学者认为，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刺激效应”，政府补贴的确是弥补市场缺陷的一种积极方式，提高企业从事技术研发活动的积极性[2-4]；然而另有一些学者却发现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即政府补贴对企业的研发活动有显著的抑制作用[5][6]。本文认为，现有研究忽略了企业与政府的政治联系这一重要因素，而民营企业建立政治联系的动机可能是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分歧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民营企业通过建立政治联系向社会传递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和社会贡献的积极信号，从而获得政府的政策倾斜，吸引政府补贴作为其研发投入的重要资金来源[7][8]；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建立政治联系的动机可能并非提高自身发展效率，而是向掌握资源分配权的政府官员寻租，从而对企业其他的战略活动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抑制企业研发投入。 因此，本文尝试将政治联系因素引入研究框架，基于政治联系这一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通过区分民营企业是否具有政治联系，分别检验其获取的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的效果，来解释现有文献在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作用的研究结论上产生分歧结果的原因，丰富现有文献的研究成果。 1 文献回顾 1.1 政治联系 政治联系是指企业与政府或政府官员之间建立的联系。企业建立政治联系的现象在各国普遍存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国内学者在政治联系的衡量方法上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即企业的CEO(总经理、总裁、首席执行官)曾经或现在是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9][10]。 现有研究表明，企业通过建立政治联系可以获得诸多方面的优势，主要包括信贷优势以及政策优势。 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更易获得银行贷款，并且享有更低的融资成本[11]。在我国，有政治联系的上市公司的银行贷款规模更大，债务期限结构更长，并且在金融发展落后、法治水平低和产权保护弱的地区，政治联系的贷款效应更为显著[12][8]。 此外，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更易得到政府政策方面的优势，如更易获得补贴和政府采购等形式的支持，以及更为优惠的实际税率[9][13]。在我国，具有地方政府背景的董事占比越高，企业获得的补贴收入也越多[8]；而税收优惠的政策优势存在地区性的差异，企业所在省市的税外负担越重，政治联系企业获得的税收优惠越多[14]。 现有文献对企业建立政治联系的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的政治联系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方面，但得出了两方面完全相悖的结论。 一方面，企业建立政治联系有利于改善经营业绩，提升企业价值[15]。这主要是因为政治联系能够为企业带来的诸如信贷、政策和市场方面的优势，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在市场失灵时对企业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7]，尤其是在一些市场环境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垄断行业准入壁垒高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企业更能够通过建立政治关系增加其价值[16]。另有研究发现，在我国，民营企业建立政治联系有利于克服法律、产权和金融发展等落后制度对自身发展形成的阻碍，从而有利于民营企业提高绩效[17]。 另一方面，政治联系可能会对企业的经营业绩产生负面影响，有损企业价值[13][18]。这是因为，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使企业建立和维持政治关系的成本足以抵消政治联系带来的优势和利益，政府成为了企业利益的掠夺者；并且，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很可能因为政府监管不严而发生非效率投资行为[18]。余明桂等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他们指出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不仅无助于提高企业绩效，也会扭曲整个社会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10]。 1.2 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 从各国的经验来看，政府的财税政策可以提高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积极性，其中直接补贴是最为常用的政策工具。 大量研究成果表明，政府补贴作为政府纠正市场失灵的手段，直接影响了企业研发创新的积极性，但影响的方向存在不确定性。从宏观行业层面来看，政府的创新补贴对提升研发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9]；从微观企业层面来看，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会产生促进作用[2][3]，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受融资约束的中小企业以及中小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4]，由此证明了政府创新补贴确实是弥补市场缺陷的一种积极方式。然而，Wallsten对美国公司的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中小企业的研发投资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即政府补贴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有抑制作用[5]，该结论也得到了吕久琴等的支持[6]。 在对现有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既然政治联系可以为企业带来政策方面的优势，比如使企业更易获得政府补贴，而政府补贴作为政府纠正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对企业的研发活动产生直接影响，那么政治联系作为民营企业重要的社会关系资本，理应对其研发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将政治联系因素引入企业研发投入的研究框架尤为必要，而现有研究普遍忽略了这一重要因素。与此同时，现有研究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或存在“刺激效应”，或存在“挤出效应”，本文认为致使研究结果出现分歧的原因可能正是源于企业通过建立政治联系获取政府补贴的不同动机。因此本文尝试将政治联系因素引入企业研发投入的研究框架，基于政治联系这一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拓宽现有研究的视角，并试图揭示现有研究产生分歧结论的原因；在研究方法上，大部分研究忽略了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存在偏误。本文中，由于政府补贴可能会促进企业进行技术研发活动，而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会反过来更易吸引更多的政府补贴，因而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威胁OLS回归系数的准确性。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通过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使得研究方法更为严谨，研究结论更加可靠。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政府向企业提供补贴通常是基于提高企业效率和社会效益的目的，其中企业效率就包括了鼓励企业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社会效益包括创造税收和吸收就业等。政府在决定补贴对象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不利于民营企业获取政府补贴。这是因为，国有企业承担了政府的多重目标，如经济发展战略、就业、税收、社会稳定等[20]，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实现提高社会效益目标的工具，更易吸引政府补贴。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民营企业通过聘请曾经的政府官员或人大代表与政府建立政治联系，以此作为弥补制度不完善的替代性机制。一方面，如果民营企业建立了政治联系，就可以利用相关人员在政府任职期间积累的人脉关系和社会资源，使得民营企业与政府部门的沟通更为有效[14]。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借助政治联系向社会传递一种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和社会贡献的积极信号[21]，地方政府更有理由认为具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也可以像国有企业那样承担起完成政策目标的责任，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的研发项目补贴申请通过审批的可能性更大，从而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获得更多政府补贴。 现有研究表明，企业与政府建立政治联系的现象普遍存在，并且在制度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企业更有动机建立政治联系。这也就是说，企业建立政治联系的动机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制度环境越差，企业建立政治联系的动机越强烈[22]。一方面，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作为企业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和社会声誉的积极信号，在较差的制度环境下的信号传递作用更强，从而更明显地使其与其他企业区别开，更易吸引政府补贴；另一方面，Hellman等提出的政府俘获理论认为，在制度不健全的转型经济国家，权力集中度高、政治透明度较低，政治权力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为民营企业通过建立政治联系来使政府制定和实施有利于自身的政策提供了空间[23]。因此，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政府官员在审批企业研发项目补贴时的自由量裁权更大，民营企业能够更轻易地通过与掌握资源分配权的政府官员建立政治联系来获得政府补贴。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民营企业更容易通过政治联系获取政府补贴。 由于研发活动的成果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无法独享创新成果带来的收益，与此同时，研发活动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回收时间长、不确定性大，因此企业没有足够的动力积极开展研发活动。若企业能够从政府获取一定的补贴，就能降低其研发投入的资金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从事研发活动的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所造成的损失，从而降低研发项目的预期利润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2]。此即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刺激效应”。如果民营企业出于提高研发投入的效率目的建立政治联系，那么政府补贴对研发活动将产生刺激效应，即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能够促进其进行研发投入，从而达到“物尽其用”的效果。 Shleifer和Vishny提出，政治家向企业提供补贴的行为可能是政治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双向寻租活动[7]，而这种寻租活动是特殊利益集团为了谋取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非生产性活动，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阻碍作用[24]。一方面，若企业可以通过寻租活动获取超额收益，那么更多的资源将从实体投资领域转移到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中，从而削减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25]；另一方面，企业进行寻租可能只是为了避免政府的掠夺，从而导致寻租收益不足以抵消成本，企业只能削减其内部开支，如研发投入，以弥补其寻租成本的增加[26]。此即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如果民营企业通过建立政治联系获取政府补贴是从掌握财政补贴分配权的政府官员中寻租得到的，而不是因为本身具有良好发展前景或社会贡献得到的，那么这种寻租活动将对企业的研发活动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无益于促进研发活动的投入。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对立假设： H3a：如果民营企业出于效率动机建立政治联系，那么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对研发活动产生“刺激效应”。 H3b：如果民营企业出于寻租动机建立政治联系，那么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对研发活动产生“挤出效应”。 3 数据和变量 3.1 样本 本文选取2008年至2013年在我国深交所中小板交易的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剔除：(1)金融行业样本；(2)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1284个样本观测值。此外还需说明的是，以2007年作为时间起点是为了消除2007年新企业会计准则对企业会计处理的影响，保持会计计量方法的一致；以中小板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在于，中小板企业上市时间短、资产规模小、成长性好，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的动机强烈，与此同时，深交所要求中小板上市企业必须披露研发创新活动，此类企业的研发投入数据更为可靠[4]。企业特征数据和政治联系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补贴收入数据通过巨潮资讯网所披露的年报信息手工整理而来。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1%分位和99%的winsorize处理，所用统计软件为Stata12。 3.2 变量及测量 (1)政治联系。根据现有研究，政治联系可定义为企业的CEO(总经理、总裁、首席执行官)曾经或现在是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9]。引入虚拟变量，若企业具有政治联系，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2)政府补贴。2007年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新准则，该准则取消了原利润表中的“补贴收入”科目，规定原来计入“补贴收入”的政府补助全部计入“营业外收入”科目进行核算。因此，本文根据利润表“营业外收入”科目下的政府补助明细项目逐个筛选，仅将与企业研发活动有直接关系的政府补贴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科技三项经费、新产品开发补助与奖励、专利补助与奖励、特定产品研发项目的直接资助与贷款贴息、技术研究开发与技术改造项目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有关的专项发展基金(如软件产品发展专项资金、高科技园区发展专项资金以及中小科技型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等与企业研发活动有密切联系的政府补贴项目[3]，定义Subsidy为政府给予的创新补贴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强度。 (3)研发投入。与现有研究保持一致，以企业研发支出的自然对数和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衡量企业的研发投入。研发支出数据来源于年报中董事会报告所披露的研发支出，通过手工整理得到。 (4)工具变量。由于政府补贴可能会促进企业进行研发活动，而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会反过来更易吸引更多的政府补贴，因而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威胁OLS回归系数的准确性。为减轻内生性问题的负面影响，本文借鉴邓建平、曾勇的方法，以企业注册地是否为省会城市或经济特区作为Subsidy的工具变量[27]。由于我国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向省会城市和经济特区集中，如果民营企业的注册地是省会城市或经济特区，则其能够直接享受到省会城市或经济特区更多的政府补贴资助，而企业注册地这一工具变量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没有直接关系，符合工具变量的两个条件。若企业注册地位于省会城市或经济特区，则虚拟变量RegPlace取1，否则取0。 (5)其他变量。制度环境数据来源于樊纲等编制的1997-2009年中国市场化指数[28]，主要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产权保护水平和法治水平三个标准衡量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借鉴余明桂等的定义方法，市场化水平采用各地区的市场化总指数，该指数越小，说明地方政府越难以以基于经济原则来管理经济；产权保护水平采用“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指数，该指数越小，企业产权受到政府掠夺程度越大；法治水平采用“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该指数越小，地区的法制化水平越低[10]。当企业所在省份的指数低于样本中位数时，表明企业所在地区制度环境较差。引入制度环境虚拟变量InstEnvir，若企业所在地区制度环境差，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根据已有研究，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上市年限Age、现金持有率Cash、现金流比率Cfo、盈利能力Roa、成长性SalesGrowth、市场竞争程度HHI、高管持股比例ManagerOwn、股权集中度Centralized、国有股比例StateOwn、实际税率TaxRate，以及行业控制变量Ind和年度控制变量Year。 对各变量的具体定义方法见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