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动词语法化的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动词论文,语法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一个词语法化的体现是它的语义功能从表示具体的概念演变成表示抽象的概念的过程（参看Meillet 1912）。汉语跟世界上许多其他语言一样常见的经过语法化的词主要有两种：名问和动词。本文将主要探讨动词语法化的过程，诱因和机制。在过去十几年中，西方的学者主要以印欧语中表示情态、语态和动态的词为语言基础，就语法化的问题有过不少专论（Heine和Reh 1984,Heine等1991，Heine 1993,Hopper和Traugott 1993,Bybee等1994,Harris和Campbell 1995,Giacalone Ramat和Hopper 1998,Traugott和Dasher 2002,Heine和Kuteva 2002）。他们探讨句法和语义演变的不同机制，发现句法演变的主要机制为重新分析(Reanalysis)和类推(Analogy)；语义演变的主要机制是隐喻(Metaphorical Extension)、指称推理(Inferencing)和说话人的主观意念(Subjectification)。近几年来，国内的学者也对语法化的问题注意得越来越多。虽然还没有很多专著，但已有不少文章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梅祖麟1981；刘坚等1992；刘坚等1995；李纳、石毓智1997；张谊生2000，贝罗贝、吴福祥2002；吴福祥，2002；蒋绍愚2000,2003）。这些文章似乎是想通过讨论汉语不同词类的发展虚化（注：“虚化”(abstraction)是从一个词的语义角度看它的发展演变；而“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是从一个词的句法功能看它的发展变化。实质上这两个术语说的是一个语言现象（参看Meillet 1912,Sweetser 1988）。）说明汉语语法化的过程。
为了发掘汉语动词语法化的规律，本文将综合中西方研究的结果，通过考察、研究、总结汉语25例动词虚化的过程（参看表1），说明汉语动词演变的趋势，它跟印欧语同类词演变的异同，以及产生这些异同的诱因。
表1 25例动词语法化前后的功能
语法化前
语法化后
范例
动词动态同
着、过、在、了
动词使动词
令、使、叫、让
动词助动词
能、会、得、可以
动词介词
把、将、被、比、连
动词连词同、与、和、及、共、跟
动词副词还、就、（连）
有一点应该说明，就是表1里所列动词并不是汉语所有经过虚化的动词。这里选用的仅是笔者调查过的或者是其他学者分析过的。表1举出六种动词语法化后的词类，其中表示动态的词和介词应该是以往考证最多的（太田辰夫1958/1987；王力1958/1980;Li和Thompson 1981;Bennett 1981；梅祖麟1990;Peyraube 1994,1989a,1989b，贝罗贝1989;Xing 1994,2003;Sun 1996；蒋绍愚1997；石毓智、李纳2001；等等）。我们从这些研究结果看汉语介词和动态词的语法化似乎都要经过两个阶段：动词→连动词→虚词。
相比较，以往对汉语的连词、副词、使动词和助动词的发展演变，研究得比较少。除了50年代的一些研究外，近期可以看到的也不多（Peyraube 1988,1996,1998；刘坚、贝罗贝1992；杨荣祥1998,Xing 1999；张谊生2000；江蓝生2001）。这方面的研究少的原因可能是要研究这几类词的演变最主要的是需要研究它们的语义演变过程，而国内对汉语语义的研究好像一直没有对句法的研究进展得快。除了语义，要研究连词、助动词和副词都离不开对语用和语境的研究。由于目前我们对语用和语境还没有一个系统的认识，所以比较难深入考察上面提到这些词的发展规律。本文除了从句法的角度，也试图从语义和语用两个方面探讨汉语动词演变的趋势。
1 句法演变
1.1 句法演变过程
汉语动词句法演变的过程好像跟连动结构是分不开的。最早在西方谈及这两者关系的是Li和Thompson(1973)。他们提出汉语的连动结构跟语序的演变有关系。后来贝罗贝(Peyraube 1988)、梅祖麟(1990)和孙朝奋(Sun 1996)以介词“把／被”和动态词“了”等词为例说明连动式是这些词语法化的必经之路。本文提出汉语动词的语法化都要经过连动这一阶段。此外，动词的功能是从句子的主要动词演变成次要动词，继而又演变成虚词的。
通过考察表1中25个动词发展演变的过程，我们发现它们主要经过三次重新分析的阶段。这里所说的重新分析指的是“某个或某些句子成分在句法功能上发生的变化，不过这种变化从表层结构是看不出来的”（Langacker 1977,Harris和Campbell 1995）。第一次重新分析是在句源的基础上产生的连动结构（注：关于连动结构的定义，以往有不少学者探讨过。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Steward 1963,Bamgbose 1974,
1975,Sebba 1987,Baker 1989,Lord 1989,Lefebvre 1991。至于连动结构产生的时间可参看张之强1987,Pulleyblank 1987,Peyraube 1988。他们推测连动式可能产生在战国晚期或者汉朝早期。）：
句源结构：
换句话说，连动结构就是两个句源结构并列放在一起。句子里各成分的功能，不论是在句源结构还是在连动结构中，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两种结构中的动词表面上都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它们的前后都还是名词，但是仔细一分析，就会发现连动式中的第二个名词存在与否跟第一个名词是否是第二个动词的施事者有关。此外，连动式中的第一个动词和第二个动词之间总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这些原因，就产生了第二次重新分析：
第二次重新分析的结果——主次动词的产生：
跟第一次重新分析后一样，句子成分的功能在表面结构中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不同的是第二次重新分析产生了两种句式。在第一种句式里主要动词在前，次要动词在后；而在第二种句式里情况正好相反。关于产生这两种句式的诱因本文下一节会详细讨论，这里要说明的是在一个句子里，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总会有某个动词在句法、语义和语用方面比其他动词重要（注：Li和Thompson(1981)把这种动词叫做句子的“核心词”(nucleus)。）。这个动词就是主要动词，其他的就是次要动词。由于主次动词的区分，次动词的动词功能会自然而然地削弱，而它的语法功能则随着会增加。这样一来，就产生了第三次重新分析：
第三次重新分析的结果——虚化
G代表的是虚词。第三次重新分析的两种结果是跟第二次相对应的。这个结果表明动词虚化后有的用在动词之前，有的用在动词之后。这是完全符合表1中列出的25例动词虚化后的情况。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三次重新分析总结成这样一个过程：连动化→动词主次化→虚化。例如：
(1)“了”的三次重新分析：
连动化：吃饭了也。 （祖唐集·丹霞和尚）
主次化：军官食了，便即渡江。 （变文·伍子胥）
虚化：他去了北京。
(2)“连”的三次重新分析：
连动化：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 （史记·高祖本纪）
主次化：若数西山得道者，连予便是三十人。 （施肩吾诗）
虚化：我如何连影儿也不知道。 （红楼梦）
如果通过验证汉语的动词都要通过这样一个句法演变的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汉语动词的虚化过程是一个单向(unidirectional)的演变过程。
1.2 句法演变的动因
西方研究语法化的学者对语言变化是否要有动因曾展开过一番辩论。(1979),Hopper和Traugott(1993)认为人们为了达到交际的目的，会使用不同的方式、方法进行沟通，其结果导致语言、语法的发展。Heine等(1991:150)也认为语法化过程是一个“产生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后来他又补充说“重新分析是一个认知心理学的概念”(1993:119)。相比之下，Bybee等人(1994:297)的观点跟前面提到的几位完全不同。他们反对“一种语言的实词虚化是因为这种语言需要虚词”的说法，因为语言的发展是自然的，而不是因为什么原因才发展。本文不准备更多地讨论语言发展是否有原因。下面将着重讨论可能影响汉语动词语法化的几个因素。
通过研究表1中25例动词句法演变的过程，我们发现诱发或者促使动词演变的主要有五个因素。这些原因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
1)动作的自然顺序(Temporal Sequencing)
2)中心词的确定
3)句子结构的简练性
4)句子成分的模糊性
5)句法功能的类推(Analogy)
首先，在连动式产生的过程中，似乎约束连动结构的是动作发生的自然顺序。也就是说当几个不同的动词连在一起用时，第一个动词表示的动作一定发生在第二个动词表示的动作之前。这个语法规则是戴浩一先生(Tai 1985)在讨论现代汉语的语序时提出来的。这里，我们认为连动式的产生是受约于动作自然顺序的规律。所以我们很难找到不受此规律约束的连动式。也就是说动作自然顺序规律是连动式发展的奠基石，它为动作动词的虚化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诱发动词重新分析的因素是要确定句子的“中心词”或者说是确定句子的主次动词。熟悉语言生成理论(Transformational Grammar)和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Grammar)的学者都知道每一个句子都须有一个中心词(head verb)(Radford l988,1984)，其他的词都跟这个中心词有关系，或者说受这个中心词的支配。例如：
(3)量子被苏峻害。 （世说新语·方正）
(4)吃饭了也。 （祖唐集·丹霞和尚）
(5)连夜发先行。 （变文·双恩记）
(6)阿奴比臣相但有都常。 （世说新语·品藻）
(7)把草遮面。 （变文·舜子变）
(8)夫子使人把锹。 （变文，孔子项託相问书）
上面六句都是连动结构。如果比较每一句中的两个动词，不难看出哪个动词是主要动词，哪个是次要动词，因为次要动词总是从不同的角度修饰主要动词。例(3)中“被苏峻”是修饰“害”的；例(4)中“吃”是主要的动作，“了”用来说明“吃”的情况。例(5)的“连夜”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行”；例(6)的中心意思是“某人有什么”，而不是“谁比谁”。其他两例也大致一样。如果仔细观察这六例里的次要动词，我们发现他们不是说明主要动词表示的动作的动态、时间、方式，就是表示动作的致使。虽然这些次要动词也可能在其他句子里当主要动词用，但是他们的动词功能明显没有例(3)-(6)里的主要动词强（注：衡量一个动词功能是否强，可以看看它1)是否能跟否定词一起用，2)是否能重叠，3)是否可以跟动态词一起用（有关问题可参看马建忠1898/1998，Li and Thompson 1981, 1984)。）。为此，我们说中心词的确立，或者说主次动词的区分促使动词进一步语法化。
诱发重新分析的第三个因素是语言的简练性。在语用的范畴内，以往的研究常提到语言的“经济性”(economy)(Sperbe and Wilson l986,Levinson 1983,Horn 1984,Green 1989)。近几年这个术语借用到语法化研究领域中(Langacker 1977,Hopper和Traugott 1993,Traugott 1999)。虽然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用的概念，但是还是感到很难客观地讲清楚对说话人和听话人来说到底什么样的语言是经济的语言。所以本文只从句子结构看它的经济性，而不是从说话人和听话人使用语言的角度谈。从上文谈到的三次重新分析后的句子看，我们知道句中的第二个和／或者第三个名词都可以省略。例如：
(9)臣今将兵讨楚。 （变文·伍子胥）
(10)早晚会将智慧开。 （同上）
在例(9)中，“将”的宾语和“讨”的宾语指的不是同一个概念，所以两个宾语名词都不能省略。但是在例(10)中，“开”的宾语“智慧”和“将”的宾语是同一个概念，所以“开”的宾语就省略了，以免重复。我们认为这样的省略强化了“将”的语法功能，使它慢慢失去了动词的功能，变成介词。这是因为当一个动词没有名词跟着的时候，它很难失去动词的功能。但是如果有名词跟着的时候，而且句子里还有另一个动词，跟着名词的动词就容易被重新分析成介词，继而失去动词的功能。
第四个诱发重新分析的因素是句子成分的模糊性。上文谈到连动结构产生后，表面上看不出句子里的成分有什么不同。但是如果分析句中各个成分的关系，就会发现介于两个动词中间的名词可以是第二个动词的施事者，可以不是。此外，由于动词介于名词之间，也没有格的限制，所以动词表示的概念也可以随着周边词的意思灵活理解。使役结构和被动结构就是由于句子成分模糊不清产生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句式（江蓝生2001）。
最后一个诱发因素是类推。按照Hopper和Traugott(1993)的说法，类推“是把不系统的语法现象系统化”。本文所说的类推是指动词重新分析时的连动结构的产生。连动结构根据贝罗贝(Peyraube 1988)推算产生于公元1世纪。从那以后到唐朝，连动结构的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我们推测连动结构在刚产生时，可能只局限于某种或者某些动词，后来随着连动结构的普遍使用，各种各样的动词都可以使用在连动结构中，形成了汉语的一个特有的语法句式，以致成为虚化的动词都要经过的途径。这种现象就是类推。换句话说，类推的结果致使更多的动词被重新分析。
总结上面讨论的五个诱发重新分析的因素，我们看到动作的自然顺序决定了连动结构的语序；中心词的确定，句子的简练性和句子成分的模糊性都导致次要动词语法化程度的加深；类推使连动结构成为动词语法化的必经之路。
2 语义演变
2.1 语义演变的起源
在语义演变的研究中，一个主要讨论的问题是一个词的本义和它演变后的语法义的关系(Meillet 1912,Sweetser 1990)。Bybee等(1994)提出世界各种语言都遵循的一个规律：“任何语法源义相同或者相近的词，它们语法化的过程都是一样的。”从汉语动词演变的情况看，这条规律是基本成立的，但是下文我们会谈到汉语也有一些跟印欧语演变相比独特的地方。
以往的研究表明经过语法化的词常常失去它们的语法源义。“语法源义”，按照西方学者的解释，表示“典型语境中的基本概念”(Traugott 1982:246)；“反映直接跟人类有紧密关系的动作、状态和环境”（Heine等1991）。Bybee等(1994)进一步指出：“在寻找词的语法义的源义时，不但要看这个词的语法源义，而且要看它的词义结构和所在的句子结构。”这一对研究语义演变的补充倒出了研究汉语动词语义演变必须讨论的问题。为了讨论方便，我们有必要先把源义分成两种：语法源义和词汇源义。语法源义指一个词进入语法化时表达的意思；词汇源义是一个词的本义。有时候，这两种源义可能是一样的，如表2所示。Bybee等还认为：“只有常用的表示广义的词才能进入语法化的行列。”从表2看，大部分动词的语法源义的确比词汇源义所表达的意义广泛，所以使用频率相对也会高。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些动词在进入语法化之前的词义就发生了变化。Bybee等似乎是说研究语法化的规律不必考虑词汇进入语法化之前发生的语义变化。我们认为还不尽其然，因为从词汇源义发展到语法源义的过程可以告诉我们什么类型的词义可以泛化，然后进入语法化。
从表2可以看出，使役动词的词汇源义在发展成语法源义前都跟“一个人主观做的事会影响另一个人”有关系；能愿动词（即“能”、“会”、“得”）的词汇源义似乎跟一个人的能力有关；六个连接词在进入语法化之前基本表示连接两者的概念；两个副词表示空间概念；表示动态的“着”、“过”和“在”的词汇源义也跟空间概念有关系，但是“了”不一样，表示的是动作进行的程度；带受事者的“把”和“将”的词汇源义和语法源义都很相似；表2里，最后三个介词的词汇源义都是表示比较具体的动作，但是他们的语法源义都在某种程度上泛化了。
从表2也可以看出，四个使役动词中前三个的语法源义相似。按照Bybee等人的说法，这三个使役动词的语义演变过程也应该相似。但是根据邢志群(Xing 1997)对这四个使役动词的研究表明“叫”和“使、令”的语法化过程是不一样的。“叫”借助于“教”的使役功能发展为使役动词，而“使、令”是从“派遣、命令”慢慢演变成使役动词的。另外，表示同类语法义的词不一定来自同类的源义。比如，“让”和“叫”的源义差的很多，但是两者都演变成使役动词。不过，符合Bybee等人说法的例子也不少，比如“把”和“将”的语法源义相同，如下文所示，他们的语义演变过程也相似。下面我们就着重探讨一下动词语义演变的机制。
表2 25例动词的词汇源义和语法源义
词例
词汇源义 语法源义 语法义
令
“命令”
“命令”
使役动词
使
“派遣” “派遣” 使役动词
叫
“叫喊”
“叫某人”
使役动词
让
“让步” “谦让”
使役动词
能
“能够”
“能做某事”
能愿助动词
会
“聚合” “领会”
能愿助动词
得
“取得”
“得到”
能愿助动词
可（以）
“许可”
“允许”
能愿助动词
同
“共同” “相同”
连接词
和
“混合”
“混合”
连接词
及
“赶上” “比得上”
连接词
跟
“跟随”
“跟随”
连接词
共
“共同”
“共同” 连接词
与
“跟从”
“给予” 连接词
就
“趋向” “接近”
副词
还
“返回” “还给”
副词
过
“经过”
“经过” 动态词，
表示过去的某种经历
着
“附着” “附着” 动态词，
表示动作的状态
了
“了结” “完成” 动态词，表示完
成某个动作或者改
变的状态
在
“存在”
“存在的方位” 动态词，表示
正在进行的动作
或者状态
把
“握住”
“拿”
介词，带句子
的受事者
将
“扶持”
“送”
介词，带句子
的受事者
被
“覆盖”
“受到／得到” 介词，可带句子
的施事者
比
“从／和顺” “比较” 介词，用于比较句
连
“连接”
“连续” 介词／副词，表示
强调
2.2 动词语义演变的机制
在过去十几年中，语义演变的机制跟句法演变的机制一样，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大家讨论的焦点有两个方面：1)语义是如何演变的；2)语义演变是如何影响语法化进程的。从目前看，以往大部分的专著（Bybee和Pagliuca 1985,Bybee 1988,Sweetser 1988,1990,Heine等1991,Traugott和Heine 1991,Hopper和Traugott 1993,Heine 1993,Bybee等1994,Heine和Kuteva 2002,Traugott和Dasher 2002）都认同两种语义演变的机制：“隐喻／转喻引申”和“语用的指称推理”。同时有的学者（Bybee等1994）认为隐喻是一个语义范畴的概念，它只发生在语法化的早期；而有的学者(Hopper and Traugott)则认为它是一个语用范畴的概念。但是两派学者都同意语用的指称推理在语法化的语义演变中起很大的作用。无疑这是对Traugott(1982,1989,1995,1997,1998,1999)多年对语义演变研究结果的肯定。Traugott和Dasher(2002)把他们以往的研究结果总结成“诱发语义演变的指称推理理论”(Invited Inferencing Theory of Semantic Change)。按照这个理论，一个词的语义演变过程应该是这样的：字面义＞词义＞语用义＞新字面义。在这样的演变过程中，说话人通过引申推理和语用技能（比如句子的精炼、避免重复等）诱导听话人理解一个词的意思，结果导致语义的变化。下面讨论几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汉语动词语义演变的过程，看看它们是否符合Traugott和Dasher提出的理论。
“把／将”语义演变的过程：
我们也许可以把“把”和“将”的语义演变过程分成三个步骤：1)语法源义发展阶段，2)语法义发展阶段，3)语法源义消失和语法义强化阶段。应该说明这三个步骤跟三次重新分析是相辅相成的。下面我们先看几个例句：
(11)毕公把小钺。 （史记·周本纪）
把下王子。 （变文·刘家太子变）
把我离书来。 （变文·舜子变）
比较这三个句子，我们发现“把”在第一句里表示一个具体的动作“把握”，这就是“巴”的词汇源义。在第二句和第三句里，“把”字的意思有所变化。我们可以说它的意思是“拿”，没有“握”的概念。很清楚，一旦没有了“握”的概念，“拿”跟一个表示方向的词（如：下、来）用在一起的用法就广泛了，这就为“把”进入语法化奠定了基础。这个泛化了的概念就是“把”的语法源义。我们把这一阶段叫做“语法源义发展阶段”。“将”的早期变化也是一样的：
(12)将秦军为前行。 （史记·项羽本纪）
舜子将父母到本家庭。 （变文·舜子变）
第一句里的“将”表示“率领”；第二句里，“将”只表示“送”，“率领”的概念没有了。这样，跟“把”的意思一样，“将”的意思也泛化了：从表示日常生活中不常用的动作“率领”演变到经常发生动作“送”。
“把、将”的词汇源义一泛化，它们就有了语法源义，也就进入了语法化的行列。这是它们语法义发展的阶段，如下面句子所示：
(13)把取大石填压死。 （变文·舜子变）
(14)莫谩将珠送与他。 （变文·双恩记）
(15)还把身心细识之。 （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
(16)早晚曾将智慧开。 （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
例(13)里，“把”和“取”两个动词的宾语是同一个概念。例(14)里“将”和“送”的宾语也一样，但只有处在后面的“送”的宾语省略了。例(15)和(16)的情况跟(14)差不多。前文谈到诱发第二个宾语省略的原因是为了避免重复，以求句子的简练，从而进一步促使了“把、将”语义的发展。例(13)至(16)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从例(13)的上文，我们知道“把取”的宾语是“大石”，“把、将”的意思是“拿、送”。“拿取大石”和“送珠”都很容易理解，但是“拿身心识”和“带智慧开”就不太容易，因为“身心”不可以用“拿”这个具体的动作描述，“智慧”也不能送到什么地方“展开”，除非“拿、送”表示的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这样看来，例(13)和(14)里的“把、将”跟例(15)和(16)里的意思不太一样，区别在于前一组表示具体的动作，后一组表示抽象的概念。当“把、将”可以表示抽象的“拿、送”时，它们就渐渐失去了原有动词的一些功能（如不能重叠使用），同时也增加了虚词具有一些语法功能（如修饰实词）。
“把、将”语义发展的第三个步骤是语法源义完全消失和语法义的强化。从《红楼梦》里的“把、将”用法看，很多例子都看不出它们原来的语法源义，即“拿、送”。
(17)（宝玉）将黛玉唤醒。 （红楼梦）
(18)（众人）将贾母劝住。 （同上）
(19)（黛玉）忙把湘云瞅了一眼。 （同上）
(20)（黛玉）就把眼圈儿哭红了。 （同上）
我们认为语法源义的消失和语法义的强化是由于说话人和听话人对“把、将”当时的句子结构和语用规范的主观理解导致的。“把、将”当时的句子结构是连动式；它们的语用规范是“把”表示某种“拿”的意思（无论是具体的动作，还是抽象的概念），“将”表示某种“送”的意思，还有“把、将”带的受事名词在概念上跟第二个动词有某种关系。在这个范围内使用“把、将”，它们的语法源义自然会削弱，以至消失，而它们的语法义则得到不断的强化。这个阶段反映在句法上就是“把、将”的第三次重新分析。
“被”语义演变的过程：
常引出施事名词的介词“被”也可以说有三个语义演变的步骤：1)从词汇源义演变到语法源义阶段，2)从语法源义演变到语法义阶段，3)语法源义消失和语法义强化的阶段。这三个步骤是连续发展的，而且跟“被”的三次重新分析相对应。这似乎跟“把、将”的演变过程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演变后的语法功能却完全相反：一个引出施事者，另一个则引出受事者。下面我们先看看“被”的语法义是怎么产生的，然后再讨论“把、将”和“被”的演变从语义演变理论上看意味着什么。
“被”的词汇源义表示具体的动作“覆盖”（王力1980:428），进而引申出“得到”、“收到”和“受到”的意思，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21)夫子被之矣。 （国语）
万民被其利。 （墨子·尚贤）
今兄弟被侵。 （韩非子）
第一句里的“被”是“覆盖”的意思，“夫子”是“覆盖”这个动作的施事者，“之”表示“覆盖”的东西，是“覆盖”的受事者。第二句里“被”的意思就不一定是“覆盖”，因为“万民”即不是“被”的施事者，也不是它的受事者，而是“被”的受益者，“利”是“被”的受事者。这样一来，“被”的意思就自然理解为“得到”或者“收到”，而不是“覆盖”。同样，第三句里的“被”，根据周边名词的意思，也只能理解为“受”或者“受到”，与上两句不同的是，“被”前面的名词变成了句中第二个动词“侵”的受事者。首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得到”的概念比“覆盖”的概念抽象的多，用法也普遍的多，这样“被”就得到了它的语法源义，进入了语法化的行列。另外，刚才叙述的一系列的变化表明汉语句子中心词（即动词）的意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边词的意思。由于汉语没有系统的表示语态、情态，以及动态的语法形式，处在句首的名词可以是施事者、受事者、受益者或者其他任何语法成分，这就为中心动词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语法化渠道。显然在这样的语法环境中，说话和听话的人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它们不仅是引发语法化的使者，而且是加深语法化程度的中介人。
(22)以万乘之国被围于赵。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亮子被苏峻害。 （世说新语·方正）
当“被”进入语法化的行列以后，它的意思由“得到”进而引申到“受到”或者“遭受”。这个演变过程是通过转喻完成的。也就是说先有“人受到侵略”、“国家遭到围困”，然后发展出“忠心／忠实遭到诽谤”。随着“被”前面的受事者不断抽象化，“被”的语法化程度也越来越高。
(23)大地被唤醒了。
布什被选为美国第23届总统。
上面这两例中“被”的意思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我们看不出“被”的语法源义“受到／遇到”了。从语用功能看，这两例好像跟英语的被动句没有什么不同。以往的研究对于汉语“被”字句从表示不幸的事情发展到可以表示有幸的事情原因也有不少讨论。到目前为止，大家还是基本同意王力先生(1980)的看法：“这一阶段的发展是受印欧语被动句的影响”。我们认为这种外来语的影响是说话人和听话人通过类推的方式产生的。这种方式跟说话人的主观推理一样是一种语用的渠道。我们也许可以说“被”发展到这一步，它的语法义就完全确立了。
2.3 源义和语法义的关系
从上文讨论的词汇源义和两例语义发展的过程看，也许我们可以把汉语动词语义发展的趋势总结成下面几点：
1)大部分动词进入语法化之前都表示具体的动作。通过隐喻，这些动词得以泛化引申，即而进入语法化。
2)根据Bybee等(1994)的说法：一个词的语法源义独特地决定了它的语法化过程和它的语法义。从我们的研究结果看，“把、将”的语法源义相似，它们的演变过程和语法义也相似。“使、令、叫、让”的语法源义不同，它们的演变过程也不完全相似，但是它们的语法义一样。“把”和“被”的语法源义不同，虽说它们的语法义相反，但是它们的演变过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即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也有不同的地方（即第四阶段）。这说明汉语语法源义和语法义的关系比Bybee等建议的复杂的多。
3)隐喻和转喻是导致动词语义泛化的主要渠道。它们主要发生在语法化的早期阶段。说话人和听话人主观指称推理贯穿整个语法化过程，是语义演变的决定因素。这一点可以从我们举的“把、将”和“被”的两例中看得很清楚。这个结论跟Traugott和Konig(1991)的说法（即指称推理主要发生在连接词的语义演变过程中）有出入。至于为什么主观指称推理在汉语语义演变过程中起那么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是由于汉语特有的语法体系造成的。就是说汉语没有语法格的限制，说话人和听话人对句中每个词的理解都基于他们对汉语的句法结构、语义结构和语用结构的理解和推理。相比较在有语法格的语言中，名词是不可能随意理解为施事者、受事者或者受益者的。
4)有的动词经过语法化以后，源义就消失了，比如“把、将”和“被”，但是有的动词则保存了它们演变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不同的语义，比如“连”、“就”、“还”等。邢志群(Xing 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连”的四种用法（即“连接”、“连续”、“包括”、“甚至”）在当代汉语中使用都很普遍。这种现象跟Hopper和Traugott的提法（即“随着一个词语法程度的增高，它的本义就消失了”）也有出入。邢志群进一步说明汉语之所以有一词多义的现象跟汉语的词汇结构(morphological structure)有关。
5)有时候，类推在动词语义演变过程中也会起作用。“被”从表示“不幸”的事情发展到表示“有幸”的事情就是通过类推实现的。
3 结论
本文通过探讨汉语动词语法化的进程说明动词句法和语义演变的机制和诱因。我们认为动词语法化都要经过三次重新分析：连动化→动词主次化→语法化／虚化。这三次句子的重新分析至少是由五种不同的因素造成的：1)动作的自然顺序，2)中心词的确立，3)简练性，4)模糊性，5)类推。在讨论语义演变时，我们提出动词语法化的语义演变要经过三个步骤：语法源义发展阶段→语法义发展阶段→（语法源义消失）语法义强化阶段。每一步都受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主观指称推理的影响。另外语义演变的三个步骤和句法的三次重新分析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独立存在的。至于是先有语义变化，再有重新分析，还是反过来，我们认为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先有语义的引申，后有系统的重新分析；第二种，语义引申和重新分析同时进行。其他情况比较难理解。比如，当“把”的意思是“把握什么东西”，它用“主＋谓＋宾”的句式表示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表达“拿什么东西做什么”的意思时，原来的句式就可能满足不了交流沟通的要求，得使用两个原来的句式：连动式。如果这个推理成立的话，那么重新分析就不可能独立地先发生。
除了解释汉语动词语法化演变的过程外，我们还试图说明汉语动词演变的机制跟印欧语相比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它独特的地方。独特的地方主要表现在连动式和语用的推理作用。从我们研究的范例中看出，所有进入语法化的动词都用在连动式里，这样连动式就成了语法化的起源结构。大家知道连动式在印欧语里是少见的，只有在汉藏语和一些非洲语，即“孤立性”(isolating)语言或者“分析性”(analytical)语言里常见到。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连动式在孤立性或分析性语言里是语法化的起源结构呢？可能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现在我们只知道除了汉语以外，缅语的动词语法化起源结构也是连动式(Park 1994)。此外，由于汉语没有语法格的体系（如主宾格），用于连动结构中的名词容易被重新分析。而在有语法格的语言里，即使有连动结构，本文讨论的第二次和第三次重新分析也都很难产生。
另一个汉语语法化的特点是说话人和听话人的指称推理在语法化中起的作用。我们认为语用中的主观推理不但诱发语义的变化，而且贯穿语法化的整个过程。这跟印欧语常提到演变过程不太一样（即：在印欧语里，指称推理常发生在语法化的后期阶段）。原因在于汉语的句法(syntax)结构和词法(morphology)结构相对简单，而它的话语(discourse)结构和语用(pragmatic)结构比较复杂，所以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主观推理在语法演变中的作用就相对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