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盈余管理和利润操纵的经济学新思考——基于人性假设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盈余论文,经济学论文,人性论文,利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A 对经济学中人性假设的分析
在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中，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他身处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在经济生活中总是受利己的动机驱使，会通过成本-效益分析或趋利避害原则对各种目标权衡分析，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它认为，人类存在着尽可能增加自身利益的愿望和行动。例如，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生产要素所有者追求收入最大化，政府官员追求选票最大化等等。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人的动机是光明正大的，所以经济人之间的竞争只需由伦理和惯例来调节。
西蒙的有限理性说。有限理性学说认为，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条件的，没有考虑交易费用。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是有交易费用的。并且，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中去。这样，经济人处身于交易费用为正的现实世界中，信息也不完全，为节约交易费用，他只能做出次优选择。
威廉姆森的机会主义说。威廉姆森认为，只要是经济人，就会有不择手段去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而不管是否会对其他人造成损害，即具有机会主义动机。人是自私自利的经济人，总会有投机取巧，损人利己的倾向。正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在信息不完全的环境下，一些人就会利用信息优势，谋取私利而不惜给他人造成损害。
新制度学派将具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的交易者称为“契约人”，针对人的有限理性，需要通过设立制度或进行制度创新来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以协调不完全契约引起的利益冲突。而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直接影响了以私人契约为基础的市场效率，从而提高了交易成本。
B 对企业理论与代理理论的分析
Alchian和Demsetz（1972）与Jeasen和Meckling（1976），把企业看做是生产要素间的一组契约（a set of constracts among factors of production）。企业的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在古典理论中，企业代理人是兼有管理者和风险承担者双重身份的企业家。随着现代公司的发展，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企业代理人只具备管理者的角色，他是与联合投入的契约各方都发生关系的一方，具有与这组契约中的其他投入所有者分别重新商谈的权利；而风险承担者的角色分离了出来，他拥有剩余产品索取权，具有让渡其契约中心地位和剩余产品索取权的权利，这个契约主体就是企业的委托人（所有者）。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目标发生了冲突，由于管理者不承担企业的风险，就会产生道德风险。再加上管理者与委托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管理者占有信息优势，会产生机会主义动机，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有效契约理论认为，考虑到契约的不完备性和固定性，需要给予经营者一定的进行盈余管理的权限。如果一个契约不能准确地描述与交易有关的未来可能出现的所有状态以及所有状态下的契约各方的权利、义务，则契约是不完备的，即不完备契约中总有未被指派的权力和未被列明的事项。
C 对盈余管理和利润操纵的基于人性假设的分析
毫无疑问，企业的管理阶层，股东等都是经济人，都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这样，在企业的这一契约联合中他们的目标便发生了冲突。为解决这一冲突，管理阶层和股东等签订一系列的契约以协调各方的利益冲突。在这契约的执行过程中，管理阶层会利用契约的不完备，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目前许多人对盈余管理存有偏见，认为盈余管理就是企业的管理阶层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以损害股东、债权人等相关人的利益为代价，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一种道德败坏行为。其实不然，本文正是基于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对盈余管理进行经济学机理分析，以对盈余管理进行公正的评价。
1.效率性盈余管理是一种生产寻利行为和正和博弈
盈余管理其实是一个中性词。William R.Scott在《财务会计理论》中阐述如下：假定经营者可在一系列的会计政策（如，公认会计原则）中进行选择，很自然他们会选择那些使自身效用或公司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这就叫盈余管理。在企业的这一组契约执行过程当中，股东为了防止管理阶层的败德行为，必须对其进行监督。然而，监督是要成本的。为了减少监督成本，节约交易费用，股东可以与管理阶层签订报酬契约，使其成为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分享者，共同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如此一来，就会激发管理阶层的基于古典经济学的光明正大的动机，不会去损害股东的利益。这样，管理阶层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积极创新，想方设法地使企业正常盈利，增加企业的财富，以获取最大的报酬。笔者将这种盈余管理称为效率性盈余管理，它是一种典型的生产性寻利行为，故也可称为寻利性盈余管理。根据分红计划，当净利润在奖金方案的上限和下限之间时，管理者会有增加报告利润的动机。此时，企业的管理阶层会竭尽全力地经营好企业，尽量地增加企业的利润，他们的行为对企业来说便具有正的外部性，企业的财富会有所增加。反过来，企业又对管理阶层产生了外部经济，由于产权的清晰（管理报酬契约将管理阶层的创新能力作为一种人力资源资本化，并以此参与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的分享），管理阶层有了将外部性内在化的激励，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效率性盈余管理不仅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即在不损害其他人财富的前提下增加自身的利益），它具有正的外部效应，更是一种正和博弈，社会的财富总量在增加。奥尔森在1992年为森德勒《集体行动：理论与应用》一书的前言中写道，经济学第一定律是“有时，当每一个体只谋求他或她自身的利益时，群体的理性结果会自动产生”亦即“人人为自己，社会将更好”，并将其演化成奥尔森第一定理，即，在某种情况下，只要某个人意识到参与集体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时，即参与集体形成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分散的个人行动便会汇成集体行动，集体的理性结果会自动产生。可见，经济学第一定律是以人的动机是光明正大的为前提条件的。企业的管理阶层意识到参与企业这个集体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时，也就是他通过成本效益分析，觉得预期效益会大于预期成本，就会实施理性行为，进行积极的创新寻利（效率性盈余管理），产生正的外部效应，给企业带来财富的增加。
管理阶层的这种效率性盈余管理行为给企业带来的外部经济，除了使企业的利润正常增加外，还可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调节企业当期收益可以合理避税，减轻企业的经济负担；
（2）适当的盈余管理可以帮助大规模企业减轻政府管制，降低政治风险；
（3）通过合理范围内的盈余管理可以向其他利益相关人传递企业经营稳定的信息，以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
（4）通过平滑利润可以减少企业长期借款的违约风险，降低财务风险。
2.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是一种寻租行为和零和博弈
但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性的。况且，根据威廉姆森的机会主义假说，人是有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倾向的。这样，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当信息不完全时，会使交易费用上升，企业的经营效率下降。“个体理性不是群体理性的充分条件”（桑德勒，1992），即个体理性会导致集体非理性。虽然股东与管理阶层签订了管理报酬契约，以使两者的目标尽量趋于一致，但两者的目标不可能完全吻合，它们会发生冲突。于是，管理者就会想方设法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惜损害股东，债权人，政府等的利益。管理者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进行的盈余管理，笔者将其称为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寻租行为，即非生产性寻利（DUP）。这时，管理者的创新欲望有所减弱，他们与其竭尽全力地去增加企业的财富，然后再根据管理报酬契约分享企业的剩余收益，还不如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进行盈余管理，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来得轻松便捷。从短期来看，管理者寻得租金的同时，给企业利益相关者带来了很大的损害。管理者的报酬增加，而股东的财富减少，政府的税收收入降低。但是，从长期来看，社会资源会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重新分配，管理者早期寻得的租金会转移到其他利益相关者手中，股东的财富又逐步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也逐步回升。因此，从整个期间来看，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趋于均衡，管理者早期多获利后期少获利（假设管理者在整个期间都在此公司任职），股东和政府早期少获利而后期得到补偿，构成零和博弈。
例如利润平滑。根据分红计划，净利润低于奖金方案的下限或者高于其上限，管理者都会进行利润平滑。先假设几个前提：（1）在整个期间内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不变；（2）管理者的创新能力在各个期间都一样；（3）企业的生产规模，生产效率等均不变；（4）管理者在整个期间内没有人事变动。假设当期净利润低于奖金方案的下限，管理者有将企业的未来收益提前的动机，以期获得高额的报酬。而对于企业而言，相对于不进行收益提前，其真实的收益是没有增加的，反而还要多付给管理者报酬，所以股东的财富实际上相对有所减少。对于政府部门，由于企业利润的虚增，它获得的税收收入也相对要高。在后期，由于管理者将后期的收益提前确认，后期所能确认的收益变少，这样管理者所获得的依据管理报酬契约所分配的奖金就会有所减少。但对于股东而言，企业的真实收益相对并没有减少，而支付给管理者的报酬变少，则股东的财富实际上相对有所增加。政府部门则由于企业利润的虚减而获得较少的税收收入。这样，在整个会计期内，企业的总收益并没有变化（股东财富总额不变），管理者获得的总报酬不变，政府部门获得的总税收也没变。
其他的例子还有长期债务合约，企业管理者将各期收益均衡化，以平衡偿债能力，从而减少违约的可能性；采用收益最小化的会计政策，如固定资产采用加速折旧法，存货采用后进先出法；注销巨额资产，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企业组织结构发生变动的时期。企业注销钜额资产，把未来的费用列支在当期，当期收益减少，这样，以后各期的收益有可能上升，未来的盈利就有了保障。企业管理者诸如以上的盈余管理行为从长期来看都是一种零和博弈。
3.利润操纵是一种寻租行为和负和博弈
分析了盈余管理之后，有必要将其与利润操纵相区别。利润操纵是指企业的管理者为了自身或企业的利益，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或其他方法，人为地调节企业利润的行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它通过违规违法的手段弄虚作假而人为造成利润的增加或减少，纯粹是一种寻租行为。企业管理者的创新寻利欲望消失殆尽，惟一的动机就是如何通过违规违法的手段而人为地虚增或虚减利润，以获得最大的报酬。这样一来，它会对其他利益相关者产生外部不经济，给其他各利益相关者造成损害，而且不可逆转。利润操纵使得竹理者获得的报酬（租金）是以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更大损害为代价的，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减少，浪费了社会资源，是一种负和博弈。奥尔森在1992年为森德勒《集体行动：理论与应用》一书的前言中还写道，经济学第二定律是“有时，第一条定律站不住脚：无论每位个体如何努力追求自身的利益，社会的理性结果不会自动产生”，亦即“人人为自己，社会将更差”，并将其演化成奥尔森第二定理，即在某种情况下，那种认为从理性的和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这一前提可以逻辑地推出有共同利益地个人组成地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增进共同利益的观点事实上是不正确的，即第一定理会失效。经济学第二定律是以威廉姆森的机会主义说为前提的。企业的管理者是自私自利的经济人，有损人利己的倾向，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操纵利润，带给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却是极大的损害，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
D 提出对策
由以上分析可见，效率性盈余管理是一种生产性寻利行为，它会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加，是正和博弈；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是一种短期寻租行为，从长期来看社会财富总额没有变化，是零和博弈，而利润操纵纯粹是一种寻租行为，社会财富逐步减少，社会资源极大地浪费，是负和博弈。分清了它们的本质之后，就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激励效率性盈余管理，引导机会主义盈余管理，遏止利润操纵，以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首先，提升人们的意识形态，激励人们的创新寻利意识，树立反寻租意识。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根据诺斯的意识形态说，意识形态是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它对人的行为具有强有力的约束，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所以，可以通过思想教育工作强化企业管理者积极创新的荣誉感，产生损人利己的羞耻感，对利润操纵产生厌恶感。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因此，通过思想道德教育能够激励企业的管理者进行效率性盈余管理，有理性地实施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而不愿进行利润操纵。但是，通过思想道德教育来提升管理者的意识形态只能治标，只要有租金的存在，管理者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机会主义倾向。
其次，通过制度创新，将产权明晰化，激励管理者的创新行为，并使企业的管理者不敢为和不必为（利润操纵）。“当交易费用为正时，制度是有效的”（诺斯）。制度是人们进行交易的规则，设计合理的制度或改变制度，就是努力降低不确定性，消除外部性，进而降低交易费用。准则和制度其实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这种规则是通过多次博弈以后逐步形成的，使人们在相互交易时可以较为确定地知道别人行为方式的社会契约。
第一，对产权进行明确界定。机会主义行为是导致产权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对产权进行明确界定和保护，可以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减少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为创新活动提供激励，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例如，通过管理报酬契约让企业管理阶层享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激励其创新意识；在契约不完全时，将剩余控制权配制给财产所有者时有效率的。财产作为一种财富形式，容易受到“虐待”。如果剩余控制权持有者虐待财产的机会主义行为就难以遏制，财产价值便会加速地损耗，如管理者随意注销巨额资产以平滑利润等，所以应当将剩余控制权归与企业的所有者。
第二，使管理者不敢进行利润操纵的制度创新就是通过建立具有强大威慑力的事前监督和事后惩罚机制，提高利润操纵的曝光率，加大利润操纵的预期行为成本。就我国目前的状况而言，应当提高企业管理者权利运作过程的透明度，完善会计准则及有关法律法规。如完善细化有关上市公司在上市、配股，摘牌等方面的规定；健全关联方交易的法律制度；加强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建设；加大对违规企业的惩罚力度等等。
第三，要使企业管理者不必进行利润操纵的制度创新，就要加大对企业管理者的激励，使其进行积极的效率性盈余管理的利润率高于进行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和利润操纵的租金率。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要将管理者的管理才能、创新意识等予以资本化共同分享企业的剩余收益，增加他们的工资，对其实行股票期权激励制等等。由此可见，只有制度创新才能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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