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入中高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
2010-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从国内看，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期”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或称“增长阶段转换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从宏观调控方面来说，怎样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呢？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把握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幅度，也就是把握好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把握好经济增长速度究竟换到哪一档。
关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幅度问题，近两年来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有观点认为，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是一个大幅度的突变过程。笔者认为，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可以是一个逐步的渐进过程，先由“高速”降到“中高速”，然后再降到“中速”，再降到“中低速”，最后降到“低速”，分阶段地下降。(刘树成，2012a、2012b、2013a)
从近几年实际经济运行的情况看，2010年第一季度，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GDP季度同比增长率回升到11.9%的高峰后，从2010年第二季度至2013年第二季度，GDP季度增长率出现了连续13个季度的下滑(见图1)。其中，2012年第四季度GDP增长率曾出现了反弹，小幅回升到7.9%。但进入2013年后，第一、二季度，GDP增长率又连续下滑到7.7%和7.5%。如果这一下滑趋势不止住，第三、四季度继续滑下去，全年GDP增长率就有可能低于7.5%，这会是1999年以来的15年中，唯一一个低于年初《政府工作报告》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的年份。
这一下滑趋势给现实经济生活带来新问题，并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担忧。从国内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012年仅增长5.3%，跑输了GDP(7.7%)；2013年上半年虽略有恢复性增长，但新增利润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行业。中央财政收入近两年中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负增长，2013年上半年仅增长1.5%，远低于年初7%的预算目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2013年上半年降至6.5%，跑输了同期GDP(7.6%)。更重要的是，这关乎经济前景预期和市场信心问题。从国际看，中国经济“恶化论”、“崩溃论”、“硬着陆论”、“复苏夭折论”等说法再次接踵而来。
在国内外新的经济环境背景下，面对经济增速的这种下滑趋势，经济增速降到什么时候为底？宏观调控究竟要不要“出手”？这些问题突出起来。2013年6月中旬以后，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措施，7、8月份，经济运行的许多指标出现企稳向好势头，并初步稳定了市场预期。但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仍不牢固，不确定因素很多，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仍很大。
二、关注宏观调控中的三个重要命题
针对经济运行的新形势、新问题，在这次宏观调控中，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命题。
一是关于宏观调控的指导原则，提出“稳中有为”的命题，即宏观调控要根据经济形势变化，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和微调，稳中有为。①回答了宏观调控要不要“出手”的问题。
二是关于宏观调控的政策规则，提出“合理区间”的命题，即宏观调控要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②回答了宏观调控什么时候“出手”和怎样“出手”的问题。
图1 GDP季度同比增长率(2010年第一季度-2013年第二季度)
三是关于宏观调控的换挡定位，提出“中高速增长”的命题，即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宏观调控要保证经济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③回答了宏观调控“出手”的力度问题。要维持“中高速增长”，防止经济增速大幅度下降。
三、“合理区间”和“中高速增长”的量化探讨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曾提出“适度增长区间”及其“上限”、“下限”、“中线”问题。1996年年底，在总结当时宏观调控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的经验时，应《人民日报》之邀，刘国光和笔者(1997)曾合写了一篇《论“软着陆”》的文章。该文提出，“软着陆”的基本经济含义是：国民经济的运行经过一段过度扩张之后，平稳地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所谓“适度增长区间”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由社会的物力、财力、人力即综合国力所能支撑的潜在的经济增长幅度。该文指出，1996年经济增长率虽已回落到适度区间，但是处于适度区间的上限边缘，仍要谨防经济增长率的强烈反弹。之后，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格局》(刘树成，1998)、《宏观调控目标的“十一五”分析与“十二五”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调控课题组，2010)等文章中，都讨论过适度增长区间的上限、下限和中线问题。
过去，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是经常冲出上限，因此对上限的把握成为宏观调控中的突出问题。那时，在学术界讨论中，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率8%的下限不成问题，上限应把握在10%。但从实际经济运行的情况看，经常冲出10%。1979-2010年的32年间，经济增长率超出10%(含10%)的年份就有16个，占一半。总的看，我们曾用趋势滤波法对1979-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进行趋势平滑计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调控课题组，2010)，现实经济增长呈现出一条以8%～12%为区间、约10%为中线的趋势增长率曲线(见图2)。
图2 GDP滤波趋势增长率和GDP实际增长率(1979-2009年)
现在，在国内外新的经济环境背景下，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下降的换挡期。经济增速下降具有惯性。由此，经济增长由过去经常冲出上限，转变为要守住下限的情况。当前，对下限的把握成为宏观调控中的突出问题。那么，在当前和未来五年左右的时段里，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或称合理区间究竟应该把握在什么范围呢？对此，学术界具有不同的意见，这是正常的。对于适度区间的计算，由于计算的方法不同，计算的假设条件不同(如是否考虑了今后改革红利的释放，是否考虑了改革对经济的供给面和需求面的影响，是否考虑了国际条件可能的变化等)，计算的时间段不同(如计算的是未来5年，还是10年、20年等)，而会有不同的结果。
为了从现实国情出发，为了容易形成共识和容易在宏观调控实践中把握，一种选择是以2013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的预期目标为参照系。今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期目标为7.5%，可作为适度区间的下限。从实践看，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长率降到7.5%，有进一步下滑的危险，宏观调控就实施了一系列“微刺激”政策，托住了底。
关于适度区间的上限，可从物价上涨率把握，也可从经济增长率把握，一般说来二者是密切相关的。二者的数量关系可以通过菲利普斯曲线来建立。我们曾利用1978-2009年GDP增长率与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数据，得出一个菲利普斯曲线方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调控课题组，2010)。根据此方程的计算，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条件下，相对应的GDP增长率为8.93%；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5%条件下，相对应的GDP增长率为9.13%；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4%条件下，相对应的GDP增长率为9.32%。这是过去30余年的历史数据。今后，GDP增长率与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二者的数量关系可能会有新的变化，需要不断跟踪研究。但从当前看，我们不妨先借鉴一下历史数据。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的预期目标3.5%出发，相对应的GDP增长率大体为9%。我们可暂以GDP增长率9%作为适度区间的上限。现在，对经济增长率下限讨论的比较多，而对经济增长率上限讨论的比较少。眼下看来，9%的经济增长率好像是很高的，今后似乎是较难出现的。但从今后新的改革红利释放的角度看，从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深入推进的角度看等等，以GDP增长率9%作为上限还是有必要的。
对于经济增长适度区间的确定和把握，需要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同时，也需要参考其他重要经济指标的运行情况而调整，如就业状况，企业运行状况，三大收入(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收入、居民收入)状况等等。总之，这里提出的GDP增长率7.5%～9%的适度区间，需要在经济运行实践中修定和把握。
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把握在7.5%～9%，表明中国经济已从高速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其含义是：
一者，从世界范围看，7.5%的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然是较高的速度。
二者，从国内看，与过去30多年实际经济增长趋势曲线的8%～12%区间相比，下限由8%下降到7.5%，下降0.5个百分点，上限由12%下降到9%，下降3个百分点。7.5%～9%的区间可称为中高速增长。这体现出我们主动将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使经济发展更加注重转方式和调结构，更加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更加注重民生。
三者，中国经济增长刚刚从过去30多年间经常冲到10%以上的高速路走下来，社会各方面(政府、企业、居民个人等)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如果经济增长率过快、过急地大幅度下降，不利于转方式和调结构，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市场预期，甚至会引起经济和社会的震荡。经济增长先从高速转入中高速，分阶段地逐步下降是有利的。
四者，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正在向纵深发展，国内市场和需求的回旋余地很大，加之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推动，充分释放改革红利，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转变政府职能，我们有条件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四、政策建议：与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线
过去我们讨论“适度增长区间”问题时，主要针对的情况是经济增长经常冲出上限，由此而提出要把握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但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由过去经常冲出上限，转变为要守住下限的情况。经济增长冲出上限，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而经济增长滑出下限，或连续在下限边缘运行，也会带来一系列新问题，也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守住下限，是被动的。而且，经济下滑具有惯性，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就很容易滑出下限。因此，宏观调控“与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线”。现在，是针对经济增长有可能滑出下限而提出要把握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
怎样把握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呢，或者说，在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怎样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而防止经济增速的大幅度下降呢？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情出发，我们要充分利用我国经济发展中“两大差距”所带来的“两大空间”：一是由地区差距所带来的发展空间，二是由城乡差距所带来的发展空间。笔者曾在《2013-2017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一文中(刘树成，2013b)，提出和讨论过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两大空间问题，现作进一步分析，并对2012年我国各地区人均GDP数据和世界银行关于2012年不同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最新分组标准等有关资料进行了更新。
(一)由地区差距所带来的发展空间
以各地区人均GDP水平为代表来进行分析。依据2012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人均GDP的最新统计数据，各地区可分为以下四大梯队(见表1)。
第一梯队，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有6个地区：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浙江。比2011年时多了3个地区(江苏、内蒙古、浙江)。其中，除西部的内蒙古之外，全为东部地区。
第二梯队，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下、6000美元以上(也就是比全国平均水平6091美元为高)。有8个地区：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吉林、重庆、湖北、陕西。其中，东部地区4个，中、西部地区各两个。
第三梯队，人均GDP在6000美元以下、4000美元以上。有13个地区：除东部地区的河北、海南之外，全部为中、西部地区。中部6个：黑龙江、山西、湖南、河南、江西、安徽。西部5个：宁夏、新疆、青海、四川、广西。
第四梯队，人均GDP在4000美元以下。有4个地区：西藏、云南、甘肃、贵州，全为西部地区，比2011年时少了2个地区(安徽、广西)。
世界银行于2013年9月23日最新公布了关于2012年不同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分组标准。其中，12616美元及以上为高收入经济体，4086～12615美元为上中等经济体，1036～4085美元为下中等经济体，1035美元及以下为低收入经济体。大体参照这个标准，我国上述第一梯队的地区已经达到或接近高收入水平，第二、三梯队的地区大体处于上中等水平，第四梯队的地区大体处于下中等水平。从各地区人均GDP水平的差距看，我国经济未来发展在地区间的梯度推移和升级还有很大空间。
(二)由城乡差距所带来的发展空间
在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二大空间，是由城乡差距所带来的发展空间。这两大发展空间也是相互关联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深度推进，城乡差距的缩小，是缩小各地区人均GDP差距的重要途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进程和客观大趋势，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目前看，我国的城镇化还是不完全、不成熟的城镇化。一者，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这是按照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包括了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进城农民，但他们还没有完全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如果按城镇户籍人口计算，目前的城镇化率仅为35%左右。二者，我国城镇化的质量还不高，城镇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都还跟不上，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突出显现，群众生活中最为关切的“三座大山”问题，即“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买房难、买房贵”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当前，在我国，与一般制造业产品严重产能过剩同时并存的是，许多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供给还远远不足而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在医院，每天看病的人比超市的人还多。儿童医院更是拥挤不堪、“人满为患”。这表明医院的“供给”远远不足。原有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还没有解决好，两亿多新进城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的解决更是“望尘莫及”。这反映住房的“供给”更远远不足。
一方面要继续提高城镇化率，另一方面又要提高城镇化质量，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同时还要推进城乡发展在建设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一体化，这些将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潜力。特别是，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是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的聚合点。从转方式来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有利于扩大内需，既能扩大消费，又能扩大投资。从调结构来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有利于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促改革来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涉及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制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
总的看，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主要靠的是改革开放。今后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充分利用“两大差距”所带来的“两大空间”，仍然要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依然广阔。
①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人民日报》，2013年7月31日。
②见《李克强主持召开部分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人民日报》，2013年7月10日。
③李克强：《以改革创新驱动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在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13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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