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中印建立互信关系的几点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彭昕[1]（2021）在《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文中指出国际制度的发展有深化合作和扩大规模两个方向。相对于深化合作直接实现内部提质、进一步促进制度的发展,制度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制度成员的增多,如若不基于强有力的约束协调,则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制度功能的发挥、威胁制度的未来发展。诸如欧盟等强制度,因扩员而引起的内部协调困难、一体化进程延缓等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约束力较弱的国际制度扩员就更易引起功能涣散、治理低效等问题。因此,弱约束性制度理应倾向于深化合作,谨慎扩员。然而,针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实践的经验观察发现,即便在组织面临迫切提质需求的情况下,弱约束性制度仍然实现了扩员。这一选择逻辑上的反常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弱约束性制度为何选择扩员?弱约束性制度如何应对扩员后的功能低效?针对这一问题,就学理基础而言,制度变迁研究构成了研究的宏观理论背景;就经验积累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数据与文献为本文提供案例检验基础。但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当前以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为导向,大量聚焦强制度扩员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对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问题提供有效解释。针对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制度扩员的经验研究,缺乏更进一步的学理提炼与整合,存在理论性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在制度具备包容性特征且处于协调性制度互动背景的前提下,围绕国际制度功能的多重性内涵,提出了影响弱约束性制度扩员实现的权力制衡、规范扩散以及功能补偿三项基本假设。将其分别带入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从搁置（2001年至2007年）到进行法律准备（2008年至2014年）再到最终落实（2015年至2017年）的三个具体阶段予以验证。就上海合作组织案例而言,针对其弱约束性特征的判定既有其结构性的客观原因,也依据其一系列主观的规则设定。作为一项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导的区域间合作制度,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基本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同一空间内众多的相似性制度供给,也在大国利益和小国需求的彼此兼容中维持了基本协调的互动关系。以此为前提,通过历时性比较上合组织扩员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发现:第一,在俄罗斯视角下,由于对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威胁感知不断提升,受到中国实力提升对中亚经济影响力增强的压力,其权力制衡需求呈现了持续增强,因此俄始终致力于积极推动扩员,以便更好地发挥制度作为软制衡工具的作用;第二,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背景下,上合组织的制度成熟、成员国的实力增长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提升“上海精神”这一核心规范出现了日益增强的扩散需求,推升了各成员国寄希望于通过扩员提升制度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倾向;第三,2015年“一带一盟”对接的实现、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确立,通过制度间功能协调上合组织突破原有功能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扩员引起的功能弱化问题,解决了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引起低效问题的后顾之忧。基于系统的理论假设和经验论证,最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制度成员国权力制衡和规范扩散需求的提升增强了制度扩员的可能,但不足以促成扩员的最终实现;功能补偿的出现,是在前两项需求不断增长、扩员可能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促使上合扩员决策得以最终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当前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分析总结出可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约束性国际制度借鉴的发展经验和政策建议:在逆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大背景下,不论是既有弱约束性制度的未来发展,还是后发力量类似的制度供给,都应在关注内部功能建设的同时,重视制度间关系的维护,避免碎片化引起的制度消耗,追求在协调型互动中形成制度间功能的补偿甚至借用。2021年适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本文对于上合扩员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已完成的扩员实践,还在明晰扩员依据的基础上对上合新阶段从制度协调中获取的新兴发展动力做出了积极评估与展望。
洪文宇[2]（2021）在《中印安全困境背景下的上合成员国间冲突调解机制建设》文中认为“安全困境”对中印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印边境问题是一直绕不开的话题。中印陷入安全困境不仅对双方正常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也影响到上合组织发展。中印关系遇冷,固然与莫迪为代表的印度人民党政府外交战略不无关系。但印度人民党在决策时的现实主义倾向还是为上合组织建立调解机制以缓和关系创造了条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疫情持续冲击世界各国的背景下,探索建立上合组织冲突调解机制顺应了世界人民呼唤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时代大潮,通过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即使文明背景不同、文化传统存在差异,但各国有能力实现合作共赢和和睦相处。上合组织的成立和发展,对成员国间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促进区域稳定和持久安全,巩固并深化成员国的发展成果具有重要的作用。上合冲突调解机制所探索的通过对话与协商、最大限度减少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活动,及其新安全观对构建上合组织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这一机制不仅会增进了成员国间的睦邻友好关系,还为两极世界解体后国际社会摒弃冷战思维、探索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安全观和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提供有益尝试,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张立[3]（2020）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印安全困境的变化及应对》文中指出"安全困境"概念旨在描述世界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面临的永恒安全忧虑状态。在中印关系中,安全困境问题曾长期存在,而随着近年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与推进,中印安全困境也相应发生新变化,呈现出加剧势头,给双边关系注入新的波动风险。究其原因,结构性问题、认知偏差、新倡议的冲击性影响、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对"安全困境"问题的忽视等因素都不无作用,并对中印战略互信以及双边合作有可能带来不利后果。借鉴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欧盟、东盟的成功经验看,构建中印命运共同体才是应对中印安全困境问题的根本之道。这一思路不仅在理论上必要,在现实上也可行。中印两国可在坚持战略引领、重视机制建设、全面均衡推进、努力扩大两国共同利益和加强务实合作等原则指导下,稳步推动两国合作深化和安全困境问题的根本缓解。
马程[4]（2020）在《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中国伙伴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当前国际形势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从全球性大国向世界大国迈进。在国际体系转型和中国崛起并行的情况下,作为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重要战略构成的中国伙伴关系如何通过构建中国与国际体系及其主要成员间互动,促进中国实现从实力提升向地位提升的转变。在研究思路上,本文沿着构建国际体系互动框架—阐释中国伙伴关系思想内涵—在单元互动中研究中国伙伴关系的运行逻辑—在系统互动中分析中国伙伴关系的行为作用—加强中国伙伴关系管理的路径展开。首先,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中国伙伴关系搭建行为分析框架,将国家行为体、伙伴关系和权力流动作为国际体系互动框架的主要构成。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以目的行为、交往行为、规范行为和自我表达行为存在于国际体系的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生活世界等社会空间中。与此同时,权力要素产生、流动并运行于国际体系互动框架中,权力是交往行为、目的行为的媒介,是目的行为意图获得的资源,是规范行为的对象,是自我表达行为的内容。其次,梳理中国伙伴关系交往进程。归纳二战后国际社会中的伙伴关系实践和文本分析冷战期间中国对伙伴关系的认知转变,并从中国伙伴关系初期探索、深化实践和全面展开三个阶段对冷战后中国伙伴关系实践进行总结,分别说明各阶段中国伙伴关系的建设情况、阶段特征和主要成果。再次,总结中国伙伴关系的内涵价值。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外交思想实践以及国际关系思想中探寻中国伙伴关系的思想来源;运用交往行为理论,在国际体系互动框架中思考中国伙伴关系的行为内涵、权力内涵和战略内涵。认为中国伙伴关系是延续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及深化国际关系理论探索的智慧结晶;中国伙伴关系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长远目标的合作关系,因共同利益而汇聚,以共同目标为指引;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构成,中国伙伴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系纽带,同其他外交战略共同服务于中国外交目标;中国伙伴关系在行为上包括宣示定位、国际合作、国家情感和国际机制;权力要素流动于伙伴关系互动行为中而产生和积累权力资源、转换和运用权力、获得和施加国际影响力。复次,在单元层面分析中国伙伴关系的运行逻辑。通过归纳中国伙伴关系的主要往来内容、横向搭建中国伙伴关系网络和纵向深化中国伙伴关系的层次,构建伙伴关系的运行框架;提炼在中国伙伴关系中流动的权力要素来阐释中国伙伴关系如何促进中国积累权力资源和提升影响力,以中国伙伴关系交往中的合作要素解释中国如何在伙伴关系网络中协调与伙伴间的利益,以弹性稳固总结中国伙伴关系面对竞争与冲突始终致力于维系伙伴关系框架的努力。认为经济和安全是中国伙伴关系的主要建设领域;中国在全球层面以中国为核心向外扩散构建非均质辐散式复合型伙伴关系网络,服务于中国外交布局;中国在区域层面发展机制性和区域性伙伴关系,推进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促进区域一体化。中国与不同层次的伙伴开展不同内容的合作,逐层达到支持中国获得权力合法性,积累权力资源和运用、施加权力的作用,并沿着信任—合作—协作的路径建立并深化伙伴关系;在伙伴关系往来中,中国不断与伙伴国积累信任和共识,促进中国伙伴关系从共同利益向共同目标的进发,提升中国国家实力和影响力。在利益和竞争的协调上,中国在宽领域深层次的伙伴合作中与伙伴国协调利益,在反复非零和博弈中建立互信;中国亦与非伙伴国积极开展双边合作和多边伙伴关系框架下的合作,以共同利益的羁绊管控分歧;对于中国与伙伴国的竞争,要在竞争中发展,在发展中协调,以有序的竞争稳固伙伴关系。然后,在系统层面探究中国伙伴关系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行为作用。在国际体系朝着去中心性网络化方向发展中,国际体系正在呈现多个大国引领的伙伴关系网络交融的局面,中国伙伴关系网络顺应了这一趋势;当前国际体系转型中,中美竞争是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中国伙伴关系的作用在于表达中国和平发展的意图,争取国际资源支撑、管控分歧和深化情感;基于全球治理考察中国获得和施加国际影响力,中国伙伴关系宣示了伙伴精神、强化了治理共识并在伙伴合作中开展治理实践。基于“一带一路”考察中国主导的区域发展模式中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中国伙伴关系宣示了正确的利益观和“责任共担、大国多担”的供给理念,在伙伴交往中促进理念共识的达成,在伙伴关系实践中丰富合作供给模式并强化供给制度设计。最后,以维护和拓展深化中国伙伴关系的战略管理。在中国伙伴关系维护上,基于当前伙伴关系已暴露的问题和潜在风险,中国伙伴关系面临着自我形象和理念传递不到位、国际合作的协调作用仍需细化、伙伴关系共识需进一步汇聚以及伙伴关系机制亟待完善等问题。为此要探索设定有效的管理指标来量化评估伙伴关系,从而更为客观地考量伙伴关系发展情况,明确伙伴关系的问题所在,并从合作成效、交往成本、竞争管理、机制化等方面展开维护。在中国伙伴关系拓展上,要从伙伴关系交往内容上深化、提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巩固经济优势、发展多元优势,扩大共同利益、汇聚共同目标;在伙伴关系范围上促进更多国际关系进入伙伴关系框架,设置战略支点国家,深化既有伙伴关系层次。
唐陶然[5]（2020）在《新时代中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2019年是中俄建交七十周年。七十年来,两国由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经历了大起大落:在中苏关系时期,两国由亲密无间的战略盟友到龃龉不断的一般朋友,再到兵戎相见的敌人,再到后来和平相处的邻居。总之,四十年的中苏关系变化之大令人吃惊。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两国关系进入到中俄关系时期,由互视为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再到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再到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可以说,中俄关系发展相对顺畅,并始终是向前不断发展的。在历史的沉淀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两国领导人的高层引领下,在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到了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拉开了中俄关系进入新时代的序幕,迈出了新时代中俄关系实践的步伐。新时代中俄两国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十分密切,至2019年,中国已连续十年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更是成果丰硕、范围广泛,是双方经贸务实合作的一大亮点。两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日益紧密,两国政府签署了20142016年文化领域的《合作计划》,指出两国要加大并深化民间艺术、戏剧、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复等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两国近几年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也明显增多。2019年,在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致辞时表示:“在中国对外军事关系中,中俄军事关系的互信程度最高,务实合作最深,战略协作最好,一如既往地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发展势头,已经成为了安全合作的大国关系典范,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石。”近年来,两国多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演习内容广泛,规模逐步增大。经过十八大以来中俄两国一系列实践活动的铺垫,2019年6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俄期间,两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将中俄关系带入了新时代,迎来新机遇。双方宣布,将致力于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着眼于政治、安全、务实、人文交流、国际协作等领域的合作。《声明》为两国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指南。中俄关系发展成为新时代新型大国关系典范,体现了国家间高水平的相互信任和战略协作。尽管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差异,但是双方有着相似的国际战略主张和发展理念,这促使两国不但能够从大局出发,主张根据本国实际情况来走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在各方面求同存异,同时也能够协同应对来自西方的压力。两国关系虽然进入了新时代、是彼此关系最好时期,但在平稳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尤其是,当前国际形势变化莫测,这对中俄关系均可能产生影响。因此研究新时代中俄关系的发展变化具有一定意义。本文在此背景下对新时代中俄两国关系进行了研究,论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个章节首先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意义及对中俄关系进入新时代做出界定,对国内外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对该问题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进行阐述;第二个章节对中俄关系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演进情况进行梳理,思索中俄关系是如何一步步打下基础、筑牢框架、逐步完善、走向成熟、走进新时代的,进一步总结中俄关系进入新时代的战略考量和显着成果;第三个章节主要阐述了,尽管新时代中俄关系已经站在了历史上的最高点,但还不免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因素,主要从历史与文化差异、经济合作的局限性、大国外交战略的相互疑虑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共四个方面进行探讨;第四个章节探寻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针对以上的制约因素,中俄两国如何化解与应对,主要是增强政治互信、增加新的交往动力、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加强战略认同、协同应对挑战;最后一个章节,作者对中俄关系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一点思考,浅见中俄可以通过多种举措摆脱制约因素的桎梏,推动中俄关系进一步向好发展。
张立[6]（2020）在《构建中印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文中研究表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战略核心理念,对于促进中国自身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与深远影响。本文旨在结合中印这两个新兴大国实际,系统深入探讨中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面临的形势、目标与实现路径。本文提出,伴随中国相对实力不断提升,中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主动权正显着增强;同时,印度对华冒险主义冲动和对冲战略失控,将构成中印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巨大挑战。两国应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引,巩固战略合作伙伴的政治关系定位,构建良性竞合的经济关系、互信透明的安全关系以及包容互鉴的人文交流关系。
唐诗[7]（2019）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文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70个年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经历了国内国际形势的重重考验,已经成为地区性和世界性大国,并稳步向世界强国迈进。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继承、总结、发展、探索和创新后,形成了成熟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为其精髓也不断发展完善,与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和任务相配合,与中国外交同步迈向新阶段。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确定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1953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中国共产党始终继承和发展这一外交智慧,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环境做出不懈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和国际格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国外交政策第一次被明确地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写入党代会报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正确选择,也是和平外交政策的支撑和依据,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理念,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目标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外交对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对外为实现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服务。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外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化解压力、抓住机遇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和平外交必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重要政治论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要论断开启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得到进一步升华。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深化发展的进程中,维护国家利益是其基本出发点。从建国之初为维护新中国的政权安全和国家独立,到为扞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再到为努力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和助推经济建设发展,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立场。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最初的“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上的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在外交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外交规范。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始终顺应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注重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外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构建安全环境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贡献了重要力量。基于上述背景,研究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演变和基本经验十分必要。本文的主要叙述脉络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引言、正文及结语。引言部分主要对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及研究重点与难点进行了论述,是对论文整体架构的把握,为论文的渐次展开提供了依据。正文部分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主要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对其基本内涵、基本属性、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相关因素和基本逻辑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对和平外交政策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来源,其一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和平观、时代观和国际关系思想;其二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平观念;其三来源于近代中国以来晚清、民国、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三个阶段的和平观念,其中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为重点论述,此外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进行了简要分析。第三章主要阐释了建国初期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在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内外背景后,详细分析了中国外交原则的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作用,同时对这一阶段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进行评价。第四章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在国内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国际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本文以对官方文本的分析得出和平外交政策在这一阶段徘徊发展的结论,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发生了重大转折,以“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中美关系的突破为关键节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得以继续发展。第五章记述了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发展,其内涵不断深化并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引领中国外交走向全方位发展阶段。此后中国外交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走向,中国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在这一阶段,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多边外交全面开展。第六章以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主要叙述内容,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迈向新阶段。第七章主要是总结了和平外交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和平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也进行了简要分析。本文的主体部分按时间脉络进行阐述,但不单纯叙述历史事件,在分析不同阶段影响和平外交政策的多种因素,如时代背景、国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和平外交政策内涵的丰富与发展进行阐释,对其实践成果加以分析,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发展历程、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和阶段性特点进行总结和评价。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的观点进行了总体概述,再次强调了本论题的研究意义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外交未来走向进行简要说明,同时对中国外交工作满怀希望,其必将走向日益精进与成熟。
张丽[8]（2019）在《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被提出以来,受到沿线沿路国家积极响应,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随着丝路基金设立、《愿景与行动》实施方案出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以及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并被普遍视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布局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主要创始成员国的印度却公开反对“一带一路”倡议,引起国内外关注和研究。中印共同崛起成为21世纪亚洲甚至国际政治新动向。作为世界人口基数最大、毗邻而居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印面临着市场、资源、地区影响力竞争等诸多挑战。两大新兴经济体能否打破冲突魔咒实现和平共处,对双边关系、亚洲乃至全球稳定至关重要。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认知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印合作,而且加剧了南亚地区安全紧张局势。分析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切、态度及应对,探究印度对华认知影响因素,厘清错误知觉产生的根源,对于中印两国增进互信互谅、形成良性战略互动将起到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建构主义视角下国家身份理论及国际政治错误知觉两个理论假设的有效性进行充分验证。本文第一章主要阐述从尼赫鲁到英迪拉再到人民党执政期间印度国家身份认知对其南亚政策的影响。第二章通过对2000年至2018年间18份印度外交年报,尤其是莫迪执政以来相关外交文档文本分析,论述印度外交战略布局及其对华政策定位转变。第三、四章为本文主体论证部分,对包括2013年10月至2019年2月期间112组议会相关问答、30组新闻发布会相关记者问答、38份外交部相关新闻通告、6份政要演讲在内的192份印度外交文档进行话语及潜在语义分析,研究文本对象的立场、观点、价值、利益等,推断其背后的意图和目的,并据此系统梳理总结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态度、关切及应对。第五章探析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的影响因素及印度视角下中印关系走向。本文研究表明,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地缘政治及经济博弈下国家利益的权衡,大致经历了观望争议、不合作、抗衡抵制、竞争合作四个阶段,目前仍处于动态建构中。印度致力于追求大国地位,视中国为市场资源及地区主导权竞争对手,尤其忌惮中国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加大存在。随着南亚国家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取得显着合作成效,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出现从摇摆到抵制的较大转变。2018年1月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贸易单边主义及对伊制裁使印度国家利益受损,印度重新审视对美政策,提升印俄及印中关系,逐渐回归大国平衡外交,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随之“柔化”。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领土主权关切及对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地区存在增大的关切,本质上都体现了印度的安全焦虑。一方面,印度担心巴基斯坦在中国经济及军事援助下获得对印战略优势,从而威胁印度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印度唯恐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地区存在不断增加,危及印度地区主导权。因此,印度通过“邻国优先”政策加强与南亚次大陆国家互联互通、通过“向东行动”政策对接东南亚国家、通过伊朗恰巴哈尔港经阿富汗联通中亚国家、通过印日联盟打造“亚非增长走廊”等战略举措,初步构建以印度为中轴向四周辐射的印度版“一带一路”规划,并借力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在“印太”地区抗衡中国影响力。印度对华认知建立在对国际形势研判、自我定位及对中国角色身份定位等基础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错误知觉主要受认知相符、诱发定势、历史包袱等三个维度因素影响。自我与他者身份是动态建构的产物,国家间通过行为互动确定敌人、对手或朋友关系。中印之间缺乏战略相互保障,印度将中国在南亚防御性安全行为解读为进攻性战略,在此棱镜下,印度对华负面认知不断集聚,加之历史偏见的现实影射以及西方舆论的激化,从而导致洞朗对峙发生。中印互信缺乏根源在于人文交流动能不足,民众间沟通渠道不够畅通,更遑论培养相互认同感。长远来看,自下而上的民间模式比自上而下的政府模式更具可持续性,更有利于中印关系发展。
季澄[9]（2018）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海权评估及其政策因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在双边、地区及全球层面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美互动进程本身的复杂性与结果的不可预期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将愈加通过海权维度予以集中呈现。在美国战略界看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发展实践表明,中国正在加速由一个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变,“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无疑又增加了海权相较于陆权在确保国家安全、发展与繁荣方面的比重与分量,甚至不排除中国在未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区或全球型海洋大国的可能性。中国海权的崛起将成为影响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以及地区重大利益的关键变量,这也意味着中国海权的发展正成为“一种现象”或是“一种问题”,美国需要予以认真对待,一旦战略应对失策,美国将付出类似于丧失地区主导地位的极其沉重的代价。鉴于此,美国战略界认为有必要对其发展现状与趋势做出客观、理性的评估与判断,既不宜过分夸大美国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但也绝不忽视对美国国家安全及其领导地位可能造成切实影响的核心要素的考察。美方认为,无论从宏观战略层面还是具体实践层面看,中国海权的崛起对美国来说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它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成为塑造美国地区战略和海上实践的最大外部牵引因素。从国家大战略缔造的角度看,中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赋予其发展海权的一般性逻辑依据,也就是说,中国旨在通过海洋实现国家基本安全与基本富裕的战略谋划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合法性,是国家谋求强国地位的应有之义。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中国历史上数次对海洋的探索与实践,并得以从根本上保证中国海洋战略实践的稳定性与持久性;从地缘政治博弈的角度看,美方认为,伴随中国海洋利益的不断拓展,中美双方原本在东亚地区形成的“陆海二元分离型”地区安全秩序正在被融入更多的海权要素,中国的海上实力与影响力正迅速进入东亚周边海域,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向更广阔的海域延伸。鉴于美国自身鲜明的海权属性,美国势必会对此种具有颠覆地区传统地缘格局潜能的海上实践予以高度防范与警惕,并致使其在战略态度的选择上倾向于对抗而非妥协,在此基础上锻造的美国外交政策也将丧失其应有的灵活性。此外,双方海上互动频率的增加难免带来摩擦与对抗的风险,如何有效管控此类风险并防止其升级,进而危及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安全秩序也是美国面临的一大考验;从海权建设的角度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海上力量核心要素—海军的发展,正在侵蚀美国的传统海上优势地位,这将迫使美国海军重新审视其在后冷战时代面临的战略安全环境及其所应肩负的职责与角色,并将战略关注的重点由非国家行为体转向国家行为体,并以此牵引美国海权的建设,实现海权的战略回归,即将最终的战略着力点放在应对潜在的挑战者身上。与此同时,海权本身及其战略内涵在全球化时代得到了丰富与拓展,马汉倡导的海权的基本原理发生了重大改变,通过主力舰队决战赢得制海权已不再被各国海军视为“定律”。事实上,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愈发紧密的经贸联系,科技水平的跃升,使得制海权的时间和空间维度都受到极大限制,夺取制海权的目的已超出单纯的军事范畴,海上安全更多地被视为一项全球公共产品,这也促使各国在战略手段的选择上更强调合作,而非纯粹的零和博弈。总之,在美方看来,鉴于种种历史与现实原因,中美新一轮海上博弈及其所开启的权势转移进程,将很难实现半个多世纪前英美两国海上权势的和平转移,摩擦与对抗将长期伴随两国海上互动进程。但另一方面,美方始终认为摩擦与对抗并不必然导致冲突与战争,美方应寻求与中国达成最起码的海上战略谅解,有效管控分歧与摩擦,并尽可能在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与中国展开合作,进而分担其维护海上公共安全的成本。对中国来说,其与美国的海上互动需以三点认知作支撑:一是在中国真正崛起成为一个地区性海洋强国之前,中国仍是两国海上互动中的弱势一方。尽管其与美国的实力差距正逐步缩小,但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仍享有地区海上主导权;二是中国发展海权的道路选择已上升至国家大战略层面,是全民族共同意志的体现,建设海洋强国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由于自身所处地缘环境以及国家战略目标的限定,中国仍应追求旨在维护自身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有限的海权,而不是与美国争夺全球海上领导权;三是美国仍是中国海权发展的最大外部限制性因素,与美国的海上互动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对此,寻求中美海上互动新模式,构建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架构,尽量降低美国对自身海上力量建设和海洋利益拓展的阻碍和干扰,理应成为中国的主要战略选项,而不是权宜之计。
王峥[10]（2017）在《冷战后南海周边主要双边关系研究 ——南海争端下的中菲、中越和中马差异性关系探究》文中提出本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学理论以及政治生态学理论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建构了领土争端下双边关系的“双环境”分析框架,即从双边关系的整体来看（第一层次）,双边关系中领土争端问题的性质和程度构成了关系的内环境因素,双边关系行为体的权力条件和指标性关系条件构成了关系的外环境因素;从双边关系行为体自身的角度来看（第二层次）,关系行为体内部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构成了行为体自身的内环境条件,行为体与外部国家的关系情况构成了行为体的外环境条件。以争端水平为标志的内环境条件决定了领土争端下双边关系的密切度高低,以情境结构为特征的外环境因素影响了领土争端下双边关系的稳定与否,领土争端下的双边关系正是在双重环境的制约与作用下,在关系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演变出不同的关系样式和状态。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具有同种领土争端的双边关系会存在关系状态差异性?影响关系状态差异性的因素是什么?研究对象是海洋领土争端下的双边关系,本研究的案例是南海争端下的中菲、中越和中马关系,运用领土争端下双边关系的理论框架分析南海争端下中菲、中越和中马关系状态差异性的原因,是本文的基本思路。论文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本研究的背景知识、文献回顾以及理论视角和方法论等。第一章是论文的理论框架部分,主要分析了领土争端下双边关系理论的逻辑结构和双环境框架,然后在此基础上梳理了海洋争端下双边关系的双重环境条件及其对双边关系状态的影响机制。第二章是论文的历史回顾部分,主要介绍了冷战后中菲、中越和中马关系的发展历程,以及三对双边关系中南海争端的历史演变进程。第三章主要分析冷战后南海争端下的中菲、中越和中马关系状态以及特征,是南海争端下双边关系差异性的描述性分析。第四章分析了影响南海争端下中菲关系、中越关系和中马关系的主要因素,从多重纬度解析双边关系发展的影响机制。第五章是论文的理论验证部分,也是南海争端下双边关系差异性的解释性分析,分别从南海争端产生时间的先后差别以及关系双方围绕南海争端进行博弈的程度来分析南海问题对双边关系的影响,然后从关系双方的内部性权力条件和外部性关系条件分析外环境对关系的作用。第六章主要对影响南海争端下双边关系未来发展的单元因素和系统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三对双边关系未来演变的基本路径。结语部分主要对本文的分析过程进行总结,回答本研究的主要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学识性的理论再思考和政策性建议。
二、对中印建立互信关系的几点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中印建立互信关系的几点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问题与选题意义 |
| 二、既有研究回顾与评析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弱约束性制度为何扩员 |
| 第二节 国际制度趋弱的现实背景 |
| 第三节 既有学理逻辑的解释与不足 |
| 第二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可能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弱约束性制度 |
| 第二节 两个假定:包容性制度、协调型互动 |
| 第三节 三个假设:权力制衡、规范扩散、功能补偿 |
| 第三章 案例选择的合理性分析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问题概述 |
| 第二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弱约束性界定 |
| 第三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包容性特征和制度互动背景 |
| 第四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权力制衡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相关权力要素:俄罗斯、美欧、中国 |
| 第二节 权力制衡需求:俄罗斯视角下的制衡需求与制衡可能 |
| 第三节 权力制衡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权力制衡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五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规范扩散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价值规范要素:“上海精神” |
| 第二节 规范扩散需求:“上海精神”的扩散需求与扩散路径 |
| 第三节 规范扩散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规范扩散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六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功能补偿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出现 |
| 第二节 在对接协调中获取功能补偿的可行性论证 |
| 第三节 功能补偿对扩员决策的决定性影响 |
| 本章小结 功能补偿是弱约束性制度扩员的必要条件 |
| 总结 |
| 一、总结与结论 |
| 二、基于结论的政策建议 |
| 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2）中印安全困境背景下的上合成员国间冲突调解机制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来源及理论和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创新性和采取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安全困境”及安全合作机制 |
| 第一节 安全困境理论回顾 |
| 第二节 安全合作机制的概念 |
| 第三节 联合国的安全调解机制 |
| 第四节 欧安组织的安全调解机制 |
| 第二章 印度对外战略及中印“安全困境” |
| 第一节 印度对华的传统外交战略 |
| 第二节 莫迪政府的对外战略 |
| 第三节 疫情冲击前后中印安全面临的挑战 |
| 第四节 中印“安全困境” |
| 第三章 上合成员间冲突调解机制建设的现状与前景 |
| 第一节 上合现有安全合作机制 |
| 第二节 上合组织建设成员国间冲突调解机制的必要性 |
| 第三节 上合组织建立冲突调解机制的可能性 |
| 第四节 冲突调解机制建设的优势和短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二、外文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印安全困境的变化及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 一、“安全困境”概念 |
| 二、“一带一路”的印度认知及对中印安全困境的影响 |
| (一)“一带一路”的出台与印度的复杂认知 |
|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印安全困境的发展变化 |
| (三)中印安全困境加剧的原因 |
| (四)中印安全困境加剧的影响 |
| 第一,加大双方的战略互疑、限制双边关系深入发展。 |
| 第二,影响中印双边经贸合作。 |
| 第三,影响中印开展区域与全球治理合作。 |
| 第四,增大双方的安全及国防压力。 |
| 三、中印以构建命运共同体应对安全困境的思路及策略 |
| (一)构建安全共同体的理论基础与国际经验 |
| (二)安全困境挑战下中印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三)中印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原则 |
| (四)以务实合作推动中印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对策建议 |
（4）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中国伙伴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研究的现实背景 |
|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外伙伴关系研究 |
| 二、国内伙伴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安排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中国伙伴关系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交往行为理论 |
| 一、理论选择的反思 |
| 二、交往行为理论内容 |
| 三、对交往行为的认识和借鉴 |
| 第二节 权力合法性与权力的流动 |
| 一、大国权力与合法性 |
| 二、权力的流动与运行 |
| 第三节 国际社会中的交往行为与互动框架 |
| 一、国际关系领域对交往行为理论的应用 |
| 二、构建国际体系互动框架 |
| 第二章 中国伙伴关系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二战后国际体系中的伙伴关系实践 |
| 第二节 冷战时期中国对伙伴关系的认知转变 |
| 一、1953—1973:批判否定阶段 |
| 二、1973—1981:反思接受阶段 |
| 三、1981—1992:实践准备阶段 |
| 第三节 1993年以来中国伙伴关系建设 |
| 一、1993—2002:初期探索时期 |
| 二、2003—2012:深化实践时期 |
| 三、2013—至今:全面展开时期 |
| 第三章 中国伙伴关系的思想内涵 |
| 第一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思想基础 |
| 一、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
| 二、当代中国外交思想 |
| 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
| 第二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战略内涵 |
| 一、伙伴关系之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有效性 |
| 二、伙伴关系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定位 |
| 第三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行为内涵 |
| 一、宣示定位 |
| 二、国际合作 |
| 三、国家情感 |
| 四、国际机制 |
| 第四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权力内涵 |
| 一、产生和积累权力资源 |
| 二、转换和运用权力 |
| 三、获得和施加国际影响力 |
| 第四章 中国伙伴关系的单元互动 |
| 第一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运行框架 |
| 一、内容上的中国伙伴关系 |
| 二、网络状的中国伙伴关系 |
| 三、层次化的中国伙伴关系 |
| 第二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运行逻辑 |
| 一、中国伙伴关系中的权力积累 |
| 二、中国伙伴关系中的合作协调 |
| 三、中国伙伴关系中的弹性稳固 |
| 第五章 中国伙伴关系的系统互动 |
| 第一节 中国伙伴关系与国际体系转型 |
| 一、当前国际关系格局 |
| 二、当前国际体系转型与转型危机 |
| 三、大国伙伴关系网络与国际体系融合 |
| 第二节 中国伙伴关系与中美竞争 |
| 一、中美竞争态势 |
| 二、中美竞争原因 |
| 三、中国伙伴关系在中美竞争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中国伙伴关系与全球治理 |
| 一、全球治理和全球治理体系困境 |
| 二、全球治理中的中国作为 |
| 三、中国伙伴关系中的治理实践 |
| 第四节 中国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 |
| 一、“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建设 |
| 二、“一带一路”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
| 三、“一带一路”与中国伙伴关系的互动 |
| 第六章 中国伙伴关系的战略管理 |
| 第一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战略维护 |
| 一、中国伙伴关系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
| 二、中国伙伴关系的量化评估 |
| 三、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维护的建议 |
| 第二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战略拓展 |
| 一、中国伙伴关系的内容拓展 |
| 二、中国伙伴关系的范围拓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5）新时代中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意义及对新时代的界定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三)对新时代的界定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及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问题 |
| (二)本文创新点 |
| 注释 |
| 第二章 中俄关系进入新时代的演进与成果 |
| 一、中俄关系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演进 |
| (一)从相对冷淡到“相互视为友好国家” |
| (二)面向21世纪建设性伙伴关系发展阶段 |
| (三)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阶段 |
| (四)进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时期 |
| 二、中俄关系迈入新时代 |
| (一)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战略考量 |
| (二)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成果 |
| (三)新时代中俄关系变化的外交视角分析 |
| 注释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俄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 |
| 一、制约新时代中俄关系发展的历史文化因素 |
| (一)中俄边界问题 |
| (二)民族性格差异问题 |
| (三)文化差异问题 |
| 二、制约新时代中俄关系发展的经济因素 |
| (一)两国经济合作尚不够深入 |
| (二)进出口贸易结构性矛盾突出 |
| (三)能源合作依然存在问题 |
| 三、大国战略目标的确定一定程度上影响新时代中俄关系的发展 |
| (一)中俄在中亚地区发展战略上存在分歧 |
| (二)俄在克里米亚半岛问题上给中国外交选择带来了困难 |
| (三)俄罗斯对中国复兴战略存在疑虑 |
| 四、制约新时代中俄关系发展的外部因素 |
| (一)美国因素的影响 |
| (二)印度、越南等国因素的影响 |
| (三)欧盟等西方国家因素的影响 |
| 注释 |
| 第四章 中国的策略应对 |
| 一、采取措施,进一步增强两国政治互信 |
| (一)增信释疑,全面深化两国战略合作 |
| (二)平等互利、相互尊重 |
| 二、进一步构建中俄两国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 |
| (一)加大政府的导向和保障作用 |
| (二)加深交流层次,扩大交流领域 |
| (三)增加两国高素质人才交流 |
| 三、激发新时代中俄经贸合作的新动力 |
| (一)优化贸易结构,深化两国贸易合作 |
| (二)强化贸易合作机制,创造良好的经贸合作环境 |
| (三)继续推动两国能源领域合作 |
| (四)积极促进“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战略对接 |
| 四、进一步加强双方国家战略认同 |
| (一)进一步增强两国发展战略的契合点 |
| (二)促进俄罗斯对我国和平发展战略的理解 |
| 五、照顾对方关切,协同应对外部挑战 |
| (一)照顾对方核心关切,争取俄方在中国核心利益的支持 |
| (二)携手维护地区安全,共同承担国际责任 |
| 注释 |
| 第五章 对中俄关系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 |
| 一、经济领域合作的发展潜力尚待开发 |
| 二、两国的各个层级的政治互信有待加强 |
| 三、军事领域的合作具有广阔前景 |
| 四、两国能源领域的合作方式可以更加宽泛 |
| 五、加强两国人文合作是两国关系深化的黏合剂 |
| 注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构建中印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构建新型中印关系的机遇 |
| （一）全球层面看和平发展仍是时代主流 |
| （二）中印两国国内政策的支持 |
| （三）中印多层次宽领域合作机制的自增强效应 |
| （四）中国拥有日渐提升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战略主动权 |
| 二、影响构建新型中印关系的主要挑战 |
| （一）现实主义思维的影响与冒险主义冲动 |
| （二）相互认知的分歧导致战略猜疑的存在 |
| （三）国际势力的楔子战略与印度的对冲战略相呼应 |
| （四）边界分歧的管控问题 |
| 三、新型中印关系的建设目标 |
| （一）加强战略合作伙伴定位的双边政治关系 |
| （二）构建良性竞合的经济伙伴关系 |
| （三）构建互信透明合作的新型安全关系 |
| （四）发展密切交流、互鉴互赏、包容相亲的人文关系 |
| 四、新型中印关系的构建路径 |
| （一）加强战略对话，提升互信水平 |
| （二）推进双边务实合作 |
| （三）加强地区及全球层面多领域合作 |
| （四）切实提高分歧管控水平 |
（7）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重难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阐释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与内容 |
| (一)外交与外交政策的概念 |
| (二)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内容 |
| (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
| (四)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和平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属性与本质属性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属性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本质属性 |
| 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逻辑 |
| (一)外交政策演进的一般逻辑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理论逻辑 |
| (三)影响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历史逻辑 |
| (四)基于二元维度变化的演进逻辑 |
| 第二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有关和平外交思想的考察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和平观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时代观 |
|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国际关系思想 |
|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和平观念的承继 |
| (一)“和合”思想 |
| (二)“和而不同”思想 |
| (三)“义利双行”思想 |
| 三、近代以来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一)晚清时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二)民国时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四、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 |
| (一)国家主权原则的法理依据 |
| (二)外交原则和惯例的基本规定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初步探索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确立初期的背景 |
| (一)为巩固政权、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的必然选择 |
| (二)“一边倒”的战略选择 |
| (三)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及当前国际任务的判断 |
| (四)国际环境的重要影响 |
| (五)革命惯性的限制 |
| 二、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初步确立 |
| (一)新中国外交原则与框架的建构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石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评价 |
| (一)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取得重要进展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启中国外交崭新局面 |
| 第四章 和平外交政策在特殊阶段的曲折发展 |
| 一、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曲折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国内政策出现转向 |
| (二)动荡的国际形势 |
| (三)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 |
| 二、和平外交政策在曲折中发展 |
| (一)和平外交政策的曲折发展 |
| (二)从“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理论的发展 |
| 三、和平外交政策曲折发展阶段的实践依据 |
| (一)中国共产党为扭转“左”倾思想对外交事务冲击的实际行动 |
| (二)中美关系的缓和推动中国外交发生转向 |
| (三)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开展友好关系为和平外交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
| (四)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推动中国重新融入国际体系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化发展 |
| 一、推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发展的多重因素 |
|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新阶段 |
| (二)改革开放的新任务促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
| (三)对国际局势的精准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
| (四)国家定位与国家利益观的调整 |
| (五)国际局势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
| 二、改革开放背景下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化发展 |
| (一)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新内涵 |
| (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的提出 |
| (三)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 (四)“和而不同”的新理念 |
| (五)“和谐世界”的新构想 |
| 三、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实施 |
| (一)应用和平外交政策处理大国关系 |
| (二)积极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以切实行动维护世界和平 |
| (三)“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
| (四)实现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 |
| (五)重视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升华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背景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 (二)新时代下中国对时代的定位与判断 |
| (三)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与创新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创新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升华 |
| 三、全方位、立体化外交的推进 |
| (一)构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
| (二)构建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 |
| (三)秉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
| (四)以结伴不结盟政策带动多边外交发展 |
| (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 |
| (六)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
| (七)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
| 第七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经验 |
| 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根本保障 |
| 二、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相结合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必要方法 |
| 三、内政外交的互动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内生动力 |
| 四、坚决扞卫国家利益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出发点 |
| 五、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依据 |
| 六、国家角色定位的变化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发展诉求 |
| 七、意识形态因素是影响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重要变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及着作情况 |
（8）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论 |
| 第一节 问题由来及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 研究概况 |
| 二 主要进展和基本观点 |
| 三 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三节 本文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创新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难点与学术创新 |
| 一 研究难点 |
| 二 创新点 |
| 第一章 印度国家身份及其南亚政策 |
| 第一节 印度国家身份定位与发展 |
| 一 国家身份界定及相关理论 |
| 二 政治精英对印度国家身份认知的演变 |
| 第二节 印度南亚政策 |
| 一 知觉、错误知觉与外交决策 |
| 二 印度南亚政策的形成及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印度外交战略及对华政策调整(2000‐2018)---基于《印度外交年报》的文本分析 |
| 第一节 新世纪以来印度的外交战略布局 |
| 一 21世纪初印度外交战略布局 |
| 二 2008 年后印度外交自我定位 |
| 三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的外交重心 |
| 第二节 印度对华政策定位 |
| 一 印度对中国国家身份的界定(1998‐2018) |
| 二 印度对印中关系的定位(2000‐2018) |
| 三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对华认知的转变(2014‐2018)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及态度的演变 |
| 第一节 争议观望期(2013年10 月--2015年7 月) |
| 一 印度政治精英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 |
| 二 印度官方回应 |
| 三 印度的战略盘算 |
| 第二节 不合作期(2015年7月--2017年5月) |
| 一 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关切 |
| 二 印度对中国在印度周边推进互联互通的安全关切 |
| 三 印度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消极合作态度 |
| 第三节 抵制抗衡期(2017年5 月--2018年5 月) |
| 一 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安全关切升级 |
| 二 印度对洞朗事件的认知 |
| 三 印度对中国‐马尔代夫关系的关切 |
| 四 印度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在印度周边地区影响力提升的忌惮 |
| 第四节 竞争合作期(2018年5 月—至今) |
| 一 印中首脑武汉会晤的积极意义 |
| 二 印度大国外交平衡政策回归对印中关系的积极影响 |
| 三 体现印度合作倾向的其他积极因素 |
| 四 印巴领土纠纷投射在中巴经济走廊主权关切的不利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应对 |
| 第一节 印度版“一带一路”概念及主张 |
| 第二节 “邻国优先”政策下印度版“一带一路”互联互通项目 |
| 一 印度强化与邻国关系以维护地区影响力 |
| 二 印度与邻国互联互通代表项目 |
| 三 “邻国优先”政策下的“印度优先”先决条件 |
| 四 对邻国“印度优先”预期落差的积极应对 |
| 第三节 印度抗衡“一带一路”倡议的其他举措 |
| 一 印日联盟及“亚非增长走廊” |
| 二 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 |
| 三 “向东行动”政策对接东盟 |
| 四 重新审视非洲及中亚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影响印度认知的因素及印度视角下双边关系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错误知觉产生的原因 |
| 一 身份定位 |
| 二 互信缺乏 |
| 三 历史积怨 |
| 四 西方舆论 |
| 第二节 印度视角下印中关系发展趋势 |
| 一 印度学界及智库对双边关系发展的研判 |
| 二 “一带一路”背景下印度政治精英对双边关系走向的认知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海权评估及其政策因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 概念界定与探析 |
| 论文的主要议题和写作思路 |
|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论文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美国战略界眼中的海权与中美关系 |
| 1.1 海权是美国战略界经久关注的重大战略议题 |
| 1.1.1 美国海权的一般逻辑及其发展演变 |
| 1.1.2 美国对于海上霸权和海洋秩序的双重护持 |
| 1.2 海权与中美关系的历史嬗变 |
| 1.2.1 19世纪中后期至冷战前中美关系中的海权因素 |
| 1.2.2 冷战时期中美关系中的海权因素 |
| 1.2.3 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中的海权因素 |
| 1.3 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的海权维度 |
| 1.3.1 美国战略界对于中美关系的再思考与战略调整 |
| 1.3.2 美国战略界对中美关系中的海权议题的再思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战略界关于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动力的评估 |
| 2.1 牵引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动力:历史维度的透视 |
| 2.1.1 辉煌与挫折交织的中国海权演进历程:助推中国海权发展的智识基础 |
| 2.1.2 借鉴过往守成国与崛起国海上博弈的经验教训:中美实现海上权力和平转移仍存在“不确定性” |
| 2.2 牵引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动力:理论维度的透视 |
| 2.2.1 新兴国家海权崛起的一般规律及其逻辑辩证关系 |
| 2.2.2 从“陆海二元对立”到“陆海统筹”:中国海洋政策转型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
| 2.3 牵引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动力:现实维度的透视 |
| 2.3.1 对“建设海洋强国”背景因素的评估 |
| 2.3.2 对“建设海洋强国”的基本认知及其与国家大战略目标的对接 |
| 2.3.3 对“建设海洋强国”具体实施情况的评估 |
| 2.3.4 “建设海洋强国”对于中国周边海域及美国自身的影响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战略界关于中国海军力量建设进程的评估 |
| 3.1 对中国海上军事学说构成要素的评估 |
| 3.1.1 对以马汉为代表的西方经典海权理论的借鉴与吸收 |
| 3.1.2 对“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继承与运用 |
| 3.1.3 “海军民族主义”的存在及其影响 |
| 3.2 对中国海军战略转型进程的评估 |
| 3.2.1 基础能力提升阶段(2004 年至2006 年) |
| 3.2.2 初步涉足西太平洋地区(2007 年至2009 年) |
| 3.2.3 实现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常态化部署(2010 年至2012 年) |
| 3.2.4 逐渐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结合”演进(2013 年至2014 年) |
| 3.3 对中国海军战略转型认知依据的评估 |
| 3.3.1 对中国重要海洋利益的评估 |
| 3.3.2 对中国面临的周边海上安全风险的评估 |
| 3.3.3 中国的主要海上战略目标:近海与远海的统筹 |
| 3.4 对中国海军总体作战效能及未来发展走向的评估 |
| 3.4.1 对中国海军总体作战效能的评估 |
| 3.4.2 对中国海军未来发展走向的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战略界对于中国海上实践的核心战略关切 |
| 4.1 对中国提升所谓“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的关切 |
| 4.1.1 美方对中国所谓“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的评估 |
| 4.1.2 美方应对中国“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的相关举措 |
| 4.2 对中国与邻国海洋争端的关切:以南海地区作为考察重点 |
| 4.2.1 南海争端的具体表现类型及中国的主要战略目标 |
| 4.2.2 中国在南海争端中的战略应对:战略层面的“拖延战略”与战术层面的“胁迫策略”相结合 |
| 4.2.3 美国在南海地区的主要利益关切及其策略应对 |
| 4.3 对中国海权拓展的战略取向的关切:以印度洋地区作为考察重点 |
| 4.3.1 印度洋将成为中国海权拓展的主要战略方向 |
| 4.3.2 中国在印度洋拓展海权的具体战略举措 |
| 4.3.3 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地区保障基地的模式选择问题 |
| 4.3.4 中国向印度洋地区拓展海权的限定性要素 |
| 4.4 对大型水面作战平台服役及其战略影响的关切:以航空母舰作为考察重点 |
| 4.4.1 对中国发展航空母舰的基本条件的评估 |
| 4.4.2 对中国航空母舰具备的功能性要素的评估 |
| 4.4.3 对美国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其应对举措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战略界对华海权评估的美国政策因应 |
| 5.1 美国政府的因应之策:具有高度现实适切性的印太战略谋划 |
| 5.1.1 中美海权博弈的“二元特征”:冲突与合作并存 |
| 5.1.2 印太地缘概念及其缘起探析 |
| 5.1.3 美国印太战略愿景谋划及其“包容性平衡”理念的体现 |
| 5.2 美国国防部的因应之策:对美国《亚太海上安全战略》的解读 |
| 5.2.1 美国防部对于印太海上安全环境的判断 |
| 5.2.2 美国防部关于印太海上安全战略目标的确定 |
| 5.2.3 美国防部关于确保印太地区海上安全的相关举措 |
| 5.3 美国海军及相关军种的因应之策:对制海权的重新掌控 |
| 5.3.1 对变化中的全球海上安全环境及其威胁来源的判断 |
| 5.3.2 新时期美国海军理应具备的五项基本能力与战略素养 |
| 5.3.3 对水面舰艇力量建设的高度关切:获取制海权的关键 |
| 本章小结 |
| 尾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10）冷战后南海周边主要双边关系研究 ——南海争端下的中菲、中越和中马差异性关系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 （二）境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方案设计 |
| （一）理论视角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与困难 |
| （四）研究内容和研究重点 |
| 第一章 海洋争端下双边关系分析的理论视角 |
| 第一节 双边关系分析的理论视角 |
| 一、双边关系的内涵与特征 |
| 二、双边关系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领土争端下双边关系分析的理论视角 |
| 一、领土争端下双边关系的一般特征 |
| 二、领土争端下双边关系的影响因素 |
| 三、领土争端下双边关系的双环境结构 |
| 第三节 海洋领土争端下双边关系分析的理论视角 |
| 一、海洋领土争端下的双边关系特点 |
| 二、宏观因素与海洋争端下的双边关系 |
| 三、微观因素与海洋争端下的双边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冷战后中菲、中越和中马关系与南海问题 |
| 第一节 三对关系中南海争端的现状及特征 |
| 一、南海情况概述 |
| 二、南海的主权声索与争端现状 |
| 三、南海争端的总体特征 |
| 第二节 三对关系中南海争端的历史与发展 |
| 一、南海争端的起源与发展 |
| 二、中菲、中越和中马的南海争端史 |
| 三、中菲、中越和中马南海争端差异性 |
| 第三节 三对双边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
| 一、中菲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
| 二、中越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
| 三、中马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
| 四、中菲、中越和中马关系史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南海争端下中菲、中越和中马关系的差异性 |
| 第一节 三对双边关系的政策差异 |
| 一、对华政策的差异 |
| 二、南海政策的差异 |
| 第二节 三对双边关系定位的差异 |
| 一、关系定位的差异 |
| 二、争端定位的差异 |
| 第三节 三对双边关系的差异性特征 |
| 一、负向性中菲关系 |
| 二、钟摆性中越关系 |
| 三、正向性中马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南海争端下中菲、中越和中马关系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南海争端下中菲关系的影响因素 |
| 一、国际层面的国家因素：同盟国家 |
| 二、国家层面的国内政治因素：领导人特征 |
| 三、国家建构层面的民族建构因素：民族矛盾 |
| 四、战略层面的海洋经济因素：海洋国家 |
| 第二节 南海争端下中越关系的影响因素 |
| 一，国际层面的国家因素：同志国家 |
| 二、国家层面的国内政治因素：党内派系斗争 |
| 三、国家建构层面的民族建构因素：越南民族主义 |
| 四、国家战略层面的海洋经济因素：陆地国家 |
| 第三节 南海争端下中马关系的影响因素 |
| 一、国际层面的国家因素：不结盟国家 |
| 二、国家层面的国内政治因素：领导人特征 |
| 三、国家建构层面的民族建构因素：多民族互动与融合 |
| 四、国家战略层面的海洋经济战略：海陆国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南海争端下中菲、中越和中马关系的差异性分析 |
| 第一节 三对双边关系的争端水平差异 |
| 一、南海争端下中菲关系的争端水平 |
| 二、南海争端下中越关系的争端水平 |
| 三、南海争端下中马关系的争端水平 |
| 第二节 三对双边关系的情境结构差异 |
| 一、宏观因素与南海争端下的双边关系 |
| 二、微观机制与南海争端下的双边关系 |
| 第三节 三对双边关系的密切度和稳定性差异 |
| 一、三对双边关系的密切度比较 |
| 二、三对双边关系的稳定性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南海争端下中菲、中越和中马关系的未来趋势 |
| 第一节 影响三对双边关系未来发展的单元因素 |
| 一、域内因素 |
| 二、域外因素 |
| 第二节 影响三对双边关系未来发展的系统因素 |
| 一、南海问题行为体结构变迁 |
| 二、南海地区权力结构重构 |
| 第三节 三对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及中国应对 |
| 一、中菲关系的未来趋势及中国应对 |
| 二、中越关系的未来趋势及中国应对 |
| 三、中马关系的未来趋势及中国应对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四、对中印建立互信关系的几点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D]. 彭昕. 外交学院, 2021(10)
- [2]中印安全困境背景下的上合成员国间冲突调解机制建设[D]. 洪文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
- [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印安全困境的变化及应对[J]. 张立. 南亚研究, 2020(03)
- [4]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中国伙伴关系研究[D]. 马程. 吉林大学, 2020(06)
- [5]新时代中俄关系研究[D]. 唐陶然.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6)
- [6]构建中印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J]. 张立.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2020(01)
- [7]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D]. 唐诗.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D]. 张丽.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海权评估及其政策因应研究[D]. 季澄.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2)
- [10]冷战后南海周边主要双边关系研究 ——南海争端下的中菲、中越和中马差异性关系探究[D]. 王峥. 外交学院, 201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