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与官文化批判——读刘永佶新著《中国官文化的奠基者与批判家——孔子与毛泽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孔子论文,新著论文,文化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现代化，是近百来中国有志之士的共同志向，但在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问题上，却存在着不同看法。刘永佶教授的新著《中国官文化的奠基者与批判家——孔子与毛泽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以下引文均只注明页码），抓住现代政治改革这个现代化的关键，从中国特有的官文化角度，论证了中国现代化问题，其立意独特，思路新颖。
“官文化”是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长期探索中首先提出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是中国两千多年官僚政治的思想基础。又是由官僚政治所推广并维护的意识形态。它由孔丘奠基，经历代帝王将相、儒学宗师的承继和发扬，成为中国两千多年传统文化的骨架。2500年后的毛泽东以他伟大睿智的思想和毕生的精力对官文化进行了全面透彻的批判，并在批判的过程中开创了民主文化的新阶段，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代表。中国在两千年的发展史上，曾受益于官文化，而在近现代的进一步演进中，又受阻于官文化。创立官文化和批判官文化，都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关键，正是在这两个点上，孔丘和毛泽东起到了他们的历史作用。作者通过对他们的考察，为我们批判官文化，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纵览全书，有以下几方面内容及特点：
一、揭示了中国官文化形成的原因
“官文化是中国的特产”。（359 页）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重大区别不仅在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成得比欧洲早得多”，而且与欧洲封建制度只有领主贵族制一种形式相比，中国封建社会却经历了两大阶段：领主贵族阶段，地主官僚制阶段。“正是由于以秦统一中国为标志的地主官僚制的建立，即封建社会第二阶段的出现及其长期统治，才形成了中国官文化的基础。”（14页）
中国的官僚政治是以孔丘的儒家学说为理论基础的。作者在书中，从中国官文化奠基者意义上对孔丘及其学说进行了分析。孔丘所处的春秋末期，正是从领主贵族制向新的地主官僚制的过渡时期。作为社会大变革产儿的孔丘，把周公所制定的礼看成是最理想的社会秩序，把“复礼”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其实质就是要以《周礼》的原则，建立一套稳定、持久的金字塔型的官僚制度和社会秩序，以维持封建君主的权威。为了“复礼”，孔丘倡导“仁学”和“仁政”；为了“复礼”，孔丘一生刻苦学习和修炼学问，因为他知道没有政权这个条件，“复礼”只能是一纸空文。当他为政不成功时，就把教授弟子作为自己的事业，创建了中国最早的私立“管理干部学院”，“将为政和作官的窍门和本事，传授给普通人”。（96页）这样，孔丘及其儒教为中国官僚政治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依官僚政治这个载体而得道统两千余年。而中国两千年的官僚政治、又是以儒教为其灵魂，不断循环反复，运转如斯。“官与儒这种相依为命，也就在政治、思想、教育的世代演化中，生就了中国所特有的官文化。”（147页）
二、评价了中国官文化的历史作用
从秦汉以降的官僚体制和官文化，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应抹煞的，应当对它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就官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促进作用，作者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它是中华民族两千余年来存在和领先于世界其他民族的内在条件之一。官僚政治和官文化维持了社会生活的相对稳定和秩序化，保证了小农经济发展，并使与农业和手工业相关的各种技术和科学知识得到普遍发展。天文、地理、水利、历法、算学、医学、农学、药学、印刷、造纸、冶金铸造，等等，都曾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这四大发明，不仅使历史上的中国人大受其益，而且使现代中国人感到自豪。”这些，都是欧洲诸国同时期所不具备的，中国在明朝以前的繁荣和领先地位，与对当时来说先进的官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153页）
第二，中国官文化对于尚处于贵族政治阶段的四邻诸国，以至欧洲国家的发展，也起到了重大的启示作用。法国的启蒙学者看到，中国的专制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它是以统一的行政管理，而不是贵族分权式的统治来治理国家的。由此兴起的对中国产品、生活方式的宠爱和模仿，对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推崇，甚至使他们将中国看成是最为理想的社会模式，还有人干脆提出“全盘华化”的口号。
第三，官文化的某些因素，被欧洲国家所吸收，已被改造为其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例如一直沿用至今的英国的官员考试制，通过改造后的西方官与僚的分工制，都可看到中国官文化的影响作用。
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了两千余年的官文化已不能适应现代中国和人类的发展，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之一。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要在先进的思想指导下，遵从人类现代发展的大趋势，从发展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角度，解决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官文化是与这个历史的大趋势相对抗的。
首先，官文化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很早就出现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显成为破坏小农经济，进而破坏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的重要因素。因此，抑商就成为封建社会的一个基本经济政策，而广泛、深厚的官文化，又制造了一个强烈的氛围，从官方到民间，不仅抑商，而且贬商、损商。抑商政策不仅堵塞了商人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正常渠道，遏止了商人资本促使封建经济瓦解的积极作用，而且也强化了商人资本的封建性格，迫使它与官僚、地主、高利贷融为一体，成为封建经济的附庸。因此，当17、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迅速崛起，即将征服整个世界之时，曾经在许多方面领先于世的古老中国被远远地抛在后面。
其次，官文化压制了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是人类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主要方面。”（343 页）它是与商品经济发展相呼应的。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是在反对贵族政治的过程中形成的，并在推翻贵族政治之后确立了自己的统治。这种政治形式的出现，使西方国家在政治上摆脱了原来的落后状态，步入世界的现代化行列。而中国由于官僚政治和官文化的长期统治，商品经济发展缓慢，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一直没有得到大发展。新中国建立后，虽然加快了向现代化民主政治迈进的步伐，但是由于官文化残余的存在，并通过对新政权的腐蚀，仍“严重地障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压抑了人民群众民主权力的行使，阻挡着中华民族民主文化的建设和发展。”（346页）
三、指出了批判中国官文化的原则和目的
当中国官文化，以各种渠道溶入文明长河之后，人类又会以其自身的智慧和力量来净化它。在这个净化过程中，毛泽东不仅起了开创性作用，而且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第一，毛泽东对中国官文化的批判，不只局限于言论上的批判，而更侧重于行动上的抵制。毛泽东作为中国官文化的批判家，主要的作用在于他以自己所领导的社会变革，推翻了旧的官僚制度，并在建立新的政治体制时，力求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具体化，并努力克服官文化的负作用。
第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原则，明确提出“造反有理”，这是对以“治人”、“驭民”为主要内容的官文化针锋相对的批判。在封建官僚及儒学家的心中，“理”就是官治民，民顺官；反之，则就是违理，就是“造反”。他们始终认为压迫有理、剥削有理，而造反是无理的。这种观念流传了几千年，似乎成了不可改变的定律。毛泽东站在’民”的立场，为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正名”；他“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说明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理应归劳动者所有；以剩余价值论来说明剥削是不合理的；以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来指导自己所率领的革命运动；以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来分析自己所建立的新政权中官僚主义及各种腐败行为，并主张以民主的方式来防止、克服这些反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并带领人民群众与之作斗争。”（289页）
第三，处于大变革时期的毛泽东，首要任务就是推翻官僚政治，批判官文化。因此，斗争哲学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其斗争矛头主要所指，就是中国官文化，而毛泽东对官文化的批判，又是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指导下进行的。官文化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的意识形态，也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由其统治地位制约和影响，而成为中国两千余年的社会意识形态。毛泽东对中国社会阶级的分析，不仅指明了官僚制度的阶级基础，而且从经济与政治统一的角度，揭示了官文化的历史根源。
第四，“推翻官僚政治，批判官文化，目的在于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形成新的民主文化”。（300 页）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从发展的角度看，人民民主专政，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官文化及官僚政治的批判，是埋葬官文化的过程，一是通过政治变革，逐步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批判与建设是有机结合的。
批判官文化，是要通过对历史上曾存在的文化进行分析，探寻现实文化的来源，进而以文化的历史演进，找出解决现实生活矛盾的方向和途径，从而促使文化和社会向现代化方向发展。这是作者研究官文化的初衷，也是批判官文化的价值所在。作者通过对中国两位文化巨人——孔丘与毛泽东的对比中，从对他们思想体系的分析中，从孔丘这个“官”的代表和毛泽东这位“民”的化身区别中，看到了中国官文化的历史渊源和批判官文化的现代意义，这对我们探讨中国特殊经济规律具有方法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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