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改革的深化，在近20年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从较为简单、粗放的发展阶段进入到一个复杂的转折时期。理论分析和国际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的这一新阶段中，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将发生重大变化，那种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支持的粗放型增长会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这时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就必须提高要素的利用效率，走集约型增长的道路。
既然提高要素生产率是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所在，那么如何促进生产率增长就自然成为我们关心的问题。就目前的认识水平而言，生产率提高的机制主要是产业结构转换、科学技术进步和内生经济增长等。产业结构的转变一直是经济增长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从库兹涅茨提出现代经济增长概念以来，已有大量的关于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变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到，与科学技术进步和内生经济增长是通过提高部门生产率来达到促进整个经济的效率水平的作用机制不同，产业结构转变对生产率的影响是通过将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从而平衡要素在不同部门的生产率来达到提高全社会平均生产率水平的。当前在我国，由于制度和政策等因素影响，生产率在不同部门间的非均衡现象非常普遍。因此，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来实现产业间生产率的均衡化，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
（一）产业结构变动的集约增长效应
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变的关系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在竞争均衡的假设下，经济增长是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变化长期作用的结果。所谓竞争均衡是指经济制度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维持均衡价格，从而资源存在着长期的有效配置。这意味着所有部门的劳动和资本都能带来相同的边际收益，部门之间劳动和资本的转移不可能增加总产出，也即不存在任何结构效应。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上述观点不同，结构主义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而结构转变通常是在非均衡的条件下发生的。因此，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够加速经济的增长，也即结构效应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
显然，新古典理论的竞争均衡假设是有缺陷的，而结构主义的观点则得到了广泛的实证支持。一方面，库兹涅茨和钱纳里等人通过大量的统计分析得出结论：经济总量的增长依赖结构的转换；在一定的条件下，产业结构的转换率越高，经济总量的增长就越迅速。另一方面，战后新兴工业化工国家的发展经验也表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是加快经济增长的一个本质要求。
如果我们根据要素的利用方式来对经济增长的方式进行分类，那么粗放增长是指通过增加要素投入实现的经济增长，而集约增长则是指通过提高要素效率实现的经济增长。由于产业结构变动是影响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产业结构的增长效应是通过提高生产率这一途径实现的，因此，产业结构变动不仅具有增长效应，而且属于集约增长效应。
产业结构变动，也即资源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再配置（包括存量再配置和增量再配置），对生产率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一是高度化效应，二是合理化效应。前者是指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时导致的不同生产率部门的比重变化对总生产率的影响，后者是指由于资源在部门之间的流动降低了经济的非均衡程度，从而改善了部门之间的联系状况而对总生产率的影响。
衡量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先取被研究的两个部门（如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的差，再将具有较高边际产品的部门中要素所占比重的增加量与该要素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相乘，然后再将这个乘积同上面的差相乘。据S.罗宾逊采用这一方法估计，从1958～1966年，39个国家的劳动和资本在农业和工业间的转移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分别为0.57和0.20个百分点，对年平均增长率的贡献达到16%。（注：A.P.瑟尔瓦尔：《增长与发展》，第108～114页。）。
第二种方法是取不同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然后从总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中减去这一数字，余下的差就是由于资源在各部门中转移而提高的生产率，也即资源的再配置效应。M.赛尔昆根据多国模型中的有关数据，采用以上方法估计了在各个不同时期资源的部门再配置对增长的作用。尽管在这种估计中必然包含着一定的误差，但仍基本上可以反映产业结构变动对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资源再配置效应在各个发展阶段的作用大致经历了一个最初加速而后放慢的过程，这一变化态势实际上反映了资源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然后再向服务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在工业化阶段，资源再配置效应是总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均收入1120～2100美元阶段，资源再配置效应达到最大，其对产出增长和总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11%和26%（注：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第346页。）。
（二）生产率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
我们知道，不同产业的生产率水平和生产率增长率各不相同，当资源在产业之间进行再配置时就会产生资源再配置效应，从而构成总生产率增长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而成为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应明确的是，只有满足一定条件的产业结构变动才能起到促进总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这些条件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源必须流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二是资源的流动不能破坏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而由于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一定的范围内具有较大的弹性，因此促进资源流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就成为将现有的产业结构推向具有更高经济效率的产业结构的关键所在。
要使资源真正流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就必须对不同产业的生产率水平和生产率增长率进行评价。关于这一问题，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几个“典型化的真实”（注：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第323、326、339页。）：(1)在多数时期内，农业的生产率明显地低于经济中的其他部门的生产率，但从一个较长的时期看，农业的生产率水平并不是始终低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水平；(2)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的生产率水平和生产率增长率一般要比服务业部门高；(3)在制造业内部，重型制造业比轻型制造业的平均生产率要高，而且增长速度要快。(4)在发达阶段，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要快于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显然其中的部分“事实”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经验验证（例如“事实”4），而且各国产业的具体情况也可能不完全符合这种一般趋势，但从总体上看，可以认为这些描述基本上反映了产业间生产率变化的实际情况。
产业结构在工业化阶段的演变规律是：在总产出构成中，制造业所占比重上升，初级产业所占比重下降；在制造业产出构成中，重型制造业所占比重上升，轻型制造业所占比重下降；在就业构成中，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农业所占比重下降；在总投入中，中间投入所占比重上升等等。如果将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与产业间的生产率变化状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那么可以看到，产业结构的演变实际上是沿着提高生产率的方向推进的。也就是说，生产率提高快的产业，其发展潜力就大；而生产率增长相对较慢的产业，其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就会不断下降。这样，从长期的角度看，产业结构的演进就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逻辑地联系起来了。
比较而言，工业化发展阶段最引人注目的结构变化是制造业在总产出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制造业的发展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从需求方面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食物等必须性消费的比重减少，其他需求逐渐转向非必须性消费，这意味着人们要求消费更多的工业制成品，因此制造业产品的需求的收入弹性较高，其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从供给方面看，由于制造业的生产过程具有收益递增的性质，可以获得规模效应、学习效应和专业化的机会等，因此，制造业具有比其他产业更高的生产率，制造业的增长可以提高平均的生产率水平，从而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进一步地，经济增长所需要的结构转换还不仅是以产业划分的工业化进程，同时也是产业内部的结构升级过程。各国的工业化经验表明，制造业的内部结构也要先后经过以消费品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加工组装型工业为主的发展阶段。
在明确制造业作为引导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处理好制造业与农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在结构转换过程中，农业承担着为工业提供原料、为部分工业品提供市场、为国家提供税收、为进口需求提供外汇等任务，而服务业则具有提高直接生产资本的效率、吸收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功能，如果农业和服务业的滞后发展违反了产业之间存在的相互约束，就可能阻碍整个经济的增长。国外学者在关于1960～1979年多个国家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农业增长率和工业增长率以及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注：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第330页。）。
以上分析表明，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工业化水平，而工业化水平又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内容。数量上的工业化是指制造业产出在整个经济产出中所占的比重，工业化质量则主要是指制造业内部的结构状况。工业化的数量和质量都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三次产业结构的增长效应与调整方向
（一）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及增长效应实证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我国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1提供了1978年以来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的变动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到，按当年价格计算和按可比价格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有很大的差异。由于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产业结构的变动中包含了产业之间的比价变化，从而难以准确地反映产业之间实际产出关系的变动，因此，比较产业结构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的变动状况应该按可比价格进行计算。在按可比价格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一次产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28.1%下降到1996年的11.8%，18年间下降了16.3个百分点；第二次产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48.2%持续上升到1985年的49.1%，1990年的51.2%，1996年的62.6%，其中1978～1990年的12年间只上升了3个百分点，而1991～1996年的6年间则上升了11.4个百分点；工业比重的变动情况与第二次产业基本相同，从1978年的44.3%提高到1996年的58.8%，其中前12年仅提高2.9个百分点，而后6年则提高了11.6个百分点；第三次产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23.7%分别上升到1985年的28.4%和1990年的30.1%，但进入90年代以来，这一比重有所下降，到1996年为25.6%，只比1978年高1.9个百分点。总起来看，上述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状况基本上与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相符合，也即第一次产业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二次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第三次产业的比重也呈上升趋势。
工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并且这一比重不断上升，表明在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工业增长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工业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从速度方面的影响看，1979～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9%，工业增加值增长12.0%，工业增长速度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达到50.4%，而第一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的同一指标值仅分别为12.7%和31.3%。从质量方面的影响看，工业增长是否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促进作用，关键是看工业增长效率是否高于其他产业的增长效率。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察改革以来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对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关于测算具有不同要素生产率的部门之间的资源再配置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到目前为止比较简单实用的方法是M.赛尔昆的资源再配置效应(TRE)模型。所谓资源再配置效应就是指总生产率增长率与部门生产率增长率加权平均数的差距。从理论上说，当劳动和资本等资源向生产率或生产率增长率较高的产业流动，或者资源的流动减少了整个经济的非均衡程度从而使得结构趋于协调时，这种资源再配置就会产生较大的效应；而当资源流向生产率较低且增长较慢的产业，或者资源的流动破坏了产业间的约束，从而加深了整个经济的非均衡程度时，资源再配置效应就会减少甚至是负值。资源的再配置效应(TRE)的计算方程是：
TRE=G[,a]-∑P[,i]G[,ai]
式中，TRE为资源的再配置效应，G[,a]为总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ai]为i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P[,i]为i部门的产出比重。
运用这一模型具体测算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资源再配置效应(TRE)时，首先需要计算全社会和三次产业各自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因此必须获得以下统计数据：全社会和三次产业各自的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数和资本存量。前两项数据可以从《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得，而全社会和各次产业的资本存量数据则成为分析中面临的最大困难。我们采用郭克莎提出的方法（注：郭克莎：《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第61页。），通过新近获得的统计数据对资本质量进行如下近似估算。估算的过程是：(1)估计基年的资本总额。我们以1952年的资本总量2000亿元为依据，这个估计最初是由经济学家D.H.帕金斯做出的，一般认为比较接近实际情况。(2)以历年的按可比价格计算的资本形成总额作为资本增量，这项数据可以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提供的资料通过换算获得。(3)以基年的资本总额为基础，用上年的资本存量加上当年的资本增量得到各年的资本总额，对1978年以来各年的资本总额数据进行5年移动平均处理以减少改革以来固定资产折旧率变动的影响。至此已得到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全社会资本存量，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在三次产业中分配这一数值。(4)计算三次产业各自在全社会新增固定资产累计总额中的比重，同时对这一比重进行5年移动平均处理以减少年度间的波动影响。(5)用上述比重乘以全社会资本存量，推算出三次产业各自的按可比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
通过增长因素分析法进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时，如何确定比较符合实际的劳动和资本的产业弹性是另一个关键问题。一般的做法是运用要素的边际产出等于其边际收入的假设，以劳动和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来近似替代两者的产出弹性。在我国，要素的边际产出与边际收入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且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也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这里，我们根据在多数相关研究中两者的取值范围，确定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6和0.4。
表2是1979～1996年全社会和三次产业各自的产出、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就全部经济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4.47%，这一数字较大幅度地高于多国模型中各个增长阶段0.44%～3.11%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改革以来我国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由于规模效应和学习效应的作用，在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间通常又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从三次产业的情况看，第二次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达到5.58%，第一次产业为3.42%，第三次产业仅为2.19%。这组数字基本上与描述各次产业生产率增长率之间差别的“典型化的事实”相符合。第二次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最快，除了其中制造业的固有特性的作用外，这一时期对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进行了大量引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第一次产业相对较快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主要是由于制度变革大大提高了原有要素利用效率的缘故；相比之下，第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1)为了改变我国第三次产业长期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局面，改革以来我们比较重视第三次产业的发展问题，但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往往需要进行大量的投入。从表2中也可以看到，第三次产业的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7.50%和10.18%，远高于第一次产业和第二次产业的要素投入增长，但另一方面第三次产业的性质又决定了其投入一般需要经过较长的时期才能取得产出，由此导致这一时期第三次产业的生产率增长较慢。(2)第三次产业所包括的基础设施、商业、金融、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部门往往处于政府较为严格的管制之下，而政府管制通常又是和低效率联系在一起的。
根据表2的数据，通过资源再配置效应(TRE)模型可以求出1979～1996年我国三次产业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及其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结果列于表3。从表中可见，我国改革以来三次产业的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30%，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为6.7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04%。考虑到我国1979～1996年这一发展时期大致相当于多国模型中280～560美元和560～1120美元这两个阶段，如果与多国模型中的有关数字进行比较，从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大小看，我国的数字略为超过280～560美元这一阶段的0.29%，但较大幅度地低于560～1120美元阶段0.56%的水平；但从资源再配置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的贡献看，我国的数字与多国模型前一阶段的21%和5%以及后一阶段的25%和9%均有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反映了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对增长的影响较小，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水平。
（二）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三次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角度看，应该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加生产率水平较高和生产率增长较快的产业的比重，降低生产率较低的产业的比重，从而提高产业结构变动所产生的资源再配置效应。但在实际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诸如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解决就业问题等目标也常常成为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
如果与其他国家的产业结构进行比较，目前中国三次产业结构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第二次产业的比重偏高，第三次产业的比重偏低。从表4中可以看到，我国第二次产业的比重不仅大大高于同属低收入水平的印度，而且也高于处于更高发展阶段的一些大国，如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联邦、巴西、马来西亚、韩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另一方面，我国第三次产业的比重又较大幅度地低于这些国家的水平。根据这一比较结果，有些学者得出未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是降低第二次产业的比重，同时迅速提高第三次产业比重的结论。
应该看到，仅仅通过产业结构的国际比较来判断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很容易产生片面性。第一，虽然我国的第三次产业确实存在着发展滞后的问题，但实际差距可能并不像产业结构的国际比较中反映出来的那么严重，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统计口径和价格因素的影响。一是部分服务业没有进入统计范围；二是尽管改革以来服务业的价格水平提高幅度快于工业价格水平的提高幅度，但两者之间的比价仍然有利于工业。如果将这两方面的因素考虑进去，那么第二次产业的实际比重会有所降低，而第三次产业的实际比重将会上升。第二，在我国目前所处的工业化阶段，由于大批量生产等作用，制造业的增长通常要快于服务业的增长。而且从需求方面看，我国的人均工业制成品占有量还很低，因此制造业还存在着很大的增长空间。另外，从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中也可以看到，当人均国民收入从140美元提高到2100美元时，服务业在总产出中的比重也只是略为上升。这就表明，第三次产业的长足发展必然是在工业化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这在各国的经济发展史上是有根据的（注：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第58～60页。）。第三，由于我国的第二次产业的生产率水平和生产率增长率均高于第三次产业，因此在一定的时期内，如果在提高第三次产业比重的同时又急于降低第二次产业的比重，那么，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动将可能产生较低的甚至是负的资源再配置效应，从而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生不利的影响。实际上，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快于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一结论不仅在工业化阶段成立，而且与第4个“典型化的事实”相反，一些发达国家在后工业化阶段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表5就反映了近年来日本和美国的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快于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的事实。这些证据进一步加强了N.卡尔多早在60年代就提出的观点：即使在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过程的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增长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注：杨宏儒：《工业组织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第24页。）。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给予说明。产业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市场条件下，生产率水平的高低和增长的快慢对产业结构变动起着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生产率提高较快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趋于上升，而生产率增长较慢的产业的比重则有所下降。既然近年来日本和美国的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快于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而这两个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则是制造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这里似乎存在着理论与实际不相符合的情况。但深入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个表面上的矛盾实际上是由价格变动因素引起的。我们知道，生产率通常是按不变价格进行计算的，其变动趋势一般不会受到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而产业结构通常则按当年价格计算，所以产业结构变动就受到各个产业的实际产出增长率和产业间相对价格变动率的共同影响。另一方面，理论和实证分析都已经证明，从价格变动的长期趋势看，生产技术进步的快慢与价格的相对升降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注：李丰：《试论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济研究》，1991年第9期。）。这样，与服务业产品的价格相比较，技术进步较快的制造业的产品价格就会相对下降。也就是说，在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产业结构中，价格因素的作用一般更多地倾向于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同时降低制造业的比重；如果扣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那么产业结构的变动状况可能就会有所不同。实证分析也经常显示，按当年价格计算和按不变价格计算（也即扣除了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的产业结构状况往往会有很大的差异。例如，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分析，如果按当年价格计算，美国的制造业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1950、1960、1970、1980和1986年分别为29.1%、28.0%、24.8%、21.3%和19.5%，在36年间下降了9.6个百分点；而如果按1982年美元计算，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上年份分别为21.4%、20.3%、21.0%、20.9%和21.9%，同期制造业的比重一直在20%～22%的范围内波动，并没有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向（注：王豪等：《高技术化的西方工业》，第87页。）。
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显示，当经济增长由第二次产业主导转向第三次产业主导，也即产业结构实现由第二次产业为主向第三次产业为主的结构转型时，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都会出现一个放慢的过程。而从不同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中也可以发现，第三次产业所占比重较大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通常比正在进行工业化的第三次产业比重相对较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要低一些。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最近的测算，1960～1990年，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等8个发达国家平均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11.5%，而同期21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13.3%；另一方面，以上国家1960～1973年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又都程度不同地高于1974～1990年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注：V.Nebru和A.Dhareshwar:《New Estimates of TFP Growth for Developing and Industrial Countries》，转引自王君：《产业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开放时代》，1996年第5期。）。当然，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由于经济增长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发达国家由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可能是使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具有不同生产特性从而生产率变动趋势不一的产业之间的结构变动无疑也会对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增长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些结果表明，在制造业还存在着很大的增长空间时，如果过早地去追求由服务业带动经济增长的结构转型，那就可能会使经济的快速高效增长受到实质性的损害。
基于上述原因，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动不应该同时出现第二次产业比重迅速下降和第三次产业比重急剧上升这种情况。但另一方面，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中工业的比重又确实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上，由此使得数量上的进一步工业化难以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由于服务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高于工业，因而服务业一定程度的快速发展又有利于就业压力的缓解。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应该是：第一次产业的比重继续下降，第二次产业在大致保持现有比重基础上略有上升，第三次产业比重有所上升。
三、工业结构的基本状况和升级重点
三次产业结构的分析表明，我国数量上的工业化已经基本从形式上完成了，因此未来进一步工业化的重心应该放在提高工业化的质量上。由于工业内部的结构状况是构成工业化质量的重要内容，所以我们这里着重分析工业结构的基本状况，并以提高生产率为目标探讨未来工业结构的升级重点。
（一）工业结构的基本状况
考察工业结构的状况，必须既要分析工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同时又要评价工业结构水平的高低。我们首先来看工业产出结构的变动情况。表6给出了分别按当年价格和可比价格计算的总产值结构，其中，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总产值结构采用的价格缩减指数，是按食品和衣着类、一般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类、重加工业类、采掘工业类、原材料工业类等分类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它们依次被用来扣除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重加工业、采掘工业和原料工业的总产值中的价格变动因素。从表中可以看到，改革以来按当年价格计算和按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产值结构的变动有很大的差异。在按当年价格计算的总产值结构中，1996年与1980年相比，加工工业的比重只是略为上升了0.92个百分点，其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下降了5.89个百分点，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上升了3.15个百分点，重加工业上升了3.66个百分点；而在基础工业中，采掘工业的比重下降了0.76个百分点，原料工业的比重下降了0.16个百分点。在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总产值结构中，加工工业的比重从1980年的70.32%提高到1996年的81.45%。1980～1996年，加工工业的比重上升了11.13个百分点，其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下降了6.19个百分点，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上升了12.48个百分点，重加工业上升了4.84个百分点。在基础工业内部，采掘工业的比重从1980年的7.37%下降到1986年的3.26%，下降4.11个百分点；原料工业的比重则从22.31%降低到15.29%，下降7.02个百分点。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改革以来我国工业的产出结构具有非常明显的高加工度化趋势，并且这种趋势主要是由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重加工业支持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持续上升，从而导致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迅速增长。又由于行业间存在着基本的投入产出联系，对中间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大幅度上长，这种中间需求的上升正是造成提供机器设备和各种制造机械等重加工业得以快速增长的重要基础。
制造业产出结构的变化是反映工业内部结构变动趋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表7提供了80年代以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净产值）结构的变动数据。从80年代以来，制造业27个行业中产出比重升幅较大的行业主要有食品工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烟草加工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产出比重降幅较大的行业主要有纺织业、机械工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橡胶制品业等；产出比重有所上升的行业有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其他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等；产出比重有所下降的行业有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其余制造行业产出比重则保持相对稳定。
上述制造业各行业由于增长速度的差异导致的产出比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行业的发展潜力。在产出比重升幅较大的行业中，电了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其产出比重的迅速上升反映了制造业结构的技术集约化发展态势；其余的食品工业、饮料制造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属于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内需求稳定上升的行业，这两类行业都处于成长时期；另一方面，产出比重降幅较大的行业则呈现出某种饱和状态，反映了成熟产业的特性。对于这些行业来说，仅靠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已难以使其进一步发展，必须依靠技术升级、增加品种和提高产品质量才能得到维持和提高。
如按照联合国《世界工业统计》中的分类，把食品、饮料、烟草、纺织、制衣、制鞋和制成纺织品、木制品和家具、印刷和出版、橡胶制品和塑料制品、其他等行业划分为轻型制造业，把造纸和纸制品、工业化学和其他化学制品、石油和煤产品、非金属及制品、基本金属、金属制品等划分为重型制造业，那么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统计资料均表明，制造业结构变化的一个基本趋势是重型制造业的发展快于轻型制造业的发展。改革以来我国制造业结构的变动也基本遵从了这一趋势。从表7可以看到，重型制造业的比重从1980年的62.54%提高到1996年的63.69%，轻型制造业的比重则相应从37.46%下降到36.31%。
由于改革开始时我国的重型制造业比重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因而这一时期的重化学工业化趋势并不十分明显，1980～1996年，重型制造业的比重仅提高1.15个百分点。
从国际比较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产出构成具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既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结构水平上的差距，同时也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结构未来的发展趋势。这里以日本制造业的结构状况进行比较。从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日本的制造业结构先后经历了重化学工业化、高加工度化和技术集约化等三个阶段。从1973年开始，日本的制造业结构开始出现技术集约化的特征。1975～1989年，日本制造业结构中比重明显上升的行业是电气机械和运输机械，比重下降最大的行业是钢铁和纤维，这种结构变化正好反映了日本制造业的重心从传统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到1989年，日本制造业结构中比重最大的前10位行业依次是电气机械、运输机械、食品、一般机械、化工、钢铁、石油煤炭制品、印刷和出版、陶瓷、纸和纸浆等，其中技术依赖程度较高的电气机械和运输机械占全部制造业的比重达到31.2%（注：郭克莎：《工业增长质量研究》，第294页。）。与此相比，1996年我国制造业结构中比重最大的前10个行业是机械工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纺织业、食品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占整个制造业的比重仅为16.14%，只及日本相应行业比重的51.73%。很明显，从前10位行业所具有的技术含量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在整个制造业中的重要性看，我国制造业的结构水平较大程度地低于日本制造业的结构水平。
我国制造业较纸的结构水平还可以从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差异中得到说明。一般来说，制造业结构水平较低的国家在国际市场上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其进口构成则主要是技术密集型产品。表8的数据显示，1996年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结构中，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杂项制品和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等占65.68%；而在进口结构中，技术含量较高的机械和运输设备、化学品及有关产品等两项重化工产品占64.27%，这说明我国制造业中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发展仍不足以支持整个经济的需要，对国外技术产品的依赖性还很强。
（二）工业结构的升级重点
在80年代以前工业的重化学工业化已经有了较大发展的基础上，改革以来我国的工业结构经历了一个明显的高加工度化进程，工业结构的这一升级过程成为引致工业高速增长的主导因素。经过这一时期的高速增长，我国工业的实力和规模迅速扩张，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多数已居世界前列，许多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都得到大幅度提高，基本上走出了短缺经济的困境。但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工业增长速度持续回落，工业品供大于求的状况加剧，多数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严重，企业亏损不断增加，工业的投资机会明显减少等。这些工业高速增长之后表现出来的经济现象显示，我国的工业结构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升级阶段。
产业经济理论和工业化国家的实践表明，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结构将要先后经过重化学工业化、加高工度化和技术集约化等三个阶段。工业结构呈现出这种阶段性变化规律的内在原因，是由于受到需求结构变化的作用。具体地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将从以收入弹性较小的生活必需品为主转向以收入弹性较大的耐用消费品为主，并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特征。这种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导致生产要素流向耐用消费品生产部门，另一方面刺激着为耐用消费品部门提供原材料和生产设备的中间产品部门和资本品部门的发展，从而引致工业结构向重化学工业化、高加工度化和技术集约化方向转变。
工业结构技术集约化的具体表现是，制造业中技术密集型程度较高的行业部门的比重上升，而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行业部门的比重下降。可以认为，工业结构的技术集约化进程是一个由需求收入弹性和生产率上升率共同拉动的演变过程。许多研究结果显示，收入弹性较大的制造业部门主要是非电气机械、电气机械、运输设备、专业和科学设备等，而这些部门一般又是生产率上升率较高的部门。这样，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技术含量较高的机电产业（包括机械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等）将呈现出较高的增长态势。而以机电工业比重上升为特征的工业结构的技术集约化进程又将成为工业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从80年代以来的情况看，我国制造业结构中的机电工业的比重是上升的，这说明改革以来我国工业结构的变动中也呈现出一定的技术集约化趋势。但从国际比较看，这一时期我国机电工业比重的提高速度相当缓慢。到1996年，我国机电工业的增加值在整个制造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为25.77%，低于1965年日本相应行业（包括一般机械、电气机械、运输机械和精密机械等）比重26.60%的水平。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也还存在相当的差距，例如马来西亚和韩国的制造业增加值中的机电工业比重分别为35.1%(1992年)和33.2%(1993年)（注：郭克莎：《工业增长质量研究》，第104页。）。但是也要注意到，近年来我国机电工业产品的增长率又大大高于其他工业产品的平均增长水平，这反映了对机电工业产品的需求正在迅速上升。1997年，数字程控交换机、电子计算机、半导体集成电器、大规模半导体集成电路、轿车等产品产量均比上年增长20%以上（注：马洪：《中国经济形势展望》(1997～1998)，第43～44页。）；而部分机械产品产量呈现下降的态势，其原因也主要是由于质量和品种不适应市场需求造成的，因为对这些机械产品中的先进设备和成套设备的进口是持续增加的。因此，从需求的角度看，加快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机电工业的发展，提高我国工业结构的技术集约化水平，就成为我国工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向。
我们还可以通过边际要素生产率这一指标来寻求工业结构的升级方向。边际要素生产率是当投入增量趋近于零时产出增量与投入增量比值的极限。理论分析可以证明，当某种投入要素在不同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时，这种要素的利用效率达到最大。通过对边际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追加要素投入使该部门的边际生产率趋于下降，同时减少边际生产率较低的部门的要素投入使其边际生产率趋于上升，这样就使得不同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互相趋近，从而提高要素在整个经济中的利用效率。这一要素配置的优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过程。
边际要素生产率包括边际资本生产率和边际劳动生产率。考虑到工业化阶段中工业结构的基本发展趋势是资本密集化，并且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资本要素相对劳动要素而言更为稀缺，因此这里把生产率的提高目标重点放在资本生产率上。下面具体计算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重加工业、采掘工业和原料工业等5个工业部门的边际资本生产率。
根据1980～199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双对数生产函数可以得到以下估计方程：
LnY=-13.9650-0.1714Lnk[,1]-0.2679LnK[,2]
(-0.3721)(-2.8345)(-1.0438)
+1.06961LnK[,3]-0.3924Lnk[,4]+0.3995LnK[,5]
(1.7254) (-1.5786)(2.0143)
+1.9767LnL
(1.1137)R[2]=0.9955 D.W.=1.4685 F=84.1324
式中，Y为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工业总产值（价格缩减指数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K[,1]、K[,2]、K[,3]、K[,4]、K[,5]分别为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重加工业、采掘工业和原料工业的资本总额（固定资本净值年平均余额与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之和），L为年末职工人数。以上数字均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数字。
假设BX[,i]=
Y/K，其中i=1、2、3、4、5，则BX[,i]分别表示以上5个工业部门的边际资本生产率。它们在不同年份的具体数值见表9。从表中可以看到，重加工业的边际资本生产率最高并且趋向增加；原料工业次之，但其变动趋势是波动中趋于下降；其余的3个部门均为负值，其中又以采掘工业为最低。这一结果表明，到1995年，资本要素的部门投入效率的大小依次是：重加工业、原料工业、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采掘工业。因此，从提高生产率的角度看，工业结构的升级方向应该是加快技术密集型重加工业的发展。这与从需求角度分析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吻合的。
需要说明的是，当工业化推进到中期阶段以后，工业结构的重化学工业化、高加工度化和技术集约化趋势往往是交错在一起的。因此，明确未来我国工业结构的升级方向是加快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发展，是指工业结构变动的主导趋势是技术集约化。另一方面，考虑到我国不同地区工业化进程的不平衡性和消费需求结构的多层次性，未来工业结构的重化学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进程也将继续演进。也就是说，除了技术密集型的机电工业外，制造业中的一些其他行业也有可能在需求收入弹性和生产率上升率的共同作用下得到较大的发展。由此可见，在明确工业结构升级方向的基础上，有必要指出工业结构的升级重点所在。
进一步地，如果考虑行业在动态的资源再配置中所处的地位，那么就应该选出产值比重较大，同时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较快的产业，加快这些行业的发展将有助于提高工业结构变动的集约增长效应。具体地说，我们可以用以下指标来综合反映行业资源再配置效应的贡献度（注：金碚等：《两岸突破：中国工业区域分析》，第238～239页。）：
C[,TRE]＝行业增加值比重×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加权平均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表10给出了10个制造业重点行业资源再配置效应的贡献度排序。从表中可见，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食品工业和机械工业等行业对资源再配置效应的贡献较大。所以，工业结构的升级重点应该主要放在这些行业上。
四、分析结论与对策建议
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看，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状况还难以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产业结构的问题不仅存在于一、二、三次产业的关系之间，更主要的是在各次产业内部，尤其是工业内部的结构水平较低。过去我们长期实行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推进数量上的工业化方面，因而对工业内部结构的升级注意得很不够，工业化的质量和层次都比较低。应该看到，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工业结构升级将成为集约型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对结构变动的原因进行分析，可以为推进工业结构的升级提供基本的对策思路。深入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工业结构演进的根本性影响因素有两个。一是需求结构变动的作用。除了由恩格尔效应说明的消费需求的变化外，更重要的是与投资需求增长相联系的中间需求的比重上升，正是这种中间需求的上升导致了主导产业的更替，促进了重型制造业和机电工业的发展。二是技术进步的作用。技术进步一方面通过开发新产品和开拓新市场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改进现有的生产方式和技术联系以提高生产效率。由于技术进步率在不同部门中存在差异，技术进步快的部门将取代技术进步慢的部门成为主导部门，由此推动工业结构向高度化演进。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促进我国工业结构的升级应主要采取以下两项对策。一是扩大企业的设备投资。企业的设备投资既可以起到扩张投资需求的作用，又能够带动装备型机电工业的发展，而且还有利于更新工业的技术基础。二是推进企业的技术进步。要在继续做好技术引进工作的基础上，强化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改进，同时还要努力增强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
保证上述两项工作的有效推进，既要靠建立企业内在的发展机制，又要靠经济政策的引导。第一，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国有企业尽快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形成市场化的治理结构、竞争机制和约束机制。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企业的设备投资和技术创新能力才会直接或间接地关系着企业在市场活动中的效应和结果。第二，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形成有独立的市场主体、良好的市场秩序、健全的市场规则、完善的市场保障制度组成的市场体系。而有效的市场体系对于调节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已经是一个基本的常识。第三，推行促进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只有在经济快速增长的环境中，企业才可能获得较大的收益，才有进行设备投资和采用新技术的动力。为此，要增加对基础设备建设的财政投资，为企业扩大设备投资创造条件。第四，加强产业政策的引导。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对重点行业和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实施有利于企业加速设备更新的减免税措施，建立企业的技术开发中心，对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提供资助等。在尊重企业自主选择的前提下，以上产业政策对工业发展可能会起到一些间接性和辅助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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