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游击战的争论
杨凯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第二研究部，北京 海淀 100080）
【摘 要】 1937年11月底王明回国之后，至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在中共中央内部，一方面是王明自称奉共产国际之命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工作，贬低游击战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毛泽东坚持原则，反复强调游击战的重要性，并根据战场形势展开部署。王稼祥对共产国际指示的传达和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使从十二月会议以来出现的重大问题的争论告一段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得以延续并为全党所公认，毛所重视的游击战战略及其具体实施得以定论。
【关键词】 王明；毛泽东；游击战；六届六中全会；十二月会议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略，对于其在敌后艰苦环境中的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一战略的确立，却经历了一番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尤其是在1937年11月底王明回国之后，至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在中共中央内部，一方面是王明自称奉共产国际之命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工作，贬低游击战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毛泽东坚持原则，反复强调游击战的重要性，并根据战场形势展开部署。这一争论最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尘埃落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游击战主张成为中共对日作战的主要战略。
以往对六届六中全会的研究，多集中于统一战线问题，对王明回到延安后对游击战略的部署及实施造成的消极影响少有论及，本文综合考察毛泽东和王明在此期间对游击战的主张及实际行动，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需要指出的是，八路军出兵后的作战方针与当时的国共关系、统一战线问题当然有着深刻关联，但本文不再对此进行阐述。
一、王明归国前，中共中央关于游击战的讨论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兵华北，面对军事力量处于绝对优势的日军，该如何进行作战，是运动战？运动游击战？还是山地游击战？在党内经历了一番理论和实践的探讨。
毛泽东在抗战之初就已有比较明确的游击战思想。193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指示，提出“立刻集中抗战的军事领导，建立各个战线上的统一指挥，决定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大规模的在日寇周围及后方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军作战”。［1］3877月23日，毛泽东又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确定游击战争担负战略任务的一个方面，使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配合起来”［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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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平津失陷后，对于只有数万之众的红军的作战方针，毛泽东更加谨慎。8月1日，他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提出红军“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3］8。8月4日，他又电示即将出席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令其向国民党方面也明确提出游击战的意义，要提出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红军要有“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独立自主的指挥权”、“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红军应给予必要的补充”、同意红军“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更具体提出红军以三分之一主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4］22-23但面对平津失陷后全国极度高涨的抗战情绪，党内其他领导同志提出了不同看法。8月4日，周恩来、朱德、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两度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认为应“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考虑到政治影响，红军“不拖延改编”、“不反对开赴晋绥”，红军还应“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5］415-416
随着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毛泽东对游击战军事方针思考的成熟，1938年5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发表，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全面系统阐述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并将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表述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种表述既是实践和经验的总结，也更易为全党全军所接受。
中国今日的普遍农村破产，于是有一些志士仁人出来提倡农村运动。现在各地的农村运动风起云涌，数得出来的总在数十以上。他们的目标，自然不专为改进农民经济状况，但无论如何，救穷总是他们主要目标之一。经这许多人在各地的努力，对于农民的生计问题，不能说是全无影响。在现在这种农村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我愿意诚恳地指出，就是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不是现在各地的农村运动所能解决的。假如现在还有人迷信农村运动可以解决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将来一定会失望，会悲观。[33]
之后，毛泽东一方面继续坚持游击战的战略方向，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具体方针，另一方面不断总结经验，逐渐统一党内对游击战的不同认识。例如，毛泽东于9月下旬致电彭德怀：“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对于中共来讲，“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10］523
随着日军侵入内地，敌后区域日渐扩大，毛泽东开始思考把战略重心转移到敌后，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并创造开辟抗日根据地。9月23日，毛泽东收到彭雪枫（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山西办事处主任）的电报，报告阎锡山有意在山西与中共和八路军全面合作，开辟敌后根据地的想法。综合各种情况后，毛泽东提出完全同意阎锡山关于在不利情况下，两军团结一致“用游击战争坚决抵抗日寇进攻之方针”，并进一步提出：“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11］21，这是开战以来，毛泽东少有的明确表示游击战争可以发展到敌人后方的表态。25日，他首次正式通电党政军负责人，尤其是北方局，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山西地区，“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于五台山脉，因该处可得阎杨更多协助，将来可向北恒山山脉发展”；河北地区，“党注全力于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毛泽东的这一布局并不只是针对眼前，更是着眼于失陷后的华北，“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他对此高度重视，强调说，“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为达到这一目的，“红军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助力”。［12］55，57
太原失守后，毛泽东对华北形势的变化作出判断，要求八路军各部要高度重视游击战工作。他致电周、朱、彭、任并告各师首长，提出华北地区“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在新形势下，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八路军的任务是要在山西创建能够函纳提供兵源、给养的根据地，“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在山西的布局，以吕梁
在具体工作中，王明同样不重视游击战的开展。1938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根据中央精神作出以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开展各方面工作的部署。长江局成立后，河南省委划归长江局领导。河南省委将上述工作部署报长江局后，王明不同意，派专人去省委，说报告“政治思想上有问题”，后来长江局开会时周恩来支持了河南省委的意见，这才有了长江局关于河南工作的正确决定。［29］20-211938年春，王明还反对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共湖北省委利用新四军第四支队驻地的合法名义，于1937年11月底在湖北黄安七里坪举办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训练班开办第一期时，蒋介石就对王明说，你们延安办了个“抗大”，为什么又在七里坪办训练班呢？于是王明便对湖北省委相关同志说，训练班不要办了。湖北省委换了地址，坚持办了第2期，并且扩大了规模。蒋介石又质问王明，王明便三令五申要湖北省委解散训练班。湖北省委不得已，只得将公开的训练班停办，又暗地里办了党员训练班，又被王明批评是“破坏统战”，湖北省委只好把七里坪的干部训练工作转移到应城汤池训练班第三期及后来的临时学校中去。蒋介石又对王明说，汤池训练班这样搞，影响统一战线！你们怎么在这里办起红军大学和抗大来了？！王明指责董必武和湖北省委负责人陶铸说：“国民党出钱办合作社训练班，讲贷款就讲贷款，为什么搞游击战呢？”在周恩来和董必武的支持下，陶铸对王明的言行进行了抵制，他表示：汤池不能办，就换个地方办；训练班遭到反对，就改名“临时学校”；公开不能办，就秘密办。唯内容不变——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培养我党抗日武装骨干力量，准备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于是，他坚持在武昌办了第四期培训班。1938年5月，王明强行解散了汤池训练班，并在一次省委扩大会上，撤销了陶铸的省委委员和常委的职务。［30］172
二、王明回国与十二月会议的召开
毛泽东对游击战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八路军的军事部署上，在公开演讲和接受采访时，他也坚持宣传游击战思想。1938年1月13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作关于时局中几个问题的讲话，提出，“应该普遍地发展游击战，游击战使敌人灭亡不了中国。”［22］473月3日下午，毛泽东对陕北公学第六、七、八、九、十队毕业学员作临别赠言，说：你们在陕北公学学到了政治方向和工作作风，要按统一战线的方针去做。无论在前方后方，内线外线，去创造无数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去建立全中国的五台山，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22］558月5日，毛泽东对抗大第四期毕业学员作关于出去后怎样工作的讲话。他说：现在我们在抗战，“游击战争”四个字，是制敌的一个锦囊妙计。要下决心到敌人后方去进行游击战争，你们大多数人要到前线当军事指挥官或政治指挥官。［41］1371938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时，说我们从来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游击战对于战斗方式来说，始终是辅助的。但在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地域广大的国家，游击战无疑在战略上占着重大的地位。八路军现在四个区域（这4个区域是：一、平汉、平绥、正太、同蒲4条铁路之间及其以东以北的地区；二、平绥铁路以南、同蒲铁路北段以西和黄河以东的晋西北地区；三、平汉、正太、同蒲3条铁路之间的晋东南、冀西南地区；四、晋西南地区。）进行着广大的游击战争，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22］54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回延安当晚，在欢迎大会上当众说，他们能回来，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斯大林派回来的。［16］287王明这么说虽有借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自抬身价之嫌，但也基本属实。在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于8月10日主持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国国内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问题时，就提出：中国共产党过去为建立苏维埃政府而斗争，现在同样是这些人，却要在短时间内实现政策和策略的根本性转变。“摆在中国党面前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党的处境是十分严峻的”，甚至有“使党和党的干部堕落、从思想上解除武装的危险性，并可能导致某种涣散。”因此，“需要有对国际形势很有研究的新人来帮助中共中央”［17］1-3。11月11日，王明回国前，受到斯大林接见，斯大林说，“现在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最基本的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参与领导。”加上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前，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并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所以，他的部分主张确实代表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但季米特洛夫曾对任弼时说，在王明回国前，他特地提醒王明：“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又是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但你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国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18］121显然，王明没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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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对试验路段进行试铺，确定摊铺机的摊铺速度、摊铺宽度、摊铺温度、自动找平方式等摊铺步骤；压路机碾压温度、碾压速度、碾压次数等压实步骤以及松铺系数。
将当前大修凝汽器磁性过滤器沉积物的重量与历次进行比对，如图4所示。图4中横坐标为机组大修周期，纵坐标为磁性过滤器吸附总量和日均吸附量。图4表明，随着机组的不断运行，磁性过滤器吸附量总量和日均吸附量在整体上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经计算，第11次大修的吸附量总量和日均吸附量分别为第2次大修时吸附量的0.35倍和0.26倍，这表明在现行的水化学工况下，二回路腐蚀产物不断减小。
毛泽东于11日、12日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虽没有直接否定王明的报告，但重申并坚持洛川会议时他提出的方针和政策。他说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22］42
会议于12日进行了讨论，由于王明声称他的发言是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一些同志在一时难辨是非的情况下，不同程度地同意和拥护了王明的主张。有一些军事干部因对洛川会议中毛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抱有不同看法，表态赞同王明对毛泽东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方针的批评意见，认为八路军“在战略上应该是运动游击战，在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毛泽东虽然坚持了自己的主张，但并未受到与会人员的广泛支持。张闻天在做会议总结时，对毛泽东和王明的观点都有所涉及，他一方面对王明所指责的“对国民党转变估计不足”等所谓缺点作了检讨，另一方面又表示，“洛川会议决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上是正确的。”并说：“今后红军游击战还是主要的，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19］366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整个中国的对日作战方针和八路军的对日作战方针，毛泽东是有区分的，但以往的研究多未注意到此点，所以有学者认为毛泽东与王明在对日作战方针上并没有根本区别。［23］确实，对整个中国抗战而言，不论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其他将领，包括王明在内，都主张应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但就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而言，在广大敌后区域内，在防御阶段和相持阶段，毛泽东坚决主张开展游击战和建立抗日根据地，但王明却过分重视国民党的力量，如同其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强调“统一”而不强调“独立”一样，在全国战略上他同样是注重国民党军队的力量，不重视也未能预见共产党领导发动的游击战的重要作用。
在未取得统一意见的情况下，这次政治局会议对统一民族战线和战略方针没有作出新的决议。彭德怀回忆，“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王明所说的内容，没有解决具体问题。……回去传达就只好是，毛主席怎么讲，王明又怎么讲，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24］226张国焘回忆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25］424尽管王明的主张对与会者产生了影响，对工作带来一些干扰，但从全局来看，当时在党内并没有取得统治地位。［26］584-586
会议还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常委共九人，分别为：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张国焘、博古、项英。
这次会议上所受到的“孤立”让毛泽东印象深刻，他之后在不同场合进行了批评。在延安整风时他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做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1945年6月10日，他在中共七大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报告中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27］231
三、王明对游击战的轻视
十二月会议决定成立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的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中国南部党的工作。因为当时蒋介石需要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尤其是对国民党的态度，特邀王明赴武汉，因此会议还决定王明会后即赴武汉，但应很快返回延安工作。但王明到武汉后就留了下来，把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王明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自此至六届六中全会前，王明主要在武汉活动。应该说长江局成立后，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做了许多开拓性的重要工作。但在此期间，王明在党内外的讲话和具体工作中屡次贬低游击战的意义和轻视游击战工作。
王明在公开场合贬低游击战的作用。1938年1月，王明在武汉大学发表讲演，他说，“没有统一的正规国防军队决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大家都喊游击战，好像有了游击战甚么都不成问题似的，将来与日本帝国主义最后决战必须是强有力的正规军。”中日之间的最后决战中，强有力正规军的作战当然必不可少，但王明在讲话中有意贬低游击战的意义，他还主张不但正规军，所有地方武装，包括华北民众也应该一并发动起来，进行运动战。他说，“应该把军队以及一切地方武力如北方的人民武力集中起来，作庞大的运动战。”［28］563-564
山脉为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115师主力及“总部宜立即开始西移”，“一二九师全部在晋东南，一二〇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非至有被截断归路之危险时，其主力不应退出山西”。［13］111-112几天后，毛对在山西建立根据地的认识坚定下来，提出“必须”把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变为游击根据地。［14］217他还指示八路军总部和115师在扩大军队方面注意及时抓一把，再迟将不可能了。［15］117
在党内会议和党的文件中，王明坚持贬低游击战的作用。2月27日至3月1日，经长江局提议，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首先表明1937年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但他认为之后“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在党内的教育不够，没有许多新的论文解释”，强调会议就此“没有写成一个决议，……这是政治上的损失”。在军事问题上，他主张国民党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但提出八路军也应采取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提出要“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提出“八路军的使用问题，不仅要估计到分散发展，同时要估计到能便利于集中来应付新的环境”，还提出“一个是认为只有打游击战争，另一偏见便是不要游击战争，这都是不好的”，虽然没有直接批评，但在实际上是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八路军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认为“新的环境”已达到要求八路军集中起来打运动战的程度。他明知“国民党认为军令统一，只有服从国民党军委的命令，所谓军政统一，便是人事的统一，八路军干部由他们调动”，但“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31］396-397。3月11日，王明写出《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一文》，在军事问题上，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还提出要“把原来国内各种不统一的军队，联合而成为全中国统一的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32］578-579杨尚昆回忆说，“六届六中全会前，王明在外面曾经写了个《三月政治局会议总结》，毛主席认为他是个纲领，非常恼火的。”［33］
1.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保证了物质生活满足的同时，我国人民现如今对精神生活越来越重视，因此，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也是我国重要的发展目标之一。思想政治工作是解放人们思想，培养人们高尚思想的重要途径。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增强凝聚力与发展力，对培养社会发展“四有”人才有着重大的作用。然而，在思想开放的今天，老套的思想政治工作手段已经落伍，亟需进行改革与创新，在不改变原有思路的情况下，应改变思维方式，借助新的媒介，让思想政治工作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
关于这段历史，周恩来在中共七大上发言时说：“那个时候在武汉，我们自己也有错误。就是说，当时在武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34］197彭德怀对这段历史回忆和总结说：“在传达‘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以后半年多的时间中，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中的官兵叛变的现象。同时，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发展加以限制，对共产党的发展也加以限制，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从这些事实中，我逐渐体会到王明路线的危险性；也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一系列论著的重大意义及其正确性。”［24］228
我现在依然会约着我的同学朋友一起出来玩，一起吃饭聊天，依旧会骑着自行车，绕着三里屯骑来骑去，依旧私下穿得很随性，依旧会追我喜欢的中二动漫，对着屏幕嗷嗷比画。我一直在感受生活。
评价一个人对一个问题的态度，不但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王明对游击战的轻视，言论行动俱全。徐州失守后，党中央曾明确指示长江局，要将工作重点迅速转移到农村，大力加强游击战争的准备与发动，城市工作受损失不应顾惜。但作为长江局的负责人，王明没有能够贯彻这一决定，而是将保卫武汉作为工作中心，使华中游击战争的开展贻误了时机，1938年华东、华中等地没有像华北那样迅速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王明对此要负有领导责任。
对于王明回到延安，中共中央给予了热烈欢迎，真诚希望他能对中国革命带来帮助，与其他中共领导团结一致。但他却以钦差大臣自居，在已长期脱离中国革命前线的情况下，一回来就反对中共中央的一些既定政策，轻视游击战就是一个表现。
四、毛泽东对游击战的坚持
虽然有来自“钦差大臣”的干扰，但毛泽东坚持游击战方针，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具体部署，并于1938年5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标志着他对抗战时期游击战战略思考的成熟。
1937年12月，毛泽东开始考虑把游击战从山区发展到平原地区。毛泽东提出：趁敌人空虚，派两个支队到平汉路以东地区游击，“该两支队出去须十分谨慎、周密、灵活，根据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行动”［35］128-129。1938年2月，八路军总部先后命令晋察冀军区和129师分别向平汉路、正太、同蒲等铁路线出击和袭扰津浦路沿线之敌。这些行动取得良好效果，聂荣臻报告说，能够感到“敌各处守兵都较薄弱”，而且“群众抗战情绪极好，经过之地都欢迎，沿途老幼男女对我之热烈，喜形于色”。［36］41
之后，毛泽东部署派遣主力到河北、山东等地活动。他指出，请考虑“用一一五师全部向东出动，徐旅由阜平出至天津、沧州、北平、石家庄间，师部率陈旅由现地经邯郸、磁县地域出至沧州、齐河（济南北岸）、石家庄、彰德间活动一时期为第一步。如证明大兵团在平原地域作暂时活动是有利的，而且渡黄河向南与渡运河向西均不成问题，则实行第二、第三等步。否则至不能立足时及他方紧急时，向安徽、河南出动，或向西撤回。”［37］157随着日军兵峰过后地方原有武装力量的衰落，中共在河北和山东的发展非常顺利，如陈再道于1938年1月率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进入冀南时只有500多人，但短短几个月，就在二十几个县建立了抗日政权，“由原来六个老连，发展至三个团及若干个支队，共两万余人，并组建了五个军分区”。［38］235山东省委书记黎玉也称，那边游击战争大可发展。［14］2424月2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刘少奇正式发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号召全党和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39］217这一变化意味着中共的游击战略由山西一地扩大到整个华北。毛泽东还专门致电项英，提出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强调条件与内战时候已有很大不同，“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40］22022日，八路军总部做出具体部署，调派129、115、120师各部东进，直指敌后的冀南、冀东、冀鲁边地区。之后，八路军开始向敌后全面挺进，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鉴于抗战形势严峻，为统一前方将领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会议并未就红军的作战方针问题形成统一意见。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并指明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周恩来认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主张“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中力量消灭敌人”。［6］386朱德认为，红军出动以后，应注意保存兵力，但保存的方法应是积极的、向前的、发展的。［7］372任弼时认为“一方面要发挥我们特长，一方面要保持我们的力量”，“保持我们的持久的模范”，在战争中“争取独立自 主”，“不失时机的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所以还是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8］346彭德怀的求战情绪高涨，“红军出去，基本的是打胜仗，树立声威，开展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党与红军的地位，也可使资产阶级增加抗战的决心。”但对于红军的战略问题，他说：“我基本上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对任弼时提出的运动战游击战的问题，他说：“一般说，运动战的可能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9］166由于前线战事紧张，关于红军的对日作战方针未及充分讨论，各将领即奔赴前线。此时红军与日军作战经验欠缺，对日军军力的判断多来自间接经验，很多认识还需要实践的检验。
在毛泽东努力统一全党思想，在华北布置展开游击战大棋局的时刻，王明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对这一方针造成干扰。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发表后，7月16日，毛泽东对八路军留守兵团负责干部讲话，在讲到抗战的战略方针时，专门强调了洛川会议时他提出的游击战方针的正确性。他说：在全国是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但在部分的时间、地点和军队，如在抗战第一阶段华北的八路军，是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这个方针去年八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提出来。“基本上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一年来证明，去年八月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22］84
五、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
鉴于中共党内在统一战线、八路军战略战术等方面存在分歧，在2月27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根据王明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王稼祥回国工作。随着王稼祥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带回国内并在党内传达，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基本消除。
（77）中华细指苔 Kurzia sinensis G.C.Zhang，Bull. 熊源新等（2006）；杨志平（2006）
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并于5月17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作了说明和补充。关于游击战问题，任弼时说，在山西，八路军协助建立起来的游击战争的群众团体中，“共产党已经起了很大的领导作用”，特别是“我们建立的群众武装组织，更是保持在我党的绝对领导之下”［42］204。游击战争在中国有特殊重大的作用和意义，万一武汉失陷，它将成为在敌后建立强大军事力量的重要方法，“中国党正以极大的努力，在敌人占领区域内开展人民的游击战争，并使中国党在游击战争中起到主要的领导作用”。而这种领导和推动作用，主要“依靠于中国党政策之是否正确”。［42］199，206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共产党应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在日本军队后方继续开展游击运动，要以光荣的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域为模范，去帮助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43］339
在王明提议下，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又称十二月会议）。会议开始由张闻天作政治报告，报告在列举了抗战以来党所取得的成绩之后，认为这些成绩“证明我们上次政治局会（指洛川会议——引者注）的决定是正确的”。［19］365之后，王明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在谈到军队问题时，报告虽然谈到“八路军如何保障独立性问题”，但认为“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并说“红军的改编不仅是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20］351他还说，“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不能战胜日本。”［20］352王明对刘少奇进行了点名批评，以批刘来影射毛，提出刘少奇所写的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有错误，对游击战争的作用过分强调。［21］299
作者简介：贺春梅，女，汉族，重庆云阳人，重庆云阳教师进修学院，副高级，本科学历，研究方向：教学管理（物理专业）。
7月，王稼祥准备启程回国前夕，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约请王稼祥和任弼时谈话，郑重地说：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44］58
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可编程逻辑控制器逐渐取代传统的机电控制器，电气工程中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人们可以借助其优势不断的协调电力工程上的优势，对电气工程的各个环节进行控制监督，提高其系统的稳定性。利用可编程的逻辑控制器，可以很好的提升电气系统的自动切换功能，不断的提升电气工程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结合可编程的逻辑控制技术，保障整个电气工程和自动化的有效性，更好的实现电气工程的自动化。
王稼祥回国后，毛泽东致电王明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文件。但王明提出在武汉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遭到反对后又提出让王稼祥去武汉向他单独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遭到王稼祥的严词拒绝。［45］12
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他说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46］553，556听了王稼祥带回的共产国际的意见后，王明在会上所作政治报告的内容，与他之前的观点相比，有不少变化，比如他也主张持久战，并且不再像以前一样一味贬低游击战的作用，还提出要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他说战略上要施行“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以阵地战为辅的方针，来进行持久的战斗”；“应变敌人后方为前线，创造新的抗日根据地”；“敌人深入中国领土几千里，我们应……组织发动广大民众，发动游击战争，给敌人以极大困难，调动更多的部队，配合正面作战”；并说“建立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这一年得来的伟大成绩，同时并证明平原游击战也可存在和发展成为根据地”。［20］425毛在最后一天发言说，这次政治局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从而可以保证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鉴于王明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以后一系列严重违背组织原则的做法，毛还建议在六中全会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这次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全会作政治报告。
这次传达，对于确定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对于确定毛泽东主张的游击战方针，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七大召开前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27］231陆定一回忆说：“这样，就把王明路线所以能够存在的第一个原因——共产国际的支持——取消了。”［47］663李维汉也说，“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48］320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问题，明确指出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关于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49］552“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而忽视游击战争，无疑是非常错误的。”［49］552-553毛泽东认为中共采取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有18项好处，如“扩大我军的根据地”“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最普遍地建立抗日的民主政权”，［49］553等等。
社会距离：指各社会存在体之间在空间、时间和心理上的距离。而在我的这项研究里，指的是心理上的距离，也就是指社会中个人之间情感亲密度、关系紧密度的概念。在这里我需要测量的是城市人口与迁移人口之间的社会距离，在2005年的CGSS调查问卷中，询问了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态度，问题涉及了五项内容，分别是：
王明延续之前九月政治局会议的态度，对毛泽东报告中对抗战形势特点的分析，对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紧急任务所提出的方案，“所有这一切，我都同意的。”王明最后说：“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50］594，639
11月6日，毛泽东作结论报告。毛泽东说：这次会议总结了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经验，科学地分析和估计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的方针和任务。这次会议是一个好的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少有的，讨论的问题多，经验丰富，态度认真。关于游击战，毛泽东认为：在相持阶段中，我方作战形式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敌后游击战争应分为两大区域，在已经大大发展了游击战争的区域，应大力加以巩固；在没有充分发展或正在发展游击战争的区域，应迅速地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所以，应当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22］96
会议还根据武汉已于10月下旬失守的情况，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决定王明留延安工作，不久担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等职务，对中共中央的实际工作不再发生重大影响。
(3)在1∶5万的高磁异常中，磁异常强度一般在400～2000nT之间，在铁矿体的分布范围内，磁异常强度可达到3000～6000nT，可直接反映含矿带或矿体的特征。磁异常ΔT上延100m垂向二阶导数>0值范围可作为找矿重点靶区。南北侧伴生有明显的负磁异常，负磁场强度达-225nT。高精度磁测对寻找隐伏矿体，指导探矿工程的布设，具有良好的地质效果。
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王明包括“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忽视游击战等错误观点，通过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并从组织上进行了调整。此后，毛泽东所提倡的游击战及其所总结的游击战方针，成为指导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敌后抗战的战略指针。
结语
作为有着丰富指挥经验和成功指挥实践的军事家，自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就一直是中共党内的军事负责人，高于常人的战略眼光和常年实践经验的积累，使其对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对日作战的方略上，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和判断。而反观王明，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关于八路军该如何进行对日斗争，其实他并没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他先是携“钦差大臣”之威贬低游击战的作用，受到抵制后在武汉长期不归并轻视南中国的游击战工作，在王稼祥回国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后，他的主张就产生了巨大转变，开始在公开场合支持毛泽东的观点，这都说明长期脱离中国革命实践尤其是缺乏军事作战经验的王明在如何对日作战这一问题上，并无自己的真知灼见，而是带有很强的投机成分，至少是教条主义。王稼祥对共产国际指示的传达和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使从十二月会议以来出现的重大问题的争论告一段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得以延续并为全党所公认，毛所重视的游击战战略及其具体实施得以定论，关于此问题，此后再无大的争论。
李德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们把华中局（应为长江局——引者注）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月决定的并得到共产国际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的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51］306李德的观点当然有所偏颇，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其政策的肯定，但其观点也部分反映了王明企图争权的事实。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也要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对中国的革命者而言，共产国际的指示仍然带有很强的权威性，如果没有共产国际在此时机给予毛泽东的支持，中国革命以后的走向还未可知。虽然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共产国际确实给予中国共产党以很多帮助，但也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多消极影响。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报告中评价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时，曾经指出“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来说，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52］29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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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码 号】 1674-0351（2019）02-0108-11
【收稿日期】 2018-07-18
【作者简介】 杨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刘 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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