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想解放与人的解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与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基本思想路线，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哲学精神。我们正是依靠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导，才回到现实生活，走到了今天。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结出的硕果，可以肯定，今后还将是如此。我们不能认为思想已经解放得很够，今后主要是享用它的成果的问题。解放思想不是那种可以一劳永逸的任务，随着社会改革的日益深化，当着新问题出现之时，我们还会面临解放思想的问题，而且这个任务还会越来越重、越来越艰难。
因此，就很有必要从理论上探讨一下“思想解放”的有关问题，以便使我们能够更加自觉地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更有效地发挥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作用，减少许多往日遇到的思想阻力和本可以避免的那些弯路。
“思想解放”说来容易，实地做起来并不容易，甚至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不只是一个信仰和态度的问题，它还牵连到理论认识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而这些方面，就并非人们都很了然的了。
思想为什么要解放？应该从哪里去解放？解放了要到哪里去？怎样才能够解放？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人们并不都很清楚，何况多年来在计划经济体制的陶冶下，“照本宣科，照章办事”、“依照口令迈步走路”已经成为我们很多人的行为习惯和思维定势，一旦需要自己去独立走路，特别是要走开拓性的路，反而无所措手足了。人们常常要人告诉他“应该解放什么”、“怎样去解放”，就是明证。
为什么必须解放思想？
这是牵连完整理解“思想路线”中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关系的问题。“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结合为一体的，这是一个完整提法，前者是前提、手段，后者是基础、目的，二者处于相互制约的关系中。
我们的思想不是为了解放而解放，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需要，理解这点很重要。从解放思想的根本目的说，它最终是为了解放人；而从思想范围说，则是以实事求是为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做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曾经有过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早在1958年就提出过“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那时由于缺少明确的目的性制约，许多人便把思想解放自身当成了目的，认为可以不要任何条件地去发挥思想的作用，“解放思想”于是变成了“异想天开”，说大话、吹大牛，发出了类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许多“顶天立地”的豪言壮语，诗化的浪漫主义弥漫了中国大地，最后酿成虚报浮夸、弄虚做假成风。这个历史教训是必须汲取的。
实事求是所以需要以解放思想为前提，说明要做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不要以为我们生活在实际当中，整天和实际打交道，就会本能地了解实际、就能天然从实际出发。什么是“实”？眼见为实，耳听为实？是书本上说的为实，还是亲身经历的才实？生活接触的是表层的实际，而我们要追求的是内在的和深层的实际，这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它需要用感官，更需要用思想才能够把握；而据守经验的人常常要受经验的限制，据守书本的人往往又会为书本所束缚，更不要说还有先入为主的许多观念和情感因素会在这里起作用。人们参观同样的工厂或农村，从中得到的“实际”往往很不相同，就是这个道理。
更深入一点说，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客观性原则，也不是去追求单纯的客观真理，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如果目的只是为了服从客观、顺应自然，跟随“生命本能”走就足够了，动物就是天然的“哲学家”，我们只须回到动物就可以做到了。人是自由、自觉的存在，是自身活动的主体，人的行为都是抱有主观目的的。我们所以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实事”中去“求是”，是要为人们的活动和行为寻求现实的“根据”、确立合理的“目标”、制定可行的“方针政策”，以便发挥人的创造本性，去改造客观的实际。这样的“是”和这样的实际当然就变得很难求到也很难把握：因为它不只是对物的存在，同时是对人的存在，即包含着人的关系在内；不只是必然性的存在，同时是应然性的存在，即牵连着人的价值追求；不只是现实性的存在，还包含可能性的存在，即从本质来说这是属于人们开拓新天地的创造性活动。一句话，这是涉及哲学所要解决的那些根本问题即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一般与特殊、必然与偶然等等相互关系的那种存在。我们要认识和把握这样的实际、追求这样的“是”，处处都有许多的思想障碍，需要不断地去破除，然后才能深入它的底理和堂奥。
“实事求是”归根结底是思想如何对待现实的关系的问题，所以，必须“解放思想”领先。
思想要从哪里解放？
抽象地可以说，思想要从一切障碍我们深入事物内在实际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当初提出的“破除一切迷信”这句话，应该说是对的。思想不能有迷信，不能迷信感官、迷信书本、迷信经验、迷信古人，也不能迷信天才、迷信洋人、迷信科学、迷信权威……总之，一切迷信都要破除，这样才能解放我们自己的思想潜能、发挥我们自己的创造能力，去深入实际、了解实际、把握实际、开拓实际。
从根本上来说，思想解放也就是自我的精神解放，思想的枷锁主要是思想自己设置的，归根结底还是主要从我们自己的“思想”中的解放。
作为人的思想的解放，当然也要包括从外在条件、客观环境、自然存在中的解放。但外在条件、客观环境和自然存在能够“制约”人的创造活动，却不能“限制”人的创造活动，这是人与动物根本不同之处。限制人们思想的不是外在条件，主要是人们自己关于外在条件的思想，即所谓“唯条件论”或“无条件论”者是。所以人要从外在条件中解放，首先必须从思想的“自我束缚”中解放出来，即从那些因循守旧的思想、故步自封的思想、照本宣科、无所作为的思想，以及既有的不符合现实发展要求的种种狭隘局限的、陈旧过时的思想中解脱出来。
思想成了思想前进的最大障碍，这里正是从反面表现了“思想”是一种巨大的“精神能量”，蕴涵着无限的创造潜力，对人的创造活动具有巨大的作用。
精神也是有“能量”的，精神能量固然做不出物质能量那样的“功”，但它能够以观念的形式转化物质联系，释放出物质蕴涵的潜在能量，这就是它的巨大作用。所以，人所具有的根源于实践的“创造”能力，首先就要体现在思想的创造作用上面；人类开创的属于人的新世界，也首先表现为思想为自己开拓的可能性空间之中。所以可以说，“解放思想”也就是开拓我们的精神世界，为我们创造自由活动的可能性空间。
思想状态、精神状态是发挥人的创造能力的基本前提。这里特别要不得的是依赖思想、“奴隶思想”的精神状态。我国几千年来封建专制的压抑，遏制创造思想的教育模式，造成国人的“精神世界”不断萎缩、退化，以致被封闭在一个极狭窄的天地，几乎丧失了创造性的“想象能力”。梁启超就曾提倡过，要人们“自除心中之奴隶”，勿为古人、世俗、情欲之奴隶。从这一意义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发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人有两重性，思想也有两重性。思想能够发挥人的创造力，反过来也能成为人们发挥创造性的阻力。如果我们把那些曾经从它获得过成功的思想当作包袱背起来，就会使思想变成惰性和保守力量，在新事物、新对象、新问题面前，成为创造性的巨大障碍。思想因而必须不断更新，思想的生命就在于不断创新，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守旧主义，包括被僵化和神化了的传统观念，因而便是思想的最可怕也是最顽固的“敌人”。
回顾我国近年历史，我们能够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以及在这之后迈出的每一个改革步伐，不首先都是转变了旧有的陈腐观念，克服了强大的思想阻力才达到的，即思想解放的结果吗！改革开放之前，是什么束缚了我们的生活，最大的障碍是什么？说来令人惊异，最大的障碍原来主要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观念，即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观念。
若干年来，我们是依照前苏联的理论模式和制度模式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按照这一模式，“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是“资本主义的抽象否定物”，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就变成与资本主义“对着干”：资本主义是私有制，我们就要搞“一大二公”，而且愈大愈公愈好；资本主义搞商品—市场经济，我们就实行产品—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搞两极分化，我们就宁愿大家受穷，也要彻底根除“资产阶级法权”，如此等等。按照这一模式，马克思从学者变成政治权威，“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被神圣化、偶像化、僵化为教条；与此相适应，最后导致个人崇拜、迷信权威，乃至发展到“两个凡是”的极端。这就是50～70年代的境况：虚构的“社会主义”原则，扭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这样的原则来强制剪裁生活，以如此僵化的教条替代面对的实际，“社会主义的实践”怎能不走上绝境！前苏联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必然。
苏联解体了，我们没有垮，而且走上了生机勃勃的新路。我们是怎样转变过来的？在这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无疑起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观念）是个理论问题，理论观念的障碍还须理论观念去解除。真理标准的理论讨论所以能够起到如此巨大的解放思想作用，就因为它内含的“理论自我否定因素”正是那种抽象原则和虚构理论的克星。“实践标准”就意味着人的价值标准、生活需要标准、实际效用标准，它是最敌视教条主义的。因此通过这个讨论，才使我们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解脱出来，回到了现实生活中，为改革开放、为实践的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
我国向来就有重道、认理、讲原则的历史传统，这一步迈过来了，不等于下一步不会再有思想阻力。事实证明，旧的理论观念作为思想传统，不会轻易地让出占据的地盘，并且还要不断去顽强地表现自己。一些人遇事总要提到抽象原则上去，按照旧习惯、旧观念追问“姓社姓资”这样的问题，就说明了这点。所以在这之后，我们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引进外资方针、建立股票市场种种问题面前，每迈出一步都要经历一场艰难的观念变革，只有把问题同“资本主义”剥离开来，才会过关。
思想怎样才能解放？
思想解放从根本上说来是一种自我解放，主要要靠自己去解放自己。思想是属于自己的，别人不能代替，也无法代替，思想的解放既不能恩赐，也不是命令所能奏效的。现在“路线”已经很明确，剩下来的就属于我们自己的问题。问别人“我怎样解放”，这是思想还束缚在旧观念里，我们首先应当从这种依赖思想中解放出来。
改革的事业需要发挥每一个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思想解放所要“解放”的正是人的自主精神和创造精神。群众中蕴藏着无尽的创造力量和才能，“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我们党推进改革发展的基本依据，也是一个可靠的依据。“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首先由农民群众创造而后推广开来的；“乡镇企业”的发展也蕴涵了群众的无数创造。
改革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发展的事业，国家干部更应率先解放思想，转变价值观念、转变思维方式。为此，就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更要学习理论。
“思想解放”在根本上是个世界观变革问题、思维方式变革问题，所以必须首先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的哲学精神，才可能提高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自觉性。在这点上，我们今天是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它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虽然有所不同，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所体现的哲学精神则是完全一致的。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已有许多种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学说和理论，然而大多属于从抽象的理性原则出发，依据永恒正义尺度，或从某种普遍道德理想推论出来的结论。他们贯彻的是传统哲学从非人关系理解人、从非现实关系理解现实世界，追求终极存在、永恒正义、绝对真理的哲学原则，缺乏现实生活的基础，所以都具有空想的性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与它们完全不同，其不同首先就在于马克思破除了那些抽象的原则，实现了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马克思坚决反对从抽象原则出发的教条主义推论，他公开声明：“我们不想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
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就表明，马克思贯彻的是从现实生活条件出发的实践原则，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为前提的，它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基础上，吸收它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同时克服了它自身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的那种高级的社会形态。这样的社会主义——包含了资本主义的内容，却超越了它的界限——当然会比资本主义更高级、更优越；这样的社会主义，与那些空想理论不同，它并不是什么超现实的“理想”，而是改造社会现实条件的活动。马克思很明确地指出过这点：“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
很明显，马克思变革了从抽象原则出发的世界观，才有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我们今天也是在推翻了奉抽象原则为神圣的教条理论之后，才有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实的，在这点上邓小平和马克思完全一致。
邓小平理论的哲学精神是什么？它的本质已明确概括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里面，如果具体一点说，这个精神就是体现在邓小平同志一切理论思想和实际行动中的那种脚踏实地、面向未来、不断创新的精神；不从抽象原则出发，尊重生活实践要求，不受书本教条束缚，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决不因循守旧，大胆突破陈规，把握方向、认准道路、一往直前的开拓进取精神。这在实质上就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哲学思维方式。
世界观基础的一致性，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解”上的一致性。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落后的国土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苏联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是由于他们没有把握马克思的哲学精神，从他们的现实条件出发，在已有的基地上去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反而按照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变成抽象原则和固定模式试图强加于现实生活，这样当然不能不碰壁。苏联没有解决，我们解决了，就因为我们即时转变了世界观和哲学思维方式，这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贡献和根本意义。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当然是对立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否定，但这里的“对立”和否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对立”和“抽象的否定”。具体的对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种对立，具体的否定是在吸纳资本主义创造成果基础上的自身否定。我们今天的现实条件与马克思设想的不同，我们要建设的只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更加需要具体的对待，决不能搞抽象对立、抽象否定。
过去我们把“社会主义”变成某种抽象原则，看成与资本主义的抽象对立物，因而以为只要抽象地否定资本主义——排斥资本主义的一切，与它划清界限、同它对着干、“割掉资本主义尾巴”、让它“绝种”、甚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我们把资本主义视为可怕的洪水猛兽，形成了一种“恐资病”，不了解“资本主义”首先是意味着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现代文明的一个社会，资本主义的弊病是生长在一个发育成熟的强壮身体上的弊病，没有那样的身体，不会生长那样的病，我们为了不长那样的病，宁可不让身体发育强壮起来，这是真“社会主义”吗？处处要问“姓社，姓资”？这是仍然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抽象对立”当作原则的一种表现。
改革与“人”的解放
改革的实质，说到底是为了解放人，如马克思所说，要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3〕， 以便使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才能。解放人就是解放生产力。
思想解放也是为了解放人，它是人的解放的必要前提；不同的是人的解放除了思想条件外，还必须有制度条件的保障，即要通过改革体制、调整机构去理顺关系。这就是我们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的根本原因。
关于市场经济，人们通常多从经济运行机制的方面去理解，把它看成优化调配资源、劳动力的经济运行方式，这当然是对的。但“市场经济”的历史作用却决不限于经济的方面。市场经济作为人们之间一种特定的社会联系形式，它的根本的历史作用同样要归结到“人”的方面来。在我看来，解放个人，创造独立自主的人，推动人们形成自由平等的人格，这才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根本历史作用。
从历史来看，初期是人与人的人身依赖关系，从这种关系形成的人群共同体，并不表明人的力量强大，应该说正是力量软弱的表现。要提高人类的总体能力，就必须发展每个人的自立能力，只有个人形成独立的自由人格，发挥出自主的创造潜能，人类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所以马克思曾把人类的社会历史归结为“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4〕，社会不过是个体活动和发展所必要的条件。
个人走向独立，同时也就是个人的“社会化”或者叫做“类化”的过程。因为一个人只有把他人包括前人所创造的社会总体的实践能力变成自己可用的能力，把他人创造的社会共同财富变成自己可以享用的财富，也就是说，要把自己融进人的“类活动”中去、变成人类合成力量的化身，个人才能获得自立和自主的能力。而这就需要打破原来那种人身依附的从属关系，打破共同体之间的壁垒界限，使整个人类进入相互交往的一体联系，使民族地域的历史转变为世界性的历史。这些条件在历史上是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出来，而且也只有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才可能提供出来。
当然，市场经济同时给人类社会带来许多副面作用，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马克思在论到人和社会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历史形态时，把这一发展阶段称作“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认为它的主要历史作用就在于为进入人类发展更高的历史形态“创造着条件”。更高的第三形态马克思称作“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形态，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5〕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只能在个人不仅必须独立，而且还要获得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才会真正建立。从这一意义说，“市场经济”就是不可越过的历史过程。我们今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完全符合人的成长的内在逻辑、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的。走市场经济道路不是离“共产主义”愈远，而是更靠近了一步。
市场经济作为个人独立活动的社会化的交往形式，资本主义只是它的自发活动形式的制度化结果，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把它提高到自觉的活动，理应能够消除自发性的某些弊端。
我们不应该惧怕资本主义，“恐资病”不应该我们有，那是封建贵族的心理情绪，因为资本主义正是他们的“克星”。不怕资本主义才会有社会主义，搞真社会主义、真搞社会主义是不会惧怕资本主义的，只有假社会主义、假搞社会主义才躲避资本主义。
但我们也不能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这点不必要、也不可能，历史不会、也不允许简单地重复过去。我们应当走自己的路，走出自己创新的路。但必须充分汲取包括资本主义在内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好的文明的成果。香港已经回归，我们现在已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这为我们相互学习、相互促进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应当充分发挥这一优势。
学别人的经验走自己的路，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做出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新贡献，这就是我们应有的观点。
注释：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6页，第443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1页，第2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上），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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