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蛊”的多元文化研究——志怪文学的解读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代有许多神秘文化的说法，时至今日还未得到科学而彻底的研究，“蛊”是其中之一。当代研究“蛊”的论著不少，都说它是一种巫术，完全认可古书所说的“蛊”和它的危害。有的并用现代医学、心理学、病理学、药物学等给那些危害来做“科学性”的证明。所谓某种巫术可能是实有的，而所说的那种非理性的效果只能是骗人的。既承认是巫术，又相信它的效果，就没有科学的立场和观点，便是自我矛盾的二元论。
笔者认为那种培养“蛊”以损人利己的巫术是没有的，它们是志怪文学的艺术产物，是智巧性的骗人故事，是汉语多元文化的类型，包含着历史、医药卫生、语文、文学、迷信等因素。我们应当用科学的立场和观点，用新的方法做具体而深入的研究，而不应被“蛊”牵着鼻子走，完全相信那些奇异的内容。
一、“蛊”的历史解读
要揭破蛊的神秘和迷信，先需要对比早期的平实说法。蛊的神秘化基本是从晋代开始的，在以前，“蛊”字有多种含义，都是指实有的事物，并无神秘性。
“蛊”的本义是吃谷物的螟蛾。《左传·昭公元年》：“谷之飞亦为蛊。”但谷并不能飞。杜预注：“谷久积则变为飞虫，名曰蛊。”[1]（2025页）《论衡·商虫》：“谷虫曰蛊，蛊若蛾矣。粟米饐热生蛊。”[2]（931页）可见，所谓蛊，就是由“螟”而“蛾”。先吃稻株等的心部，后来吃谷粒等。“蛾”就是螟变态发育的成虫。
“蛊”，也指有害的热毒气。螟蛾生于夏季炎热之时，因此，把夏季的热毒也叫蛊。《史记·夏本纪》：“（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门。”[3]（184页）《史记·正义》：“六月三伏之节起秦德公为之。故曰‘初伏’……。蛊者，热毒恶气，为伤害人，故磔狗以御之，……按，狗，阳畜也。以狗磔于郭四门，禳却热毒气也。”[3]（184页）是说开始设立“伏”这个祭祀节日，在祠中祭祀，又在郭城的四门杀狗，即涂狗血作“血衅”。
“蛊”，也是其他某些害虫的统名。《周礼·秋官·庶氏》：“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禬之，嘉草攻之。凡殴蛊，则令之，比之。”郑氏注：“毒蛊，虫物而害人者。”[1]（888页）令，命令；比，组织群众，都是公开性的。《周礼·秋官·剪氏》：“剪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蛊之事。”郑氏注：“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虫鱼亦是也。”[1]（889页），所谓“虫鱼”，即蠹鱼，俗名吃书虫。庶氏所除的是使人致病的害虫，剪氏所除的是损害器物的害虫，统称为“蛊”。“以攻说禬之”、“以攻禜之”，是说在特称为禬、禜的祭祀中，宣读对害虫数说罪状而攻击驱逐的词令，韩愈《祭鳄鱼文》、柳宗元《骂尸虫文》、《宥蝮蛇文》、《逐毕方文》等，应就是由此仿写。实质性的措施是用有芳香味的草来熏，统名叫嘉草，具体的一种叫莽草。
“蛊”，也是病名。《素问·玉机真脏论》：“少腹冤热而痛，出白，一名曰蛊。”[4]症状或病因是“冤热”，与夏季的热毒叫蛊相承。
“蛊”，也用为动词：迷惑。中热毒之气的中暑是昏迷，引申而指思想情感的迷惑。《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生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又，“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把“内热”与“惑蛊”并提。又，“‘何谓疾？’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曰蛊。’”《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1]（1781页）筑室于她的宫旁，为她跳《万》舞，就是要她受迷惑。《哀公二十六年》：“大尹惑蛊其君，而专其利。”[1]（2182页）
汉代把埋木偶人使某人得病的巫术叫“巫蛊”。蛊，指受害昏迷。
这种种蛊都是实有的，其文化要素有：1.对客观的暑热、螟蛾危害的认识。2.科学的防御方法是用芳香性的草熏。3.非科学的防御方法是用狗血禁忌和下诅咒性的驱逐令。4.埋木偶巫术用“蛊”称名，即巫术与“蛊”有了瓜葛。后世对1、3、4这三项因素都继承而又变易，再增加繁饰因素，于是产生了许多神秘和迷信的说法。
神秘和迷信说法是从晋代开始的。共有四条志怪说法。《搜神记》卷十二有三条：“余外妇姊夫蒋士，有佣客，得疾下血。医以中蛊，乃密以蘘荷根布席下，不使知。乃狂言：‘食我蛊者，乃张小小也。’乃呼小小，亡云（按，“去”字之误）。今世攻蛊，多用蘘荷根，往往验。蘘荷或谓嘉草。”“潘阳赵寿，有犬蛊。时陈岑诣寿，忽有大黄犬六七群，出吠岑。后余伯妇与寿妇食，吐血几死，乃屑桔梗以饮之而愈。蛊有怪物，若鬼，其妖形变化，杂类殊种，或为狗豕，或为虫蛇，其人皆知其形状。行之于百姓，所中皆死。”“荥阳有一家，姓廖，累世为蛊，以此致富。后取新妇，不以此语之。遇家人皆出，唯此妇守舍。忽见屋中有大缸，妇试发之，见有大蛇，妇乃作汤，灌杀之。及家人归，妇具白其事，举家惊惋。未几，其家疾疫，死亡略尽。”[5]（157-158页）《搜神后记》卷二有一条：“昙游道人，清苦沙门也。剡县有一家事蛊，人啖其饮食，无不吐血死。游尝诣之。主人下食，游依常咒愿。双蜈蚣，长丈余，便欲盘中跳走。游便饱食而归，安然无他。”[6]
这些说法最大的改变在于蛊是为了伤害别人而专门饲养的。它可以变成狗、猪、蛇、蜈蚣，可以隐形在食物中。但是，对最关键的一点即蛊的本体是什么，却没有说明。在此基础上，后来又有许多繁衍，总的特点是越说越神秘可怕，越说越有分歧而互相矛盾。有关文献，一般研究蛊的论著都有引录，本文只在后面分析具体事项时，引及相关的局部。
二、医药卫生事理的解读
古代无降温设施，清凉饮料又少，对夏季的热毒特别敬畏。《吕氏春秋·仲夏纪》描写五月的气候：“其日丙丁……其味苦，其臭焦。”是说火神发威，人口干舌燥，吃什么都似味苦，空气像焦灼了。又说：“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是说白昼达到最长之后转为渐短，黑夜则渐长。有的作物已成熟，有的正在成长。是害虫繁殖、活跃时期，有的夏令疾病还会使人死亡。同文还说人们在夏季要调节生活方式：“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欲静。止声色，无或静。薄滋味，无致和；退嗜欲，定心气。”大致是说：清心寡欲，减少房事，清淡饮食，节制活动。国家也有相对的措施：禁止砍伐树木烧炭。城门日夜不闭，集市贸易不征税。对在押重犯，暂缓刑罚，增加饮食。不是紧急的劳役暂缓。而这些都是以调节阴阳二气使其和顺的哲学理论为前提的，或者说是一种指导思想，至于具体事项，未必有充分的合理性。端阳节就由此而来，此不详及。
所以，早期“蛊毒”的文化内涵正是对夏令热毒和医药卫生认识，后来的志怪说法虽把它变说为种种神奇怪异，但仍然有这种本原的影迹可寻。说益虫要在五月五日开始培育，实际就是对早期把热毒叫“蛊”的遮掩性说法。等于说：蛊就是热毒，以五月五日为甚。
《搜神记》：“见有大蛇，妇乃作汤，灌杀之。”[5]（158页）《夷坚志》补志卷二十三《黄谷蛊毒》：“（蛊）凡饮食药饵皆可入，特不置热羹中，过热则消烂。”[8]（1761页）《乾州厅志》卷七：“苗妇能巫蛊杀人，……必密设一坛，以小瓦罐注水，养细虾数枚，或置暗室床下土中，或置山僻径石下。人得其瓦罐焚之，放蛊之人亦必死矣。”[9]近人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十：“大约其用蛊，恒在冷茶冷汤中。”[10]（493页）近人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闻有一蛊妇设坛在家，……烧温水为神沐浴，不意为小儿所见。翌日，妇上山工作，小儿仿效之，烧沸水为神偶沐浴，将蛊烫死。中有一偶即为蛊妇自己之魂所附。妇在山上工作，即已自觉，返家换衣后，即气绝身死。”[11]这几则都是说蛊怕高热，分明是承早期把热毒气叫蛊而来的异变。从“同性相斥”设计志怪情节，类似的“同性相斥”神秘文化个体又如：说人逢本命年必有灾；婚俗有同属相必相克的忌讳。甚至说，长于什么武器的人必死于持这种武器的敌人。“以毒攻毒”式的众多巫术都是此类。
飞蛊会发光。鲍照《苦热行》：“含沙射流影，吹蛊病行晖。”《文选》李善注：“行晖，行旅之光辉也。”实误，行旅的光辉是什么特别的光辉呢？它怎么能使人病呢？杨慎《丹铅录》：“南中畜蛊之家，蛊昏夜飞出饮水，光如曳彗。”黄节据此认为“李注非”。[12]《续禄劝县志》：“（云南禄劝县）土俗畜蛊，或鼠蛙之类，夜放晓收。其出入有金光。”[10]（487页）清东轩主人辑《述异记》：“偶坐晚堂，见空中有流光如帚，似彗星之状。问之胥吏，云此名‘飞蛊’。乃蛇蛊也。”[10]（488页）这又是另一种假中含真，透漏出把热毒气叫蛊的本源。因为热、火、光，是同一事理。
近人王世祯《中国民俗风情》：“篾片蛊的害人是将竹篾一片，长约四五寸，悄悄地把它放在路上，行人过之，篾跳上脚腿，痛得很厉害。久而久之，篾片又跳入膝盖去，由是脚小如鹤膝，其人不出四五年，便要一命呜呼了。石头蛊的害人是将石头一块，放在路上，结茅为记，但不要给他人知道。行人过之，石跳上人身或肚内，初则硬实，三四个月后，更能够行动、鸣啼，人渐大便秘结而瘦弱，又能飞入两手两脚，不出三四年，其人必死。泥鳅蛊的害人是煮泥鳅给人吃，食罢，肚内似有泥鳅三五个在走动，有时冲上喉头，有时走下肛门。如不知治，必死无疑。”[13]这种说法极为离奇古怪，绝对不是真实的，它的附会途径完全出人意料。所谓石头蛊是从牛黄、狗宝、淋石等“结石”生发的。《本草纲目·淋石》：“（藏器曰）此是患石淋人尿中出者，正如小石，收之为用。（时珍曰）此是淫欲之人，精气郁结，阴或煎熬，遂成坚质。”而“淫欲”就是《左传·昭公元年》：“近女室，生疾如蛊。”“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借此把结石与“蛊”附会在一起。动物和人体内的结石，也是一种“臌”或“痼”病，暗中谐音成“蛊”。泥鳅谐音“疑遒”：你应当对这个说法大加怀疑。这是一层。泥鳅也是鱼，谐音成“愚”：这种说法是在愚弄你呀，你相信了的话，就愚蠢太甚呀。所谓“篾片蛊”，是谐音“蔑、骗”。蔑：没有（此事），我是说假骗你呀。所谓篾片、石头“跳”到人身上，是谐音“调笑”的“调”：是开玩笑的话。所谓“结茅为记”，其中是谐音“冒”，指本是胡说乱说。这样解释岂不也是离奇古怪，有什么依据呢？依据就是志怪文学的规律。例如著名的“青蚨还钱”，有谁能证明青蚨是什么虫呢？它一名“鱼伯”，正是“愚百”或“愚伯”的谐音，你信了它，就是百倍的愚蠢，就是笨伯。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如果对神秘文化没有实质的研究，不知它的“趣假性”，自然会以为我的解释岂不是也离奇古怪。
三、“蛊”的语言文字解读
《左传·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说“蛊”是会意字。皿，代表装谷物的器皿。虫，是其中的螟蛾。从“谷”再把“蛊”读成同音。这些都是合事理而平实的，但辞书还无如此简明的解释。
我国神秘趣味文化的一大特色，一种拿手好戏，就是利用语言文字手段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把无作有、有作无，从而形成大背事理的“睁着眼睛说瞎话”，形成莫名其妙的怪异性。志怪故事如此，“蛊”的志怪故事自然也如此，限于篇幅，仅辨析十一种具体情况。
（一）《左传·昭公元年》：“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曰蛊。”这个意思《国语·晋语八》是：“是不昭谷明而皿蛊也。夫文，‘虫’‘皿’为‘蛊’，吾是以云。”三国吴国韦昭注：“皿，器也。为蛊作器而受也。”已经把“皿”解释成饲养蛊虫的器皿，可见当时已有这种志怪说法。南朝梁顾野王《舆地志》：“江南数郡有畜蛊者，主人行之以杀人，行食饮中，人不觉也。其家绝灭者，则飞游妄走，中之则毙。”[14]还都没有怎样饲养的说法。《隋书·地理志下》：“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相自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之以杀人。”[15]《本草纲目·蛊虫》：“造蛊者，以百虫置皿中，俾相啖食，取其存者为蛊。故字从虫，从皿。皿，器也。”“（时珍曰）蛊毒不一，皆是变乱元气，多因饮食行之”[17]（2371页）
这是虽神秘却无任何事理性的谎言。虫各有自己的食谱，不是凡比它弱小的都吃。虱能吃蛇吗？蛇可以吃许多种虫，但在一年内，只吃包括虱、蜥蜴、蜘蛛、蜣螂等99只虫，岂不饿死？无毒蛇即令吃许多毒虫，也不会变得有毒。毒蛇吃许多其他毒虫，也不会增加毒液。但谎言也不是凭空捏造，而是见缝插针的投机取巧。虫，繁体作蟲。所以“蛊”字本来作“蠱”。从“三虫”生发，从而傅会出百虫在皿中自相残啖，最后存活的自然最凶恶，就是蛊的说法。“蛊毒不一，皆是变乱元气”的解释也不确。虫各有各的元气，自相残杀而食，无所谓把其他动物的元气与自己的混杂。即令混杂，为什么就成为吃人的蛊呢？人吃许多动物，只是吸收营养，并不变乱元气。按那样解释，人岂不是都成了蛊？
《说文》：“蛊，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此释并不全面，疏忽了积谷生虫和热毒等本义。“腹中虫”也无文献根据。段注力辨此话非字面之义，而指由外到内的冲击祸害。“中、虫，皆读去声。《广韵》、《集韵》皆曰：虫，直众切。虫食物也。亦作蚛。腹中虫者，谓腹内虫食之毒也。自外而入故曰中；自内而蚀，故曰虫。此与虫部‘腹中长虫’、‘腹中短虫’读异。”[16]是说：虫是动词，义为“蚀”。
（二）秦德公时用涂狗血禁忌。对于神灵，是以三牲为祭；热毒是伤害性的，不是敬祀，而是祈禁它的危害。敬的形式，禁的内容。“狗”是谐音为“苟”，指热毒伤人为“苟”。热与狗没有关系，但经过“苟”的事理中介，有了“热——苟——狗”的联系。把“苟”的事理隐蔽，就是“热——狗”的志怪性联系。《搜神记》：“潘阳赵寿，有犬蛊。时陈岑诣寿，忽有大黄犬六七群，出吠岑。……蛊有怪物……或为狗豕。”神异的“狗”，传示的实际是“热——苟”的事理。
梁陶宏景《神农本草经》：“近城市人以空罂塞口，纳粪中，积年得汁，甚黑而苦，名曰黄龙汤。治温病垂死者，皆瘥。”[17]（2939页）温病就是热病。《本草纲目》言黄龙汤治“蛊毒百毒”承此。而《述异记》“中斯（按，即蛊）毒者，唯自投粪窖中，稍或可解”便是趣假说法。按，“黄龙”谐音“黄弄”：是黄色的大便弄成的。《本草纲目·狗》：“俗又讳之以龙，称狗有乌龙、白马之号。”仿“乌龙”而故意把“黄龙”别解成指黄狗。黄龙治蛊，实际是说“黄狗治蛊”，仍然是“热——狗”的假事理。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猪亦可放（指用猪变蛊），狗则不能。故蛊妇怕狗，不吃狗肉。[11]”其实也是从同性相斥而趣说的。
（三）《黄谷蛊毒》等说：蛊吃人五脏。临绝之日，眼耳鼻口涌出虫数百，形状不一。这种附会的机缘是《周礼·剪氏》“剪氏掌除蠹物”的郑氏注：“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虫鱼亦是也。”其中的“穿食人器物”本是说蠹鱼这种蛊虫打洞蛀蚀人的器物。“食”通“蚀”。“人”是“器物”的定语。好事者卖弄聪明，把“穿”字移到后面，变成“食人器物而穿”，“食人器物”意思变成蛊虫吃人的五脏，“穿”成为指再“穿透出来”的“眼耳鼻口涌出虫数百，形状不一”。
（四）《搜神记》说中蛊毒的症状是“吐血几死”。唐《朝野佥载》：“江岭之间有飞蛊，……中人即为痢，便血。”[18]（1685页）中暑会有恶心、吐泻。把“吐泻”谐音成“吐血”，或把“泻”换成复说的“便泻”，再谐音成“便血”。
（五）《新唐书·方技·甑立言》：“诊曰：‘腹有蛊，误食头发而然。’令饵雄黄一剂，少选，吐一蛇如拇，无目，烧之有发气，乃愈。”[19]《酉阳杂俎》续集卷七《金刚经鸠异》：“尝中蛊……夜又梦吐大蚓为一肘（按，肘是印度量词，一肘是横列二十四指宽的长度）。”[20]
治疗吞下头发就应当使头发吐出。变说成：头发在腹内变成如蛇的蛊，打出来的蛊就是蛇或蚯蚓。其实是从人吐出蛔虫来附会的，而这又是从《后汉书·华佗传》仿来的。“佗闻其呻吟，驱车往视，语之曰：‘向来道边有卖饼家，蒜齑大醋，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见佗北壁县此蛇辈约以十数。”[21]所说的“蛇”不是字面意思，而是从蛇的俗名“长虫”，指很长的虫，即蛔虫。《说文》：“蛇：虫也。从虫而长。”但“长虫”作专名才是蛇，作一般说法是长的虫。《后汉书·华佗传》使用了语文的歧义手段，把一般的说法故意别解成专名，来誉说华佗的医术。这是方技书的说法。
（六）唐刘恂《岭表异录》卷二：“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瘴，人感之多病，腹胪胀成蛊。”[22]《夷坚志》三志壬卷第二《聂伯茂钱鸽》：“临川聂伯茂，……病腹下气蛊，病块如覆盆。积日不差，仅年余而卒。”又同书丙志第八《顶山回客》：“忽得蛊病，水浮肤革间。……问之曰：‘病几何时矣？此乃水肿，吾有药能疗。’……应手水流，溢于塌下，宿肿即消。”[8]（434页）这些故事中的“蛊”实际是“臌”字的谐音，指体有肿块或浮肿鼓起。用“蛊”字是受了神秘的“蛊”字的影响。但对病的原因和症状没有被人放蛊暗害的说法。
（七）《夷坚志》丁志卷一《挑气法》：“从事郎陈遹力为德庆府理官，鞠一巫师狱。巫善挑气。其始与人有仇隙，欲加害，则中夜扣门呼之，俟其在内答应，语言相闻，乃以气挑过。是人腹痛肚渐胀，日久，腹皮薄如纸，窥见心肺，呼吸喘息，病根牢结，药不可治。狱未成而死……。此妖术盖有数种。或咒人使腹中生鳖者。或削树皮咒之，候树复生皮合而死者。然不得所以治法。”[8]（543页），“挑气”的意思不易明白。从具体情况分析，是如下的曲折：过——迈——卖——粜——挑。过，是把气吹过去。得传染病，方言也叫“过病”。把“过”换为同义的“迈”，又换为同音的“卖”，又换为口语同义的“粜”，又换为同音的“挑”。这种多次曲折转换的表述，唐代专门叫“三折语”。呼名而答应便得病，又是利用神秘文化的名字崇拜。从受气得病来说，如中医所言，“郁气得鼓胀病”，即又是“鼓、蛊”的谐音。而“使人腹中生鳖者”，“鳖”实际是“憋”的谐音作假。削树皮为蛊，又是“皮、痞”的谐音作假。憋、鼓、痞，同指腹内肿块。
（八）前引《乾州厅志》说苗妇“养细虾数枚”来制造蛊。腹中结块而不外显的病，中医叫“瘕”。谐音假说为用虾制蛊。
（九）敦煌文献伯二六三七《出蛊毒方》：“豆豉七粒，黄龙一分，乌龙肝一分。右件药物细研为末，都为一服，空腹下。”神秘文化给豆类赋予许多的药效都是虚假的。如《五行书》：“正月朔旦及十五日，以赤小豆二七枚、麻子七枚，投井中，辟瘟疫甚效。又正月七日，新布囊盛赤小豆置井中，三日取出，男吞七颗，女吞二七枚，竟年无病。”[17]（1510页）实际是以“豆”谐音“斗”：和病魔相斗。《三遂平妖传》说有“点豆成兵”的妖术，同一机杼。宋姚宽《西溪丛语》：“如中毒者，先以白矾末令尝，不觉味苦，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23]检验是否中毒，不腥就是无豆腥气。神秘的设计是：“斗”性（腥、性谐音）都用在与蛊斗争上了，所以不觉豆腥气，即意味着中毒。特说赤小豆、黑豆、绿豆，是再作神秘。敦煌文献中的“乌龙肝”就是狗肝，而“肝”谐音“干”，指旱，又与热毒一致。
（十）《搜神记》说：“累世为蛊，以此致富。”不言怎样致富。《隋书·地理志》言：“死则其财产移入蛊主之家。”又不说怎样移入。《黄谷蛊毒》：“（被害者）人魂为虫祟所拘，不能托化，翻受驱役于蛊家，如虎使伥然。”《湖海新闻夷坚续志·桃生蛊毒》：“相传人死，阴役于其家。”[24]《汀州府志》：“死后魂灵为之力作，坐是致富。”[10]（482页）原来是被害死的人的魂灵给施蛊者干活，使得他富裕。但是，这个解释绝对说不通。所以还必须探究真正的傅会原由。把《左传》“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节缩为“淫生蛊”，却别解成：淫由于蛊而生。把“淫”换为谐音的“银”，成为银生于蛊，即蛊产生银子。这就是神秘莫测的养蛊致富。
蛊的一种叫“金蚕”。《本草纲目·金蚕》：“陈藏器云：故锦灰疗食锦虫蛊毒。注云：虫屈曲如指环，食故绯帛锦，如蚕之食桑叶也。今考之，此虫即金蚕也。”[17]（2371页）说的就是蛀虫。但它不是只吃锦，布、毛毡、木头也吃。所以吃锦是遮掩说法，是“持金”的谐音，指进财而富。进财即“进产”，谐音为“金蚕”。全是玩弄文字游戏。蛀虫也是高温时为盛的，仍然透漏出“蛊”的本源。
《铁围山丛谈》：“金蚕始于蜀中，近及湖广闽粤浸多。状如蚕，金色，日食蜀锦四寸。南人畜之，取其粪置饮食以毒人，人即死也。蚕得所欲，日置他财，使人富贵。然遣之极难，水火兵刃所不能加害。必倍其所致金银锦物，置蚕于中，投之路旁。人偶收之，蚕随以往，谓之嫁金蚕。”[25]它既然使人富贵，为什么又要送走它？《汀州府志》：“大凡蓄蛊之家，久必为祸，须以银物伴送密封，或置道旁，谓之嫁金蚕。”[10]（482页）然而，既知道久必为祸，还要倒贴一倍嫁它，又为什么养它？应是“假金蚕”的谐音谜底。实际是隐约告诉人：所谓金蚕蛊等等说法都是虚假骗人的。这与前面所解释的“泥鳅”、“篾片蛊”等是一致的。
袁枚《子不语》卷十四《蛊》：“云南人家家畜蛊。蛊能粪金银以获利。食男子者粪金，食女子者粪银。此云南总兵华封为余言之。”蛊在外吃人，回家排粪为金，只能是袁枚的巧思。他利用民“梦见粪主进财”的说法（这是因为“粪”谐音“丰”，指钱多了）。又利用道教把侍奉神仙的童男童女叫“金童玉女”，而说“食男子者粪金，食女子者粪银”。
（十一）《粤东笔记》：“粤东之贾往赘西粤土州之妇人，寡者曰‘鬼妻’，人弗取也。贾欲归则必与要约。三年返，则其妇下三年之蛊；五年，则下五年之蛊。谓之定年药。愆期，则蛊发膨胀而死；如期返，其妇以药解之，辄得无恙。……以蛊留人，人亦以蛊而留。”[10]（485页）《滇南新语》所言相同，但成了蜀地的情况，显然是变换地点的抄袭：“蜀中多畜蛊……又山中摆夷，剥全牛，能咒其皮如芥子。货客入山，不戒，或为夷女所悦，当货毕言归，则私投饮食以食客，女约来期。如约至，乃得解；逾期，则蛊作腹裂，皮出如新剥者。更闻元郡江（按，无‘元郡江’地名。‘郡’字当衍，元江在云南省）外，以木易腿；索财既足，始复其胫。否则，木脱夔立矣（按，用‘夔一足’的典故）。其害亚于蛊。安能得此辈而尽律以大辟。边荒妖毒，庶其息乎。遗孽为害之说，余殊不敢信。”[10]（487页）
汉人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作商，与妇女情爱，回归时约期再来而未。好事者做趣假之谈，利用了“贾（gu指商人）约”、“辜约”与“蛊药”，“负约”、“妇约”与“妇药”等的谐音（药指以蛊为毒药）。至于把牛皮用咒语变为芥子大的毒药，却是“牛皮”与“扭脾”的谐音。指扭转他的心性，让他回来。“脾”是“脾性”的简说。说他若转心即变心不回来，“蛊药”就发作，实际就是说他“辜约”了而已。而对客商索财不足，就用木头换他的腿，由于未交代具体情况，难以考虑神秘化的途径。但木腿与木偶仍然有关联。《滇南新语》的作者说他要把用蛊的人处以死刑，是相信实有那样的蛊，但这是假话。又说他“殊不敢信”所说的蛊，这才是真话。他正是要从编造的离奇古怪的蛊来让人醒悟：蛊是编造的趣味故事。
四、“蛊”的文学解读
从整体来说，志怪的蛊就是对实有的热毒的蛊的特种文学说法，有如“哈哈镜”中的人像，有真、假、怪的特点。真，是客观的实体，即反映热毒，以它为题材。假，是手段。怪，是艺术目的或主题，也就是志怪的另名“齐谐”的“谐”：诙谐、智趣。我们应当准确把握这些特色。不知这些，就把它既看成巫术，又看成医学档案，相信并再次宣传确实有巫术可以培育蛊虫来损人利己。因此，前文所说的那些从字的形音义生发的趣假，实际也还是文学手段。
《搜神记》故事中的儿媳不知家中养蛊而把蛊蛇烫死，“未几，其家疾疫，死亡略尽”。这是“恶有恶报”的文学主题，志怪小说中多见。蛊家妻女被蛊淫，包含两层事理。浅层也是恶有恶报。深层是《左传》“淫则生内热蛊惑之疾”的断章取义，仅截取“淫内蛊惑”而作生发。最初当是骂蛊家妻女乱辈分而淫，后来变为与蛊虫为淫。
志怪作品有一种笔法：设置疑兵。即有意提供与主旨事理无关的内容，干扰读者的正确思路，如前面说到的，本只是用“豆”谐音“斗”，却说成黑豆、绿豆、赤小豆。
志怪小说的“怪”不是目的，“怪”与“谐”的统一才是目的，即要有智趣性。《夷坚志》补志卷二三《黄谷蛊毒》：“（蛊）皆有雌雄，其交合皆有定日。近者数月，远者一年。至期，主家备礼迎降。设盆水于前，雌雄遂出于水中，交则毒浮其上，乃以针眼刺取。必于是日毒一人，盖阴阳化生之气，纳诸人腹，而托以孕育，越宿则不能生。故当日客至，不遐恤亲戚宗党，必施之。凡饮食药饵皆可入，特不置热羹中，过热则消烂。或无外人至，则推本家一人承之。……（养蛊家）有五色线、杯珓及小木棋子，两面书‘五逆五顺’四字。……所谓顺逆棋子，降蛊之时所用以卜也。得顺者客当之，逆者家当之。”[8]（1761页）原来是说让百虫残杀留一个，变为迎接雌雄两个来家交配。但这雌雄两个又是从何而来的什么虫呢？什么虫交配的淫液有毒呢？此毒的正常用处是什么？都是没有丝毫寓含的。先说当日无客来，便对本家人用蛊，后说用卜决定对客还是对本家人用蛊。先说蛊数月或一年交配一次，后说淫液当日有效。如此又怎能经常害人？都是自相矛盾。如儿子结婚分居，来客是父母、岳父母、兄弟姐妹、已婚的儿女，也向他们投毒？如无客来，对本家人用蛊不外是对这些人投毒，他们会服从吗？这些说法够奇怪了，但是不负载意义，为怪而怪，没有文学性。可以说是志怪作品中的败笔，这可与前面说的文学性对比。
《太平广记》：“有一妇人从夫南中，曾误食一虫，由是成疾。……医者知其所患，乃请主人姨奶中谨密者一人，预戒之曰：今以药吐泻，但以盘盂盛之，当吐之时，但言有一小虾蟆走去。然切不得令病者知是诳绐也。其奶仆遵之，此疾永除。”[18]（1676页）这也是杯弓蛇影类型。中医叫气臌，并未吐虾蟆而骗说吐了，即心病还得心来医。此例充分说明所有吐出某种动物的说法，都是子虚乌有。这是以蛊的同样题材，却达到说明没有蛊的独特主题，也可以对比而领会此类作品的文学性。
五、“蛊”的迷信解读
这指的是与本原的热毒没有关系，也无其他积极寓含，纯粹是借神秘的蛊来宣传迷信的内容。《搜神后记》的昙游道人，念咒就能使隐藏的长丈余双蜈蚣蛊虫显形而逃走，并饱食蛊虫曾在内的饭食而安然无恙。就是宣扬宗教咒语的法力。
《夷坚志》丁志卷一《治挑生法》：“与药服之，食顷，吐积肉一块。剖开，筋膜中有生肉存，已成鸡形，头尾嘴翅悉肖似。”[8]（541页）中蛊毒使腹内有积肉不化，治疗使吐出来。把膜包的积肉剖开，其中有已成形的小鸡，离奇之至。这是对下面一种说法的移植：迷信说吃肉而杀生的一种报应，是吃什么就在腹内变为什么，它也要害你的命。《黄谷蛊毒》所说：“若吐出，以桶盛之，如鱼鳔之类，乃是恶物。”从吐鱼变为吐鱼鳔。再《夷坚志》丁志卷一《治挑生法》：“识者云：‘此中挑生毒也。’……果然，……泻出生葱数茎，根须皆具。肿即消。”是掐头留尾的说法，隐蔽了吃葱的原因。是宣传不吃荤的泛化，因葱也是荤菜。
本文研究的结论是：神秘化的蛊都是虚假的，是对热毒、痼、臌、瘕、痞、症、郁、憋等症状的趣味说法。神秘化的蛊是志怪小说的产物。志怪者，齐谐也。谐，即隐曲、诙谐、趣巧、奥秘。手段有：泛化、异化、双关、歧解、张冠李戴、断章取义、拆字、谐音等等。众多的说法组成蛊的网络体系（它的底层是不神秘的早期的蛊和相关内容）。简单地说，它们是骗人的；深刻地说，是特种诙谐趣味文学。
西方的四月一日是愚人节，又叫万愚节。人们以各种方式做愚弄人的游戏，即说假话开玩笑。蛊的以及其他的许多志怪故事，就是我们祖先千多年前愚弄人的文字游戏。西方愚弄人的游戏即时而过，我国的志怪小说，许多却是文学名篇。那些荒诞的说法，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与读者作玩捉迷藏的斗智。可惜一些研究者不知奥妙，被蛊牵着鼻子走，既使文学价值不得彰显，又促助迷信宣传。这是研究的空白和失误，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是如此。这倒如俗语所说“张公吃酒李公醉”、“当事者清，旁观者迷”。
著名民俗学家马连良先生在《倮族的招魂与放蛊》一文中说：“如放蛊人之说，西南苗夷区中，皆有此说，但我历年居苗夷区，何未之见，仅闻某某人中蛊因而昏狂，或残废死亡。”[10]（495页）这是难得的如实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