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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循环经济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内容。随着我国资源环境形势不断趋于严峻，上述战略的重要性还会进一步提升。但战略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能够落实，相反，重要性的上升也许是该战略难以落实的产物。无数经验表明，环境资源滥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如果这样的行为是普遍的，并且是长期的，就意味着其背后存在着滥用的制度基础。我们看到了现状的不利，也明确了由科学发展观勾画的彼岸，但推动我们转向绿色发展的动力依然很弱。我们需要绿色的引擎。
一、单一的动力，蹒跚的步伐
在推进循环经济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可以发现国家目标与现实的剧烈碰撞。滥用土地动摇国本，中央对此极为关注，出台了越来越严厉的控制政策。但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和“土地财政”，在发展的名义下无节制地批租土地。一方面，投资者希望用尽可能少的投资，占有尽可能多的土地。圈地的冲动如此强烈，地方经济似乎普遍患了土地的饥渴症，除滥用土地之外似乎别无发展良策。另一方面，消费者被引导购买第二套或更多住房、别墅、“豪宅”和大套型。如此拉动内需，致使我国消费结构变得异常病态。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我国这样无节制地增加工业用地，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城市像我们的城市那样建设如此多的大广场以及如此豪华的政府大楼。挥霍土地成为时髦。
节能已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需要注意的是，节能虽然需要倡导俭朴，但更重要的途径是产业升级、发展模式转轨、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提升以及产业结构和布局的优化。现实中，这两方面都显得困难重重。当奢侈被视为“世界一流”时，节俭也就自然等同于落后与寒酸。当地方政府竞相攀比谁的办公楼更气派时，再研究在这样的办公楼里如何节约一滴水或一度电又有多大意义。至于企业的节能降耗，根本的措施是要让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产生通过技术进步完善管理的动力。这也就意味着必须通过规范市场运行和完善市场制度来实现其目标。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中，在合理的资源价格信号和制度压力下，企业能够自动调整自身的资源策略，并调动技术和创新资源以适应这种调整。20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期间美国和日本对危机的抵御能力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而我们的问题正在于存在一个鼓励资源滥用的市场，大量过度消耗资源的企业轻轻松松地在这个市场中活着。通过计划部门将国家指标层层分解，通过行政体系落实到微观经济主体，而忽视市场制度建设，实为本末倒置，其结果是节能在很大程度上演化为文字游戏和数字游戏。
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已经被视为我国经济从粗放转向集约，从高消耗、重污染转向环境友好的重要路径。但迄今为止，推动的主要方式还是行政手段，其结果是这些领域多少年来始终停留在所谓试点示范阶段。地方政府要么是将已有的先进企业作为所谓试点，将现代大型石化项目作为循环经济的典范，而无视其世界通用范式的事实；要么就是将试点作为一场烧钱的游戏，许多试点声称创造“效益”若干，却不敢披露所谓效益究竟是产值、增加值还是利润。试点和示范严重缺乏在市场中的滚动发展能力，于是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变为花瓶。与之相关的各类服务，尤其是ISO14000论证、清洁生产论证和绿色产品论证，基本上被具有官方色彩的机构，也就是主管部门下属的事业单位垄断，并在很大程度上异化为某种交易。这种局面也使得相关服务市场在我国难以得到发育，几乎没有什么能够帮助企业获得经济与环境双赢的服务业。
这种尴尬是如此普遍，几乎渗透在经济生活的所有细节中。中央倡导节约，而广告、影视和报道却无孔不入地告诉我们应该追求豪华和奢侈；中央关注发展的可持续性，而现实中的浮躁和急功近利驱之不去。以成败论英雄，以金钱论成败，在发展的借口下，贴现未来、滥用环境的行为成为时尚。笔者不知如何刻画这种情形，这似乎有点像一个人的眼光和思想朝着某个方向，其身体却不听使唤地走向另一个方向。
二、节约与循环的障碍何在
以上现象归结起来，说明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但朝向这一目标前进的动力却主要来自行政推动。由于无法克服其固有的低效率，行政官僚体系推进方式取得的效果也许比不上由此造成的浪费。只有当市场机制能够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相一致时，前面提及的那些尴尬才有希望弱化乃至消除。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当前我们面临的环境资源挑战主要是由市场机制与发展目标高度不匹配引起的，所以政府的基本责任不是用行政方式推动循环和节约，而是通过改造市场、规范市场，使市场能够包容循环和节约的发展目标。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我们需要改正当前市场的什么缺陷。从理论上讲，资源节约和循环经济也是有投入产出的。如果资源的投入大于资源收益，那么这种经济活动就是无效的，是伪循环、伪节约；反之，在社会获得资源净收益的情况下，相关的循环经济和资源节约活动就是值得的。一般而言，资源的净收益也意味着经济利益上的净收益。另一方面，资源上的投入产出也可以是跨期的，可能是现在的投入与未来的收益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现在的消耗与未来的代价之间的关系。
这里不考虑社会净收益为负的情况。但即使是社会净收益为正，如果存在以下市场缺陷，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等环境友好的经济活动就会遇到阻力，也就不见得能够成为经济生活的现实。
首先是外部性的存在。众所周知，负外部性意味着经济活动主体将其部分成本转嫁给了社会，由此导致其产品的成本偏低，进而产生的影响波及到多个方面：一是与替代性较强的产品相比，负外部性较强的产品在价格上更具有竞争力。由于相应的经济活动一般比较落后，从而产生“落后驱逐先进”的局面。这样的现象如果越普遍，整体经济的进步就越艰难。二是负外部性会改变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在本文的范畴内，一旦利用环境和资源的价格下降，资本与资源结合的方式也会改变。由于资源环境的廉价，资本就会以廉价的方式与之结合，于是就形成了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粗放的增长方式结合，相适应的人力资本也是粗放的，于是，相应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粗放、低端的。三是具有负外部性产品的过量生产。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具有负外部性的经济活动是普遍的，那么GDP也会具有过量生产的特征。正外部性的存在除了使相应的物品供给不足外，也同样会阻碍经济进步，导致不利的要素结合方式的产生。这里不予展开。
在现实中，外部性成为节约型社会和循环经济的严重障碍。矿产开发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负外部性，如污染、土地占用、生态破坏和逃避未来矿区修复的成本，加上工人的低工资和较差的劳动条件，由此逃避的生产成本极为可观。在农业生产方面，存在过度使用土地肥力和滥用化肥农药造成的负外部性。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低于其应有的水平。又加上土地利用价格被人为压低、过度开发水资源，使得进入生产的资源要素价格普遍过低。一方面，不合理的低价格释放出资源丰裕的虚假信号，从而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节约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减量化、无害化和再利用的经济活动不同程度上具有正外部性，于是相关产品会供给不足。我们可以考虑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再生材料在当前市场中的处境：它们会因为正外部性导致的利益流失和具有负外部性的替代产品的双重挤压，从而丧失市场的生存空间①。
其次，如果一种新兴的环境友好的产业活动与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传统产业之间存在强烈的替代关系，由于传统自然垄断产业已经占有压倒优势的市场份额，该项产业活动会因为不能达到效益规模而被窒息。在现实生活中，最为典型的是风能发电与传统电力之间的关系。理论上讲，风能是最有希望的替代能源，但当前主要问题是成本较高。降低其成本的路径一是技术进步，二是扩大生产规模以获取规模效益。但在具有自然垄断特点的传统电力产业的笼罩下，风电产业很难形成必要的规模。一旦形成这一局面，资本进入并投入于研发的积极性也会下降。于是，一项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产业如同被参天大树遮盖的幼苗，很难长成。
在环境保护领域，污水集中处理和生活垃圾集中处置等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一旦一个高度专业化并拥有完整管网系统的自然垄断者出现，分散的创新行为就会受到抑制，即使这种创新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也不行。湿地污水处理技术、中水回用技术、分质供水技术和分散的废弃物处置技术等不同程度上都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
最后是跨期的成本收益问题。如果一种节约行为需要较大的一次性投入，而回报是长期的，其实施就可能会遇到较高的社会贴现率的阻碍。在经济学上，贴现率用来衡量未来收入和支出折算成现值的价值。贴现率越高，发生在将来的收入或支出折算成当前货币价值就越小。在社会学意义上，贴现率越高，则说明将来发生的经济损益越不重要，眼前损益的价值越大。一个高的社会贴现率，意味着人们对未来责任感的减弱。
在资源节约领域，受社会贴现率影响最典型的案例是建筑节能。现有住宅节能技术会显著增加建筑成本。我们假定这种投入的增加是合理的，换言之，未来的节能效果显著大于成本增加背后的耗能。但受社会贴现率的影响，消费者会倾向于拒绝购买节能建筑。节能所需要的一次性投入越大，回报期越长，就越难以普及。
以上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可能是叠加的。仍以建筑节能为例，节能技术的应用成本过高虽然可能与其本身的不成熟有关，但也很有可能与市场份额太小有关。节能技术产生的收益不一定全部由购买者捕获，很可能有部分收益外溢形成正外部性，如减轻了热岛效应和温室效应；节能还缓解了未来社会的能源压力，这应该被理解为是一种向未来延展的正外部性。加上社会贴现率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制约节能技术发展和普及的重重障碍。
三、坎坷绿色路
在微观层面上，以上三方面因素基本构成了资源节约和循环经济的解释框架。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推动资源节约和循环经济不能单纯依靠行政的推动，不能等待人们的良心发现，一个社会如何走上资源节约之路，是有其规律的。大致上可以认为，依靠制度建设削弱乃至消除上述导致市场失灵的因素，可以使市场经济逐步变得具备包容资源节约和循环经济的能力。具体地说，对于构成资源节约和循环经济障碍的外部性，需要制度化地运用庇古税费补贴原理和产权工具，使之内部化。相关制度需要有强大的执行能力为后盾，以避免“散、小、低”经济活动不能被覆盖的局面和由此引起的落后压倒先进的结局。对于因自然垄断引起的环境友好技术难以形成规模的问题，较好的方式是让垄断企业承担强制责任，并为此类责任的让渡创造有效的市场。至于那些受到社会贴现率影响的长期项目，可以像美国的“能源之星”、日本的“阳光计划”那样，通过政府补助推进实施。
在宏观层面上，国家出台并完善与资源节约和循环经济有关的法律法规固然重要，但笔者认为，当前更为迫切的是改善我国的财税结构，使之适应发展目标的调整。相关的重大改革可包括两方面：一是减轻劳动以及人力资源相关的税负，并将相应的税负转移到资源使用方向。也就是说，调整以后的税收是针对资源利用的，而不是针对劳动的。这样的税收结构可以鼓励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就业，抑制对环境资源的利用。二是改革我国基层政府的财政收入分配制度，使其可支配财政收入与招商引资、土地批租和工商发展水平脱钩。这一改革的动机是遏制基层政府长期以来为实现经济增长而不惜牺牲环境资源保护大局的冲动，使基层政府的主要职能从经济领域转向服务社会，以及实现区域之间的错位发展。
不难理解，以上要求的改革和制度创新是极为系统和复杂的。如果完成这一过程，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会发生脱胎换骨般的变化。唯有如此，资源节约和循环经济才会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经济行为，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才会真正变得和谐。特别要注意的是，随着外部性的内部化以及税收结构有利于劳动而不是有利于滥用自然资源，随着利用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成本上升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得到鼓励，经济活动会转向更多地利用人力资源而不是自然资源。我国的技术进步也会发生两方面的重要变化：其一，在正确的资源价格引导下，资本追求利润的方向转为依靠研发、管理和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其二，研发的方向会变得更为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我国长期以来产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的状况，只有在最大程度上压缩滥用资源的空间的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普遍提高普通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极端重要性。这些年来，我们的社会存在着过度强调高端人才，忽视普通劳动者技能水平的倾向。源自公共财政的人力资本投资过度偏重高端，忽视普及，由此导致的恶果很多。大量未获得适当技能培训的劳动者堆积在低端就业岗位，只能以低附加值的方式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其结果是，导致他们生活质量难以改善，自身发展空间狭隘，同时也浪费资源。因为低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意味着等量资源产生的价值较低。因此，在国家人力资源发展战略上，普通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普遍提高应该被视为基础，成为投入的主要领域。
我国长期以来奉行速度至上的经济发展政策。围绕这一基本政策，相关的制度、推进方式和运行机制已经成型，使之脱胎换骨的困难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当资源节约和循环经济只是停留在口号，或只是利用传统行政手段推进时，人们的表面一致响应是可以期待的。但当从制度上对现行发展模式加以改造时，作为一种复杂的利益再分配过程，会形成强大的阻力。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已经表明了这种阻力的存在。
对现行的发展模式进行改造，当然意味着放弃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但是，过去的经济增长为什么说是粗放的？粗放在什么地方？如何改进？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严重不足。某种意义上，仅仅批评经济增长的粗放是不公正的，因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公共管理更加粗放。这正是经济粗放的重要根源。
发达是俭朴的，绿色是昂贵的。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要求将经济增长成果中相当的部分用于环境整治、生态保护、发展替代资源和积累人力资本，因此我们要反对一切奢侈浪费。但是，告别奢侈和浪费并不容易。绿色的道路值得我们追求，绿色的道路也充满坎坷与崎岖，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准备。
注释：
①再生材料在现有市场中也可能因严重的负外部性而得以存在，典型的例子是我国某些地方电子废弃物的再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