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泉[1]2003年在《军费结构的优化模型及实现途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军事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集中表现为军费在各使用项目及各军事部门之间的合理分配，即形成最优的军费分配结构。军费分配结构的合理与否对军队战斗力的大小有直接作用，对军费分配结构优化的研究是军事财政学和军事经济学的永恒主题之一。在高技术局部战争条件下，通过优化军费分配结构，促使军费的规模效益得到充分发挥，即通过军费的“内涵式”增加来提高军队战斗力水平是世界各国普遍遵循的一条规律。因此，在我国把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时，军费结构优化研究必然成为我国军事经济领域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本文运用经济学、管理学和军事学的相关理论，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对学术界有关军费概念进行综述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军费概念。既在“质”上将国防费和军费加以区别，又在“量”上对军费规模加以确定，进而将我国的军费结构划分军费性质构成和军费军种构成两种军费分配结构。 本文依据大量的实证资料对我国军费规模和结构进行纵向分析及横向比较，深入研究了世界军费结构发展趋势，剖析了我国军费结构现状及存在问题，得出结论：我国军费结构失衡，并制约着军费规模效益的发挥和军队战斗力的最大产出。因此，优化军费结构，通过军费的“内涵式”增加是提高我军战斗力水平的必然选择。 本文研究的核心是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以保证战斗力的最大产出为目标，建立我国军费结构优化模型，利用该模型可以实现军事经济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通过对借鉴的“战斗力生成函数”进行拓展和修正，建立了“战斗力P—G”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构建了军费性质构成优化模型利军费军种构成优化模型。运用军费性质构成优化模型可以确定一定军费规模下，维持性经费和建设性经费的合理比重，使军费使用效益实现最优的军事效益；运用军费军种构成优化模型可以确定军费在我军主要军兵种之间的分配比例，保证一定军费规模下，军队战斗力水平的最大产出。 为实现我国军费优化配置的目的，本文提出的优化途径有：“增加军费”是我国军费结构优化的前提基础：“裁军”是我国军费结构优化的必然选择；“军事财力存量调整”是我国军费结构优化的有效措施；“建立健全军事财政制度体系”是我国军费结构优化的制度保证；“建立军队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是我国军费结构优化的必要措施。
卢小高[2]2013年在《军费规模与结构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文中指出军费是国家应对安全威胁,保障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项经费。合理的军费开支对增强国防实力和提高军事能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经验表明,人类将大量资源耗费在军事方面,当今世界军费开支数额巨大。那么,为什么存在军费?是什么因素决定着一国军费的规模与结构?不同国家的军费规模与结构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有无规律可循?近年来,中国军费有所增加,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那么,中国的军费开支为什么会增加?中国今后应该保持多大规模的军费才能满足其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所需?军费投向投量的重点在哪里?针对这些问题,论文首先从产权与交易费用的视角解释了军费的成因与性质;接着构建了一个新制度主义的均衡军费规模决定模型,并对军费结构的选择进行了分析;然后对美国和中国的军费规模与结构的演变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提出了优化中国的军费规模与结构的几点对策建议。国家之间的主权竞争、一国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权争夺,本质上是要界定主权与政权的权利归属。不论是主权竞争还是政权争夺,原则上都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通过谈判、和平签订政治契约的方式来分配和界定权利。二是通过战争或军事冲突的方式来解决争端。采取契约的办法,相关各方形成谈判意向、建立政治互信、达成政治共识、签订并履行政治契约的过程会存在无可避免的契约成本。采取军事冲突的办法,则会导致相关各方的军费开支增加和其他价值损耗。若政治契约成本为零,契约方式就会被采用,因而就不会有军费。现实世界的政治契约成本往往很高,军事冲突的方式就可能会被采用,这时就会产生军费。军费显然是一种界定主权和政权的政治性交易费用。政府根据防务行为的收益和成本来进行选择,其主要目标是通过竞争控制更大的治理范围以实现租值最大化。政府在决策时受到两个方面的约束:控制治理范围所获得的边际收入和面对的边际成本,政府决策的均衡点是其防务行为的边际收入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的交点。均衡的军费规模就取决于政府控制治理范围的边际收入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的位置和形状。政府的边际收入曲线会发生移动,它主要受到经济发展与税率的影响。政府的边际成本曲线也可能发生变动,它主要受到安全威胁、政府的防务活动生产函数以及防务要素的供给条件的影响。军费结构的变化主要由两种机制导致。即利益需求牵引军费结构变化和防务要素供给条件推动军费结构变化。战争时期,武器装备需求比人力需求增加得更快,战后则比人力需求减少得更快,因此战时装备费所占比例会上升,战后人员费所占比例会上升。由于存在信息费用、要素动员成本等阻滞防务活动自由调整的因素,军费结构不会随需求变化而立即调整。平均动员费用越低,能随需求变化而快速调整的防务要素在军费中所占比例的变化性就越大。动员费用的高低取决于防务要素本身的特性与相关的制度安排。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会引起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这在长期内也会改变军费结构。对美国军费规模变化的实证分析表明,美国的经济实力、税率、安全威胁对其军费规模有正向影响,对外开放度则有负向影响;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的军事人力价格有较弱的正向影响,而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军事技术进步对美国军费规模的影响不明显。对1940~2011年间美国军费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表明,从长期趋势看,美国军费中军职人员费和总人员费所占比例大致呈下降趋势;战争时期人员费所占比例明显下降,而战后人员费所占比例则明显上升。自1973年实施志愿兵役制后,美国军费结构中人员费所占比例出现了一个长达11年的下降期。美国陆军军费所占比例在战争时期较高,在非战争时期相对较低;而海军和空军军费所占比例则是在和平时期相对较高,在战争时期相对较低;陆军军费所占比例的波动性要比海军和空军高。对新中国军费规模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的经济实力、面临的安全威胁水平对中国的军费规模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税率、军事人力价格也具有较弱的正向影响,但对外开放度和军事技术进步则对中国的军费规模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税率、用中国与美苏等大国关系好坏量度的威胁水平对中国的军费负担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经济实力、对外开放度和军事技术进步则对中国的军费负担具有明显的负向影响。对新中国军费结构的实证分析表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和战后解放军军费结构的变化,验证了人员费占军费的比例在战争时期会下降,战后一段时期内则会上升的推测;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战争时期装备费增长速度快于人员费增长速度的推测。通过预测未来叁十年中国可能面临的安全威胁水平、经济发展前景以及国家利益拓展的重点方向,提出了优化中国的军费规模与结构的叁条具体对策建议。论文有叁个主要创新点。首先是从产权与交易费用视角对军费的成因与性质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指出军费是在存在多国竞争和政治契约成本较高的约束条件下政府必须做出的理性选择。军费在性质上是一种界定主权和政权的政治性交易费用。其次,借鉴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国家理论,构建了一个新制度主义军费规模决定模型。该模型认为,在多国并存与政府竞争的条件下,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在竞争中通过控制更大的治理范围以使自己获得的租值最大化。均衡的军费规模取决于政府控制治理范围的边际收入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的位置和形状。这一模型明显不同于新古典军费开支需求模型。最后,引入交易费用和制度安排,为解释军费结构的变化提供一条新的思路。提出军费结构的变化主要由两种机制导致,即利益需求牵引军费结构变化和防务要素供给条件推动军费结构变化。由于存在信息费用、要素动员成本等阻碍防务活动自由调整的因素,因此军费结构不会随需求变化立即调整。动员费用的高低取决于防务要素本身的特性与相关的制度安排。
杨胜[3]2007年在《基于战斗力生成的军费研究》文中指出军费与军队战斗力水平之间具有复杂的相互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复杂性赋予军费经济学以广阔的研究空间。简言之,军费的规模和结构对军队战斗力水平具有决定作用,战斗力水平的高低又反作用着军费的规模及其结构,以往的历史经验为我们为此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我们研究军费与战斗力的关系,是为了实现军费资源在国防领域的优化配置,从国防经济自身的角度看,就是军费规模和结构问题。本文运用经济学、管理学和军事学的相关理论,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大量实证资料的基础上,论证了军费和军队战斗力水平的辨证关系,得出了我国军费发展的优化之路。首先通过对引入“战斗力生成函数”的扩展和修正,建立了“战斗力—军费”模型,分析了一国军费规模的大小是决定一国战斗力水平的核心因素;其次,在考虑技术因素的情况下,通过分析军费在军事人力和武器装备等战斗力生成因素中分配比例的不同,对军队战斗力水平产出高低的影响,从而确立军费的最优结构;最后,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将其应用到我国的国防政策选择中,完成我国军费的优化之路。
孟春林[4]2008年在《中国军费保障效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军费是军队建设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实现军费保障效益的最大化正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因此,必须深入探索军费保障的特点规律,坚持统筹兼顾,紧紧围绕效益做足文章、搞好保障,用先进的理念指导工作,用科学的制度、方法和手段来配置和运用军费,促进我军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目前而言,决定军费保障效益的军费规模、军费结构和军费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使军费保障效益整体水平不高。在这一现实情况下,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军情,加强军费保障效益研究,合理确定军费的规模、优化军费结构、改进军费管理,促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全文约30000字,共分四部分:引言部分:介绍了军费保障效益研究的背景、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及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一部分:军费保障效益的基本理论。对相关概念进行准确界定是研究的基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同,将直接影响到研究的范围和结果。针对当前国内军事学术界对军费概念尚未形成共识,本文重新界定了军费概念进而对军费保障效益的内涵进行了理论阐释。在对军费保障效益理论阐释的基础上,将军费规模、军费结构和军费管理作为决定军费保障效益主要因素进行深入研究。第二部分:我国军费保障效益的现状分析。在上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我国军费保障效益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我国军费保障的历史分析及横向比较,深入研究了世界军费保障发展趋势,剖析了我国军费保障现状。第叁部分:军费保障效益的目标分析。在对我国军费保障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军费保障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合理的军费规模、优化的军费结构和科学的军费管理水平,并从定量和定性的角度进行分析。第四部分:提高我军军费保障效益的政策选择。笔者认为:“增加军费”是我国军费保障效益提高的前提基础;调整军兵种军费保障结构和军费的有机构成是适应信息化条件下军费保障效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建立健全军费管理制度体系"是提高我国军费保障效益的制度保证。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重新界定了军费保障效益概念的内涵。本文突破以往军费保障效益的研究往往注重概念的界定,却难以在实践中运用的问题,站在宏观角度,牢牢把握军费保障效益中投入产出比较的核心概念,以军费规模、军费结构和军费管理为主要决定因素对军费保障效益进行宏观研究。二是采用大量的实证资料对我国军费保障现状和世界军费保障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军费规模、军费结构、军费管理制约着军费保障效益的发挥和军队战斗力的最大产出。进一步揭示出合理确定军费规模、优化军费结构,科学管理军费是提高我军军费保障效益的必然选择。
于文生[5]2004年在《军费的成本效益研究》文中指出当前,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已经成为现代先进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以此为依据,军费的成本效益理论是对军费效益理论的创新和拓展。 本文从五个方面探索了军费的成本效益理论和实践问题。绪论。主要揭示了军费的成本效益研究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第一部分:军费的成本效益概论。在拓展军费概念的基础上界定了军费的成本效益的基本概念,从军费的成本效益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管理学两个层次结构,分析了军费的成本效益理论变迁,研究了军费的成本效益分析与决策理论,构建了军费的成本效益理论体系。第二部分:军费的成本效益经济学分析。立足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着重分析了当前军费的成本供给与需求非均衡态的成因,以揭示军费的成本效益与成本供给、需求之间的内在联系。第叁部分:军费的成本效益管理学分析。站在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军费的成本管理控制的概念、目标和内容,并从规模、结构、流动和消耗等微观环节对我军军费的成本管理控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考察了外军成本管理控制的成功经验。第四部分:提高军费的成本效益构想。从经济学和管理学两个方面提出了提高军费的成本效益的实践构想,从而为合理确定成本规模、优化成本结构、加强成本管理控制和提高军事经济效益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
罗功德[6]2013年在《军费超常规波动及其有效控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摘要：军费超常规波动既不利于国家经济建设,也有损国防建设。军费波动是军费增长速度快慢变化所形成的波形运动,而超常规波动是实际军费增长率超出适度区间的波动。按照军费波动曲线偏离适度区间的程度,军费超常规波动划分为偏热型、过热型、偏冷型及过冷型四种型态。超常规波动的发生往往与超常规的环境联系在一起,是远离平衡态的波动,并且,这种波动一旦发生,总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必须对其进行有效控制。超常规波动型态不同,其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危害也不同。过热型超常规波动往往会导致军费增长速度过快,阻碍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不利于军费使用效益的提高。而过冷型超常规波动则导致军费结构的次优化甚至是非优化、国防建设发展滞后、军队职能弱化及军费的无效配置。文章从环境、决策者行为和决策体制叁个视角详细分析了各种型态超常规波动的产生原因。控制超常规波动的前提是准确把握波动程度。为此,本文运用扩张指数法,建立了军费波动监测预警模型,并针对不同型态的超常规波动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控制超常规波动最终要通过改进决策体制,严格军费管理来进行：一是设立军费供求决策协调监督机构；二是明确界定军事经济与社会经济的界限；叁是健全军费供求决策法规约束机制；四是建立军费供求决策责任约束机制；五是建立军费供求决策信息支持系统。
杨峰, 杨眉剑[7]2005年在《军费政策确定的理论模型及我国军费政策选择》文中指出文章构建了军费政策确定的理论模型,结合当前我军以及世界军事强国的现实情况,初步研究了军费政策的阶段性特征与调整途径,并提出在选择我国军费政策时,应以军队发展的“内生增长”为目标,以军队建设的“动态需求”为依据,以军队跨越的“前瞻思维”为牵引,科学把握军费政策的阶段规划特征,选择最优的调整规划途径。
李亮[8]2006年在《信息技术对国防经济规模影响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下半叶以来，信息化已日渐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强大杠杆和发展动力，现代信息技术正在以空前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前所未有地改变着社会的经济结构、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国防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信息技术的强烈影响。信息技术不仅通过作用于国民经济特别是国民经济动员能力来影响国防经济规模，而且在信息技术的巨大影响下，国防经济需求、供给、流通、消费规模都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面对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必须确定国防经济的适度规模，才能更好地使国防经济与国民经济相适应。论文阐述了信息技术和信息化对国防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了信息技术对国防经济规模影响的路径；建立了信息化对国防经济规模影响的数理模型，并得出如下结论：国防经济规模要与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国民经济规模相适应；与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安全形势、战争形态相适应；与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国民经济动员能力相适应。
郑勇敢[9]2013年在《大国崛起与军费开支关系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大国崛起意味着,崛起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上升、影响力增大,并与原先占全球主导地位的国家分享世界事务的主导权,同时伴随着军事力量的同步加强。经济学中,军费开支是衡量一国军事力量的最重要指标。中国正在崛起,其军费开支水平也特别受西方国家的关注。本文致力于美国、苏联和中国等典型大国崛起过程中军费开支的比较研究,这一研究领域是一个交叉领域,研究至少涉及经济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等知识领域,通过构建一个“总体分析、结构分析、绩效分析”叁位一体的大国崛起与军费开支关系的研究框架,全方位评估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军费开支水平。通过总体分析的研究,回答“需要多少军费开支,亦即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军费开支占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比例”的问题；通过军费结构分析的研究,回答“军费开支用来干什么,亦即军费开支的投向和投量”的问题；通过绩效分析的研究,回答“军费开支用得值不值,亦即军费开支对经济增长是促进还是拖累”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保持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军费开支水平,一方面,基于强大的国民经济基础,服务于美、苏争霸,服务于海外扩张,实现美国在海外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通过在国内扩大军事采购,实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而调节美国经济,体现美国经济部分依赖军事经济的特点。苏联长期坚持军事优先发展战略,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军事力量一度达到全球领先水平,然而,基于国民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不加节制的庞大军费开支,无疑于“穷兵黩武”,最终,苏联的经济被美国的军备竞赛拖垮,导致苏联解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军费开支总体水平呈现“高-低-中”的基本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为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军费开支水平与其大国地位并不相称。根据分析结论,本文提出了关于中国军费开支的政策建议。全文共六章。第一章,导论。包括问题的提出、选题的意义、研究的思路以及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二章,大国崛起与军费开支关系的理论分析。本章首先依据大国崛起与军费开支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评述了这一领域的主要文献,接着对军费开支促进大国崛起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综述,并介绍了国内、外有关大国崛起与军费开支关系的研究现状。第叁章,军费开支规模与大国崛起的关系。本章介绍了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苏联的军费开支,以及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21世纪美国、苏俄、中国的军费开支概况,对不同大国、不同时期的军费开支需求特征进行具体分析,指出军费开支在美国、苏俄、中国崛起过程中所承担的不同功能作用,同时讨论不同大国军费开支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改进方向。第四章,军费开支结构与大国崛起的关系。本章基于美国军费开支结构与美国崛起、苏俄军费开支结构与苏俄崛起视角,强调大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是其军事实力的产物,而国家财富又构成军事实力的物质基础；并对中国军费开支结构进行了简要回顾与展望。因此,军费开支结构优化必须服从服务于大国崛起目标。第五章,军费开支对大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本章通过分析美国军费开支长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苏联军费开支在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时期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中国军费开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强调大国崛起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处理得当,军费开支为国家崛起提供经济和安全保障；处理不当,首先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进而可能影响大国崛起进程。第六章,总结：启示与政策建议。本章提出应着眼建立军费开支与大国崛起良性互动机制,科学控制军费开支规模,以满足大国崛起对国家安全的需求,促进军费开支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确保中国“富国强军”战略目标的实现。
丁一伟[10]2015年在《军队给养成本结构优化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军后勤建设进入了新一轮的改革时期。给养成本结构的合理与否对给养经费的使用效益及军队战斗力的大小具有直接作用,对我军给养成本结构优化的的研究已成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通过优化给养成本结构,促使给养经费的效益得到充分发挥,即通过给养经费的“内涵式”增加来提高战斗力水平。本文运用军队会计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理论,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学术界有关给养成本概念综述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给养成本的概念并对其结构予以分类,将给养成本结构划分为人力成本结构、物力成本结构和管理成本结构。本文从给养成本结构优化的过程、目标和意义叁个方面对优化的内涵进行分析,分析了给养成本结构优化的管理和意义。深入剖析我军给养成本结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存在问题的成因进行阐述。得出结论:我军给养成本结构失衡,并制约着给养效益的发挥和军队战斗力的最大产出。因此,优化给养成本结构,通过给养经费的“内涵式”增加是提高给养经费使用效益的必然选择。本研究在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基础上分析了给养成本结构因素间的内在关系,确定人力成本因素、物力成本因素和管理成本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给养成本结构优化的作用模型。最后提出,只有健全相关制度建设,运用现代科学管理方法,科学规范给养经费运行程序,实行程序化、法制化建设,提高给养人员综合业务素质,建立起给养成本协同管理机构,才能顺应我军后勤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切实提高给养经费的使用效益,增强践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军费结构的优化模型及实现途径研究[D]. 刘玉泉.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 2003
[2]. 军费规模与结构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D]. 卢小高.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3
[3]. 基于战斗力生成的军费研究[D]. 杨胜.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7
[4]. 中国军费保障效益研究[D]. 孟春林.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5]. 军费的成本效益研究[D]. 于文生. 东北财经大学. 2004
[6]. 军费超常规波动及其有效控制研究[D]. 罗功德. 中南大学. 2013
[7]. 军费政策确定的理论模型及我国军费政策选择[J]. 杨峰, 杨眉剑. 军事经济研究. 2005
[8]. 信息技术对国防经济规模影响研究[D]. 李亮.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6
[9]. 大国崛起与军费开支关系的比较研究[D]. 郑勇敢. 武汉大学. 2013
[10]. 军队给养成本结构优化问题研究[D]. 丁一伟. 南华大学. 2015
标签：军事论文; 成本效益论文; 国防军事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规模效益论文; 美国军队论文; 成本分析论文; 经济学论文; 军事研究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