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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2]03-0015-06
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发展史。从美国、德国、意大利，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直至发展势头强劲的中国，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情况在历史与现实中比比皆是。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似乎都处于劣势的后进国家有的为什么能在不长的时间里赶上先进国家，有的为什么又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并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呢？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对这一令人着迷的重大问题进行了长期、多方面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理论和假说。这些理论和假说可分为两大类：即乐观的后发优势论和悲观的后发劣势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是否存在，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相比是否占支配地位，是否构成历史上后进国家成功追赶先进国家的内在原因。
关于后发优势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理论界的热点之一。自从格申克龙创立了后发优势论之后，对后发优势的研究就从未间断。国际上许多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都尝试过从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产生了许多有意义的理论成果。对涉及后发优势的各种理论和观点进行归纳，理清其发展脉络，评价其得失，对于建立科学的后发优势理论体系，指导中国跨越式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后发优势论产生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发展的重要特点，本文将对后发优势论产生和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置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的大背景之下，以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一、欧美现代化与后发优势论的创立
后发优势论的创立者是出生于俄国的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Gerchenkron)，他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于1962年创立了后发优势论(Gerchenkron,1962)。格申克龙对19世纪德国、意大利、俄国等欧洲较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行了经验分析，并由此指出：“一个工业化时期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其工业化进程和特征在许多主要方面表现出与先进国家（如美国）显著不同。”他把这些差异归纳为八个对比类型。即当地型与诱发型、自发型与强压型、生产资料中心型与消费资料中心型、通货膨胀型与通货稳定型、数量变化型与结构变化型、连续与非连续型、农业发展型与农业停滞型、经济动机型与政治目的型等。在这八个对比类型中，每一项对比类型相互之间的组合形态是由各国的落后程度来决定的。通过对各个组合形态的研究，格申克龙得出了六个重要命题：(1)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的起步往往越缺乏连续性，而呈现出一种由制造业的高速成长所致的突然的大冲刺进程；(2)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对大工厂和大企业的强调也就越明显；(3)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就越强调生产资料而非消费资料的生产；(4)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进程中国民消费水平越低；(5)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所需资本的动员和筹措越带有集权化和强制特征；(6)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中农业就越不能对工业提供市场支持，农业越受到抑制，发展相对较慢。
格申克龙认为工业化前提条件的差异将影响发展的进程，相对落后程度越高，其后的增长速度就越快。之所以如此，在于这些国家具有一种得益于落后的“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他特别指出，后发优势是由后发国地位所致的特殊有利条件，这一条件在先发国是不存在的，后发国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后发优势也常被称作“后发性优势”、“落后优势”、或“落后的有利性”等。后发展是相对于先发展而言的，因而后发优势涉及的主要是时间维度，至于国家之间在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国土面积等方面的差别则不属于后发优势范畴而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相关。格申克龙没有给后发优势作过清晰和完整的界定，但归纳起来应该有如下几方面：一是相对落后会造成紧张状态。格申克龙指出，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会产生经济发展的承诺和停滞的现实之间的紧张状态，激起国民要求工业化的强烈愿望，以致形成一种社会压力。这种紧张激发制度创新，并促进以本地适当的替代物填补先决条件的缺乏。二是替代性的广泛存在。这一替代性是指工业化过程中不存在必须具备的一系列标准条件或者是必须克服的一系列标准化的障碍，在吸收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后进国家在形成和设计工业化模式时具有可选择性和创造性。格申克龙强调指出，由于缺乏某些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后进国家可以、也只能创造性地寻求相应的替代物，以达到相同的或相近的工业化结果。替代性的意义不仅在于资源条件上的可选择性和时间上的节约，更重要的在于使后进国家能够也必须根据自身的实际，选择有别于先进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三是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和资金。格申克龙指出，引进技术是一个正在进入工业化国家获得高速发展的首要保障因素。后进国家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设备可以节省科研费用和时间，快速培养人才，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推进工业化，同时资金的引进也可解决后进国家工业化中资本严重不足的问题。
格申克龙后发优势假说提出后，纳尔逊(Nelson,1966)等人证明，一个后进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同它与技术前沿地区的技术差距呈线性正比，并进一步指出，后发国技术进步速度虽然常常高于先发国，但在逐渐接近时又会慢下来，从而保持着一个“均衡技术差距”。
美国经济学家列维(Levy)从现代化理论角度，分析了后进国家与先进国家在经济发展前提条件上的异同，指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与早发外生型现代化的条件有着明显的差异(Levy,1966)。首先，维持现代化水平的必备条件不一定就是实现这种现代化水平的前提条件。早发型现代化国家目前的发展条件与它早期获得这种现代性的启动条件完全不同。现代化的条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不必照搬目前发达国家的某些模式，必须考虑各国实际和阶段性这个因素。其次，早发型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不一定就是后发型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其原因在于，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两者会面对非常不同的外部和内部因素，起步时的条件可能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再次，即使是后来者，每个国家现代化起步的前提条件也不一样。这是因为各个后来者开始现代化的历史基础并不相同。最后，在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后发式国家，其社会结构中与早发式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结构最相类似的那部分因素，并不一定就是走向现代化的最好基础。如较高的社会流动性和开放性的经济结构，既是早发式现代化社会的典型特征，也是其社会发展的条件，但并不一定适合于处于启动阶段的后进国家。
列维从现代化的角度将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论具体化，总结归纳了后发式现代化的利与弊。列维认为后发优势有五点：一是后发国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先发国在自己开始现代化时对现代化认识丰富得多。二是后发者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三是后发国可以跳跃先发国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技术方面。四是由于先发式国家的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程度，这可使后发国对自己现代化前景有一定的预测。五是先发国可以在资本和技术上对后发国提供帮助。列维认为后发劣势也有几点：一是在现代化的范围与速度方面，后发国必须由政府组织大规模的行动来实现这个过程，这就很可能会影响民主政治的发展。二是在社会各种因素相互依赖方面，后发国往往容易首先看到先发国取得的成果，却忽略形成这些成果的因素、条件以及成果与社会其他因素的内在关系。三是先发式现代化与后发式现代化之间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社会转型方面差距都很大，这容易造成失望情绪。
在后进国家向先进国家迈进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列维认为后进国家将会面临三个重要的战略性问题：一是控制结构问题。后发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原有的社会控制结构将会遭到破坏，因此后发式社会要平稳而有效地实现转型，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控制和协调结构，此时政府的集权和组织作用便显得更加重要。二是资本积累问题。先发式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逐步进化的过程。对资本的需求也是逐步增强的，后发式现代化因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启动现代化，对资本的要求就会突然大量增强，因此后发国需要特殊的资本积累形式。实现这种资本积累，也必然要有政府的介入。三是两种心态的问题。在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有些人的利益会受到损害，还有些人实际利益虽然并没有受到损害，但却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和疏离感。尽管人们希望或者愿意看见现代化的成果，但获得这些成果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混乱与痛苦，并且会付出代价。这种情况下往往会产生一种矛盾心态：想获得现代化的结果，而不想经历现代化的过程。
阿伯拉莫维茨(Abramovitz)的追赶理论始于其“追赶假说”(Abramovitz,1989)，即不论是以劳动生产率还是以单位资本收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与其经济增长速度都是呈反向关系的。也就是说，一国的经济越是落后，其经济增长的速度越高，反之亦然。按照这一假说，所有后进国家都必然会赶上先进国家，然而这一结论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不断拉大的事实是不相符的。如何解释这一矛盾？阿伯拉莫维茨指出，把握这一假说的关键在于“潜在”与“现实”的区别，因为这一假说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只有在一定的限制下才能成立。第一个限制因素是技术差距，即后发国与先发国之间存在着技术水平的差距，它是经济追赶的重要外在因素，正因为存在技术差距才使经济追赶成为可能。由此阿伯拉莫维茨得出其追赶假说的第一个引申结论：生产率水平的落后，使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可能。第二个限制因素是社会能力，即通过教育等形成的不同的技术能力，以及具有不同质量的政治、商业、工业和财经制度，它是经济追赶的内在因素。外在技术差距与内在的社会能力相互作用形成的复合因素，构成了经济追赶由潜在变为现实的总因素。在技术差距与社会能力的关系上，社会能力是基础性的，是技术差距这一外在因素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由此阿伯拉莫维茨得出其追赶假说的第二个引申结论：与其说是处于一般性的落后状态，不如说是处于技术落后但社会进步的状态，才使一个国家具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潜力。在技术差距与社会能力上存在四种组合：一个国家的技术差距大但社会能力强，则总的增长潜力最大；一个国家技术差距大、社会能力也低，则增长潜力最小；一个国家的技术差距小但社会能力强，则正处于超越先发国的状态；一个国家技术差距小、社会能力低，则由于其技术与制度的惰性，将由发达走向衰退。第三个限制因素是历史、现实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如重大历史事件的出现、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等，有时为经济追赶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有时又极大地妨碍甚至中断了经济追赶的进程。通过对历史的统计分析，阿伯拉莫维茨得出其追赶假说的第三个引申结论：在一个特殊的阶段，经济追赶依赖于一些历史因素，它们限制或促进了知识的传播、结构的调整、资本的积累以及需求的扩张。
鲍莫尔(Baumol)在阿伯拉莫维茨追赶假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对贫穷的落后国家而言，其低下的教育水平和工业化水平使其不能有效利用技术差距以实现经济追赶。多瑞克与格莫尔(Dowrick,Gemmel)通过回归模型分析验证了这一假说。在这里，阿伯拉莫维茨的社会能力被具体化为教育水平和工业化水平。但在社会能力与技术差距、教育水平与工业化的相互关系上，还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社会能力是前提，因而必须将提高社会能力放在首位，国家的干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要先行。另一种认为没有一般的、普适的经济追赶因素和模式，必须历史地、具体地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能力、教育水平都不是作为前提条件，而是在缩小技术差距、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提高的，两者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
二、拉美、东亚经济发展与后发优势论的深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罗索夫斯基(Rosovsky)、南亮进和大川一司等人将格申克龙后发优势论应用于对日本工业化过程的分析以及渡边利夫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了韩国经济，都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其客观性，由此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并经常用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20世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亮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拉美，一个是东亚，但是其发展却迥然不同。按照格申克龙的观点，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既可能是有利于启动一国工业化的一些天然形成的现有因素，又可能是早期原始工业化延续而形成的成果，当一个国家进入经济现代化过程，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对各国未来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与东亚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无论是从天然形成还是历史积累而成的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看，如自然资源、人口压力、人均收入和资本、人力资本资源等，东亚国家和地区都处于相对不利的劣势地位。为什么资源要素贫乏甚至严重短缺的东亚，会比资源丰富、外国资本容易进入的拉美各国，产生更快且持续的经济增长呢？研究表明，关键在于东亚较好地利用了后发优势，通过后来的增长努力和正确的路径选择，超越了初始条件的限制。对拉美、东亚经济发展政策与路径的比较，对东亚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总结和思考，促进了后发优势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日本学者南亮进以日本为背景，探讨了日本的后发优势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南亮进，1992）。他认为日本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从后发优势中受益。特别是日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之前，或与现代经济增长并行，已经具有了阿伯拉莫维茨所说的很强的消化和掌握现代技术的“社会能力”，具体体现为丰富的人力资源、现代化的经营组织、发达的信息产业和装备产业，这是日本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追赶的必要条件，从而印证了阿伯拉莫维茨的有关观点。他指出，以1970年代为转折点，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或消失，日本依靠引进技术、实施追赶的机会日益减少，日本已经失去了所谓的“后进性利益”。日本经历了与美国相似的追赶过程，惟一不同的是美国超过了英国而日本没有超过美国。如果把1868年明治维新看作是日本现代经济发展的起点，那么它开始发展比英、美晚了近100年时间，但它在后来的近100年时间里超过了英国，赶上了美国。但197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没有从根本上将其模仿能力改造为真正自主创新的能力，经济发展失去了动力和方向。当美国利用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增长，并进入“新经济”的时候，日本（以及其他大部分发达国家）与它的差距又扩大了。
伯利兹、克鲁格曼等(Brezis,Paul Krugman)在总结发展中国家成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后发优势的技术发展的“蛙跳”(Leap-frogging)模型(Brezis,Paul Krugman,Tsiddon,1993)。它是指在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本国已有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前提下，后进国可以直接选择和采用某些处于技术生命周期成熟前阶段的技术，以高新技术为起点，在某些领域、某些产业实施技术赶超。它强调在技术发展变化的顺序上并不严格按照由简单到复杂的路径，可以跨越技术发展的某些阶段，直接开发、应用新技术、新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与先进国家进行竞争。“蛙跳效应”表明，先进与后进、发达与不发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既有连续性、累积性，又有跳跃性和更替性，先发国与后发国是会兴衰交替的。当然，“蛙跳”也是有条件的，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工资成本差距悬殊，新技术产生之初相对于旧技术缺乏效率，在旧技术中积累的生产经验对新技术用处不大，以及新技术最终能够带来巨大的生产力提高潜力等。显然，在大规模的产业革命中，上述条件可能具备，而这恰恰是后进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契机。
三、全球化与后发优势论的拓展
在全球化即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原来封闭条件下不能流动的商品和资本、技术、信息、劳动力等要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要素的自由流动从更多方面、更深层次推动着经济的“趋同”。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条件下，后发优势的表现更加突出，影响更加深远。一是资本流动的加快。由于资本追求更大报酬率的本性，只要国家之间资本流动性的障碍不存在或者很小，资本就会从富裕国家流向资本相对短缺的后进国家。资本流动可以缩小资本——劳动比率的差异，提高资本短缺国即后进国家的人均产出水平，从而加快经济追赶的步伐。二是技术扩散加速。科技在全球的加速传递和扩散，国际贸易、国际技术交流的加强，使先进技术日益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后进国家对先进国家先进技术的模仿创新或先进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日益突出，这为后进国家利用“后发优势”提供了新的更多的机会。三是信息技术发达。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中的信息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信息技术革命使得信息流动更加迅速、更加便宜，使得科技的迅速扩散成为可能，使得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更加活跃，也使得后进国家对先进国家各方面经验和教训的借鉴吸收全面化、即时化，从而大大降低了生产活动的交易成本。
全球化条件下，后进国家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追赶？格罗斯曼和赫乐普曼(Crossman and Helpman)1991年首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建立了经济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且把一国技术转移、模仿和创新的动态过程内生化了。然而，他们仍然维持不同国家之间技术能力的差异是永久的外生变量的前提假定，因此他们的模型的结果是不同国家在技术模仿或技术创新两种角色之间将最终实现完全的分工化发展。巴罗和萨拉易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假定一国进行技术模仿的成本是该国过去已经模仿的技术种类占现有技术总数量比例的增函数，也就是说，一国过去模仿的技术越多，其继续实行技术模仿的相对成本就越高。同时，他们也假定技术模仿的成本要比技术创新低得多，而某些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将在技术创新方面拥有其内在固有的优势。由此，他们的模型所导出的结论是通过技术的赶超，一国的学习能力将最终体现在其拥有的内在固定优势方面，并且各国在长期内将实现收入的趋同。范艾肯(R.Van Elkan,1996)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建立了技术转移、模仿和创新的一般均衡模型，他强调的是南北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趋同，即经济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技术的模仿、引进或创新，最终实现技术和经济水平的赶超。假定所有国家的资本存量都可以从技术的转移、模仿或创新中得到有效的提升，其中技术模仿可能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将取决于国与国之间的技术差距，而技术创新的有效程度则取决于一国“干中学”的能力和经验的积累。通过技术扩散的外溢效应，任何一国技术投资的增加都可能同时导致本国与其他国家经济的增长和收入水平的上升。因此，一国的学习模式将始终处于动态改进的状态。范艾肯模型描述了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从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的动态进程。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大量的技术模仿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然后，当技术能力成熟以后，本国将从技术模仿阶段转向技术的自我创新阶段。范艾肯模型还指出，尽管在赶超的初期，处于追赶地位的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会比领先者快得多，然而从长远来看，不同经济起点的国家的人力资本的积累、生产能力以及经济增长速度将最终趋于收敛，各国在技术模仿和创新方面的回报率也将趋于一致。
基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实，近几年我国学术界对后发优势论的研究也迅速升温。这些研究主要是从四个角度进行的：一是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如郭熙保从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深入研究了西方经济追赶理论，对涉及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各种流派和观点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并对全球化与信息化条件下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新变化作了有益的探索。二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如陆德明初步形成了基于后发优势的“发展动力理论”框架，提出了后发国家的发展动力转换假说，认为通过学习型追赶，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的发展差距逐步缩小，但总还有一恒定差距无法消除，要超越这一“最后最小差距”，后发国家的发展动力必须更新转换，即从原来的主要由后发利益驱动的引进学习转向主要由先发利益驱动的自主创新。三是从现代化理论角度，如罗荣渠归纳了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表现形式，并论证了它们在现代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和重要影响。四是从技术经济学角度，如傅家骥、施培公探讨了作为后发优势重要表现的技术模仿创新问题，从资源积累的角度对模仿创新造就后发优势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探讨。但国内的研究总体而言尚处分散状态和前期探索阶段，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四、理论评价
格申克龙为分析后进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并在一定程度上被一些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所验证。特别是其“替代性”概念的提出，为后发优势论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是，格申克龙的工作首先是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史的基础上展开的，研究对象仅限于比英国工业化时间较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欧洲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其次是把后发优势归结为利用外在的技术、劳动、资本的可能性，其中模仿和利用先进国的技术在后发优势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而没有论及作为后进国家工业化的内生变量的制度因素。实际上如果没有一定的制度基础及制度创新配合，单纯的技术模仿不会最终导致后进国家的工业化成功；再次是把后进国家与先进国家的差别，主要视为一种量的差别，并将其归结为速度问题，通过较高的速度缩小量的差别，直至完成一种量的“赶超”。没有看到后进国家与先进国家经济、社会、制度乃至文化上质的区别。
随着实践的发展，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论在其理论继承者那里得到了不断的补充和完善，从而得以不断发展。列维提出了现代化的前提条件问题，将后发优势与劣势具体化，并对后进国家转型中的特殊问题进行了研究，从而发展了后发优势论。一般的现代化理论都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惟一的途径就是西方化、照搬西方的模式，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作为现代化理论专家，列维则一反“西方中心主义”论调，从特殊性的角度来分析后发型国家的条件和道路，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阿莫拉诺维茨将后发优势论提高到一般性的理论层次，并提出初始条件与增长速度成反比等追赶假说，指出经济趋同是有条件的趋同。特别是他关于“社会能力”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后进国能够成功赶上先进国家，而大部分后进国与先进国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在扩大的历史现实。希尔曼、南亮进、金泳镐等通过对拉美以及日本、韩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分析，将后发优势论应用于拉美、东亚经济发展的实际，印证并修正了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论和阿莫拉诺维茨追赶假说，使其更有广适性、更具解释力。伯利兹、克鲁格曼等的蛙跳理论，证明后进国家的后发优势，不仅体现于跟随性的模仿创新，而且体现于在一定条件下后进国家可以直接进入高科技领域，抢占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在某些领域和产业超过先进国家。范艾肯等根据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后发优势的新变化，提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追赶模型，探讨了后进国家基于后发优势与先进国家经济趋同的问题，使后发优势理论在新形势下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就目前而言，后发优势的研究在主要观点上起码已经达成了三点共识：(1)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将不同于发达国家发展初期的道路。发展中国家不会、也没有必要按照统一的模式重走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各个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与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论”是不同的。(2)同样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进行技术的模仿创新、制度的借鉴改造、结构的优化升级，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后发制人。这与依附论等悲观的后发劣势论是不同的。(3)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后发优势的表现更加突出，影响更加明显，发展中国家必须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提高参与全球化的能力和水平，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更快更好地发展自己。这与当前某些反全球化思潮又是迥异的。
后发优势理论经过40年的发展应该说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就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不是一个假说而言，它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有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不足。一是没有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后发优势的研究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对后发优势强调的侧重点也不同。有时强调替代性的广泛存在，有的强调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有的侧重技术的模仿创新，有的看好制度的借鉴移植，有的则注重经济的结构转变。如何把涉及后发优势论的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内，建立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并由此创立建立在后发优势基础上的追赶经济学，是后发优势研究的当务之急。二是没有充分揭示后发优势的实质以及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追赶的内在机制，没有将后发优势理论建立在严密、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理论的模型化、数学化还不够。三是对制度后发优势的研究不够。注重技术后发优势的研究而相对忽视了制度后发优势的研究，而后者对后进国的经济发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四是缺乏相应的战略研究。后发优势及其战略，与一般而言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及其战略究竟是什么关系，后进国应该实施什么样的发展战略，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五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不够。后发优势的研究涉及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增长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技术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经济史学及现代化理论等多个学科，如何在学科的交叉领域实施理论创新，开展以发展经济学为主线的跨学科综合研究，还是一个重要课题。
总之，通观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史，无论是在19世纪的欧洲和北美，还是在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后发优势的充分利用一直是所有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东亚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成功实现经济追赶的坚实基础。后发优势理论产生于对欧美现代化的总结，深化于对东亚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探讨，拓展于全球化、信息化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追赶的新的实践。应该说，它既是对过去经济发展历史性的概括，又是对未来社会进程的历史性预言，具有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