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生产力发展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生产力发展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254(2007)04-0070-04
研究文化生产力发展问题，需要确定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逻辑层面上，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语境如何；二是实践层面上，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时代境遇怎样。前者规定了文化生产力在当代发展的逻辑路径，后者则制约着其在实践上的理念设计与模式选择。
一、当前中国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境遇
就全球范围内而言，文化生产力反映的是生产力的当代形态，与物质生产力相对。如果说，市场经济初期，生产力的发展以科技创新为主导驱动，以第三次科技革命为基础，那么，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今天，生产力发展则转换为以人文创新为主体动力，以网络技术的普及为前提。就当前中国现实而言，一方面基于资源和投资驱动的产业体系初具规模（传统工业化道路），另一方面又接受着以科技为主导的生产力模式的挑战（新型工业化道路），同时还面临着新一轮基于人文创新主导的生产力模式的比拼和诱惑（创意经济时代的来临），在这样一种特殊境遇下，我们到底如何选择？要做合理的判断，必须深入分析当前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境遇。
以二战结束为标志，整个人类进入“当代”这一历史区间。在这一区间中，有两件事对人类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一是1950年开始的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它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人类进入文化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二是在1997年，互联网浏览压倒了传统电视和数字化通信压倒了传统通信①，这预示着人类信息时代的真正到来，人类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时期。一则文化生产力成为主导形态（以世界市场的形成为基础），一则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以网络技术普及化为前提），这二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性语境的基本内容。
就前者来说，随着世界市场体系的逐渐生成，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特质也就日益成型，那就是全球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扩张。这就预示着，对全球各个民族国家来说，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语境基本上是一致的，中国同样也不例外。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现代性的构建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不争的事实。因此，对当前中国生产力发展而言，文化生产力是当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主题形态。
而就后者来说，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人类交往的时空发生了根本性改观。在虚拟技术的帮助下，通过数字化和影像化机制，空间无限扩大，时间急剧短缩。空间无限扩大，意味着在同一个世界公民社会舞台上不同发展主体之间不再有空间隔阂，社会发展出现了共同在场的局面。时间急剧短缩，意味着对任何一个发展主体（民族国家、个体）来说，从前现代走向现代不会再是百年的历程，而变成十几年乃至几年，民族国家的发展不仅是共同在场的更是共时互动的。具体到特定发展主体（如一个国家），这意味着该国家将同时面临着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景象，这些不同景象共同指向该国家的当下，构成其发展的外部场景。这就是共时性挤压的基本含义。因此，对现代社会的发展而言，历时性已经淡化，当下的发展是共时性的，是挤压式的，是爆炸型的[1]。笔者以为这是观察和解释当前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
基于这一框架，我们来进一步分析当前中国文化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境遇。笔者以为，在共时性挤压下，生产力发展面临三种力量的挤压。一种是当代中国工业社会力量的约束，这是一种现代性的制约，中国生产力发展必须以此为立足点。第二种是国际后工业社会力量的诱惑和挑战，这是一种后现代性的比拼力量，需要中国积极应对而不是对抗或者回避。第三种则是一种前工业社会力量的消极影响，这是一种保守势力的破坏性力量。在现实中国，上述三种力量均可以看到，而且都对社会发展具有影响力。其中，中国市场体系是一种现代性力量，但因为它刚刚崛起和发育，在世界市场体系中还较为弱小；而后现代的生产力模式因为在中国缺乏必要的技术（网络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法治（法治秩序的确立和完善）基础，还显得相对较弱；至于前现代那种基于资源消耗的生产力模式，则因为现代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也在不断走向削弱。总的来说，在当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挤压布局中，有两点不容忽视：一是立足点集中在现代性这一维度，二是最大风险在于后现代性的挑战。相应的，当代中国文化生产力发展也不能是一种简单的取舍（或者现代性，或者后现代性），而应该是一种理性的综合。
那么，如何综合呢？对当前中国来说，“前现代”已经是历史的过去，“现代”即是正在进行着的当下，“后现代”还只是一种未来的图景。综合创新，对前两者来说不是什么问题，但对后现代维度来说，因为它既缺乏本土性的试验，因此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这表明，在当前创新中，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如何实现对后现代因素的综合。这就需要首先确认，在文化生产力发展中出现了哪些后现代因素。
二、文化生产力发展中的后现代因素分析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1980年，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进入所谓“后现代消费社会”。针对人类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新趋势，西方学界提出了“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体验经济”、“文化经济”和“注意力经济”等多种概念[2]。分析这些不同概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当代文化生产力的内涵，尤其是其在后现代历史区间中的一些特质②。
第一，就“信息经济”来看，它是在文化生产力发展进入后现代历史区间时的一种较早的提法，反映了信息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进作用，相应的，“信息经济”也就成了文化生产力体系中首要的后现代因素。从学术史上看，“信息经济”概念是1962年马克卢普在《美国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中最早提出的，1970年以后有所发展，标志是波拉特向美国商业部提交了—份题为《信息经济》的报告，该报告对信息经济的理论做了详细的阐述。
从“信息经济”概念的外延看，“信息经济”主要指向网络产业和数字技术产业。因此，从时间起点看，“信息经济”的开端应该是网络信息技术的成熟和普及的时刻。就此而言，衡量当代中国文化生产力发展中是否具备后现代因素，首要条件就是看中国网络产业的状况。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显示，到2005年网民已超过1亿人，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互联网大国，由此可见网络普及的程度；又据信息产业部数据， 2005年信息产业占中国GDP的比重达到7.2%，到2010年将占GDP的比重达到10%，由此可大致估算网络技术发展的程度[3]。综合上述两个数据，笔者以为，当前中国文化生产力发展中后现代因素已经出现，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这预示着，对“信息经济”理路的引用和借鉴理应成为我们综合创新的起点。
而从该概念的内涵看，“信息经济”的本质依然是技术主导，其与传统技术的最大区别在于：信息技术是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信息的传播和分享，而传统技术却仅限于对生产工具的创新和改进。因此，“信息经济”作为文化生产力的新因素或者新体现，本质上是一种过渡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信息经济”形态，可以看做是文化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介于后现代因素生成和现代因素退隐之间的一种临界状态。
第二，就“知识经济”来看，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显态，这标志着知识这一因素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正在上升，预示着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后现代阶段的真正到来。“知识经济”的思想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关于科学和技术价值的论述，但是，正式提出“知识经济”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则是1996年OECD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年度报告。该报告提出，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为基础的经济。较之于传统经济，“知识经济”的最大特征在于知识在形成商品价值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成为核心性的要素。因为知识的本质是一种智力，是一种文化要素，因此，知识在经济中的显化，也就标志着文化生产力后现代模式的真正确立。
第三，就“体验经济”来看，该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心理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促进作用，是生产力发展中精神性因素进一步发挥作用的又一明证。“体验经济”的提法最早出现于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一书中。1998年B·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H·吉尔摩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欢迎进入体验经济》一文，1999年两人又出版了《体验经济》一书。此后，“体验经济”概念逐渐被人们重视。而所谓“体验经济”主要是指，消费者在接受消费服务的过程中享有的不凡经历感受，并因此支付高昂费用的一种经济活动形式。从表面上看，“体验经济”似乎是一种心理感受，但深入看它所以具有效力，能带来经济效应，根源于人们的超越物质享用层面的更高的精神性需求，如认同、尊重、品位等。整个社会对心理体验的关注则表明了该社会精神性消费需求的上升，预示着该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驱动路径正在经历着从技术向精神的转换。在这种意义上，“体验经济”的提出，本质上表征着文化生产力进一步提升。如果说，“知识经济”是当代文化生产力后现代形态确立的基本标识，那么，“体验经济”则代表着它在后现代逐步趋向主导地位。
第四，就“注意力经济”来看，该概念直接从人类心智资源的有限性角度，揭示了在后现代语境中注意力的吸引与否直接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效益优劣。该概念最早出自于1997年高德哈巴发表的《注意力购买者》一文。该文指出，注意力是在网络空间流动的一种有价值的稀缺资源，这种稀缺资源是人类欲望的基础，可以转化为财富，以注意力为基础我们可以建立一种经济，目前广告竞争、媒体竞争、网络竞争，表面上看是信息的竞争，实质上是注意力的竞争。如果说高德哈巴仅仅提出了一个概念，那么，佛西则进一步解释了这一概念。佛西在《经济学死了》一文中说：“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听到太多关于无限的资源，关于信息的无限，人们往往忽视人类心智的有限。经济学是一门人类相互作用的科学，在信息社会人类头脑会受到量的限制。数字空间的价值最终还是依靠心力资源。信息是一个误称，我们使用它是因为方便，而不是其真正的内涵。高德哈巴的注意力经济更为确切，他一针见血，指出什么是真正的资源[4]。”结合上述两个方面，不难发现，“注意力经济”的概念，实际上是在表明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如何利用人类心智资源有限性。换言之，该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更多地回答了在后现代语境下，为什么文化生产力会具有经济的效应，会逐步取代技术生产力而上升为主导的生产力形态。
简而言之，关于文化生产力发展中的几个后现代因素，可以概括为这样四个方面。一是基于网络技术普及的“信息经济”因素。它表征着文化生产力中技术因素正面临升级（制造技术－网络技术），反映的是文化生产力从现代走向后现代的一种过渡现象。二是“知识经济”因素，它表征着文化生产力从现代向后现代转换的完成，是文化生产力的后现代性征确立的基本标志。三是“体验经济”因素，它表征着文化生产力在后现代语境下的进一步深化，开始从知识这一具有表面性的精神层面走向内在的心理层面。四是“注意力经济”因素，其以对人类心智有限性的关注为标志，揭示了心智资源在人类生产力发展中因何具有驱动意义，以及在后现代语境下又怎样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聚焦性价值。“注意力经济”表征着文化生产力在后现代语境下进一步走向成熟。
若连起来看，那么，上述各个后现代因素之间，又体现出这样的逻辑线脉：基于网络技术的普及化→“信息”价值主导：文化生产力的现代形态向后现代形态的转换→“知识”价值提升：文化生产力中后现代因素的确立→“心理”因素上升：文化生产力中后现代因素的纵深发展→“注意力”价值提升：文化生产力中后现代因素趋于成熟。
如何看待上述逻辑线脉呢？一方面，它反映了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历史路径，为我们认识文化生产力发展规律提供了观察的框架；另一方面，它又构成了我们分析当代文化生产力发展的理论进路，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以此为理路来分析当前我国文化生产力发展的策略问题。这就是我们将要讨论文化生产力发展的理念设计和模式选择问题。
三、当代中国文化生产力发展的综合创新
上文分析表明：一则当前中国依然处于“现代”这一历史区间，文化生产力发展的现代性语境不容改变；二则当前中国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又面临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种力量的挤压。因此，对当前中国文化生产力发展而言，一方面必须坚守现代性的路径，确立符合“共时性”场景的发展理念，另一方面又必须积极吸收后现代性因素，探索建立一种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模式，也非后工业社会的后现代模式的一种综合型新模式。
首先，关于当前我国文化生产力发展的理念设计问题。笔者以为，鉴于现代性与后现代语境的复杂性，我们应该对当前我国“创新”概念的内涵予以改造和提升。一方面要分置出“创造”和“创意”的意义区间，另一方面又要对“创新”内涵予以重构。笔者的观点是：在“共时性”语境下，“创新”既应包含指向自然界的“科技创造”，又应包含指向社会的“人文创意”③，二者构成梯形结构。下面详细分析。
众所周知，在现代化进程中，“创新”概念的提出主要是针对科技创新而言的。在现代性语境下，这反映了科技革新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性，也基本上体现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诉求。但是，在后现代语境下，随着生产力中文化因素深入到人的认知、心理、思想、情感等各个层面，尤其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广泛普及，人类心智资源的有限性直接进入决定价值创造大小的核心方面。这就意味着，在人类生产力发展中，科技革新的价值在下降，而心智资源的价值在上升。相应的，“创新”内涵若再仅仅指向对自然体系的改造，其指称的效力也就越发让人质疑。因此，在后现代语境下，“创新”内涵若继续有效，就必须给以改造和提升。
如何对“创新”内涵给以改造和提升呢？这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改造，即对原有内涵予以改变和建造。具体说，就是要适应后现代语境的要求，把原有的“创新”指向自然体系的规定，扩充到不仅指向自然，更指向社会。指向社会界，体现为思想的“创意”，也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利用人文资源来创造出价值。二是提升，也就是在改造的基础上，依据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对“创造”与“创意”两个维度予以合理架构。因为，对当代中国来说，既受制于现代性的约束，又遭遇着后现代性的牵引，所以，这就要求必须把“创造”维度置于一种基础性地位，而把“创意”维度安排在前锋位置。基于此，关于当代中国“创新”内涵之重构，笔者的结论是：应该确立一种梯度模式，其中，基于对自然资源利用的“创造”位于这一梯度的下位，作为基础性驱动力量；基于对人文资源利用的“创意”则位于上位，作为战略性前导力量。在现代性语境下，“科技创造”是创新的主题话语，而在后现代性语境下，“人文创意”则上升为创新的时代主题。
以此为基础，我们进一步对当前我国“创新型国家”的理念作些分析。应该说，立足于现代，“创新型国家”的理念是符合时代所需的，也基本上能够体现出当代中国急需实现科技生产力的创新之要求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当前中国发展所处的“共时性”场景，如果充分考虑后现代因素对中国发展的意义，显然，基于强调科技创新为核心突破点的“创新型国家”理念又是有些不足的。这是因为，这一理念所确认的“创新”本质上是一种面对自然的技术创新，仅仅是—种“创造”的维度，那种面对社会的“人文创意”基本缺失。尽管当下中国总体上处于现代社会的区间，后现代还未来临，但在“共时性”发展的场景下，中国依然受到了并且也在实践上接受着后现代的影响。因此，当前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仅仅依靠单向度的“创新型国家”理念是不够的，在应然层面上，还要进—步补充其所缺失的“人文创意”维度。因此，当前中国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理设计应既要立足现代性根基，又要考量后现代性要求。
其次，关于当前我国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模式选择问题。依据上述对“创新”内涵的新架构，笔者以为，当前我国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应建立这样一种模式，即以基于科技创新的“信息经济”为该模式的下位驱动，以基于人文创新的“创意经济”为上位牵引，组成一种“梯级推进”的模型。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掘当前中国现代性的潜力，又可以直接借用后现代性的力量，最终实现我国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战略意图。
如果说，依据“创新”内涵的重构推导出我国文化生产力发展必须采用“梯级推进”的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理论的推演，这仅仅解决了文化生产力发展采用“梯级推进”的模式的必然性问题；那么，从实然的视角看，我们采用该模式有何必要呢？还需要从实践角度深入分析。
托夫勒曾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提出，人类经济在经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等浪潮后，体验经济将是最新的发展浪潮。笔者以为，若仅仅从经济价值创造的主要依靠手段来说，这是合理的。因为，在前工业社会，农业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在工业社会，首先是制造业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然后是科技创新（体现为基于广义服务意义的第三产业形态）成为主导，再然后是消费层次提升到心理层面，由此促进了基于商品效用的经济体系的壮大（表现为体验经济或者心理经济的浪潮）。但是，如果从生产力这一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尺度来看，托夫勒用“体验经济”概括后现代语境下的经济浪潮又是不准确的。这是因为，在后现代语境下，这一新经济浪潮不只体现为心理的特征，还体现为文化的、注意力的等等特征。这就意味着在逻辑上，用“体验经济”范畴是无法涵盖这一新浪潮的所有外延的，更难以表征其基本内涵。
事实上，从后现代语境下的这一新经济浪潮的形成来看，其原初动力来源于人类创新的能力由科技的创新转向人文的创新，创新内涵实现了从面对自然的“创造”向面对社会的“创意”的转换。因此，归根究底，此次新经济浪潮转换的本质是一种文化生产力内涵由“科技创造”向“人文创意”的转向。反映在经济形态上，体现为由信息经济（服务经济）向创意经济的转换。因为“人文创意”的创新内涵更能包含和表达对社会人文资源的指向，以及对人类心智资源有限性的倚重，所以，“创意经济”的展开可以体现为诸多形式。如，有对人类心理需求开发的“体验经济”、有对智力成果开发的“文化经济”、有对人类心智资源有限性充分开掘的“注意力经济”、有对人的尊严、价值和品位等需求开发的“品牌经济”，等等。所以，笔者以为，对人类经济发展的逻辑路径的概括，在“服务经济”之后应该是“创意经济”。而无论是“体验经济时代”还是“创意经济时代”，这对现在依然处于现代进程中的中国来说，都预示着后现代的经济模式不可回避，是引用还是拒绝将直接影响着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在这种意义上，关注后现代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是一种发展的必要，更是一种发展的迫切之需。
而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创意经济”的重视和培育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据统计，2005年全球创意产业每天创造的产值高达220亿美元，并正以每年5%左右的速度递增。在一些发达国家，创意产业增长速度更快，如美国达到14%，英国达到12%[5]。由此可见，就世界范围内而言，“创意经济”的发育已经基本成形，其在后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地位也基本获得认同。那么，在这样—种背景下，我国创意产业发展的状况又如何呢？与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城市相比，我国创意产业还处在起步阶段，差距较大。因此，无论是后现代语境的内在要求，还是现实中发达国家对我国社会发展的比拼压力，都说明在当代特定背景下，中国文化生产力的发展模式不得不考虑具有后现代性质的“创意经济”的模式。无论是它处于基础性地位还是前锋位置，都意味着，这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总而言之，在后现代语境的强势比拼下，当前中国文化生产力的发展，更多的意味着挑战，意味着必须在战略上实现对后现代因素及其优势的包容和引用。这就要求我们，对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中国制造”，需要辩证看待，既要理解其存在的合理性和重大价值，同时也要保持足够的清醒。
注释：
①互联网成为主要媒体的转折点发生在1997年，这一年出现了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互联网浏览压倒了传统电视，调查显示，“现在美国人更愿意上YAH00而不去看 MTV”；二是数字化通信压倒了传统通信，其标志是，在进行的抽样调查中，当被问到最常使用的通讯方式时，36%的回答是E-mail，26%是电话，电子邮件第一次压倒了电话。见姜奇平所著《新创意经济的两个规则》，载《互联网周刊》2006年4月24日。
②下述概念分析中的有关文献资料，除已经标注的外，均引自柳洲所著《广义符号经济：当代经济发展趋势的哲学阐释》一文。
③笔者认为，可以把创新活动依据其指向不同予以意义区间的分置，针对自然界的创新活动可以界定为“科技的创造”，因为该活动的核心是有新东西被制造出来，如高科技产品、人造物质等；而面向社会人文方面的创新活动可以界定为“人文创意”，因为该活动主要体现为观念的新颖性、原创性设计，是一种创意，如活动策划、广告创意、品牌设计等。这样，创新的内涵就包含了两个层次：科技的创造与人文的创意，前者具有科学性特质，后者则具有人文性特质。科学性与人文性统一才可以完整描述和表达我们世界的全貌。
收稿日期：2007-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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