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书画的作伪风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风潮论文,书画论文,后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书画作伪历史十分悠久，始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已蔚然成风，宋时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作伪高潮，元代稍有衰落，尤至明代达到顶峰。
明代中期，随着经济的复兴，书画市场也日趋繁荣。出现了一大批包括徽商、晋商、闽商等在内的富户，他们手中聚集了大量财富。这些有钱人喜欢附庸风雅，介入收藏以示炫耀，朋友间聚会常以书画名迹斗艳，以显示个人的身份。此风一起，就需要大量书画作品供应。而前代书画存世又极少，因此作伪之风就变得更加厉害。富商们成为了赝品销售的主要对象。至明代后期，作伪之风潮更甚。
一、作伪之风与地区
在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明代中期，古玩书画行业亦十分兴旺，精于鉴藏的明代文学家沈德符观察到这种现象后指出：
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故以近出者当之，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囊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至沈(周)、唐(寅)之画，上等荆、关；文(徵明)、祝(允明)之书，进参苏、米，其弊不知何极。
一些官绅士大夫、富商大贾争相购藏古玩字画的情况在当时已是十分普遍。如锡山(无锡)巨富安国就有收藏喜好，对古董书画的搜罗，不惜物力，单是“石鼓十拓”就让他“搜罗二十载，耗费万金。”像这样痴迷的收藏商贾不胜枚举，这恰好给制造伪书画者提供了骗人牟利的绝好机会。在如此情势之下，便极大地带动了书画作伪的风气。
这时期书画作伪地区分布之广，作伪人数和方法之多，以及赝品流传之广，均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据记载，嘉靖年以前，江浙地区仅仿造赵孟頫书画的大小作坊就多达四百余家，由此反映出明中期作伪之风是何等兴盛。
苏州是明代中后期书画造假最富盛名的地域之一。临仿、伪造、代笔等行径已成规模流水线作业，很多史上最著名的书画赝品都出自此地。詹景凤《东图玄览编》曾指出“苏州专诸巷，伪造书画”。当地的山塘街专诸巷及桃花坞一带，聚集着为数众多的民间作画高手，专以制作假画为业。这些伪作大多用绢本，有着题材广泛构图严谨、色彩鲜艳且画法工细之特点，时称“苏州片”。但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的很多伪作竟出自名家的子孙、亲友和弟子之手。例如苏州专诸巷钦氏父子兄弟齐上阵，专门伪造宋元以来大家的书画，其中有宋徽宗赵佶、李公麟、郭熙、董源、范宽、刘松年、马远、钱选、夏圭、王冕和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等数十人，或巨幅或长卷，或小条短幅，数量甚多，故有“钦家样”的恶名。
事实上，“苏州片”的制作大多数有稿本，且以绢本青绿工细画居多。所造名头也大多是古代名家，如唐李思训、李昭道，宋赵伯驹、赵伯骕兄弟。被造假最多的当属仇英，其《清明上河图》是众人争相仿造的对象，流到市场的版本就达几十余卷，他们根据仇英工笔青绿的画风特点，大量仿照制作。另外，仿文徵明作品的也不少，文氏生时赝品就很多，由于他为人宽厚，不加追究，伪造他书画的人就更加肆无忌惮。明人冯时可就曾写道：
有伪公书画以博利者，或告之公，公曰：“彼其才艺本出吾上，惜乎世不能知；而老夫徒以先饭占虚名也。”其后伪者不复惮公，后操以求公题款，公即随手与之，略无难色。
故文氏书画的伪作和代笔相当多，情况较为复杂。此外，还有一些署李公麟的款，如《西园雅集图》、《白描罗汉图》等，这些作品线条软弱，人物呆滞无神。
造假者不仅仅满足于仿制，有的还在画后面做上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赵孟頫、鲜于枢、沈周、文徵明、董其昌等大名家的题跋，以增强真实性。像这类仿制名人字画的，在其时市场上已是炙手可热的商品：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米芾)之假帖，渑水燕淡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仅明代苏州地区，伪“文、沈、唐、仇”明四家的作品不可胜数。以致孙克弘“晚年画马远水、米南宫父子云山，远近千请无虚日。人有伪貌其笔以衣食者无数，当路悬购，十不得一真，率采声而已。”当时甚至有人专门低价收购赝本，然后再托大家名以高价出售。因而即使明知是赝品，也能卖到真迹的一半价格。面对造假之盛，嘉兴的文人李日华不得不在日记中抱怨：“近日苏人书画舫。满载系为恶物。”
不止苏州，在全国其他地方，书画作伪也是相当严重。上海松江一带的作伪者，大都以造董其昌字画最多。他们多学赵左、沈士充等松江派画法。所作董画一般多用湿笔，水分较多，无董画之生拙清秀之气。由于作伪的发达，以致当地的古董贩子张泰阶为了以假充真，混淆视听获得暴利，特为此编撰《宝绘录》一书，专门记录着那些制造古代大名家的作品，如伪作三国吴曹不兴、晋代顾恺之、陆探微、隋代展子虔、张僧繇以至宋元诸大家之作。其中不乏“元四家”和“明四家”。可谓集晋唐至明代书画共二百多件名迹。并宣称书中丹青墨宝皆“稀世真品”。后经人揭穿，此书所载书画皆伪作。但仔细分辨作品，各家风格不同，也并非张氏一人所为，显然由专门书画作坊伪造。故清吴修有诗讥讽道：“不为传名定爱钱，笑他张姓谎连天，可知泥古成何用，已被人欺二百年。”
至于江西南昌地区，则有专门伪造黄庭坚、文天祥等人书法的作坊。其特点是纸绢染得很黑，显得十分陈旧。毫无根据的乱造，水平极为低劣。
然而，明末时期，河南开封地区也有一批人从事伪造唐、宋、元时期的名家书法作品。其特色在于作假的大都是历代名家书法作品为主。但由于其作旧的痕迹太明显，那种随着时间流逝所形成的自然褶皱感，造假者则是用手揉搓出来，因此看上去不自然。
除以上地区外，南京、嘉兴、绍兴、无锡、湖州、杭州等地也有许多专门制作赝品的区域，令收藏家和普通民众防不胜防。
二、作伪的手法与特点
明代书画作伪比之于前代，在手法和形式上又有新发展，除了以上提到的仿制名家之作外，还有如挖掉旧款改署新款；在本无款的作品上添上名人款；赝品配真题跋等等，几乎集中了我们现在已知的全部作伪方法。但归纳起来不外乎摹、临、仿、造及对真迹改头换面等手段。
较普遍的作伪手法是把原画改款、添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改头换面”。有些作伪者，把明代院画家作品的名款挖去，改成宋代某画家之名款，冒充宋画出售。还有明代的一幅山水画《阔渚晴峰图》轴(现藏故宫博物院)，无款。此画原为宣德宫廷画家师法郭熙之作，为后人挖去原款，在右下角添上郭熙的伪款，企图当成北宋名家的山水画。又如，明宫廷画师朱端的一幅人物故事画轴(现藏故宫博物院)，原画左边中上部有“朱端”二字款，下面钤有印章二方。作伪者将“朱端”二字挖去，印章也刮得模糊不清，把标签写成了宋马远的《弘衣渡口图》。但经过认真鉴定比较，看出其画法风格异于马远，时代风格又不相符，详细观察，发现画上方中部钤有“钦赐一樵图书”朱文方印，此乃皇帝钦赐朱端的专用印章，他人不可能使用。
清代顾复曾谈到明“院体”、“浙派”画家，其中三人的画被改成宋人画的情况：“迩来三人之笔寥寥，说者谓洗去名款，竟作宋人款者，强半三人笔也。”他就曾见到吕纪《杏花双雀图》被改作宋代的黄筌款。后来明代院体画传世稀少，甚至一些宫廷名手之作竟没有一件流传下来，究其原因，或许与这种改头换面，明画冒充宋画的作伪因素有很大关系。
明代的名家有时碍于面子，对假名款心知肚明不肯说破，但又不想违背良心，就在题诗时暗示。如款为李赞华的赝品《射鹿图》，本来是黄道宗所画，卷后有朱德润等四人题。造假者于是把题识去掉，再题作李赞华画。但作伪者粗心，原款痕迹依稀尚存，后来沈周知之，题诗中用“欲辨题痕迷纸缝”，透露出质疑之意。
画家们对此事表现得如此含蓄，这让造假者越加猖獗。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伪者可谓无计不施，他们想出了以割裂分装的方式造假。就是将一幅画分割成数幅分别装裱，分头出售，以牟取利润。吴其贞在杭州翁氏家观赏宋吴炳《桂花八哥图》绢画一方幅：
气色尚佳。画一八哥栖在桂花枝上，精彩如生，识吴炳二字。翁氏后售于人，分作二幅，一有八哥，一无八哥，复画一鸟栖在桂花枝上，欲啄飞蜂。见者莫知其作用也。
一幅画分割为两幅，再补画一只八哥，观众居然看不出破绽。翁氏家人一倒手，便能赚一倍的利润，真是聪明至极！
无独有偶，《溪山深秀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是一幅浅绛山水，其结构紧密，用笔较粗硬，皴笔过繁，设色浓重，虽具备沈氏晚年某些特点，但笔画粗俗板滞而有一种火气，缺乏沈氏晚年笔墨中刚柔兼用、劲健清秀的特点。其中局部如杨柳、芭蕉等处，则有所区别，或出自亲笔。此画的拖尾有王稚登、文嘉二跋，均属真迹。但细看此画，才发现是一半真一半假。
同时，对于残缺补全的手法运用的也不少。原作在流传过程中破损缺失，今人将缺失的部分补全。若有根据，补画者又有相当的水平，是一种不错的办法。若是想当然补画，费力不讨好，而且会伤及原作。
这时期又出现了前人不大用的挖镶补画。
梅道人源头活水图一幅。纸盖澄心堂也。气色佳。绘高松山水，作劈斧皴，画法文秀有殊于常。题曰：‘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元统三年冬十月，为德翁作，梅花道人。而德翁二字是挖镶上者。此图下段水口原纸，后人复接上纸有二三寸，亦补其画，使水口高之。此画蛇添足作用也。四角有项墨林图书。
作假者为了能卖得高价，真可谓绞尽脑汁，能想得出的办法都用上了。
有的高仿伪作甚至连行家里手都有可能看走眼。明代詹景凤《东图玄览编》就记录过文徵明以八百文购买一幅沈启南山水中堂，得意地给朋友介绍，待他的朋友以七百文买了相同的一幅，文方知是伪作。
这时期作伪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快。沈周早上画出一图，晚上已能在市场见到副本，不到十天，到处皆有仿作，速度之快令人惊叹。文徵明为此感叹：近来俗手工摹拟，一图朝出暮百纸。
三、作伪者与代笔人
作伪利润丰厚，致使一些无名书画家或画工，以伪造假书画卖钱糊口。连有些出名的文人书画家也向此中讨生活。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
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百穀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
就连张凤翼、王稚登这两位著名文人收藏家都从古董作伪中渔利，其他世俗者就可想而知了。
明代书画作伪者一般都隐姓埋名，托名以传，难以留下姓名。但在明代画史和一些笔记中已注意到作伪的现象，故仍记载下一些作伪者姓名乃至简况。另外通过存世作品的真伪对照，也能披露一些人。像詹喜、王涞、逐浪、黄彪、陆远、吴应卯、温葆光、朱朗、李著等就是一批活跃于全国各地的作伪高手。
作为当时最大造假集中地的苏州。在造假的过程中，一些高手脱颖而出，成为苏州片的代表人物。如黄彪“善画精于临摹，尝仿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几欲乱真”。黄彪就是个造假高手，而且发动其家族作伪，他的儿子景星也是“精于仿古”，善模仿仇英的仕女人物。
王涞是一位作沈周假画的高手，与沈周同时代，作画题沈周名款，一般人难以看出来。
另有陆远，专以作宋、元、明大家假画谋生。他自身也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家，各地的文物店铺收藏其本款书画不下十余件。但所造的历代假画似乎比其本款作品流传下来的还要多。
以专造文徵明赝品的朱朗，在当时亦颇有名，据《明画录》朱朗传云：朱朗，字子朗，吴县人，学画于文徵明，乃以写生花卉擅名，鲜妍有致。其山水与文徵明酷似，多托名以传。
吴应卯是祝允明的外孙，活动在明万历年间，仿祝允明书法，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至今故宫还藏祝允明书诗《秋兴八首》，是现今所知吴伪此题目作品的七件之一。
许多著名书画家或名人，为了应付众多求画者，常指定门生、仆人或亲属代笔。这在明代已演变成一种社会风气。沈周、文徵明、董其昌等人，都有代笔作品流传于世，后人难辨其真伪。迄今所知，据姜绍书《韵石斋笔谈》记载，书法中最著名的代笔人是吴易。作画代笔有赵左、僧珂雪、沈士充、吴振、叶有年等。朱彝尊《论画绝句》：隐君赵左僧珂雪，每赞香光应接忙。董其昌疲于应酬时，常请这两人代笔，并亲自题款。
董其昌常拿赵左、叶君山、吴振、沈士充、杨继鹏等人代笔作品去应酬客人，董其昌的这种把戏也为门客所运用以至闹出笑话。据记载，新安有位商人倾慕董其昌书画，又怕是代笔作品，便携带重金上董府求字。谁知董其昌正好外出，董府仆人就让一个相貌与董其昌相似的人当场泼墨挥毫。新安商人得了书作后大喜过望。回家后常让人观赏，人们无不赞其神妙。几年后，新安商人又路过董府，无意中撞见了被人前呼后拥入府的董其昌，这位商人这才明白真相，不免大喊受骗上当。董其昌念其心诚，便亲自为他写了一幅字，商人这才高兴回家，并时时拿出真迹让人细细观赏，但是不少人反复比较认为，董其昌亲笔书法反不如代笔作品出色。
历代众多的代笔人中，除个别少数成为著名画家之外，大部分人被画坛冷落，成为所谓的冷名头、小名头，甚至成为在美术史上查找不到名字的无名画家。
书画作伪，造成了市场的混乱，同时也锻炼和考验了收藏家的眼力，从而应运而生出众多的鉴定大家。它让艺术市场变得五味杂陈、趣味横生，使我们更加真实地看到那个时代艺术市场丰富的细节。
相比明代，当今的书画作伪风气不仅毫不逊色，并且大大地超越了过去。在沿习古代的作伪手法之外，又有所创造。然而在明代，因为怕有因果报应，一些人即使作伪，也会故意在画上或题跋中留些破绽，以便后人之鉴者有迹可循，倘若买家鉴定不出的话责任就不在于他了。然而，当今的造假者全然不顾，他们追求的是极力仿真，唯恐被人识破。在高额利益的驱使下，今人利用了高科技手段造假，比如用电子扫描技术复印出傅抱石的原作本，然后让造假高手再在上面临摹，所造出来的画几乎与原作分毫不差，达到了极度神似，令专家也难辨真假，以致在拍卖会上当成真迹卖出。所以，现在的拍卖会上，可以看到那些古代和现当代的名迹是越拍越多。但无论怎么说，万变不离其宗，了解作伪的手段与手法，对我们鉴别或投资字画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