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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一词最早见于何处，现在已难于考证。在西方语言文字的词源学中，理性是逻各斯，是一种人生态度。根据伽达默尔的说法，理性的最初意义是接近“词”的含义，逻各斯最原始的意义就是“说话”。人类正是在词的意义中促成了理性，创造了最初的文化。在中国语言文字中，理是外在的道理，性是内在的思考力。可见理性这一概念在中西文化中的含义是完全吻合的，都是有关宇宙人生的道理。
任何概念内涵和外延的规定都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规范了思维的明晰与确定；另一方面，它又阻滞了思维的超越与扩散。理性概念也不例外。如果说，当年物质概念和物质形态概念的区分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定义奠定了科学的基础；那么，今天理性概念和理性形式概念的区分，则有助于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解决。本文就西方文化中理性形式的历史变迁和时代对新理性形式的呼唤问题进行探讨。
一、理性的源头
人类理性的源头，是人类的原始生产劳动。正是在生产劳动中，锻造了人类理性的规范与创造的本质特性。
原始文化是人类理性萌芽的深厚土壤。原始的巫术、图腾、神话、艺术等原始文化，蕴含着原始非理性心智向理性演化的契机。
巫术是原始宗教的粗糙的低级形式。巫术标志着原始人开始意识到自身与自然界的区别和对立；它是原始人企图利用巫术的仪式使自然界服从自己意愿的低级宗教行为。费雷泽在其名著《金枝》一书中，以大量的人类学资料证明巫术阶段人类心智发展的重要性。他甚至认为，没有巫术，便没有理性发萌的渊源。卡西尔把巫术称之为原始人必须通过的第一个学校：“他不必只是服从于自然的力量，而是能够凭着精神的能力去调节和控制自然力。”（注：卡西尔：《人论》，119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仪式（标准化的行为）和咒语（标准化的语言）是巫术的两项主要内容。
图腾是原始宗教的高级形式。原始人用动物和植物（或其组合）作为自己氏族的名称、性质的图腾物。图腾既是氏族、部落信仰的象征，也是氏族部落的组织结构、风俗、婚姻和道德规范的显示。图腾包括图腾崇拜和图腾禁忌，如食物禁忌、同一图腾的部族内禁止通婚等。可见，图腾禁忌是人类道德意识和文明观念的起源。作为原始宗教完备形式的图腾，已经蕴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它标志着原始人思维的概括抽象能力日趋增强和伦理意识的逐渐形成。
原始神话是人类心智进化的一个重要形式，是人类理性思维能力有了一定发展但又发展得不充分的表现形式。创世、补天、救世等神话形式，表现了当时人们对于诸如宇宙起源、人类起源、天灾人祸、社会建构等问题的系统探索和研究成果，以及人们在观念中建构未来社会理想图景的美好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把神话看作是人类理性的早期显现方式，神话的主要内容是想像化的理性的作品。（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81页，商务印书馆，1959。 ）卡西尔专门写了《神话思维》一书，认为神话是认识论的研究起点之一。在卡西尔看来，神话的真正基质不是思维的基质而是情感的基质。神话与原始宗教绝不是无条理性的。但是，它们的条理性更多地依赖于情感的统一性，而不是依赖于逻辑的统一性。这种情感统一性是原始思维最强烈最深刻的推动力之一。在原始人那里，没有任何东西比情感更社会化的了。神话思维遵循的是部分与整体、物与其属性的等价原则。如果说，占星术反映了神话式的因果概念，那么，炼金术则反映了神话式的属性概念。所以，“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都不得不通过一个神话阶段。在科学思想的历史上，炼金术先于化学，占星术先于天文学。”（注：卡西尔：《人论》，11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在神话思维中， 功能的识别总是先于存在的识别，即被命名。比如某些印第安部族是用同一个词来指称“舞蹈”和“农作”的。在他们看来，农作物的生长和收获也依赖着正确的舞蹈，即正确的巫术和宗教仪式。卡西尔由此得出结论：“神话制作形式所反映的，不是事物的客观特征，而是人类实践的形式”。（注：卡西尔：《语言与神话》，66页，上海三联书店，1988。）应该说，这是很有见地的。它深化、具体化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理性的实践基础和理性是历史产物的思想。
原始艺术是原始人在生产实践中情感的外在表现。舞蹈、装饰、绘画、雕刻是最具原始特征的艺术形式。在原始社会的早期，语言尚未形成，但动作思维已从肢体的动作变为舞蹈了。没有语言，又要将内心的意欲表达出来，于是手则舞之，足则蹈之。和巫术一样，舞蹈最早也是原始生产活动的组成部分。现代舞蹈，包括社交舞，已成为文明社会的饰品，但无法抹去这种艺术形式深层中包涵的生产和生殖的底蕴。如果说舞蹈是活的图形，那么绘画和雕刻则是凝固的图形。绘画是人类精神发展的一大标志，因为它要更多地借助观察力、鉴别力和表达力等理性因素。原始绘画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而且是象形文字的前身。总之，以借助某物为中介来表达情感的原始艺术形式，是对实在的超越和本能欲望的升华，因而也是非理性走向理性的一个契机。（注：参阅夏军《非理性世界》，58～6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3。）
二、西方哲学史中的三种理性形式
在欧洲文明史上，如果说理性的第一个概念形态体现在古希腊哲学中，那么荷马时代的诗性智慧则是原始思维发展到理性古代形式的中介。正是这一特殊的精神文化中介，才迎来了人类第一次理性概念系统的光辉日出。
荷马时代的诗性智慧，是人类理性取得精神统治权前夕的预演，是理性曙光降临的前兆。所谓诗性智慧，是一种以诗颂神、颂英雄的理性，是一种带着生命激情的诗性理性。这是古希腊民族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的精神阶段。荷马时代的语言，是一种以显喻、譬喻来组成的语言，这些成分的产生是由于当时还缺乏对事物加以明确界定所必须的种和类的概念。荷马史诗是一部以神话语言、形象方式编纂而成的宇宙生成论，它是以后哲学的、思辨的宇宙生成论的范本。随后的希腊悲剧，则显示了文明时代理性对人生的深刻洞见。总之，荷马史诗、悲剧文学以及天文学、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的一定发展，建构了古希腊哲学诞生的丰厚文化土壤。人类心智经过艰难曲折的缓慢发展，终于发展到心智或精神能以概念的、逻辑的方式把握宇宙和人生的诸种关系，人类终于产生了智慧的最美丽的花朵——哲学。
西方哲学史中的第一种理性形式是本体论。它侧重于对客体的认识，反映了古代人直观、隐喻和猜测的思维方式。从古希腊到中世纪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它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是“一”与“多”的阶段。该阶段提出的“存在”与“非存在”、“变”和“不变”以及“质”和“量”等范畴，都是“一”与“多”的展开。后来，“一”与“多”的问题上升为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这里涉及到“实体”和“属性”、“质量”和“形式”、“潜能”和“现实”等一系列本体论的范畴。最后，进入中世纪神学本体论阶段，其中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接触到了“概念”和“实在”的关系，预示着哲学的重心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移。
在西方，本体范畴最早是由泰勒斯建立的。他试图以水及其特性（形态变化的多元性、流动性及内在本质的恒一性、不变性）来作为本体的隐喻和象征。他的“本原”一词原义有二：一是开始、发端和起源；二是政治上的权力和统治。而这种“本原”的开端和统驭之义，应该是逻辑的，而非实在的。当然，本体范畴的具体选择，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人的特定文化积淀和时代氛围。但是，对于本体做一种实在论的理解，在哲学视野内是没有意义的。遗憾的是，这种思维方式至今仍占着主导的统治地位。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哲学起源于人类的逻辑自觉，亦即对历史及其观念的超越。哲学本体论的实质在于构筑一个自己说明自己，无需借助外在因素阐释自身的一种自明的逻辑系统。”（注：何中华：《哲学体系的逻辑基础探析》，载《天津社会科学》，1991（1）。）在他看来，本体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逻辑的而非实在的， 是功能性的而非实体的；是关系的而非元素的，是形式的而非质料的。只有在特定的逻辑体系中，本体才具有自身的确定意义。任何一种新的本体论框架的建构，都意味着一种新的阐释方式和逻辑模型的出现。而试图超越人的具体的时空存在去把握对象，所获得的只能是不受人的历史性局限的永恒形式。应该说，这些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在我看来，他所说的那种“自足自明的逻辑体系”，就是一种具体的理性形式；但“自足自明”则是不可能的，这已为歌德尔定理所否证。矛盾是包含在理性的辩证本性之中的，否则无以解释理性形式的历史演化。
当理性外观自然、追寻宇宙存在的奥秘时，人作为沉思万物的主体及宇宙的组成部分，必然追寻到人自身。希腊德尔斐的古老神庙前石碑上镌刻的“认识你自己”的名言，即是人类主体意识对自身的诘问与反思。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降到人间的茅屋下，哲学开始进入人本身及其精神生活。他提出了“德性即知识”的命题，但受到了后继的亚里士多德的批判。亚里士多德指出：“苏格拉底说德性就是理性……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知识都涉及理性，而理性只存在于灵魂的理性部分；所以根据他的说法，一切德性都是在灵魂的理性部分被发现的。结果，他把德性看作知识时，取消了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因而也取消了激情和性格。”（注：《古希腊哲学》，222～22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亚氏的这一观点极为深刻。纵观人类文明几千年发展史中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偏颇，皆与理性和非理性关系的不善处置有关。亚里士多德关于美德和至善乃是理性和欲望的统一的思想，得到了黑格尔的高度评价：“当热情（意向）和理性发生关系并服从理性的命令而行动时，我们就称此行为为美德。……在善里面，应该有一种非理性的冲动，而理性则另外出来判断和规定这个冲动。……美德既然这样被认为欲望、实现意向和理性的识见两个方面的统一，具有一个非理性的环节在自身之内，因此他就把美德的原理看成是一种中庸之道；这样一来，美德就成为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项，例如在贪婪和浪费之间有慷慨；在激情与麻木之间有温和；在鲁莽和怯懦之间有勇敢……”（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361页，1960。）由此可见，人类精神内在性质的理性非理性的对立与和谐，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达到了古代形式的最高洞见，即理性非理性的直观辩证同一。
西方哲学史中的第二种理性形式是认识论。它侧重于对主体自身的研究和认识。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到德国古典哲学这几百年的时间里，也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之为观念论阶段（15—17世纪），“观念”逐渐成为关心的焦点，它表征着哲学的重心开始由客体向主体转移，“经验”和“理智”的关系成为它的基本问题。第二个阶段可称之为物质论阶段，以18世纪的法国哲学为代表，它把认识论提高到“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这个高度。第三个阶段可称之为概念论阶段。随着德国古典哲学的兴起，开始转向对思维的探索和规定。“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课题。“思维”、“理性”、“概念”被视为最高的范畴和原则。它意味着人类思维方式（理性形式）的一场革命：即从知性分析的时代向辩证综合的时代转变。近代理性精神的觉醒，是以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和德国的宗教改革，即所谓文艺复兴运动为开端的，以法国的启蒙运动以及资产阶级大革命而达至高潮的。这是人类理性精神的黄金时代，也是资本主义勃兴的时代。恩格斯曾对这个时代作了如下描述：“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惟一尺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自由、平等、博爱、正义、人权等既是批判封建主义的理论武器，也是构建资本主义“理性王国”的基本原则。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资本主义的“理性王国”原来也是不合理的。这集中地反映在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中。
如果说，法国人使理性精神外在化、政治化，在实践上表现为资产阶级大革命；那么，德国人则使理性精神内在化、本体化，使人类理性的自我认识达到了一个自觉自为的批判时代，乃至走向极端的理性主义。
德国古典哲学对人类理性的批判和反思，为人类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首先，它区分了知性和理性。康德把理性定义为制定原理的能力，而知性则是把感性的多样性归于概念统一性制定规则的能力。康德把人的思维能力分为二层：借助规则（范畴）实现统一的知性；按照原理实现知性规则统一的理性。其次，它揭示了知性规则（范畴）和理性原理（理念）的内在矛盾性。黑格尔指出：“矛盾是属于思维规定的本性的”、“否定的东西，它是概念自身所具有的，这个否定的东西构成了真正辩证的东西。”（注：黑格尔：《逻辑学》，上卷，39～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再次，它在概念的辩证法中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的辩证法（列宁语）。黑格尔把逻辑思维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来描述。在现象和本质的关系上，黑格尔认为本质是一种关系，而不是实体。本质是现象之间的内在的必然联系，它存在于现象之中。在有限和无限的关系上，黑格尔认为每一个有限之物都是一种“定在”，即有了限制性、规定性的存在。“定在”有二个特性：第一是有限的，第二是变化的。按照第一个特性，任何特定的事物总是局限在一定限度的界限之内；按照第二个特性，某物由于自身的矛盾所引起的变化，它总是要成为它“应有”的东西，“在应有中开始了对有限性的超出，即开始了无限性”（注：参阅《列宁全集》第38卷，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上，黑格尔认为，主客体的同一是认识达到真理的前提；主客体的关系是辩证的，其中，主体处于中心地位，客体只有进入主体的（实践和认识）活动范围内才能成为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因而才能成为客体；主客体的同一是具体的、历史的，是在不断克服矛盾的过程中获得统一的。最后，它提出了“实践高于理论”的命题。黑格尔在实践范畴中已经含着对劳动及其社会性的天才猜测。实践使理论变为现实，但这个现实又不是原来的“是如此”的现实，而是“应如此”的现实。这个思想是深刻的。自休谟第一次提出“是”和“应该”的关系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是”和“应该”关系的解决，必须超越认识论的范围，而达于实践论的范围。
毋庸讳言，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近代理性观也有其自身的局限：康德仍保持了理性的超历史性的看法；黑格尔虽然提出了历史地看待主体的思想，但仍认为主体可以获得绝对的认识（即绝对观念）。黑格尔将人类理性精神（实质是将近代理性形式）上升为宇宙本体精神。他的绝对观念，无非是理性铸成的宗教，即理性的宗教。在黑格尔看来，“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注：黑格尔：《小逻辑》，8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就这样，黑格尔将理性主义推到了极端。究其实质，黑格尔是将其所处时代的近代理性或近代理性形式推到了极端。但黑格尔决不是一个唯理性主义者，他将人的生命、欲望即人的非理性规定在他哲学体系的一个特定环节上。他认为世界历史作为绝对精神的发展史，包含着两个因素：第一是观念（理念），第二是热情（情欲）。理念是经线，情欲是纬线，经纬交织，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大地毯”。由此可见，研究人类的意志、欲望、本能、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并非一定导致非理性主义。黑格尔关于理性非理性辩证关系的思想，也是其哲学体系中的合理内核、尚待后人开发的文化宝藏。
物极必反。当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正处于登峰造极之时，一股非理性主义思潮正在涌动。这就是以叔本华和克尔凯戈尔为开端，中经尼采、弗洛伊德，一直到本世纪中叶的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而达至高潮的非理性主义运动。作为理性主义对立物的非理性主义，第一次以理论形态构成了现代哲学的组成部分。虽然人类精神的非理性方面是与人的生命俱来的，古代和近代的哲学家们也对人类精神的理性非理性作为精湛的研究，但非理性主义作为哲学形态，则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时代产物。如果说，19世纪的浪漫主义的非理性思潮是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否定；那么，20世纪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则是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空前灾难及心灵损伤所作出的一种精神反应。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人类精神发展的一个规律性认识：人的自然之性使精神永远有悖于理性的非理性相伴，理性的优越和道德的人格不在于不包含非理性，而在于扬弃和正确引导非理性（即生命的自然欲求）。而人的内在非理性的每一次否定和扬弃，都使人的精神和人格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上，不但使人的非理性形式日臻理智感、道德感和美感的高尚境界，而且使人反思到旧的理性形式的局限，创造出新的理性形式。这一过程是异常复杂和曲折的。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利用倒退而达到进步的手段。从辩证的观点看，历史上倒退和进步是同样重要的，因为世界的前进需要一个助跑过程。”（注：转引自《理性的悲哀与欢乐》，295页，人民出版社。 ）从大尺度的历史时空来考察，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的统治，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的盛行，都是这样的“一个助跑过程”。它是一种不为人们熟知的、新的理性形式即将诞生的曙光。
西方哲学史中的第三种理性形式是实践论。实践范畴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感性和黑格尔的理性进行革命、改造和综合的产物。实践范畴的确立，既为重知识论的近代理性时代打上了句号，又开辟了以社会实践为人类生存之根本依据的新时代。以实践范畴为标志的思维方式（理性形式）的历史意义在于：第一，它表明生产活动与精神活动只能被逻辑地区分，却不能在现实上被分开；第二，只有相对于同自然界的对立统一而言才有主客体的区分，马克思的实践范畴确有消解社会领域主客体二元建构的蕴含。以实践论为标志的第三种理性形式，在指引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辩证唯物主义本身也要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形式。这在我看来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对实践范畴必须突破从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狭义理解，而应从历史观和广义的文化人类学等出发加以多视角的观照。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宽广的胸怀吸纳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合理因素。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就在于认为理性的内在结构不能固定在一个或一个范畴上。这是因为，一个世纪以来人类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经验事实是变动的、多向的、多层次的，如果用一种理性框架（理性形式）的强制来规范经验，就一定会排斥很多经验，甚至变得没有经验。这样，理性本身最后就变成一种自我限定。比如，对于当代西方哲学普遍的语言学转向问题，对现代解释学关于理解不限于人的认知领域，而应包括人的存在方式的思想，都应加以重视和研究。第二，批判和反思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主要是教科书体系）中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倾向。哲学不是对某种特定形式真理的追求，而必须渗透在对每一真理的探索活动中。任何理论、哲学一旦被奉为万古不变的教条，就会由“去蔽者”变成“遮蔽者”。一旦真理变成套话，就完全丧失了它的现实性和针对性。这实在是人类认识史中的一个悲剧性现象。
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悖论及启示
康德曾预言理性的特征是以永恒、绝对、无限为目标。理性的本性就在于永远不以现实的一切为满足，而以超越现实的理想作为奋斗目标。遥想人猿揖别的年代，我们的远祖正是以不满足于大自然的恩赐，创造出第一件人工自然物（工具）为标志，才实现了人类从自然界的第一次提升。从这个意义说，人类后来从自然界和社会的每一次提升，都是人的理性能力和理性形式的新发展。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可以视为人类理性形式的不断更新发展的演化史。诚然，人类的理性决不仅仅存在于作为观念形态的理性形式中，而是存在于包括以观念为核心的，制度层、物质层为外圈的整个人类文化的同心圆中。所以，对人类理性形式的系统考察，实际上是对人类文化的系统考察。综观当今世界，人类对自身发展前景的最大困惑，莫过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悖论。
工具理性又称技术理性或形式理性，是指手段和程度的可计算性，价值理性又称非形式理性，是指对目的和后果的价值评价。韦伯认为，在工具理性的背后掩盖着实质上不合理的一面，因为它摆脱了价值理性的支配。理性主义、市场经济、科层制度全面发展了，人从自然界和宗教的蒙昧中解放出来，却又被理性自身的创造物——机器、商品和官僚制所奴役。这就是所谓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悖论。（注：参阅高亮华《技术理性问题探讨》，载《哲学研究》，1993（2）。）
在韦伯等人看来，启蒙的历史是一部工具理性高度发挥、价值理性黯然失色的历史。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实证主义思潮的泛滥，工具理性得到了野蛮的发展。与之相反，价值理性则交出了它作为伦理道德和宗教洞见的代理权。正义、平等、幸福等所有先前几个世纪以来被认为是理性所固有的概念都失去了它的知识根源。现在，工具理性被等同于理性自身，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所遮蔽，它黯然失色了。
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它带来了现代技术与科学的高度发展，带来了现代工业与经济的飞速增长，带来了资产阶级大革命和代议制民主，带来了不再依赖于神话与宗教的社会生活的世俗化。然而，工具理性毕竟是一种有限理性，它以支配自然为前提，是集中于工具选择领域的一种理性。人生问题、价值问题、社会目标与社会改革问题都被排斥在其视野之外。工具和技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横陈在人类面前，窒息着人的生存价值与正义，造成了人类前途的荒诞处境。工具（技术）理性造成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对外在自然的破坏，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从其最深刻的哲学根源来谈，是与理性的主观化、工具化和技术化分不开的。二是对人的内在自然的限制。人的很多生理机能遭到了可怕的压抑。在技术时代，人成了市场上一个可计量的市场价值，成了整个社会机器中的一个部件。
如何走出现代文明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律背反的迷宫？韦伯为此而殚思竭虑，但结论仍然是两种理性将永远处于无法消除的紧张关系之中；马尔库塞试图用清新淡远的艺术和美来净化和控制工具化和技术化的理性的统治力量。哈贝马斯竭力发展一门社会系统学说，来克服技术理性对交往领域的渗透。海德格尔则把单纯算计的思想（即工具理性）看作是技术时代中的严重危险。人在算计性的计划和发明中虽然可以表现出极大的才智，但又面临着对算计所发生的后果不加深思的严重危险。因此他提出“人不是存在的主宰，人是存在的看护者”。在海德格尔对工具理性的激烈批判中，实际上包含了对“理性”的新规定。直到他1976年逝世前夕，还在提出疑问：“在技术化的千篇一律的世界文明的时代中，是否和如何还能有家园？”（注：参阅宋祖良《理性与非理性》，载《学术月刊》，1995（5）。）所有这些有识之士的看法， 都是值得重视和深省的。在我看来，克服工具（技术）理性这种无限制的沙文主义扩张，摆脱人类所面临的进步与倒退的两难困境，出路在于反思理性的本性，建构适应我们时代的新的理性形式。这在强调把科学工程能力和人文社会科学能力结合起来的STS教育观中， 在现代科学一体化的时代潮流中，已经看到了这种新理性形式诞生的曙光。（注：参阅拙文《论人文科学的地位与功能》，载《哲学研究》，19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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