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现象”暨“没有宗教的宗教”——再读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宗教论文,幽灵论文,再读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5）01-0013-06
一、引子：事物究竟以什么方式出场
德里达的文字为什么晦涩，因为他研究“看不见的现象”，这一表述也可以用其他术语表示，比如德里达使用过的“缺失”、“增补”、“延异”、“双重景观”、“间隔”、“他者”、“不可能的经验”、“空间化了的时间”，以至我们将要讨论的“幽灵”，都是一些“看不见的现象”。世界上就是有这样一些东西，我们看不见它们，它们不是活生生的，而是躲在暗处，但他们并非不存在，或者说，不是一个死者，类似于幽灵现象。这确实导致某种神秘性，然而又明显区别于通常所谓的宗教，因为这里所谓“看不见的现象”或者“幽灵”，并非出自武断的相信，而是来自理智的分析。
只有经过“微妙精神”训练过的头脑才能在阅读经典过程中“看见”这些“看不见的现象”，因为这需要在普通读者认为没有问题的地方看出问题。“幽灵”的问题之所以被特殊地提出来，还在于它是许多其他问题的增补。这是一些对西方哲学传统非常重要的问题，或者说是实际上起脚手架作用的问题，但是人们通常认为它们不是问题，理所当然，比如说“代表”或者“代替”问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认为是没有障碍的，他的说法是，说话是心灵的符号，文字是说话的符号，也就是说，文字是关于符号的符号。这是一个等级的体系，其中一个置换另一个，但亚里士多德设想这个转化过程没有阻力，是透明的。我清晰记得小时候看过新中国著名文艺批评家何其芳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文艺》一书，其中在教育读者如何写好文章时，引用了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就是“你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写，从上小学时老师就这样教育我们”。马克思这句话与亚里士多德的话没有任何区别。换句话说，无论马克思是否读过以上亚里士多德那句话，马克思都下意识地与亚里士多德站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从德里达的角度，马克思的文本也属于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或语音中心论、逻各斯中心论之列。这里的“代表”、“代替”、“置换”、“派生”、“转化”、“再现”之类的问题，也是交流和翻译问题，涉及理解和解释等众多关键的哲学问题，用经济学术语，称作“交换”或者“流通”。所研究对象要素之间的派生、转化、交换、交流、流通构成了任何一门学问的历史实际内容，比如哲学史。如果我们像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那样，认为心灵、说话、文字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透明的，也就假定了德里达批评过的一种线性的历史哲学，这种哲学假定了一个人类历史起源，它经过蒙昧通过启蒙实现社会生活与文化的进步，最终实现某种理想的社会状态。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和哲学实际讨论的内容，或者用德里达的话说，是哲学中实际在场的东西。但是无论怎样，这种在场的内容是一种设想。哲学家设想历史和哲学的实际内容是这样的，设想心灵、说话、文字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透明的。我们不能说这些设想不好，严重的问题在于，这样的设想是在活动之前的预先设想，来自先验，德里达把这称作“唯心主义”。换句话说，德里达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文本受这样的“唯心主义”支配，从而导致马克思的文本是异质的。
二、此与彼连接中“不可见的现象”即幽灵性
显然，严重的问题是分析以上提到的“代表”、“代替”、“置换”、“派生”、“转化”、“再现”、“交流”、“翻译”、“交换”、“流通”、“理解”、“解释”活动是如何进行的，这是德里达“解构”思路的切入点。与这些问题有关的领域极其广泛，简单地说，包括哲学史、历史学、文学艺术作品、美学和文学理论、语言学与传播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甚至经济学等等。说“某些活动实际上是如何进行的”决不同于说“在这些活动实际运作之前就设想活动应该是怎么样的”。德里达分析了马克思的两部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资本论》。马克思在分析一般意识形态时，把意识形态与宗教做了类比，意识形态以幽灵化的形式显现出来，类似于宗教体验。德里达说，这种分析在《资本论》中更加具体化了。马克思分析了商品是如何转化或者异化为一种“物神”，即被崇拜的对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商品拜物教”。这使得商品，或者更有代表性的，作为特殊商品的货币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德里达说，马克思分析商品交换是如何进行的，也是在呼唤一些幽灵。我们当然看不见这些幽灵，但看得见这些幽灵显现的效果。一个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一个物件成为商品不在于它的使用价值，而在于它的交换价值。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正是这种交换价值形成了一种具有幽灵特征的链条，它具有神秘性、商品拜物教、意识形态等多重属性。所以，德里达说马克思对商品交换过程的分析也是对这条幽灵之链运动过程的分析。当它已经实际出场时，我们看不见商品或者幽灵们活动的舞台。德里达认为《资本论》中围绕商品交换而展开的一系列概念的作用像是一些纠缠不去的幽灵。一个物件本身就具有蒙蔽性或者欺骗性，因为它同时还可以被当作商品甚至货币，因为最简单的商品也是货币的萌芽状态。为什么这里叫做“幽灵性”呢？因为物件本身具有魔幻般的神奇，具有多重效果，可以改变形态，比如被当成商品的物件与货币交换，与这件东西的使用价值无关。一件物品，它的使用价值与它在自然状态下的用途相关，比如一块木材可以用来做这个讲台，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我们叫它“原始的目光”。现在我们切断这种目光，切断这种自然而原始的联系，对这种联系视而不见，瞪大眼睛，试图从中看见那些本来看不见的东西。德里达说，这种“不可见性”是幽灵性的典型特征。或者说，看不见这样东西是商品，因为它明明白白只是一样简单的东西。当我们使自己的目光复杂起来，试图“看见”这里的“不可见性”时，就进入“没有看见的看见”状态，或者叫做“看不出来的可见性”，它有着一副“没有身体的身体”或者是“没有物体的物体”。
这正是马克思在分析商品交换时所考虑的东西，德里达把它理解为幽灵性。要看出一样简单的东西是商品，就要遮蔽自然的或简单的目光。把一样物品看成商品，这使得观察的目光复杂起来，这里存在着目光的置换、转化。所谓“复杂化”也可以说是把思想搞乱，让人糊涂，像是进入鬼使神差的境界，使精神的正常线路受阻，实施一种类似胡塞尔现象学的隔离，让精神朝着另一个方向，即朝着形而上或神秘方向升华，这种洞察力使我们“看见”一个有血有肉的商品。我面前这张桌子本来是由木材制成的，但是当桌子变成商品时，它就成为了完全不同的东西，走上另一个舞台，在商品流通中扮演自己的角色。把商品在市场中交换或交流过程比拟为戏剧过程，意味着这个过程即是真的也是假的，它是假的或者失去了自然状态，这使得木头不再是木头而是商品，它是真的因为商品等价值交换在市场上真实发生了。可以感觉到的木头变成了商品，就像日常生活转变成了戏剧，变形为超自然的东西，对商品的感觉变成不能感觉的感受，超感觉的感觉。德里达所谓幽灵状态正是在这个时候出场了——没有出场的出场，没有形状的出场，这就是商品，它逃离我们对它的普通知觉，因为对它我们看不见、听不见、摸不着。但像幽灵的商品并不完全是精神的，因为商品也是一样东西，它像幽灵一样有一幅“没有身体的身体”，体会商品交换中的商品，就是触摸无法触摸的东西。商品纠缠物体，就像幽灵纠缠身体。这里所谓“纠缠”，就是实施一种置换，它使我们对商品的物体个性视而不见，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活动的场所都发生了变化，或者说，它们活动在没有（具体）场所的场所。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活跃在这样的舞台上，商品为普通的物件注入了魔法，把可感的东西变化为超感觉的东西，一个自己的王国，商品的神秘性或幽灵性并不派生于它的使用价值，而是来自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这种关系变形为人的社会关系。德里达以哲学家的敏锐察觉出，这个过程也是把时间过程空间化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呢？商品交换过程或资本化过程是在时间中进行的，一部《资本论》也是交换价值走过的路径，经历了交换或置换，商品流通就是转化和再现。在这个过程中，时间问题也变化为空间问题。康德正是这样理解时间的，即作为空间的时间。当作为空间性理解时，时间是可感觉性的纯粹形式，即看不见的感受性，即作为空间的时间性成为直观事物的条件。
商品本来是一种劳动产品，劳动产品并非天然就是商品。德里达说，劳动产品被当作商品，是张冠李戴，是一种误会，一种增补，设想商品是劳动的“社会形式”，像是自然状态中的劳动产品的异化，非本真状态，像是戏剧状态，就像角色的错误，因为商品扮演的角色不是劳动产品，就像演员扮演的角色不是他本人，就像水中的月亮不是猴子所误认的东西。总之，“社会的”相当于“虚拟的”，像卢梭分析的，是一种堕落。卢梭列举的一个例子是奶妈代替亲妈。总之，当错觉被当作真的，真的也就被认为是假的，真与假的界限就趋于消解。这也适用于马克思分析的“商品或货币拜物教”，把金钱视为神物，把死物当成活物。我们不把金钱当作货币厂制造的金属或纸张，而是相信它有化老妇为少女的神奇效果，当人们普遍这样认为时，它在效果上就是真的，因为货币确实不是金属或纸张，货币的价值与它自身的物质属性无关。这个道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这样说的：“正是人自身所确定下来的社会关系在这里也被当作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换句话说，社会是对自然的置换、代表、转化、再现等等，用卢梭的话说，这种关系是异化或堕落，因为它失真。于是，商品的买卖或流通过程一方面是对劳动产品“去自然化”，另一方面则是虚拟化或魔幻化。马克思又说：“如果商品能说话，它会说，人们对我们的使用价值感兴趣，但是这些使用价值并不注视我们，而我们所重视的是产品返回的交换价值：作为商品我们进入买卖，我们仅仅作为交换价值才相互参照。”[1]（P250）德里达说，商品这里说的是虚拟语言。所谓语言的虚拟性，不仅因为商品自己不能说话，而在于商品说的话像是来自幽灵。在流通领域，商品的持有者只是暂时的假装的商品占有者。马克思是这样说的：“商品不能自己跑到市场上去，商品不能自己与自己相交换……商品的保管者面临其他一些希望占有自己货物的人，以至于每个人都远离他自己的商品，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把别人的商品占为己有。这种意愿活动的方式对买卖双方是共同的”。[1]（P252）马克思使用了“意愿”一词，把商品交换人格化了。如上所述，商品的语言幽灵化了。德里达借用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第三部分有关论述，在那里马克思提到，商品拜物教的语言可以与宗教世界的语言相互类比，一种神化了的感觉，即不能感觉的感觉，说不出的说，消除了主观性与对象性之间，唯心论与唯物论之间的界限。当马克思说人的社会关系是商品关系的虚幻形式时，就不仅意味着以上分析过的商品关系幽灵化，而且意味着社会关系或人的关系类似幽灵关系，人的世界是一个幻觉或错觉的世界，它起源于自然的物品，包括劳动产品神奇般地转变为商品那一刻，社会关系活动在人生的另一个舞台，非自然关系的舞台，一种类似戏剧的舞台。商品的幽灵必须体现在交换或交往状态下，这与人的社会关系是相似的。当产品转化为商品时，便有其他的用途，价值方向变化了。当卢梭说文明状态是自然状态的堕落时，“堕落”一词不仅具有伦理学意义，而且还意味着失去原来的含义。马克思说：“在这个世界中（宗教的世界）人的思想的产物（人的头脑，类比想像中的制造桌子的木材的头脑——在人脑之外的头脑中——即木头的形式可以变成商品的形式）似乎有自主的形状，被赋予自己的生命，来到商品与商品关系，与人的关系的世界，我把这称作拜物教，依附于当劳动产品成为商品时的拜物教，拜物教与商品生产是密不可分的。人们迷恋商品世界的特性也证明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社会特性。”[1]（P263）德里达的解读是，只要人们生产，就自觉不自觉地生产出自己盲目崇拜的对象，生产出“去物质性”的、异化了的精神，脱离母体的脐带而自成一体，就像是幽灵显形。幽灵在可感的物质形体中升华，幽灵的对象是没有形状的，这也就是马克思说的透过劳动产品的表面，凝固它们都花费了人的劳动，凝固不定形状的商品的价值。
德里达对幽灵的分析已经离开了传统哲学的轨道，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哲学分析，他所诉诸的幽灵无处不在，因为他所谓“幽灵”，不过是“缺失”、“增补”、“延异”、“双重景观”、“间隔”、“他者”、“不可能的经验”等等的代名词。特别是在《马克思的幽灵们》中，德里达甚至用了基督教用语说明他的立场，这涉及两个有重要区别的词，即messianique（救世主降临）和messianisme（救世主降临主义）：对于前一个词，如果我们去掉“救世主”三个字，它在德里达那里指的是经验降临的方式，并且是未来经验来临的方式或结构，人们期待、承诺、面对将来的事件可能到来的方式。这种方式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它从来不以人们所期待的方式出场，而是像一个他者突然降临，但这种“降临性”不是偶尔发生，而是事物来临的基本方式。德里达这样说，“守住救世主降临而不是救世主降临主义，是为了设想一种经验的非宗教的结构”。[1]（P266）所谓救世主降临主义的宗教结构，是可以预兆的经验，能等到或知道上帝将要派来的使者，而德里达设想的经验结构在经验来临时无法预期它在何时何地降临，不知道它到来的模样，说不出它，因为它还没有被命名。
幽灵状态就是一种不可能的经验，缺失的不在场的东西却可能是潜在的真实的东西，比如，不是现实时间与空间反映的另一种空间和时间，虚拟出来的空间与时间。与他者或降临性经验的关系，一种横向因素之间的伦理关系和民主关系，这也是德里达设想的未来的民主制度。这里也暴露出德里达与马克思的一个根本区别，德里达对商品生产和交换中出现的幽灵状态持肯定的态度，认为事物之间的交流和转化就是如此进行的；而用德里达的话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目的是为了“驱魔”，因为共产主义制度是消除商品交换的，这使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建立在一种本体论的哲学之上，诉诸真理在场的本体论，这是由于马克思受他所处时代知识类型的限制。
德里达反复强调说，幽灵是不生不死的状态，以对抗在场的形而上学。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说，德里达对幽灵的分析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智慧，苏格拉底说，通过生活学习生活，这是不可能的。要通过死亡学习如何生活！死是生的他者，生的界限之外，完全的相异性。这些智慧的意义是伦理学的。用死解释生。幽灵就是用死解释生。幽灵来到生死之间，决不定型为任何一种我们熟悉的在场。如果生活就是练习死亡，生活也是过一种不在场的生活，一种虚拟的艺术性质的生活，与幽灵打交道的生活，在异域中生活，悼念记忆和期待死亡的生活。
三、结论：从幽灵性看另一种逻辑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从而揭开了这部共产主义圣经的序幕。通过看不见的现象看待人生的舞台。什么是幽灵的目光呢？如何从死观察生？一种非常神秘的目光，这目光能看见人生悲喜剧而这目光却不被人生舞台的演员们看见，一种目光的不对称性，一种偷窥的效果，两种不平等的目光交换，白昼中遇见了鬼。我不知道谁在盯着我看，不知道此刻谁在想着或念叨我，但这些看不见的目光，听不见的漫骂或赞扬，像鬼魂一样纠缠我不放，让我心神不定，我焦虑一切不在场的东西，我不在场时发生的情形，对我来说，它是中断的时间和中断的场所。按照德里达的理解，离开了幽灵般的境界，马克思《资本论》的分析就无法进行，这才是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合理内核，它区别于作为本体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或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融合成为党和国家机器的马克思主义。幽灵性的境界说明了交流和流通实际上是如何进行的，它的学术意义首先在历史哲学领域，因为所有的历史和哲学无非都是在解释世界上发生的事件和意义，幽灵性经验为解释这些事件提供了新的经验结构。另一种逻辑，它与一切“终结”或“目的”的哲学格格不入（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本体论都是这样的哲学），但是马克思的幽灵不会终结，因为幽灵不仅一个，整个德里达一代的法国、欧洲和中国的哲学家都有马克思幽灵的影子。德里达的幽灵是马克思的幽灵的一个变形，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能用马克思形而上学性质的话语加以解释的。它不仅扰乱了马克思的，而且包括一切以往和现实的政治哲学和关于民主的理论，它也促使我们重新考虑国家与民族、人与公民、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关系。无论这些结果如何，但是德里达认为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不可能是人类社会与政治组织的最后模式，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也不可能是世界生活方式。世界政治、经济、生活格局正在经历着不断的变形，政府职能和工作方式正在发生巨变。正当国内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只有西方民主才是中国惟一出路时，德里达却在这里说，西方式的议会代表制度的民主已经有些过时了。他说这与当代科学技术有密切关系。在传统政治生活中，政府和议会控制与拥有公共空间和公共舆论，这是政治中的空间结构。但是这种控制现在陷入了危机，“政治代表”的权威被削弱了，选举式的民主和政治代表制度的正义性成为一个问题。德里达说：“如果在所有西方的民主中，人们不再寄希望于职业政治家……这不仅因为他们个人能力不足，会犯错误，有众所周知的丑闻……政治家越来越成为借助媒体而实现的公共空间转变时刻的媒体代表人物，这使得政治家失去了权力，甚至失去了从前对议会代表组织、以及有关政党组织的管辖权。”[1]（P132-133）因为无论这些政治家的个人能力如何，职业政治家们还在遵守一些过时的政治模式，而这些模式在政治上是没有竞争力的。总之，传统政治家丧失了竞争力，因为他沉溺于旧的政治空间（政党、议会等等），成为被这些制度操纵的木偶，就这样活跃在电视上，人们相信他们是政治演员。媒体的作用开始大于政治，而政治家则不得不借助于媒体，充当其中的演员，社会出现的各种引人注目的事件再不像从前了。
究竟是什么破坏了传统政治空间呢？德里达说，有一种解放的力量，即事件或者经验是以降临性的方式出现的。政治家口号性的承诺与对这种降临性的承诺风马牛不相及。降临性的承诺从一切政治教条中解放出来，从形而上性质的宗教确定性中解放出来，从救世主降临主义中解放出来。新的政治空间承诺政治事件总是以从前没有的方式出现，新的行为方式，组织形式。德里达说：“与‘政党的形式’或与这样那样的国家或国际形式切断联系，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一切实际有效的组织形式。”[1]（P147）德里达并没有细说新的政治组织如何构成，但他说反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对立态度：一种是法国式的或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试图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想切断马克思主义与一切目的论或救世主降临之类的未世学的联系；另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它确定了另外一种未世学，比如断定未来是西方民主的世界。德里达不同意这两种立场，因为他说有不能解构的东西，这就是justice（正义或公道）观念：“公道”对将要到来的无法确定的经验开放，对这种降临性的事件表示友好。“公道”的应有之意是：不再占为已有的经验，这与“解构”一道成为未来世纪新的启蒙精神。
德里达反复提到“承诺”（promesse），它区别于系动词“是”，因为“承诺”是一种行为活动的方式，它迎接一个事件而不是抽象的语义或观念。“事件”具有不可重复性，不可说。“说”承诺了一种悼念活动，因为在事件发生之前，我们什么也不能说，而在事件发生之后，“说”就变成了事件的置换，一切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就是这样被述说的，或者叫做一再重说。“承诺”什么？承诺事件的降临。因为这样的“降临性”不可预期而使我们焦虑，人过去的记忆和未来的经历充满了这些焦虑，也称精神创伤——它的特点正是破坏预期。我们的责任就是呼唤、款待精神创伤或焦虑，承担这笔债务，悼念死去的文字，迎接到来而未知的文字。这就是“解构”的微妙精神，负债状态的微妙精神，它区别于其他精神。这是对被解构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赞扬，德里达是这样说的：“这种不占为己有的解构精神在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是不可能的和不可思议的。至少在我看来，解构的意义和兴趣只是作为一种激进性，也就是说，是在某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在马克思主义尝试的激进性中，它被称作解构（在解构中，某种延异性经济的经济概念、非占有性的经济概念、甚至是赠予的概念，作为与延异连接的劳动概念，与通常悼念劳动相连接的劳动概念，发挥着组织者的作用）”。[1]（P151）这里，德里达表达了对马克思生产劳动概念的解构。德里达在这里同时也庄重地承诺，“解构”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