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行的冲动：道家美学在勃莱诗学中的吸收与利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道家论文,美学论文,冲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罗伯特·勃莱(Robert Bly，1962-)是美国当代诗坛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自现代主义之后，以他为代表的“深层意象”(deep image)诗歌及所倡导的“深层意象”诗学给美国诗歌的发展带来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深层意象”诗歌是崛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股崭新的诗歌力量，说其崭新，因为它所追求的美学理想及实际创作中的艺术内涵展现了美国诗歌史上少有的独特性元素和价值，以至于美国当代著名诗人兼诗评家唐纳德·霍尔(Donald Hall，1928-)在评价勃莱的第一本诗集《雪野宁静》(Silence in the Snowy Fields)时说，“勃莱的诗表现了美国诗歌前所未有的新颖想象。”(Hall 24)一般批评家以为，勃莱的“深层意象”诗歌主要是受现代精神分析学尤其是荣格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的影响，与20世纪初出现于法国等国以阿拉贡与布勒东等人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诗歌相比在品质上有较强的共性，正因为如此，“深层意象”也被部分学者称为“新超现实主义”(neo-surrealism)。当然，上述的这些评论并没有背离“深层意象”诗歌的基本表象，但是，勃莱诗歌的意蕴、境界、诗性空间乃至诗歌智慧远非一般意义上的超现实主义所能相比。究其根源，我们发现，勃莱除受无意识等方面的精神分析理论影响外，中国的道家思想是其艺术境界升华的深层次原因。
一、勃莱与道家的接触及践行
留美学者叶维廉(叶维廉40-44)以为，道家美学代表着中国诗学的美感经验，同时还代表着中国与西方主流话语及哲学思想进行对话。早在19世纪，道家思想在西方就已被部分人士尤其是汉学界所追捧，其相关典籍如《道德经》、《庄子》等被翻译成各国文字。据说《道德经》在欧美的印数之多仅次于《圣经》，几乎每年就有一种新译本。在美国，较勃莱早期的一些诗人及学者对道家经典中的一些玄语妙句表示出浓厚兴趣。更重要的是，一些反映道家美学思想的诗歌如王维、陶渊明、孟浩然、李白、杜甫、白居易、寒山等人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文传入美国，受到诗界的广泛传播和喜爱，其中，尤以阿瑟·威利(Arthur Waley，1889-1966)、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1881-1968)、伯顿·华生(Burton Watson，1925-)及肯尼斯·雷克思罗斯(Kenneth Rexroth，1905-1982)等人的英译本产生的影响最大。早在勃莱之前，就有一些美国诗人尝试着结合道家思想进行诗歌创作。根据赵毅衡与钟玲两位学者的研究，①在20世纪上半叶，就有多达数十位诗人在创作上或多或少地受过道家文化的影响。
勃莱早在大学期间开始接触道家文化，他本人不识汉字，主要通过阿瑟·威利与雷克思罗斯的英译本阅读道家典籍。我们可以从他的访谈录《谈了一个早上》(Talking All Morning 1980)与诗歌作品如《从床上跳起》(Jumping out of Bed 1987)及《远行的冲动》(The Urge to Travel Long Distances 2005)中可以看出，他对《道德经》与《庄子》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烂熟于心。另一方面，与他交往甚密的诗界好友如詹姆斯·赖特(James Wright，1927-1980)、雷克思罗斯、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1930-)等人都是东方文化的拥泵，他们彼此间共同的兴趣也相互影响着各自的性情。勃莱在给笔者的电子邮件中谈到，他们70年代至今定期举行有关中国文化与诗歌的专题研讨会，会议规模虽然不大，但与会者都是志同道合之人。由此可见，勃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由来已久，且至诚至性，而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让他倾心神往的莫过于道家思想。赵毅衡(赵毅衡315-316)在比较20世纪早期美国诗人在道家思想的接受程度上时曾表示：“在作品中真正应和道家思想的，是三个美国现代最重要的诗人：罗宾森·杰弗斯，卡尔·桑德堡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而与这些前辈相比，勃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只是单纯地应和，更是将道家美学的本质内涵贯穿于自己毕生的创作实践与个人诗学体系之中，从诗人的处女作《雪夜宁静》到最新出版的《远行的冲动》这诗人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成就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道家思想的痕迹。而《从床上跳起》一书，诗人更是在封面上开诚布公将该书归因于道家思想的启迪。他一再声称，中国古代的诗歌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诗歌。(Bly 1980：14)而在《远行的冲动》一书的前言中，诗人称自己的诗歌生涯始于对中国古代诗歌的模仿和对中国文化的吸收，而他的模仿对象都是有道家思想倾向的诗人如陶渊明、王维等人，(Bly 2005：xi)这种与道家思想的融合程度之深在美国诗歌史上恐怕是极为稀有的事情。
勃莱不仅在艺术上走着一条道家之路，在个人生活上也在践行着这样一条道路。道家强调“虚寂、寡欲、守静、无为”的生活理念，主张用沉静孤寂的心境面对世间万物的运动变化，而宇宙的运动变化有其自然的发展规律，人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发现与了解生活以及世界的真谛。老子以为：“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吴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综观勃莱的个人生涯，自成年后，除了两年的军营生活(1944-1946)及四年(1946-1950)的大学生活外，他几乎毕生都孤守在美国中西北部明尼苏达州的一座农场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原野上的“道士”。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勃莱自哈佛大学毕业后，在大都市纽约生活了长达三年之久，这段时间的生活及诗人的思想状况对许多批评家来说一直是谜一样的疑团，诗人本人也鲜有提及。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勃莱在纽约深居简出，体验着孤独虚静的生活，更确切地说，这段时期的勃莱是位都市里的隐士。不容置疑的是，纽约隐士般的三年生活为他后来的生活打下了基调。作为西方人，勃莱持一种完全非西方化的哲学方式实践着人生理念，究其根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文化中的道家思想是其内在缘由。众所周知，“无为”是道家最富有独特性的思想与概念之一，“无为”意味着顺应自然，倡导自然；对个人而言，“无为”是品格哲学，修为哲学，它旨在让人远离物欲尘俗，荡涤心灵。因此，老子要求：“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道德经》8)勃莱对道家的“无为”思想理解得十分充分，执行得也相当充分，他先后写下两首以“无为”为主题的短诗，分别是《无为诗》与《又一首无为诗》，全都收集在《从床上跳起》一书中，诗人以自在自为的形式表达自我，完善自我，其心绪则驰骋在生生不息的自然世界之中。另一方面，在美国，去高校任教对大多数成名文人来说似乎是一惯例，一方面，它是文人功成名就的象征，另一方面，在高校任教可谓衣食丰盈，高枕无忧。但勃莱却不然，尽管几经受邀，但都概然拒绝。他多次重申高校任教对一位诗人而言意味着创作上的伤害——创作灵感与创作空间的自由度上的损害，他说，诗人需要孤独与宁静，“而孤独与宁静在大学是不可能的。你拿了俸禄是要开口说话的，而不是来保持沉默的。”(Bly 1980：18)更严重的是，高校任教可能会使诗人卷入到功名的追求与利益的纷争上来，而这显然不符合勃莱的生命价值取向和诗学理想。“你将自觉地卷入到院系的权利竞争中去，而这与诗歌所要表达我们内心的东西是相反的。”(Bly 1980：18)因此，他毕生都让自己聆听原野传来的声音，将天空上的星星、原野上的小草、田地上的麦茬、水渠里的积雪以及马的嘶鸣变成生活中的中心参与元素。而这些元素正是他诗歌中鲜活的深层意象，激活了潜隐在诗歌中的表意形象。
二、“道”与勃莱的“无意识”诗学
正如叶维廉所说，道家美学代表着中国诗学的美感经验，是中国传统美学得以发扬和传播的基础。那么，何谓中国诗学的美感经验呢？换句话说，道家美学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叶维廉以“以物观物”这样既经济又符合道家思维规范的语言来简要概括道家美学的基本内核，道家要求以自然本身来建构自然，以自然的方式呈现自然，所谓的“苦心经营”或“匠心独运”的人为参与应予以摈弃，反对人的知性活动。(叶维廉97)“以物观物”是更多地从艺术层面对道家进行的浓缩性总结，在诗歌中则反映为创作上的实践要求和艺术表现方式。但众所周知，对艺术而言，道家美学的影响更在于道家表现为典型的诗性哲学，通俗地说，道家的美感经验源于道家对世界的本原以及人与世界或自然的关系等问题上的认识，道家对世界的认识从本原甚至本质上来说带有典型的神秘主义思想特征，它以为，世界源于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道”为何物？老子的答案则体现了神秘论或不可知论的本性，“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道德经》78)因此，“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缴。此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中妙之门。”(《道德经》2-4)由《道德经》的开篇语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是可道又不可道，有形又无形，既具体又抽象的东西，而这正是叶维廉所说的美感经验，是诗意的哲学反映，是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极力张扬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诗歌境界。
勃莱的“深层意象”诗学无论从源头还是从气质上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道家美学的嫁接。说是嫁接，主要是因为异域文化的特质分子被引入诗人的本土文化基因，使之成活乃至开花结果。“深层意象”诗学的核心是无意识(the unconscious)，勃莱将诗歌定义为“刹那间渗透到无意识中去的东西”。批评界普遍以为，勃莱的“深层意象”诗学是在荣格与弗洛伊德等人的无意识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作为诗人的勃莱对无意识的理解与弗洛伊德、荣格等心理学家的无意识定义是有较大偏颇的。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人的心理状态中被压抑或遗忘内容的集结地(gathering place)，它是个性心理。尽管荣格将无意识定义从个性心理延展到作为整体的人类集体心理，(C.G.Jung 3)但无意识通常只是被局限于心理学范畴。而比较起来，勃莱的无意识概念被无限地泛化和诗性化，它泛指任何人的认知能力无法解决的事物，它是黑暗的力量或不可视的力量，它具有神秘、可道又不可道、有形又无形的形式特征。它统摄整个世界，是世界的源头。而诗性化的表现在于无意识超乎言说的朦胧特质，换句话说，是中国古典美学所致力倡导的“只可意会而不可言说”的意境式美感。因此，勃莱诗学中的无意识与道家的“道”异曲同工，都具备神秘主义不可知论与先在论的哲性诗学特征。自无意识理论最初被人文学家广泛应用以来，还鲜有人将无意识拔高到如此富有哲性与诗性以至于一般人难以理解接受的神奇地步，而这正凸现勃莱与同时代西方其他艺术家的差异，其根源就在于勃莱无意识理论中的中国文化基因，具体地说，在于勃莱对中国道家美学思想的融会与贯通。事实上，我们可以从诗人的一首颇具代表性的短诗《〈道德经〉奔跑》(“Tao Te Ching Running”)中管窥无意识与“道”的内在联系，感受到诗人对“道”的推崇与喜爱。
如果我们不被锋利的牙齿吞吃，
如果我们能像粗糙的玻璃球那样跳进下一个世界，
如果喜欢在蜥蜴粗糙的蛋上蹭舌头的食蚁兽
能够走进木匠刚刚离开的房间，
或者如果受惊的村官们像挥挥手那样
将自己抛入黑暗，
如果无意识的碎片像猎户家射进来的光束一样长大，
那么鲑鱼在尼姑发亮的耳朵里撒下的细小的黑蛋就能让人
看得清清楚楚，
那么我们就能在床上找到神圣的书本，
那么《道德经》就能穿越田野奔跑而来！②(Bly 1973：13)
在西方，“我们就能在床上找到神圣的书本”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基督教经典《圣经》，但是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在勃莱的“床上”取而代之的是道家典籍《道德经》。③更重要的是，道家经典不仅仅是文化虔诚的表现，它的思想已流淌在诗人的血液中，深潜入诗人内心的无意识世界并化为他的无意识心灵。诗人在茫茫的黑暗中寻找着终极目标：道。那么，道在何处呢？在勃莱的诗歌王国，道就是激发人的灵感，让人顺应自然的无意识世界。另一方面，与其说是《道德经》在奔跑，倒不如说是“道”在奔跑。“像猎户家射进来的光束一样长大”的“无意识的碎片”与奔跑的“道”宛如同一束熠熠闪亮的光，照耀与装扮着诗人的艺术世界。
因此，勃莱的无意识诗学就是在寻找某种若虚若实的美感体验，通过梦幻意识的呈现来表现人的内在世界。它正如上文所提及的道家美学所追求的那样，用自然本身来建构自然，以自然的方式呈现自然。在无意识诗学的建构框架中，意象是这一体系的支柱。“如果没有意象，无意识如何能进入诗歌呢？”(Bly 1990：20)但勃莱的意象观与20世纪初英美意象派的意象观大相径庭，他以为，诗歌意象来自人内心世界最纯真处，具有最为自然和朴素的先天品质。它无须经过诗人煞费苦心、冥思苦想、精心雕作等主观做作的努力过程。简单地说，意象的产生过程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简单而自然。“意象，是想象的自然语言，既不能取自现实世界，也不能返回到现实世界中去。”(Bly 1990：20)所以，勃莱对意象派的意象主张极为反对，尤其是对艾略特“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式的诗学理念表示了不满和驳斥。(Bly 1990)我们从勃莱的诗歌作品中能真实地感受到他与现代派诗歌在意象范式上的风格差异。他的一部分意象与他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如农场的小草、田野、白雪、麦茬、马、车辙、谷仓等诗人非常熟悉的事物，另一部分则来自诗人刹那间的灵感，换句话说，来自诗人的无意识，这部分意象归纳起来也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反映诗人对世界和人性的道家哲学式的思考。下文将以“黑暗”——最典型的勃莱式意象——来探讨其意蕴下的哲性美学思想。
勃莱在诗歌中频繁使用dark，darkness，darkened，black，night，evening等这样表示“黑暗”意义的词汇。黑暗既是他诗歌中的意象母题又是普通意象，批评家霍华德·内尔逊(Howard Nelson 13)将它解释为思维状态下的无意识，有必要顺便补充的是，勃莱的诗作问世之初，其对黑暗的使用频繁程度导致部分读者与批评家的不满，诗人兼诗评家威廉·海耶(William Heyen 42)甚至撰文指名道姓地公开批评，“勃莱为何(在一首诗中，本文作者加)几十次地重复着‘黑暗’这一词汇？……这样的诗歌竟然也能出版。”一方面，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勃莱刚出道时的境遇，当然这主要是指他的独树一帜的诗歌风格在其国内最初是如何地难以被接受与理解；另一方面，“黑暗”在诗人的诗学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有何喻指呢？我们不妨以他的一首小诗《苏醒》(“Awakening”)为例。
我们正要入睡：脑海中的栗树花
与痛苦的思想交织起来，
大麦的长须根，如路易斯安那州
将水染黑的橡树根一般痛苦，
湿滑的街道泡在雨水与浸透的花朵之中，
我们从这儿走来，隧道轻柔地驰向黑暗。
暴风雨就要来临。明尼苏达小小的农舍
禁不起暴风雨的摧残。
黑暗、草丛中的黑暗、树林里的黑暗。
即便井中的水也在抖动。
身体释放出黑暗，菊花是黑暗的，
驮着大捆大捆干草到深邃粮仓去的马儿
也在黑暗中，粮仓中的黑暗气流正从各个角落涌来。
(Bly 1962：26)
上面是这首三节诗中的前两节，短短13行就含有9个“黑暗”之多。这是诗人在入睡前的思想涌动过程，可以说是无意识状态下的自然反映。诗歌的标题为“苏醒”，看起来与诗的背景相悖。但是正是“黑暗”一词开启了诗与思的阀门。“黑暗”既是实指如“染黑的树根”、“树林里的黑暗”等，又是虚指如“身体释放出黑暗”，虚实兼容。人在入睡前的思想对诗人来说往往意味着某种美的体验，某一对生命的思考，以及对世界本原的探索。因此，诗歌中的“黑暗”如果说如霍华德·内尔逊所言的那样，喻指为诗人诗学理想中的无意识的话，那么，我们更有理由将黑暗解读为勃莱孜孜以求的“道”，诗歌之道，人生之道，世界之道，真理之道。在这里，他将无意识与“道”令人难以置信地完美地交融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一首首抽象而超现实的诗歌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不仅诗意阑珊，而且寓意隽永。
三、勃莱诗歌中的道家美学内涵
上文已有提及，道家诗学的美感经验具有浓郁的神秘主义特性。“神秘主义”(mysticism)一词源于希腊语“myein”，意为“闭口与闭眼”，即保持缄默、宁静、坐忘等。这一点恰好是道家思想的精髓之所在，老子的“大音希声”、“致虚极，守静笃”等就是主张守静、致虚与寡欲。守静是品质也是境界，它能守住个人情操，守护人的心灵，成就自我人格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而坐忘是为了忘记自我，剔除内心杂念，以超验超灵的方式感受已知与未知的世界，以忘我的意志寻找或体验生命本身与生命之外的节奏和运动规律。因此，守静与坐忘是道家思想体系中的双核，是人得“道”的必需条件。
勃莱的诗歌创作生涯就是从守静与坐忘这样绝对集中的主题开始的，诗人的处女作《雪野宁静》其标题就凸现主题，且诗意盎然。如果将这部诗集置于历史的坐标，我们似乎能加深对它的某种了解。该书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初，但其中的大部分诗歌已于50年代在许多刊物上发表。从世纪初到中叶美国诗歌的主流是以艾略特、庞德、威廉姆斯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其诗风以客观实物为创作手段，作品中充盈着一件又一件物体、一个又一个场景、或一桩又一桩事件。像勃莱这样以虚空飘灵的超知性体验为旨趣和主题，以内心无意识状态下感受到的物象为途径，这样的诗歌在当时可谓稀有极致，标举而创新。但所谓创新，是相对于美国本土诗歌而言的，因为美国乃至西方缺少成就勃莱诗歌的土壤，其成长出来的果实如前文所介绍的那样是由于勃莱嫁接中国文化中的道家美学所致。诗人本人在2005年出版的诗集《远行的冲动》一书的序言中回忆道，他的诗歌创作始于对中国古代诗歌的模仿，他尤其喜欢模仿陶渊明、王维等人的那些闲适而清静的田园诗歌。(Bly 2005：ix)陶、王的山水田园诗歌大都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雪野宁静》一书的主题高度集中，宁静(silence)宛如飘荡在勃莱诗歌王国上空的神灵。读者在阅读时会不由自主地凝神静气，内心里跪拜着上空的神灵，而更深刻的体验则是，无论是诗人还是读者仿佛置身在巨大的虚空世界里，那里万籁俱寂，气韵清新流动，黑暗与光明交替显隐，人自觉不自觉地淡化起自我意识，探寻起似有似无的某种东西，实际上，这就是道家所致力描绘并倡导的“道”。《工作后》(“After Working”)是《雪野宁静》中的一首短诗，全诗没有一处出现与“静”有关的词汇，诗人也并没有刻意渲染“静”的主题，但诗歌中所渗透出来的气息却是幽然如林。“许多奇怪的想法后，/想起遥远的海港，与新的生命，/我走进来，发现月色躺在房间里。”(Bly 1962：51)这是诗歌的首节，思想能让时空延伸与拓展，但所有的时空在思想遭遇躺在房间里的月色后则变得静穆与凝固。诗人对月色姿态“躺”的描绘真所谓匠心独具，无论是诗歌的气氛还是诗意的强度都瞬间得到了升华。这样的诗歌手段在西方的传统诗歌中恐怕极为稀罕，而在中国读者看来，它折射出典型的中国式的诗歌智慧。“我们识路；如月色/将万物升起，所以像这样的夜晚/道路继续延伸，一切都很清楚。”(Bly 1962：51)诗的最后一节同样干脆利落，但含义丰富多变，且隐含着某种哲理或哲学思考。“路”(road)又为“道”，它很容易让熟悉勃莱诗歌背景与中国哲学的读者将勃莱与道家联系起来，也许诗人工作后在闲静孤寂的月色中探索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道”。另外，这样的诗歌无论是开头还是结尾都有一种隐在的神秘色彩，如“如月色/将万物升起，所以像这样的夜晚/道路继续延伸”。而这一充满诗性的神秘感在诗人的整个诗集中处处皆是。除《雪野宁静》外，《睡眠者携起手来》(Sleepers Joining Hands 1973)、《从床上跳起》、《这棵树将在此一千年》(This Tree Will Be Here for a Thousand Years 1979)、《食语言之蜜》(Eating the Honey of Words 1990)、《远行的冲动》等也都渲染了守静或静穆相类似的主题。
我们还可以《陋室小诗》(“Shack Poem”)为例来简要探讨“坐忘”这一道家思想。该诗收在其1973年出版的《睡眠者携起手来》一书中。(特意标明1973年是为了突出从勃莱诗歌创作的时间递进这一角度来了解诗人在创作主题与风格的延续性：60年代的《雪野宁静》，70年代的《睡眠者携起手来》，80年代的《从床上跳起》，90年代的《食语言之蜜》，直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远行的冲动》，这些诗集可谓集诗人的心血而成，代表着诗人的个人风格和最高艺术成就。但是，这些作品如作者本人所言的那样倾注着中国先人的智慧，融合着道家思想的诗学元素。)“我盘腿而坐……/房里的半黑半暗让人神往。/思想全被大脑包围该是多么美妙啊！”诗人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盘腿而坐”如佛如道，黑暗与“思想全被大脑包围”更多地掺杂着道家元素，“被大脑包围”隐藏着自我被遗忘的内涵。三言两语，诗人仅用自己的身体形态、所处环境即“半黑半暗”(half dark)以及思维状况就诞生出一首诗意蓬勃的诗歌来。无论从诗歌的立意标准还是诗人的审美方式来看，我们都不难发现道家美学的影子。
柔弱是道家的经世之道和治国之道。无论哪一方面，勃莱都将其贯穿到自己的创作与诗学理念之中。关于后者，我们可以结合其政治诗歌进行探讨，政治诗歌也是诗人的重要成就之一，但因篇幅关系，本文将不做深入探讨。柔弱是老子从世界的本相中概括出来的，他通过直观的认识角度，发现人初生之时，身体是柔弱的，而死之后就变得坚硬而僵化，草木也是如此，初生时柔弱，而死之后变得枯槁。“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道德经》七十六章)老子由此得出结论：“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七十六章)“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老子喜欢以水为例来说明“柔弱”之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七十八章)道家将柔弱作为人的生存之道而倡导与宣扬。实际上，柔弱不是道家所追求的目的而是手段或策略，它蕴藏着超常的智慧和遵循事物基本规律的普遍原理。柔弱绝不是消极怠惰，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将自己置于更为主动的地位，能洞察全局，把握机会，更清楚地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并更能按事物之规律而行为处事。它与道家的另一学说“无为”有着共同的特征，是“无为”之道的发展与延续。《道德经》认为，“柔弱”发挥出来的作用，就在于“无为”，而“无为”的最终目的是“无不为”。这一事物对立又统一的辩证法给美国诗人勃莱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和帮助。他的诗作大多以孤独、宁静、沉思、无为等为其歌咏的主题，如果说孤独、宁静、沉思等并不能刻意说明道家思想的影响的话，那么，“无为”则显而易见来自中国哲学的启迪，实际上，“无为”不仅为勃莱的诗歌主题，而且还是他的一项人生命题，诗人两首以“无为”为标题的诗歌无疑加深了这一印象。“有一只飞越水面的鸟。/如十里高的鲸鱼！/在入海前，/它只是我床底下的一粒尘土！”(Bly 1987：无页码)其标题为《又一首无为诗》，前两行取材于《庄子》的鲲鹏之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诗人借鲲鹏两个意象结合尘土来强化他所理解的道家思想，进而阐明自己的人生理想。诗人奇想异观，将盛况景观消化为小小尘土，缘此可见诗人将大化小，将有化无，将奇异化平淡的人生境界，而这一境界正是诗人参悟道家之典而得到的。而在吸取与表现“柔弱”这一美学思想方面，勃莱主要以其清新但阴柔弱小的鲜活物象来表现，如小草、水、雪、月亮、山谷、黑暗、夜晚等。诗人短诗中的代表作之一《驶向言湖河》(“Driving Toward the Lac Qui Parle River”)以轻松闲淡的语气描绘了一幅生活画面。
临近米兰，忽现一座小桥
和跪在月色中的水。
小镇上房屋建在地面；
灯光洒落在草地四周。
我赶到河边，满月笼罩；
小舟上，几个人轻声地说着话。(Bly 1962：20)
诗人借助生活中最不起眼的生命与弱小事物来描写自己宁静而无为的心境，“小草”、“水”和“月色”虽然弱小柔阴但生机勃勃，人因为能将自己融合在这样柔弱的生活气息中而变得自在自为。而在《晚湖上飘浮》(“Floating on the Night Lake”)(Bly 2005：27)一诗中，诗人将道家的美学思想融会得更为透彻，其标题喻旨明晰，而诗中的意象似有所指，“月亮在东方的上空移动，/高高地，在湖面与雪地上。/从天宇的上方，月亮看到繁多！/它就在我们的东方，靠近伟大的光明之屋。”“月亮”与“东方”不由得让我们浮想联翩，一方面，“月亮”在东西文化中都被视为阴柔品性的象征物，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它常被文人借来用以表达自己的相思之情；另一方面，“东方”与诗人的渊源颇深，当喜欢在夜晚寻找创作灵感的诗人遥望着东方上空的月亮时，很自然会产生由衷的亲近感和认同感。这也正是此诗的感想由来。诗人在接受访谈时不断地表示，道家思想让其学会了沉思，让其愿意作山的谷底。(Bly 1980：215)
作者在自己创作生涯的晚年结集出版《远行的冲动》(2005年)一书，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诗人的中国情愫，其诗歌生涯始于中国元素(出版诗集《雪野宁静》)，又终于中国元素。诗人曾在给笔者的来信中坦言，长期以来一直希望有机会来中国访问考察，但至今未能成行，④这算是诗人人生最大憾事之一。所以，从该书的标题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即便行之暮年，仍有一颗向东的远行冲动之心。
注释：
①分别参见赵毅衡专著《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出版)与钟玲专著《美国诗与中国梦：美国现代诗里的中国文化模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②本文所摘选的诗歌译文由本文作者翻译，均选自《罗伯特·勃莱诗选》，花城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
③关于《道德经》与《圣经》在勃莱心中的位置，在诗人的另一本诗集《从床上跳起》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在该书的扉页，诗人从两本典籍中分别摘用了一段引文，但在引文的位置安排上，道家典文被置于基督教经文之上，这显然是诗人有意而为之，以彰显道家美学在其个人诗学中的突出地位。(参见Jumping out of Bed：Poems by Robert Bly，Woodcuts by Wang Hui-Ming，White Pine Press，1987.)
④勃莱来信说，因诗歌创作而终生没有一份收入较为稳定的工作，因而囊中羞涩，这是中国行至今未能成行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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