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实证事实与情景预测_全要素生产率论文

改革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经验事实和情景预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机理论文,情景论文,事实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6)05—0045—14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表明，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增长动力式微，在寻求新动力中，改革再度被寄予厚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新一轮改革能否如期释放红利并推动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如何推进改革才能更好地释放红利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过去30多年及今后一段时期，财税、金融、土地、户籍、行政、国企、对外开放体制等七个领域均属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且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我们选取这些领域(简称重点领域改革)，首先研究其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其次，运用生产函数，分阶段、分领域研究改革开放以来这些领域改革通过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改革红利释放的经验事实、典型特征和变化趋势。以此为基础，对未来经济增长进行因素分解和情景预测，得到不同情景下这些领域改革所能释放的增长红利；最后，从更好发挥改革红利效应出发，对合理安排改革时序提出建议。

      一、重点领域改革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

      我们将研究的七个重点领域改革分为四组。要素组包括户籍制度、金融体制、土地制度改革，分别涉及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配置。市场主体组主要指国有企业改革，直接涉及资源使用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微观效率。政府组包括财税和行政体制，财税体制涉及财政资金收支，直接影响地方政府行为激励和其他市场主体的投资经营行为等；行政体制涉及中央和地方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尤其是资源配置主导权和投资审批权划分，都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对外开放组，对外开放本质上也是改革，全球化背景下研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必须考虑对外开放体制变化。此外，科技体制改革是影响科技进步进而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但因很难严格区分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带来的技术进步，我们统一考虑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要素组中一并论述。

      在增长核算框架下，我们将重点领域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总结为三种效应、两条渠道：一是效率改善效应，通过改善要素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技术提升效应，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要素投入增加效应，通过释放存量要素或吸引外部要素，增加实际投入到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和劳动。前两者为TFP渠道，后者为要素投入渠道。循着以上思路，下文分析重点领域改革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

      (一)要素市场化改革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以完善使用权和收益权为核心的城乡土地制度改革，通过三种效应影响经济增长。一是规模经济和集约利用效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权于农，可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延长土地承包期，可以激发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资动力。允许农村承包地流转，将分散、细碎和撂荒土地集中起来，进行规模化、专业化、机械化经营，既可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又可优化农地配置利用效率，最终都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完善城市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制度，能够提高单位土地产出效率和经济总产出。二是市场配置效应。农村土地以市场化方式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城市土地采用“招拍挂”方式出让，都能使土地价格比较真实地反映其内在价值，进而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三是结构重配效应。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以提高农业用地效率，增加可用于其他用途的土地供给，部分农业用地被转用到产出率更高的第二、三产业，可以提高土地总产出率。

      破除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改革，通过三种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一是劳动参与效应。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限制，可以增加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力数量。二是结构重配效应。单位农村劳动力从平均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转移到平均劳动生产率高的第二、三产业时，一般能带来生产率提高。三是技能提升效应。农业劳动力流向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时，带来市场规模扩大和专业化分工，可以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有精力和财力参加继续教育，由此带来人力资本素质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以完善金融体系和服务功能为重点的金融体制改革，通过三种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一是资本积累效应。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和金融体系完善，有利于引导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促进资本形成，直接促进经济增长。二是效率改善效应。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放宽利率管制，可以促进社会闲置资金高效利用和金融资产配置效率提高。三是技术提升效应。金融创新尤其是科技金融，可以为企业研发投入和技术产业化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企业和行业技术进步，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以市场配置创新资源为导向的科技体制改革，通过两种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一是效率改善效应。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科技体制改革在宏观层面可以优化科技资源投入结构和效率，在微观层面提高科技资源使用效率和投入产出率。二是技术转化效应。改革创新科技管理体制，加快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可以提高研发成果转化率，进而提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二)国企改革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国有企业既是要素使用主体，也是技术创新主体。国企改革通过三种效应影响经济增长。一是效率改善效应。国企股份制改革，逐步建立起绩效激励、风险控制和资本约束机制，可以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经营绩效。二是要素重配效应。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可以为民营经济腾出市场空间，释放被国企占有和低效使用的生产要素，推动整体经济效率改善和经济产出增加。三是技术提升效应。改革后国企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竞争力的压力增加，有利于行业技术进步。

      (三)行政和财税体制改革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围绕调整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间关系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通过三种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一是要素增加效应。中央向地方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可以增强地方动员资源发展经济的能力和动力，有利于提高资本积累率和劳动参与率。二是效率提升效应。政府向服务型转变，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三是结构重配效应。政府从“越位”领域退出，释放出的生产要素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重新配置，有助于提高要素配置和使用效率。

      

      图1 重点领域改革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

      围绕税种划分、支出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推进的财税体制改革，通过三种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一是要素增加效应。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分权通过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使地方有动力将更多要素资源投入到经济建设中。二是结构重配效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公共领域，有助于改善基础设施和提高人力资本素质，进而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三是效率提升效应。取消税制中不利于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定，可以提升经济效率；加强预算监督管理，可以改善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更好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功能，进而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四)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以融入全球经贸网络和分工体系为核心的对外开放体制改革，通过四种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一是分工深化效应。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出口导向战略，在较短时间内将我国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可以促进产业分工深化和生产率提升。二是规模经济效应。发展出口加工型贸易，利用广阔的国际市场，为国内产业发展提供巨大动能，可以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三是资本积累效应。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有效缓解国内资本不足问题，加快资本形成。四是技术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还带来技术溢出和现代管理经验等，通过专业化分工、“干中学”等，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二、改革开放以来重点领域改革释放红利的经验事实和典型特征

      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改革试验和探索、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等三个阶段之后，2013年以来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我们运用生产函数法，核算1978-2013年生产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解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中重点领域改革的贡献，以此来测算前三个阶段改革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投入渠道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

      (一)计量模型及变量说明

      1.关于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测算

      采用标准生产函数的对数形式，运用增长核算法测算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在增长核算时，产出使用GDP平减指数折算成1978年价格水平计价的实际GDP。劳动力投入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78-2013年就业人数。实际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投资价格指数直接采用李宾(2011)[1]的估算结果，基期资本存量和折旧率采用张军等(2004)[2]的研究设定，名义投资额直接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并根据投资价格指数折算成实际值①。

      2.关于重点领域改革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

      采用以下计量模型，测算重点领域改革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其中，

分别表示改革和科技进步；

则为财税、金融、土地、户籍、行政、国企、对外开放等分领域改革变量的向量组合，用改革指数表示。分解全要素生产率时，除了改革和技术的贡献外，出现的残差余值，我们将其理解为改革摩擦，指因改革不配套或某些利益集团阻挠所引起的经济损失，即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非中性”理论的体现(樊纲，1996[3]；刘世锦，1999[4])，一般为负贡献。

      3.关于重点领域改革通过要素投入渠道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

      将资本和劳动力增加归因于体制改革引起的制度因素与自然趋势性的非制度因素，用比例分配法测算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改革所占部分，得到改革通过要素投入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主要涉及财税、金融、对外开放、户籍等四个领域。财税体制改革对资本投入的影响，基于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推算由于分权激励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对资本投入的影响，主要用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按比例折算得到。金融体制改革对资本投入的影响，以非国有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量占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内贷款的比例表示。户籍制度改革对劳动力投入的影响，综合考虑了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趋势及户籍制度改革，将农村每年新增18周岁成年人口中参加就业的一定比例作为改革导致的新增劳动力。

      4.关于改革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

      定量考察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必须有一套度量改革效果的指标体系。我们选取表征财税、金融、土地、户籍、行政、国企、对外开放等七个领域改革效果及科技进步成效的指标，采用最大最小值无量纲方法对二级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二级指数，然后采用专家打分法获得二级指数和一级指数权重，最后采用线性加权方法合成得到七大领域改革指数和科技进步指数。然后，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确定分领域改革指数的权重，通过加权平均构建重点领域改革(总)指数。

      

      图2测算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分领域改革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图3是重点领域改革(总)指数。从图3可以看出，重点领域改革(总)指数呈现波浪形上升趋势，其中，1978-1984年、1992-2000年、2003-2005年改革指数上升较快，恰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轮改革密集期相对应。其他时期由于改革效应递减，改革指数缓慢上升，个别年份如1985年、1989-1991年改革指数下降，与这一时期改革处于探索期，重点领域改革没有取得明显进展有关。

      (二)不同阶段重点领域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对1978-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核算表明(见表2)，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次之，劳动投入贡献最小，三者平均贡献率分别为61.1%、29.9%和9.0%。我们核算的分阶段全要素生产率，比较接近李善同等(2005)[5]、樊纲等(2011)[6]、陈彦斌等(2012)[7]、祝宝良等(2015)[8]的估计结果。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其他因素，代入改革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测算出改革和技术进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渠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每个阶段重点领域改革都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较大贡献，但由于每个阶段改革重点不同，不同领域改革在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差异(见表3—表6)。

      

      图2 1978-2013年重点领域改革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基础数据及专家打分权重测算。

      

      图3 1978-2013年重点领域改革(总)指数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基础数据及专家打分权重测算。

      

      

      

      1.改革试验和探索阶段(1978-1992)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改革、财政分灶吃饭、沿海开发区设立等重大改革举措，大幅提高了城乡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较大贡献。1979-1992年，改革通过TFP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贡献度分别达到38.73%、3.69个百分点(见表3、表4)。由于改革开放之初，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大，体制微调就可以带来较大的增长效应，通过TFP渠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前半段(1979-1984年)大于后半段(1985-1992年)。从要素投入渠道看，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贡献度分别达到6.15%、0.58个百分点，其中通过劳动投入的贡献率、贡献度分别为2.99%、0.28个百分点，在三个阶段中最高。分领域看(见表5—表6)，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户籍、土地、行政、金融体制改革效应也很显著，1984年之后国有企业改革在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中探索而影响其经营效率持续改善，而“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尽管在不断完善，但改革红利大幅递减造成财税和国企改革的贡献度都呈现“先正后负”变化。由于数据统计尚不完善，加之改革初期配套性不强，改革摩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阶段(1993-2002)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明显加快，1994年在财税、金融、外汇、投资、国企和对外开放等方面推出了系列改革措施，资源配置效率得以大幅提高。1993-2002年，改革通过TFP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贡献度分别为35.22%、3.38个百分点。由于十四届三中全会后进入改革密集期，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明显，此后改革效应递减，加之新出台的改革举措没有前期多，这一时期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出现“前(1993-1997年)高后(1998-2002年)低”特征。从要素投入渠道看，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贡献度分别为13.5%、1.29个百分点，其中通过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贡献度分别为11.48%、1.10个百分点，在三个阶段中最高。分领域看，财税体制改革红利空前释放，国企改革贡献大幅提升，沿着前期改革方向继续推进的户籍、土地、金融、行政体制改革贡献有所下降，对外开放效应较之前减弱。由于改革广度和深度、综合性和配套性都在增强，改革成本大幅降低，改革摩擦效应快速下降。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阶段(2003-2013)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了全面部署，此后推进了金融、外汇、投资、财税和对外开放等领域改革，通过激发市场活力，促进了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2003-2013年，重点领域改革通过TFP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贡献度分别为25.07%、2.5个百分点。2004年夏出现了由否定国企改革到否定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潮，此后改革进入缓慢推进阶段。2005之后改革通过TFP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都快速下降。从要素投入渠道看，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贡献度分别为9.17%、0.91个百分点，增长红利明显减弱。分领域看，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对外开放体制改革红利略高，国企、户籍、土地、行政、财税等领域改革红利降低，推进步伐较快的金融体制改革红利逐步提高。由于改革配套性和协同性有所增强，加之推进改革力度相对较弱，这一时期改革摩擦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大幅收窄。

      (三)重点领域改革释放红利的经验事实和典型特征

      对1978-2013年的分析表明，重点领域改革释放红利具有以下规律和特征。

      一是重点领域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技术进步的贡献。在1979-2013年年均9.8%的经济增长中，重点领域改革和技术进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2.79%、7.48%，贡献度分别为3.22个、0.74个百分点，前者明显大于后者。过去三十多年，我国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创新道路，技术引进效应呈衰减趋势，加之科技体制改革总体缓慢，影响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致使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三个阶段不断下降②。而改革则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增加存量要素投入两条渠道促进经济增长。除了上述通过TFP渠道的影响外，1979-2013年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分别为6.99%、0.69个百分点，通过增加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分别为2.26%、0.22个百分点。

      二是重点领域改革带来的效率提升效应大于要素投入增加效应。1979-2013年重点领域改革通过TFP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分别为32.79%、3.22个百分点，通过要素投入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分别为9.25%、0.91个百分点。可见，改革更多是通过效率渠道而不是数量渠道发挥作用的，这符合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低效率制度的基本理论假设。这一特征在我们划分的三个阶段中均表现了出来。

      三是重点领域改革对资本积累的影响大于对劳动投入的影响。1979-2013年财税、金融和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引致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分别为6.99%、0.69个百分点，户籍制度改革引致的劳动参与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分别为2.26%、0.22个百分点(见表7)。这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要，改革能够促进本国储蓄转化为投资，并通过引进外资增加资本存量，从而实现罗斯托设定的“经济起飞”的资本形成率条件。改革通过资本积累产生的增长红利在20世纪90年代最高，与1994年我国启动金融、投资、财税、外资体制改革有关，近年来虽然有所减弱，但依然保持较高水平；通过劳动投入渠道释放的增长红利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与这一时期出台了多项户籍制度改革措施及农村剩余劳动力丰裕有关，近年来已经开始回落。

      四是不同领域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明显差异。土地、户籍、对外开放等领域改革关系到资本、劳动力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存量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从TFP渠道看，1979-2013年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分别为17.8%、1.75个百分点，产生的增长效应很明显；土地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分别为17.5%、1.72个百分点，增长效应次高；户籍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分别为12.2%、1.2个百分点。金融体制改革进展缓慢，财税体制改革受财权事权不匹配等制约，影响其增长效应发挥。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为间接，国有企业改革一波三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

      五是一些领域改革配套推进方可更好释放红利。计量分析表明，户籍与土地制度改革、财税与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交互效应，表明这些领域改革协调配套推进，可以产生组合效应，能释放出更大的改革红利。20世纪80年代初期，适应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放松了城镇户籍管理限制，二者共同成为80年代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其配套产生的交互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分别为9.6%和0.92个百分点，此后这两个领域改革力度明显减弱，且配套性越来越差，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下降。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匹配度有所提高，财税和行政体制改革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开始由此前负向影响转为正向，但正向影响一直较小且逐渐变小。

      六是改革摩擦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但在逐步下降。计量分析表明，1979-2013年改革摩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分别为-11.28%和-1.11个百分点，说明我国体制改革确实存在较高成本。20世纪80年代改革单兵突进、配套性差，改革摩擦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此后改革配套性逐步增强，90年代改革摩擦效应不断降低，新世纪以来大幅收窄。

      三、“十三五”时期重点领域改革释放红利的趋势预测

      设定基准、次乐观和乐观三种改革情景，分别指没有、部分和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总体部署，并运用情景分析法预测未来重点领域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首先，综合运用定性分析和趋势外推法，对不同情景下2014-2020年③中国实际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七大领域改革指数、重点领域改革(总)指数以及技术进步指数进行预测。其次，利用生产函数模型得到不同情景下经济潜在增长水平，进而测算分领域、整体改革和技术进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再次，运用趋势外推方法计算不同情景下户籍制度改革对增量劳动力以及财税、金融和对外开放等领域改革对增量资本的影响，进而得到不同情景下改革通过要素投入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变量假设和预测

      劳动力投入。结合人口、适龄劳动力及2009年以来就业人口的变化趋势，假定2015-2020年中国就业人口增速下降到0.2%，则预计到2020年就业人口总数达到7.81亿。

      实际资本存量。考虑到支撑资本存量高速增长的因素逐步消失，假定乐观情景下2014-2020年实际资本存量年均增速将下降到1978-2013年10.0%的平均水平，次乐观和基准情景下分别比乐观情形下降0.5和1个百分点。

      改革指数与技术进步指数。运用趋势外推法对七个重点领域改革指数和科技进步指标进行情景预测，并运用专家打分法确定权重，预测得到2014-2020年基准、次乐观和乐观三种情景下重点领域改革总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见图4、图5)。2020年，基准、次乐观和乐观情景下重点领域改革指数分别为1.03、1.10和1.18，技术进步指数分别为2.02、2.66和3.46。　

      图4 2014-2020年重点领域改革指数预测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基础数据及专家打分权重预测。

      

      图5 2014-2020年技术进步指数预测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基础数据及专家打分权重预测。

      (二)经济潜在增长趋势呈现出与以往迥异的特征

      从预测结果看(见表8)，“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将出现以下新趋势和新特征。

      

      一是潜在增长水平将大幅下滑。受劳动力供给减少、资本存量增速下降、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技术引进效应衰减、改革红利效应弱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同时考虑到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强化，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未落实情景下，“十三五”时期我国潜在增长水平将显著下滑至6.36%的较低水平。

      二是技术进步对潜在增长水平的贡献将逐步提升。“十三五”时期，尽管技术引进和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减弱，但随着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国内自主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逐步提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望高于本世纪初以来的平均水平，基准、次乐观和乐观三种情景下将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6、0.85和1.1个百分点。

      三是改革将主要通过改善效率影响潜在增长水平。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接近尾声、全社会储蓄率下降的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增加劳动投入的效应将显著弱化，财税、金融和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增加资本投入的作用也将大幅减弱，改革带来的要素投入对潜在增长水平的贡献将下降，重点领域改革主要通过提高要素配置使用效率(TFP渠道)拉高对经济增长水平的贡献。

      四是改革摩擦对潜在增长水平的负向效应将明显下降。随着我国改革综合配套性增强，改革摩擦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将下降。在基准、次乐观和乐观三种情景下，对经济增长的负贡献度均在1个百分点以下，其中乐观情景下改革摩擦的负效应最大，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拉动达到0.72个百分点，这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承担的成本。

      (三)不同情景下重点领域改革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分情景看，相对于不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重点领域改革部署、只是延续制度惯性的影响，经济增长只能保持6.36%的基准情景而言，全面落实重点领域改革部署，对未来经济增长具有较为明显的红利效应，在扣除改革摩擦降低潜在增速0.72个百分点之后，每年通过增加资本、劳动力数量和TFP仍可拉高经济增长1.81个百分点，潜在增长水平将提升至7.89%。如果考虑资源环境管理制度改革带来的约束效应，潜在增长水平仍可保持7.39%。

      部分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上述领域改革部署，对我国潜在增长的红利效应虽有限，但在扣除改革摩擦降低潜在增速0.4个百分点之后，每年通过增加资本、劳动数量和TFP仍可拉高经济增长水平1.45个百分点，潜在增长水平将提升至7.13%。如考虑资源环境管理制度改革的约束效应，潜在增长水平仍可达到6.88%。

      (四)不同领域改革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分领域看，如果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的增长红利最大，土地、户籍和国企改革次之，对外开放、金融和行政体制改革相对较小。财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相比基准情景，全面推进将整体拉动经济增长0.46个百分点，其中通过TFP渠道拉动0.31个百分点，通过资本积累渠道拉动0.15个百分点。

      影响生产要素及其配置效率的土地、户籍、对外开放、金融等领域改革、重塑市场主体的国企改革和创造发展环境的行政体制改革，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相比基准情景，全面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将通过TFP渠道拉动经济增长0.23个百分点；全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将整体拉动经济增长0.20个百分点，其中通过TFP渠道拉动0.18个百分点，通过劳动力投入渠道拉动0.02个百分点；全面推进国企改革，将通过TFP渠道拉动经济增长0.18个百分点；全面推进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将整体拉动经济增长0.14个百分点，其中通过TFP渠道拉动0.12个百分点，通过资本积累渠道拉动0.02个百分点；全面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将整体拉动经济增长0.13个百分点，其中通过TFP渠道拉动0.12个百分点，通过资本积累渠道拉动0.01个百分点；全面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将整体拉动经济增长0.04个百分点。

      四、释放重点领域改革红利的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应在加快完善资源环境管理体制，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创造条件前提下，全面深化并合理安排重点领域改革时序，加强改革配套，充分挖掘潜在增长能力，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提供持久动力。

      一是率先启动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能引导资源优化配置，能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而且是下一步推进土地、户籍制度改革的前提。以往几轮大的改革部署中，财税体制改革往往先行，如20世纪80年代初的“分灶吃饭”以及90年代初的“分税制”改革，都在短期内释放了明显的增长红利。对“十三五”时期的预测表明，财税体制改革可望释放的增长红利居于首位，因此应率先取得突破。

      二是将要素市场化相关改革放在重要位置。要素市场化改革是盘活存量要素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为重要的途径。过去30多年，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增长效应一直较高。预测表明，全面推进金融、户籍、土地、对外开放等体制改革对潜在增长水平的贡献高达0.70个百分点。“十三五”时期，应加快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改革户籍制度，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要素配置效率，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注入新动力。

      三是积极稳妥推进国企改革。国企改革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过去尽管改革比较曲折，但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预测表明，未来国企改革对经济增长贡献度将达到0.18个百分点。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多、利益集团干扰等，国企改革难度较大，引致的改革摩擦成本高，因此要积极稳妥推进，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久拖不决。

      四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行政分权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动力，为其他各领域改革顺利推进创造了良好环境。由于行政体制改革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间接，不能在量化分析中完全表现出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于其他领域。但行政体制改革是顺利推进其他领域改革的保障，应在这两年简政放权改革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纵深化、纵向权力下放条理化、横向权利配置系统化，加快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

      五是完善科技体制，发挥好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从发展阶段看，我国已经跨过了“全要素生产率门槛”，经济增长动力应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现实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也必须加快推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十三五”时期，应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科技创新体制，使科技成果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六是发挥好综合配套改革的组合效应和减震作用。历史看，一些领域改革之间存在明显的组合效应，改革配套性增强，不仅可以充分释放单个领域改革的增长红利，而且不同领域改革关联互动所产生的组合效应也能促进经济增长；随着改革配套性增强，改革摩擦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在逐步减弱。尽管从预测结果看未来改革摩擦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但深入推进改革仍然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成本，影响增长潜力挖掘和有效需求释放。应进一步提高改革的关联性、配套性和耦合性，在更好地发挥制度组合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同时，将改革摩擦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发挥好综合配套改革的减震作用。

      ①2003年以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不再包括土地出让金。为保证指标的前后一致性，我们在统计局公布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加入了土地出让金，作为计量分析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考虑到土地出让金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的比例相对较小，这样处理，并不会改变近年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变化趋势。

      ②1979-1992年分别达到14.40%和1.37个百分点，1993-2002年分别达到4.47%和0.43个百分点，2003-2013年分别达到3.19%和0.32个百分点。

      ③从保持数据的连续性出发，必须在研究2014-2020年重点领域改革释放经济增长红利基础上，方可对“十三五”时期进行预测。

标签：全要素生产率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指数论文;  经济增长贡献率论文;  经济论文;  改革红利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投入资本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