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事拯救历史：由对“复线历史”的讨论思考新闻史研究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线论文,历史论文,史研究论文,方法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肇始于西方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自20世纪70年代起影响人文领域，不少学者逐渐接受如下观点，即语言作为一种结构性因素建构人们对现实的认知与理解。在这股学术风潮的影响下，不少历史学者将研究焦点由史实转向了历史叙事，即历史的语言形式和叙述形式。
由美国印度裔学者杜赞奇撰写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一书，被认为是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出现后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杜赞奇本人也被视为在中国和东亚研究中实践后结构主义历史学的代表性人物。杜氏在该书中对“民族国家”线性历史的挑战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复线历史”概念业已受到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关注，并被视为丰富现有新闻史研究视阙的一种可能途径。[1]
如何评价杜赞奇对“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结构的挑战及其作为认识论、方法论工具“复线历史”的概念？本文通过对该问题的解析，尝试回应学界关注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方法等问题。
一、挑战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概念
杜赞奇的理论建构从挑战民族的概念开始，将我们视为自然的“民族”（不论是概念，还是认同）问题化，从民族概念的不稳定性、民族形成的偶然性和争议性等三个方面，向这个统一的、连续的历史主体提出挑战：第一，民族国家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共谋关系；第二，民族认同的含混性、变化性与可替代性；第三，民族利用“他者”建构自身的知识生产方式——民族是一个旨在容纳某些群体并常常以暴力的形式排斥其他群体或将其他群体边缘化的历史建构。[2]
在此基础上，杜氏明确了他对民族概念（及以此概念作为主体的历史叙事）的基本认知和主要态度：“民族历史把民族说成是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民族主体，为本是有争议的、偶然的民族建构一种虚假的统一性。”[3]
为什么杜赞奇的理论建构以挑战“民族”概念为起点？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大背景，即在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史学家和哲学家重新开始尝试从人世的角度解释历史，叙述体再次成为历史著述的主要体裁。这种体裁需要有一个主体的存在。与此同时，历史的观念随着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产生也发生了重要转变，所谓的历史就是主体的历史，这个主体就是民族国家。研究者汪晖曾这样概括19世纪以降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叙述的特点，即“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述是通过和其他叙述的对立构造出来的，所谓帝国和国家的叙述，就直接地表现了这个对抗。”[4]由此不难理解，杜赞奇以挑战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结构为任务的理论建构，其第一步必然从挑战民族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开始。
杜赞奇认为以民族为主体的线性的进化论的启蒙历史具有压抑性，即它为了摧毁和驯化“他者”，带来了极权与封闭。[5]通过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与韦伯的学说，以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所蕴含的进化论思想的批判，杜赞奇具体解析了启蒙理性的阴暗面和启蒙历史的压抑性。对于此问题的分析，杜氏的主要观点可概括如下：首先，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背后的进化论思想为19世纪晚期的整个殖民事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依据。其次，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个关于历史、民族和种族的封闭的、相互定义的话语，其中民族合法性的惟一根据是这个种族是否能适应或推进历史的进步，也就是说从知识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社会达尔文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分享了类似逻辑。
在对殖民主义的反思与批评的背景下，杜氏指出“现代帝国可以统治非民族国家这一命题并不纯粹是描述性的，它必须不断再生产，才能使民族国家的帝国统治名正言顺。”[6]这种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无疑属于一个宏大的“殖民化”工程。
至此，我们能够基本理解杜赞奇为何将理论批判锋芒指向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在杜氏看来，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结构、知识生产方式和主体建构的整个工程，都是继续在旧的殖民主义或启蒙历史的格局及其等级之内运作的，而这正是后殖民主义旨在批判的东西。杜赞奇在导论中将“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具体任务描述为“既要揭示国史的强迫性目的论，又要从历史中拯救出过去对于现在产生意义的方式”。[7]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杜赞奇从揭示“民族”概念是一种“不稳定和偶然的关系”开始，向“民族”作为统一连续的历史主体的观念提出质疑，指出可以将民族历史看作像民族概念本身那样具有偶然性，向以民族作为主体的进化论的或目的论的历史叙述结构提出挑战，从而在理论上完成了揭示国史的强迫性目的论的任务。
二、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的“复线历史”概念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杜赞奇提出“复线历史”的观点，作为“从历史中拯救过去对于现在产生意义的方式”的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工具，尝试用此观点既把握过去的散失（dispersal），又把握其对过去的传承（transmission）。[8]
杜氏认为单一的民族“启蒙历史”的叙事，为人们实现历史认同，并在现代民族中继续实现认同所服务。在启蒙历史的叙事结构中，历史只是为了适应现在的需要而做出的回溯性建构，把现在凌驾于过去之上。
杜氏指出，历史的溯源常常和自我与“他者”的区分联系在一起。自我通过建构相对于“他者”的特殊性来确立社会和文化界限。于是，他创造了一个解构性概念“承异”来强调启蒙历史叙述结构中传承（descent）和异见（dissent）的互通性。[9]
杜氏认为民族的界定是一个不断扬弃他者和进行自我再生的复制工程。民族身份认同不是无中生有的，往往是在利用现存的关于群体表述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此为“传承”；但是在此过程中有很多东西会流失，会改造，此为“异见”。杜赞奇认为，现代民族形成的过程，使用的就是承异（即传承与异见）的叙述结构，追溯历史，确认与“他者”的不同之处，从相互竞争的多种身份认同中确定并突出某种身份认同。
所谓复线历史的观点，就是要人们把历史看成一种同时兼具异见与传承的复线性的运动，并且注意到过去散失的意义是如何被利用来建构线性进化的历史的，即注意到启蒙历史是如何将其他替代性的、与之竞争的历史叙事他者化、进行压抑的。借用杜赞奇的一句话，他认为“占主导地位的叙述结构企图扭曲并动员象征与意义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解历史的更好的开端”。[10]
杜赞奇的上述研究路径体现出经历“语言学转向”后，采取非本质主义、后结构主义立场的新史学研究的典型取向：关注并批判历史范畴的自然化、本质化和统一化。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复线历史”的概念及其背后的理论逻辑在下述三个方面有待商榷。
首先，民族国家这个框架确实隐藏着当时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侵略的合法性，西方列强曾经以国家的名义对被定义为非现代、非文明、非国家的政治共同体进行侵略。但随着世界格局、国际关系的改变，民族一国家的内涵并非是静止的、停滞的，而是流动的和变化的，包括中国和东南亚广大国家、地区在内的，被压迫的人民利用这一框架，使之成为争取独立和摆脱殖民控制的一个工具和武器。因此，民族国家或者说民族主义在这一具体的历史实践过程中，释放出了进步和解放的能量。遗憾的是，这种进步和解放的能量未能进入杜赞奇的理论视野。
如果忽视了这个历史语境，空谈“民族国家”作为历史主体的压抑性作用，无疑将会走入去历史化研究的误区。如果仅仅以民族国家或民族主义是西方现代知识生产的产物，认为一旦非西方的人士采用了这些民族主义的论述或论述，就无可避免地走上曾经的历史弯路，无疑有太过简单和武断之嫌。
其次，杜赞奇对“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质疑和解构带有明显的语言学转向的色彩。但他没有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语言之外是否有真实？叙事之外是否有史实？或者说叙事之外的史实究竟是怎样的？这无疑是受语言学转向影响的一系列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颇受质疑的一点。
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工具，“复线历史”的概念有助于我们发现线性历史的认知盲区，提醒研究者注意到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但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看，这一概念容易模糊了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支流、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从结果论的角度讲，“复线历史”概念对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主体性的瓦解效果，必须放在当下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角力中加以认识。借助政治经济学派的理论视野，并结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现实，我们不能不抱有如下担忧，对民族国家框架的解构从某种程度上将会有助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更加自由地流动，从而维持甚至加剧已有的不均衡状态。
第三，杜赞奇在这本书中引用的很多观点和资料都出自于美国汉学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间完成的研究，也就是在世界冷战的格局下进行的区域性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难免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这是中国研究者在借用有关结论或概念时，不能忽视的语境。这一语境同上述区域性研究的问题意识、现实关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影响。
三、关于新闻史论研究的思考
中国新闻史研究应该如何借鉴外国学者的理论和其他学科的成果？与此问题相联系的一个更宏观的问题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主体性体现在何处？这是近几年被问题化并被研究者热烈讨论的话题。
值得注意的是，杜赞奇此书的成书时间为1995年，最早的中译本出现在2003年，2008年和2009年又出了另外两个版本，直到2011年才引起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与此过程相伴的是，中国话语格局的日渐多元和中国新闻史学界围绕学科主体性、方法论的持续焦虑。
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固然能够为我们提供一面镜子，但这面镜子仅是一个参照，而非一种衡量标准。镜子的质量如何，成像效果如何，最终是需要我们自己来做判断。如若不然，我们在学术研究中无疑是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不仅无法与他国、其他学科进行良性的学术对话，甚至还是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无法提出自己的问题，发出自己的学术声音。
杜赞奇以民族国家与西方殖民主义知识生产方式的联系作为理论批判的切入点，却未涉及此知识生产方式中的另外一个明显获得霸权地位的话语体系，即现代化的问题。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诞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民族国家和现代化有如缠绕在一起的藤蔓，两者不能割裂地、孤立地进行讨论。特别是在有过被殖民经历的国家或地区，对西方现代化成就的认可、对其现代化道路的追随和历史主体性的缺失是西方殖民主义“遗产”在不同方面的表现。
胡绳曾对中国的现代化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做出精辟的解析，对理解“现代主义”与“帝国主义”，甚至是“殖民主义”间的隐秘联系颇具启发性。他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无疑都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但需要注意的是，最早促使中国走向某种程度的现代化的力量其实是帝国主义。之所以说是“某种程度的现代化”，是因为帝国主义只允许中国在对其有利的严格范围内发生朝向资本主义的变化。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中国的现代化，或者说资本主义化，虽然是中国国内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和斗争的问题。但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又并非单纯的国内问题。[11]
再比如，郑鸿生在回顾台湾沉重的现代历程时，曾做出过如下反思：
日据之前的台湾并非缺乏水利建设，开辟水田一定要有灌溉渠道的，前清时期台湾南北就有不少，而且规模甚大……然而这些先民筚路蓝缕、胼手胝足的前现代水利建设，却没能得到他们后代子孙与给予八田与一同等规格的追思纪念。……将前清时期的先人事迹从自己的历史中抹去，将现代化的起点当成历史的起点。这种心态除了基于政治的立场外，还有一种凡属前现代遗产都令人自惭形秽的自我否认心理。如此我们面临的就不再只是民族主义的问题，更是现代化带来的失去自我的问题。[12]
可见，无论对于集体还是个人，历史研究和历史思考作为主体性生成的一种途径，其意义不可小觑。诚如中国台湾学者陈光兴所指出的，“不同的社会必须在自身历史的轨迹中看到、找到自己的特性、局限与方向，才能有主体性地走自己的路”。[13]所谓主体性，一个浅白的转义就是，一个主体是否有能力使用自己的眼睛而不是“帝国”的注视来审视自己，是否有能力讲述自己的历史，而不是复制“帝国”的话语。
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封建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转折点。此后的一百余年时间里，中国以这种不平等的身份同世界，主要是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保持着联系。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外来压力的刺激下，在启蒙和救亡的号召下，踏上了寻求民族独立、摸索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在各方面发生着变化，从社会结构的动摇到政治权力的更迭，从对“民族”和“现代”这两个概念的逐渐熟悉到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日益丰富。各种定期出版的报纸和期刊，是推动这种变化发生、进行的一个关键力量：在政治改革、文化运动以及其他相关的历史事件与冲突中，都缺少不了报刊的身影；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报刊自身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与改良。
然而促使以邸报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报纸转型成为近代报纸的力量，正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中国近代报纸的出现和发展同以通商口岸体系、不平等条约为主要政治工具的“非正式帝国”在中国的建立、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境内的扩张和渗透紧密相联。方汉奇教授在他的代表性专著《中国近代报刊史》中指出，近代化报刊在中国的出现是与西方国家的入侵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同时开始的。
新加坡学者卓南生亦用丰富的一手资料和严谨的考证指出，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到1858年《六合丛谈》停刊的40余年之间，为维护政、教、商“铁三角”的利益，早期创办近代中文报刊的传教士们冀图借助文化力量改变亚洲人对西方的态度，从而达到为西方各国“国益”服务的目的。[14]正是察觉到这种所谓的“文化交流”的不平等性和虚伪性，当时不少中国报业的先驱者深刻体会到，只有中国自己出资、自己主持的报纸才能保障中国人的利益，遂萌生了“华人出资、华人操权”的办报理念，以同西方的声音抗争。因此，卓南生认为，19世纪萌芽期的中国近代报业史，其实是一部中国人要求摆脱外国势力对传媒的控制，争取言论自由，从而表达国家民族意识的斗争史。[15]这一观点十分恰当地概括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人所办报纸发展历史的特征，以及近代以来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同中国寻求民族独立、建设统一国家、反帝反殖民的斗争的紧密联系。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虽有其独特的学科史特征，但内嵌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脉络中，是不证自明的事实；不只中国，世界各国的新闻事业都具备这一特征。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考察，将为充实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与理解提供了一条特殊路径；对中国近代史的梳理，则为把握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语境提供参考资源。然而在具体的新闻史论研究中，这个常识所包涵的丰富意义容易在不经意间为人所忽视，导致历史背景与研究对象的彼此割裂。这显然和新闻史研究一直提倡的“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原则与方法有所乖离。
历史背景不是静态的舞台布景，而是一种动态的关系或张力的总和。新闻史研究中的历史背景梳理，实际上可以成为以考察社会实践环境与实践活动的动态关系为目的，对具体研究对象——报纸——进行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处理的知识生产过程。这种历史语境，不仅是某一时期报纸创办的背景，也是构成报纸内容与意义的来源，还是报纸发展之原因、进程和结果的重叠与累积。对史实的判断和评价亦离不开这个历史语境。这恰恰是关注叙事（文本内部的张力）或叙事结构的研究者的一个薄弱环节。由此可见，拯救叙事或文本之外的历史（语境），实现逻辑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对新闻史研究而言具有丰富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