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九评》与中苏论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中苏论文,九评论文,试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08)04-0022-06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是中苏关系史和中共党史上一个十分重大而复杂的历史事件。这场论战既表现了意识形态之争，又蕴含着国家利益之争，也反映了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领导权之争。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强化了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思想，因而和旨在完成“反修防修”任务的“文化大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中苏论战中争论的问题主要包括：关于斯大林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关于和平共处问题、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等。由于这些问题都是《九评》所涉及的问题，再加上《九评》在中苏论战中就像一枚重磅炸弹，在当时的国内外影响最大、最代表中共方面论战的核心观点，因此，研究中苏论战不能不涉及到《九评》。
《九评》又称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可想而知，它批判的对象就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主要就国际共运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对中共中央6月14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25条建议信》)进行了全面的反驳与回击。并对中共和中共领导人指名道姓地进行攻击。这一攻击就成为中苏论战的转折点，使中共在中苏论战中由防御转为反攻，由半公开不指名争论转为全面公开的指名道姓的争论，把中苏论战推向顶点和高潮。
《九评》的直接导火线和由来是这样的。
1963年可以说是“反修年”，正当论战双方吵得不可开交之时，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特别提出了苏共拟定的“三和”、“两全”、“三无”的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指出：中苏不是在某些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而是对当代世界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是要不要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分歧；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分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分歧；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分歧。这使得赫鲁晓夫极为不满。在7月5日至20日中苏两党在莫斯科的高级会谈期间，赫鲁晓夫蓄意地破坏会谈。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攻击，并且在国内各大报刊展开了对中共的攻击，把中苏之间的分歧提高到一个空前严重的阶段。在两党会谈期间的7月25日，苏美英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蒋介石在上面签了字。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竟要求中国政府也在上面签字。这表明赫鲁晓夫和美国企图联手在限制中国拥有核武器的同时通过核垄断对中国进行核讹诈迫使中国就范，也表明在台湾问题上赫鲁晓夫支持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面对美苏联手反华的情况，毛泽东认为必须既反帝又反修，并且认为是彻底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了。为此，毛泽东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亲自主持撰写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九评》的内容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自中苏出现分歧以来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上的全部思考。同时，毛泽东在文章中还提出了中国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提醒人们要特别警惕赫鲁晓夫这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九评》的发表表明毛泽东已作好了与苏共决裂的准备，不再有什么忌讳了。正如毛泽东所说，从此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我们抛弃了天条，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
1963年7月23日，毛泽东召开会议，确定书记处的分工，写文章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事由康生负责，书记处各同志转到抓工业[1](P1285)。为了打好这一仗，中共中央在总书记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特地组织了一个“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于1963年夏季进驻钓鱼台，撰写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除正副组长康生、吴冷西外，还有乔冠华、王力、姚臻、熊复、范若愚、吴江等，并配备助手和组织专门翻译班子。写评论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先定出题目分头撰写文章提纲，每篇提纲经领导小组初步讨论后，再由邓小平亲自到场审查定案(叫“定盘子”)，然后写成文章，由小组讨论修改定稿。每篇定稿最后经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反修文件起草小组人员参加，邓小平为最后拍板人。但文章都要经毛泽东最后审阅，有的还亲自修改，甚至不止修改一次[2]。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共9篇，通称《九评》。
《九评》的第一篇(《一评》)，9月6日发表，题为《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文章针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第一部分讲中苏两党分歧的由来，把中苏两党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矛盾和分歧，及其发展、升级和扩大的过程，公之于众。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并且指出：“在中苏两党之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苏共领导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分裂主义路线。苏共领导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的过程，也就是分歧的发展和加剧的过程。”[3](P105-106)
在《一评》发表的时候，《二评》即《关于斯大林问题》已在起草修改中。毛泽东对《二评》修改了三次。其中讲了这样几个观点：
一是斯大林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并且指出，我们党早就抵制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曾加写了这样的话：“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某些错误影响……。”但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1](P1286-1287)
二是批判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9月11日，毛泽东对《二评》做最后一次修改。在讲赫鲁晓夫等人对斯大林的否定之处，加写了一段话：“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1](P1287)
9月26日，《三评》发表，题目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为什么讲南斯拉夫问题？其中的缘起就是斯大林说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为其平了反，并登门道歉。
文章针对苏共领导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明确指出：“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3](P151)文章通过对南斯拉夫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分析，从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勾画了当时所称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基本轮廓和标志。文章最后说：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的吹捧表明，他“无论在对外政策或对内政策上，实际上都是以铁托为师”，正“亦步亦趋地”沿着修正主义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滑下去[3](P195－196)。
10月22日，《四评》发表，题目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这篇文章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在对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上的政策。认为，苏共领导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实行的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代替民族解放运动；主张由苏、美两国合作主宰世界。文章指出，苏共领导“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的是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他们充当了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四评》文章最后说：赫鲁晓夫等人反对民族解放斗争，继承的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衣钵”，因此，如今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同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对新殖民主义辩护士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3](P233-235)。
11月19日，《五评》发表，题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这是九评中的重头文章。
《五评》共六个部分。中共的基本观点是：
一是对于新的世界大战，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在指出有防止的可能性的同时，必须指出还存在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性，只有采取正确的政策，作好两方面的准备，才能有备无患。而且还应强调，侧重点是应该强调世界战争有爆发的危险性。
二是新的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但一般的国内革命战争则不可避免，强调仍然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些战争不可避免的说法又冲淡和抵消了中共关于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强化了关于还存在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性的认识，使之很快发展成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论。到60年代中期，又发展为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观点。
三是如果世界战争不能避免，万一爆发世界大战，战争前途如何，中共认为从历史上看，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在世界大战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2亿人口的社会主义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一共10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如果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世界就要完结，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将要崩溃，灭亡的是帝国主义。
毛泽东针对苏共过分渲染“核恐怖”，就更多地强调战争与革命的作用，更多地强调战争爆发的危险性和可能性，强调战争是一定要爆发的，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只不过是大打小打的问题。从60年代起，他多次强调，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思想。毛泽东还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了2亿人口的社会主义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了10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就要崩溃)，从战争引起革命，将会导致全球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预言出发，对战争的前途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错误判断，使国家的工作重心无法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对时代的看法才有根本改变，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才使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可能。由于当时党对时代的判断不够客观和符合实际，也使得我们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既没有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关系，同时更把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缓和关系，看成是修正主义；也不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断绝经贸往来，导致中国逐步陷入关门搞建设的局面。
《五评》发表后不久，12月3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杨尚昆和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致毛泽东的信。在这封信里，他的中心意思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并提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在信里，他首先讲了一些想缓和关系的话，说他们希望改善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包括加强经济、科技合作联系。即他们可以提供增加定货，可以供应成套设备，特别是石油和采矿设备；可以派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在制定新的五年计划时，希望两国能够互助合作；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此时，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在举行闭幕会议，毛泽东让邓小平在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
对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如何答复？要不要继续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他说：考虑到我们对他们7月14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他们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还没有开始答复，还有四十几个兄弟党发表的攻击我们的决议、声明，我们也都没有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关于贸易问题，关于五年计划问题，无非是想做生意，现在也没有完全断绝贸易往来，无非想增加一些。关于边界问题，可能他们也想谈一谈，摸摸我们的底。至于专家问题，那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要撤就一下子全部撤走，现在又想派人来，我们并不是傻子。毛泽东还谈到，下一篇讲和平共处问题的文章，要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要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要引用杜勒斯的话戳穿美国所谓的和平共处是搞和平演变。
12月12日，《六评》发表，题目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文章概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把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五条，一是强调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二是强调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不是和平共处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三是强调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不能和平共处。文章逐条批驳了苏共领导人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主要观点。指出：“美苏合作主宰世界，这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鼓吹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全面合作’，为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大开方便之门，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的要求”[3](P316-318)。
1964年2月4日，《七评》即《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发表。文章提出三个论点：第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里来，不可避免地产生机会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裂活动，马列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第二，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列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第三，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文章指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运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总之，文章重点是强调党内和国际共运内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必然性。
《七评》发表前，毛泽东在审定一月二十八日稿时，有两处增补。一处是在“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部分，加写了“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1](P1295)。后来历史表明，毛泽东同样用这个观点观察中国国内的问题，从而由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另一处增补是在“目前的公开论战”部分，加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1](P1295)。表达了他对这场论战的自信和将这场论战进行到底的决心。
3月31日，《八评》发表，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八评》的开头一段话，是毛泽东加写的，说明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1](P1296)
文章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暴力革命的必然性。《八评》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切修正主义者，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都集中表现在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正是这样。”[3](P389)《八评》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向公开声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理。赫鲁晓夫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P385-398)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争论，双方都犯了片面化的错误。苏共把“和平过渡”作为惟一选择和普遍规律，未免失之片面。缓和也罢，和平过渡也罢，在历史的某些阶段，在某些特定的国家，都不失为一种可能的选择，但如果把它们作为惟一的选择，作为一种普遍规律，则不免失之片面。特别是，如果赫鲁晓夫和苏联党在把它们作为一种惟一的选择以后，又要别党别国都加以服从，则显然更是不妥的。而作为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长期靠暴力革命，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走过来的，再加上马恩列斯都是主张暴力革命的，这就使中国共产党也对自己的经验过分绝对化，忽略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特点，认为只有暴力革命这一道路是正确的，因此必然与苏共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
这篇文章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言语也越来越激烈。
7月14日，《九评》发表，题目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评论文章的最后一篇，也是九篇评论文章中分量最重的一篇。
《九评》全面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批判了苏共领导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尤其着重地批判了赫鲁晓夫的所谓假共产主义。所以原先的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P1302)。
《九评》指出：赫鲁晓夫关于苏联正在建设共产主义，很快将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说法，“完全是骗人的”；“赫鲁晓夫打起共产主义的招牌，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祸心。他利用这块招牌，欺骗苏联人民，掩盖资本主义复辟。他还利用这块招牌，欺骗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赫鲁晓夫提出的在苏联‘二十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不但是虚伪的，而且是反动的”；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实质上是“以美国为蓝本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种变种”，“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美国生活方式的共产主义”、“是‘向魔鬼要贷款的共产主义’”[3](P498-500)。
《九评》最后还谈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指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同时，也从反面教育了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这就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故乡，在具有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的苏联，也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事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它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起了警钟。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极大注意，不能不引起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认真思考和严重警惕。”[3](P502-504)
文章在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的同时，主要是回答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样才能防止和平演变。文章把近年来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反修防修的理论和政策加以系统整理，概括成为十五条内容。这十五条，包括了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些正确的思考，如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关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关于人民军队必须永远置于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等等。但是，这十五条也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把八届十中全会以来迅速发展着的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思想系统化了[1](P1302-1303)。
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九评》修改稿时曾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4](P781)。所以，《九评》将毛泽东6月16日讲话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应具备的条件全文发表，并强调指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大战略意义：“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3](P513)
《九评》关于国际共运历史经验教训的论述，是针对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一些突出论点，同时直接引申到中国国内的反修防修问题上，阐述了毛泽东如何在中国防止“变修”、“复辟”的理论，因而也对中国本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发展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而中苏论战特别是《九评》正是这些复杂原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对国际共运的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未能进行冷静地分析，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南斯拉夫的党也已变成修正主义的党，进而认为在苏联国内已经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的特权阶层，在苏联共产党内部则存在着一个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在西方反华右翼势力叫嚣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严峻形势下，南斯拉夫的“蜕变”，尤其是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的“蜕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触目惊心的。因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课题提了出来。
由于把批判所谓“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思路和观点来用于反观国内，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日益严重的估计，渐渐地把党内存在的分歧和不同意见，都看作修正主义在党内的表现，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由此把国际上的反修斗争、阶级斗争引伸到党内，其后得出“赫鲁晓夫就在党内”、“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要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等的结论。于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强调要把阶级斗争与“反修防修”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以此指导实践。这就使得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得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从而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找到了政治依据，为后来发动的一系列“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好了理论准备。
《九评》发表之后，毛泽东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也非常满意这种形势。他公开说：我们现在转入了反攻，大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至于这样做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他的态度是：我们不要分裂，但是我们对分裂有思想准备。
正在论战吵得不可开交时，1964年10月16日，苏共中央撤销了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勃列日涅夫就任苏共第一书记。也就在这一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两件事巧合地遇到一起，使整个北京、整个中国处于一片欢腾之中。当时毛泽东对这两件事用两句话来描述：“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当时中国人都异常兴奋，许多人认为，中共的《九评》，也是促使赫鲁晓夫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一种说法：“秃头顶不住羊毫笔。”赵朴初写的《某公三哭，三哭自己》堪称此说代表。
中国共产党抱着改善关系的良好愿望，派周恩来率团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但是苏共领导人却声称他们在对华政策上和赫鲁晓夫“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他们还表示，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路线和纲领都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这就紧紧封闭了调整两党关系的大门。
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中苏论战画上了句号。这篇社论既是对前一阶段同赫鲁晓夫论战的总结，也是对苏联新领导人继续推行赫鲁晓夫的一套的回击。
随后，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1966年3月以后，苏联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逐步陈兵百万，使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感到巨大的威胁。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也在加剧，直至1969年3月2日在乌苏里江珍宝岛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1966年3月，苏共二十三大召开，中国共产党决定不派代表出席，不发贺电。从此，两党关系便中断了，时间长达23年。
从《九评》发表到今天已有40多年的历史了，拿今天的眼光来看，应该如何看待《九评》，国际问题专家宦乡曾经在1978年至1979年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有他自己的评价。他认为：九评所提出的观点，有的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尤其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两评，前一评是根本错了，斯大林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修正主义的典型，赫鲁晓夫把它平反了，并亲自登门道歉，而我们却出来维护斯大林的无理判决，轻点说也是干涉别国内政。现在虽然已平反，但提到的错误观点及其影响尚待清理。这篇文章的文风也特别坏，东拉西扯歪曲利用人家的片段材料，无限上纲。这篇文章听说主要由王力起草，是王力的名著。九评对国际国内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对国内来说，从九评可以看出“走资派”的由来和发展，可以看出我们是如何在批判苏联的“奖金挂帅”和南斯拉夫的“市场经济”中发展我们自己的“政治挂帅”、忽视经济规律、忽视发展生产力的，也可以看出我们是如何从支持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迷信而又转到提倡个人迷信的。林彪、康生、“四人帮”利用这一点大售其奸。而“两个凡是”实际上就是去鼓励继续搞个人迷信[5]。应该说，这一段评论是何等的一针见血啊。
当年主持《九评》写作的邓小平也在后来进行了反思，他向外国朋友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作出回答。邓小平还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6](P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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