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中的相对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对论论文,国际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在的“现在”：一个世界，许多世界？
地球，是一个自然存在物。不知从何时起，被广泛地冠之以“世界”的称呼。西方的Great Harmony与中国的“天下大同”一样， 大抵都反映了人类追求一统的愿望。这种一个世界的愿望即使多么古远而牢固，却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
地理上的各种界定或许还只是为了地理学的识别，由陆地和水域分割或联结的一个地球一旦加上政治的界定就立即分崩离析了。17世纪，近代民族国家诞生。民族国家的实体以自保的主权为基点，主权不可（被）侵犯，但有权（对外）侵犯。非西方国家皆被划为野蛮世界，侵略被理解为对非文明世界的文明教化。这种侵犯随着西欧文明全世界范围扩张的基本完成，在19世纪末达到顶峰。本世纪初直到一战期间，绝对主义主权观受到抨击，主权的相对化在西方世界成为主流思想。（注：M.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19 页。）而与此相对，主权的形式在非西方世界继续扩展，并在20世纪中期得以充分的普遍化，到1988年最后一块殖民地独立（为纳米比亚国）。民族国家主权边界界定着一个分立的世界。以主权国家主权独立为出发点的国际法之成熟是对这个分立世界的合适注脚。意识形态的区别加剧了这种分立。
“一个世界，还是许多世界”的问题，早已提出来过。（注：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0页。）由政治的民族国家界定的世界分立，还带有经济和文化的内容。依人均GDP等国际指标，地球上现有185个国家分属于发达的国家、欠发达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三类国家之间界限明显，难以跨越。即使在国际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由第一世界主导的“世界经济”仍然是由许多世界的国际分工来完成的，因为现存的国际分工本质上是纵向的而非横向的分工。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赞同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中使用“第三世界”时强调的关系界定法，即“所谓第三世界，既不是一组国家，也不是一组统计标准，而是一组关系……第三世界不是一个凝固的或不变化的实体。”（注：M.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7—18页。）第三世界是动态的，相对的。
对几个世界之一的第三世界作这种关系界定，比单纯的政治、经济、文化、或三者综合的界定要更合理；但是它并没有突破传统的平面界定，而始终固着在空间的局囿之中。这种方法以时间的绝对性和同时的绝对性为既定前提，它的相对的动态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转移或补充。事实上，它赖以存在的前提是不可靠的，时间和同时性是相对的，世界是流逝的，几个世界之间更多的是时间上的相对和动态。
这种看法得益于相对论，它产生于“要把自然本身固有的联系如其‘自在’的那样提供出来的”倾向，“是为通达自然本身的道路提供条件的理论”（注：M.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第13页。），而打开通向狭义和广义相对论大门的，首先是确定了同时性的相对性。（注：经典力学中，时间是绝对的，这就是说，时间与坐标系的位置和运动状态无关。这一点在伽俐略变换的最后一个方程中清楚地表示出来：t'＝t。方程表示，不同坐标系中的时间是相等的。 时间的相对性，在狭义相对论中由洛伦兹变换的第四方程表示出来，即
为运动钟指示的时间，t为静止的钟指示的时间，v为钟的运动速度，c 为光速。）同时性的相对性意味着不同运动状态的坐标系（以致可以说不同的坐标系）有自己的时间，每一个坐标系都有一个自己的坐标时间。或者说，时间是属于坐标系的。
地球上不同人群由于它所处的坐标系（政治、经济或文化的共同体）不一样，因而具有不同的时间，却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对时间有不同的（心理）感觉。
因此，这个世界中的几个世界可以用时间来表示为“现在的‘现在’们”：即使有一个共同的现在，但却从来都达不到，只有不同的“现在”们，它们由不同的坐标系界定。“现在”是已经存在的现在，现在又是即将存在的“现在”。
二、时间膨胀与国际关系
从一个坐标系看来相对于它而运动的钟走得较慢，这叫做钟慢效应或时间膨胀。运动的钟变慢表示了时间的相对性，时间间隔是一个依条件变化而不同的相对量，它与坐标系的运动状态和坐标系所处的位置有关。钟慢的精确规律由洛伦兹变换的第四方程作出，这使得时间的相对性不仅定性而且有定量的表述。举一个假想例，如果有宇宙飞船的速度达光速的99.99999999%， 那么在飞船上度过7天， 在地球上则已是1400年了。
钟慢效应带来了时间观上的重要改变，时间与坐标系相关，运动的坐标系内时间将膨胀。由时间关系界定的多个世界，实则是分属不同的坐标系，坐标系的运动状态反映各个“现在”的不同时。依据洛伦兹变换的第四方程推导出时间膨胀之变量式为
坐标系运动得越快，时间膨胀的程度越大。
对发达世界、欠发达世界和不发达世界而言，因其所处的坐标系（类似的说）运行在速度不同的轨道上，所以存在着不同的时间。轨道速度最快的发达世界时间膨胀最为明显，也就是说，每一单位时间间隔扩张最大。发达世界的一年抵得上不发达世界的10年、20年、甚至50年、100年。
今天，即使欠发达或不发达世界生产和消费上完成了资本主义化而已经属于20世纪，但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在社会结构、阶级关系、治理模式方面往往还停留在资本主义初期甚至前资本主义历史——尽管它是“现在”的——之中。这种同时的不同时性，反映在文化心理方面尤为明显。被亨廷顿称为文化反冲之集中体现的原教旨主义对现状的抨击和破毁，实质上还只是一个慢速运行的坐标系延迟到来的光。由于移民等原因，那些由慢速坐标系（不发达世界）跃入快速坐标系（发达世界）的原教旨主义者将经历异时的紊乱，造成的危害也更大。
在异国他乡有新奇的风土人情，但要适应下去却不易，有各种常识方面的原因，但在根基上还是一种类似时差转化而又远甚于此的同时性失落造成的。
E＝mc[2]，是狭义相对论的又一个重要结果，它同时也可以表示为
（m[,0]为静质量，m为动质量），暗含着能量和质量、质量和速度的相对和动态的关系。质量越大能量越大，质量越大速度越大。大质量物质在高速的坐标系中运行，时间膨胀越明显，速度越快，与低速坐标系中的小质量物质之异时性（即不同时性）越悬殊。如果把世界分成七个地区，按人均GDP排列，1990 年的排序同一个世纪前几乎是一致的。处于首位的是西欧的分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其次是西欧、东欧、南欧、拉美、亚洲、非洲。难怪一位经济学家在英国《经济学家》周刊（Economists，1997年12月20日）撰文说，《1897和1997——全球变化不大的世纪》。
同时，另一种变化一直在发生而且还在加剧。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人均收入差额之比，在1500年是3∶1，到1850年相差至5∶1，1900年是6∶1，1960年为10∶1，到1970年达14∶1，（注：M. 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5页。）及至1990年据估测高达20∶1。穷国和富国间的鸿沟还在加速扩大。
二次大战以后，在非发达世界出现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但它们仍然停留在原先的坐标系和属于该坐标系的时间之中。新加坡、韩国等“四小虎”并不具有突破性，他们所处的冷战环境给予了过去所不可多得的养料，这对其它国家而言，并没有太大意义。当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善于抓住时机，努力搭上发达国家的列车（即高速坐标系）的创意值得效仿——而这正说明了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之现实的国家战略意义。
时间和同时性的相对性带来的对国际关系问题的新视角，在劳尔·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和萨米尔·阿明的世界规模积累理论中有朦胧的表达。（注：参见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83—87页。）但从总体上看，此两类学说并没有认识到，我们发达和不发达世界当下的地位是由相对论意义的坐标系的时间的相对性决定了的。人们往往能注意到发达世界在高技术领域的发展，以及在那里首先爆发的信息革命、营造信息高速公路等，这些都仅仅是深层时间膨胀的表象。因此，在国际领域中的问题，比如人权争端、经济援助、国际新秩序等，不能通过空间意义上的技术妥协来解决，而须在时间的相对性上正确把握流逝了的、正在流逝的和将流逝的三个世界。
三、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人权之争：“关公战秦琼”
人权步入国际领域是在二战以后，名声雀起则始于卡特时代的对苏外交。卡特在一次演讲中得意地称“我们曾经用火对付火，而从未想到用水对付火要更好一些”，标志着人权外交已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注：参见成帅华：《承认限制的主权才是现实合理的主权——以当代国际人权的分析为例》，《欧亚观察》1998年第3期。）
把人权当作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这是人权外交不容置疑的重要方面，但也应该看到利益内容背后的观念基础。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直接支配人们行动的是利益（物质的和理想的），不是观念。然而，这些观念所形成的‘世界表象’往往成为转辙器，它决定利益的动力在什么轨道上推进行动。”（注：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图宾根：莫尔出版社，1920，第252页。 转引自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第12页。）而美国人的观念中有一个最大特点， 即美国例外观（American exceptionism）。美国人从立国之初，由于历史、地理诸因素的影响，就形成美国与众不同的心理，认为美国处处高人一等， 相信美国有天定使命（manifest destiny）将其优越的政治制度及文化向其他地区扩张。美国人，或许在还不知道人权意指什么之前就乐意向整个世界推广美国的人权观了。
美国的这种人权外交观很难被普遍地理解，而往往被过多地冠之以美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的阴谋。因为西北欧和它的分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在人权世界观上与美国基本保持一致，它们的国际人权政策就更有理由被认为蕴含着整个发达世界的利益核心，不发达世界从而对此倍具戒心。
这种心态由国家层面降次到个人层面则更为集中地反映出忽略国家利益的不同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差别固然缘于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经济水平等，而在根本上是出于相对运动的坐标系所处时间的不同。不妨作一个思想实验：来自不同坐标系（如发达的美国和不发达的莫桑比克）的两个人就人权问题讨论，即使他们各自的诚意不受怀疑，也不能保证不会产生对对方诚意的怀疑，因为两者的差别之大，往往到了理智之外的程度。换句话说，两方面并不可能真正交锋，很像一段传统相声所讲的“关公战秦琼”——远不在一个共有的时间舞台上嘛。
当然我们绝对无意否认人类在追求人作为人实现人的权利所进行的任何努力。尽管并没有一种具体的人权概念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但讲求人权的意识正在更广范围深入人心。
基于此，联合国成立后不久就有意起草一份世界人权宣言，然而起草者倍觉困难重重，首先成立了“人权哲学原理委员会”，以期解决人权问题上的一些哲学争议，结果，该委员会作了一份名为“国际人权宣言基础”的报告，决定在起草中不去试图解决人权问题上所有的争议，只是“去发现一些保障基本人权协议的较明智的办法，并解决其实施中因智识等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困难。”（注：Human Rights:Comments and Interpretations,（《人权：评论与解释》） a
Symposium,edited by UNSCO,London,A Wingate，第263页。）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委员会建议故意让“民主”、“权利”、“自由”之类的关键词模糊不清，转而强调“人类尊严”为宣言的核心。
人权之争是这样，总处在错时的尴尬之中。忽略时间的坐标，就只能试图在空间领域来面对，然而，这不符合存在着多个“（时间）世界”的这个世界的原理。以人权为例，在国际关系中的许多冲突本质上是不同坐标系相对运动造成的。“我们决不能给同时性以绝对的意义，相反，两个事件若在某一坐标系看来是同时的，从另一与坐标系所相对运动的系统来观察，就不能看作是同时的。”（注：爱因斯坦等：《相对论原理》，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6页。）将绝对同时性设为逻辑的前提，国际冲突常常不能解决却反而进一步加剧，这尤其应该引起充当世界警察者的注意。
四、时间的世界地图：国际战略的起点
在坐标系之间的错时性（即由绝对同时性的谬差而引起的）冲突，还表现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援助问题上。
发达国家一方，更倾向于不承认对落后国家的贫穷负责任，如果它们不强调为落后世界打开文明之门的功劳的话。它们相信，落后的责任缘于落后世界自身。因此，落后世界无权要求经济援助，发达国家的援助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和世界一家的情怀。这种观念对那些落后国家的人民来说当然很难接受：他们怎么可以逃脱历史的罪责呢？
然而，回到发达国家的坐标系，它们作出自己的辩解：是历史，就没有理由由今天的纳税人承担；让发达世界的那些穷人，也为落后世界的一些富人和贪官援助并不道义；等等。它们在不愿给对方经济援助时，坚持引用的是落后国家自身的主权责任，而落后国家在要求援助时，则强调人道和历史责任，深作人权呼声。
另一方面，落后国家在接受经济援助时，又会强调主权独立与尊严反对附加压力条款，而这种情况往往恰是发达国家高举人权大旗行主权利益之时。发达国家从来没有彻底放弃过对落后国家的经济援助，这有道德的因素，但总体上看，仍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只要看看讨论对外援助时的美国国会辩论就清晰可见了。发达世界通过对某些特定国（往往不是最穷的国家）经济援助换取自己在政治、安全或经济上的战略利益。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国际经济援助属新殖民主义性质。落后国家需要援助，但决不欢迎新殖民主义。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在经济援助问题上的极端非对称性是由坐标系之间时间的极端非对称性引起的。假借同时的绝对性，不能认清发达世界、落后世界两方面都存在的双重标准问题之实质。
对于西方发达世界绝对主义国家主权的实体和形式在本世纪初已发展成熟，表现为前文提到的主权相对化思潮（有意思的是，它与物理学上的相对论发生在同一时期），因此，当代西方人对主权观念较为疏漠，非西方世界坚持主权形态常常被误为顽固不化的非民主非人权。
对非西方世界来说，主权独立来之不易，非殖民化运动的余热尚激荡着整个坐标系，对新殖民主义以及文化帝国主义给主权安全带来的削弱深感痛心。这是另一个坐标系的“现在”不能理解的，除非回到它们民族国家确立不久之时，比如美利坚合众国的1830年（独立后差不多50年吧）。
对这些问题，一般的国际政治学不能提供更多，因为它是以时间和同时性的绝对性为前提、 由非时间的（亦即绝对同时的）权力（Power）或者文明（Civilization）来界定的空间国际政治学。已有的国际政治学像一张照片，能够照出肉眼能看得出的任何细节，但不能用画像画出国际政治的实质，或者说，对实质的反映还十分有限，仍停留在近代科学意义的原子主义和近代社会意义的功利主义。这种空间的国际政治学无疑是有意义的，但是，像牛顿理论相对于相对论，它只能作为一个极限而存在，条件是同一坐标系或不同坐标系以低速运动，仅仅在这种情况下，同时性接近于绝对。
因此，国际政治学家和政治家们有必要改变挂在墙上的那些世界地图，它只适用于诸如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空间政治战略， 而多个“现在”的世界更适用于时缘政治（Time-politics）。 或许我们需要一幅新的时间地图，用等时间线和色彩来标识不同的相对时间和它们所对应的坐标系。这样才可以在坐标系外做更深切的观察，而不只在自己的坐标系里指点江山，挥斥怨恨和误解。
五、结论
21世纪即将到来，但地球上不同的人群对这个新世纪会有不同的感觉。这种感觉并非心理作用，而是客观实在，以致于如果感觉不到，人类又将错失一次认识自身的机会。
作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者，我们常常有幸为一些世界性的大问题所困扰。冷战结束以后，人权和主权的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解释的东西越来越多呈现出来，特别是不能解释发达世界和不发达世界间的一系列重大分歧。发达世界依自身的逻辑演化它的国际关系语汇，而不发达世界自觉不自觉地亦步亦趋（尽管画虎类犬者居多），但这些并没有真正加强双方的沟通和理解，或者还往相反的方向发展。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身处现在的“现在”们之中的发达世界和不发达世界（类似的说）处于不同的坐标系，而不同运动速度的坐标系有不同的时间。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仅仅在于转变“整个世界处于同时性之中”的假说。那种以绝对的同时性为逻辑前提的国际政治学是一种空间国际政治学，它过多地把不同时间世界的问题放在绝对性里并施以空间的解决，主权、权力、文明、国际法、国际机制、维和行动等无出此例。传统的地缘政治是空间国际政治学的典型案例。
面对21世纪，政治家、国际战略学者们需有一种新的时间世界地图，并尝试了解时间国际政治学，这不仅将有助于认识人类社会，也将是十分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