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竞争优势何在？——东亚金融风暴后对香港经济发展方向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东亚论文,竞争优势论文,发展方向论文,风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7年10月起，香港进入东亚金融风暴的风圈。首当其冲的就是港汇制度。1年3个月以来，历经三次对联系汇率的冲击，防线虽然固守，但是实体经济面承受的影响却一一显现。
1998年香港的本地总产值实质减少5.2%，这是自1975 年全球石油危机导致经济衰退以来的首次负成长。失业率已连续九个月高于5%， 今年首季（1—3月平均）再升至6.2%。物价也连续六个月下跌。 这都是二十余年以来所仅见的经济滑坡。1998年底制造业订单较前一年同期减少19%；1999年年初以来金融市场交投淡静，但外资对冲基金仍然虎视眈眈，整个情势外弛内张；旅游人数固有回升，但全年旅游业收益微减1%。主要经济支柱的表现，带来了居民心头的阴影。1999年1月终审法院的判决，令香港要准备在未来两三年里，迎接至少40万新移民，更令香港经济的复苏任重而道远。
回顾过去一年多的发展，这次衰退虽然尚未完全结束，但是成因似乎已很清楚。那就是东南亚及其后的东亚的金融问题，带来了汇率贬值的骨牌效应。为捍卫联系汇率，香港特区政府通过市场机制执行高利率、紧缩信用与收紧金融市场纪律的政策。适逢日资银行自1997年以来自亚洲地区撤资或收缩业务回国的浪潮未曾稍止，香港信用市场上可贷资金的供应更受影响。首受冲击的乃是本地营建与房地产部门。
诿过于特区长期房屋政策（每年计划推出8万5千单位），大地产商争相出货，香港的房屋价格自1998年3月一路跌到9月，大约下调了五到六成不等。经由产业连锁效应，相关行业（包括建筑与服务业）相继陷入衰退。港币固守原汇率，等于相对美元以外货币升值，商品与服务（包括旅游、运输等）出口因而减少，百业萧条殆不可免。
由1998年10月起，日币回升，东南亚与东亚国家汇率喘定，不受续贬压力。港汇局势稍定，本地利率回降，香港楼市继而回稳。1998年年底总结，韩国、泰国实质经济包括出口与外汇存底均已改善，台湾金融部门危机似未扩大。日本经济萧条似不致继续恶化。美国经济成长超逾预期，又未受巴西汇率问题太大牵连。许多人预期，外围情势改善后，香港再熬过1999年，当可自经济循环的谷底复苏。
如果一年来香港经济衰退就是肇因于前述的外围因素而已，以上的乐观预期或许切合现实。但是根据作者对香港经济持续多年的实证研究分析，近年来香港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似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对以上一般人士的乐观态度，笔者是深以为忧的。
经过一年多以来的痛苦调整，香港邻近地区确已看到复苏的曙光（例如韩国外资回流，外汇储备由1998年1月的123亿美元回升到今年初的522亿美元，估计1998年经济成长仍可有2%）。但是香港除了自身的房屋市道回稳外，其他部门的有利讯息尚未显现。对一个外向经济体来说，相信最大的原因当在于汇率偏高不变，则要更大幅地提高本地的生产力，降低成本，才能弥补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的不足。而香港尚未能完成这方面所需的调整幅度。更重要的是，在长期经济发展策略上，香港迷失在向来自豪的“比较优势”（例如行政效率、完整法制、国际金融中心等）中，而忘却了国际竞争力的内涵是随着经济结构调整而动态发展的。具有什么比较优势是一个层面，而扮演哪种角色以充分发挥优势却是另一个层面。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香港目前的经济发展策略似乎还未找对焦点。相应的目前因应经济衰退的许多作法也就有视野不够开阔，甚至饮鸩止渴，遗患未来的问题。
本文以下将依序论证过去四十年来香港经济的主要发展动力与竞争力所在，目前香港经济结构的根本改变与主要竞争优势的发展，继而试就香港跨世纪的经济发展策略提出一些初步看法。
一、香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创业家精神
一切事物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动力。二次大战后香港经济发展的成功，最大的因素应该是港人的创业家精神。八十年代以来，西方“新经济成长理论”于侧重探讨人力资本的贡献之余，也把焦点集中在创业家精神对经济成长的作用。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中“基本生产因素有四：土地、资本、劳力、创业家精神”的提法，在学界已是再无疑义。
二战后第一代创业家自大陆带来有限的资本，在香港建立了纺织工业。第二代创业家继而在六十年代发展了香港的成衣、塑胶业，七十年代兴起电子工业。由于基本上都是近乎白手兴家，绝大多数企业在二、三十年中尚未充分壮大。1978年起香港历次的工业调查报告，显示了香港的制造企业九成以上规模不足50人。1986年笔者对本地制造业创业家背景与成长过程的一项研究显示了香港中小企业经营者创业家精神旺盛的特质。该研究并发现至少在香港来说，中小企业可说是创业家的代名词。就是这批数万中小企业和中国人强调教育（累积人力资本）的价值观，在香港政府提供的比较完善的经营环境中，将香港由一个转口港转变成为制造商品出口为主的经济体。在最初的二十年里，香港的比较优势是量多质优的人力、制造及出口劳动密集的商品，以低价格在国际市场与对手国竞争。七十年代起，价格优势渐减，但小企业灵活应变，掌握商机，迅速交货的优势仍让香港制造出口部门暂时继续带动本地的经济成长。
同样在七十年代，邻近地区如台湾，工业虽与香港处于类似发展阶段，且同以中小企业构成制造业部门重心，但政府采取了较香港为积极的工（产）业政策与扶助中小企业的政策，以期工业升级，逐渐放弃与东南亚国家争取需低价取胜的劳动密集商品的国际市场。
面临此一外在环境的挑战，1977年起，香港也开始讨论“工业多元化”的问题，探索政府是否该采取较为积极对待制造业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但内地1978年起的改革开放，尤其是1980年起设立针对港澳与海外引资的经济特区，为香港中小企业延续生产劳动密集产品寿命，提供了现成的机会。创业家特质之一本是坚持于本身事业的生存，不愿半途而废，重回受雇生涯。此一毅力，往往可令绝境逢生。经济特区与珠江三角洲城镇的陆续开放，提供了香港制造业平面发展的机会，但同时也让香港官民不再积极探索工业升级之道。八十年代初，香港制造业的创业家把握了经济特区开放的时机，先以小本经营三来一补，继以设厂进行中游工序，“前店后厂”式经营的渐进方式，在不必大量增加资本投入，冒险技术升级的情况下，延续了他们的创业家生涯，香港经济发展也得以继续。
但自1987年第4季度起，香港转口总值超过了本产出口； 九十年代中期起，转运贸易更有凌驾转口之势。而且，根据笔者的实证研究，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香港的总生产力（TFP）增加都十分有限，但1987 年有一平面跃升。其主要原因是香港制造业的整体规模因珠三角“后厂”的贡献而增大。 但因非基本技术水平的提升， 此一总生产力的上升在1987年转折点之后，即恢复至几近停滞的状态。
九十年代起，香港服务业，包括中小业者，在国内渐次开放服务部门行业的大形势下，也逐渐北移，与制造出口进行配套生产活动。各业创业者在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含特区）城镇的经营，虽为各人牟利动机的驱使，但其集体贡献乃是令香港宏观经济的运作疆界远超特区之外。
为了制造业的渐次北移，香港政府自八十年代后期起，锐意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引进国际金融活动，以期成为名符其实的国际金融中心，并作为香港经济成长的新车头。港府的努力，遂令香港在九十年代除了成为国际大银行的集中地外，也成为各式金融业者、基金业者，包括对冲基金，在东南亚地区的汇集中心。香港经济自1987年起的十年转型，令境内总产值（GDP）中制造业的贡献，由22%（1987年）降为7.2%（1996年）。金融、保险、地产、商用服务业的贡献则由17.9%升为24.9%（1996年数字。其中金融行业与地产行业等二分业的产出贡献，分别为9.9%与10%，也都超过制造业）。在就业贡献上， 制造部门就业占香港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也由1987年的34.1%降为1996年的11.2%；金融、保险、地产、商用服务业则由6.1%增为11.7%。 可见制造部门较后一部门远为劳动密集，或者说，就业贡献较大。而金融及地产相关部门的成长，固埋下了今日泡沫经济的种子，根据笔者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下，挤压了制造与贸易业融资成长的空间。
二、香港经济竞争优势的动态发展
平心而论，战后至九十年代，香港本身的竞争优势（暂不论外在环境条件的有利性）基本上是优秀的人力资源（创业家精神、人力资本的累积）与一套让他们充分发挥市场才能的典章制度、基本建设。据此，六百万香港人在一块面积一千平方公里的大石头上创造了“东亚奇迹”中的一章。对此，中外学界大致已有定论。
但随着前述经济结构的变化，香港创业家企业经营疆域的扩大，九十年代之后，香港本身的竞争优势，大概已经需要在“人”与“物”之外再加一项“地”，即与珠三角城镇所共同形成的“都会经济体”（或曰“核心—边缘地区”）。正是因为这个大都会区域及其劳动人口，而不仅是香港特区本身，才能在九十年代的十年里，继续不断地吸引外资、外商，创造本地财富，并维持着中度的经济增长。
香港与邻近地区的经济整合，一直被单纯地当作经济学上跨国企业直接投资行为来看待。这个提法或思维方向并没有大错，但是不够完整。尤其是用以解释最近十年来的港粤经济发展，其思维架构确有待补强之处甚多。
1980年起的港粤投资潮，其第一个十年确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用传统投资理论去理解。廉价的土地、工资、开放的政策与投资空间，是吸引港资，继而外资的决定性因素。用产品生命周期论再加以补充：港台等地的成熟后期或衰退阶段的劳动密集制造品正待找寻新生产地以纾缓成本的压力。珠三角开放之后，二者自然一拍即合。但是九十年代起，除广东外，整个上海、北京、沿海地区，进而沿江、沿边城市渐次开放。那些地区成本优势、政策优惠甚至超过珠三角；局部地区人力资本量（例如高教、科研实力）、已有制造业基础等也比广东好。但广东迄今仍吸引了全国最多的外资，九十年代年平均外资成长率广东仍然名列三甲。
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涌往广东的外资，仍以港资为主。港资仍以中小企业为主。中小企业仍以自香港“出走”的低技术含量的业者为主。笔者的课题组在进行中的港珠都会经济研究中，最近一次的广东省三资企业年检资料库分析发现制造业者共有30,195家（占全部37,OO0家三资企业的82%），其中港资接近九成。自其细行业观察，均属低技术含量者。而平均规模均偏小，投资金额为1OO万美元以下的企业占55 %，雇用人数在1OO人以下的更有70%。比较港资或非港资企业， 二者几无差异（总投资额分别是415万美元与420万美元；雇员分别是160人与156人；经营期限分别为15.1年与15.5年）。虽然笔者课题组及博士生仍在对数据库进行深入探讨，但初步的所得，却大体可以印证广东省吸引的外资仍主要是港资，而其它外资企业，其规模、性质与投资业别、项目等也是与港资相似。换言之，若自广东的角度来看，近年来资金流入的数量是差强人意的，但是在引资方面务求技术升级的努力，成效却是有限的。这个矛盾问题在理论层面有待解答。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一外资（无论是厂数、项目与金额）的集中规律是与距离香港核心的远近，成反向关系。换言之，离香港愈近的地区引资越多。笔者在一项实证研究中，已用“引力模型”印证1988—1992年的外企投资行为，估算得到在固定“劳动供应”与“市场潜力”二项因素之后，城镇每近香港1公里，可多引资67万5千美元。
由于九十年代，珠海、深圳、广州等地区有其筛选（高科技、低污染等）项目的引资政策，加上地价、工资上升，在粤三资厂有二度迁移的趋势，而外资入粤也往往避开经济特区。笔者于1997年作了另一项针对在港制造业与服务业在内地投资的抽样调查。结果发现，无论何类产业，自特区二度迁移或设厂，大多数均以珠三角城镇为界。如要迁至更远，则索性迁至外省，基本上没有迁至广东东西两翼或北部山区城镇的例子。
前述三资企业三万七千家母体的分布，用地理资讯系统软件绘出的家数与投资金额分布图，更是形象化地印证了由香港往深圳、东莞、珠海，以至珠三角地区边界的密度迅减现象。
笔者对这些研究的初步解释是：随着1980年以来香港中小制造企业对深圳，其后对珠三角的十年投资与企业营运，在该一地区（连香港本身）已形成了一个三级产业完整的都会经济体，充分发挥了聚集经济效应。因而在九十年代持续不断地吸引需要此等“聚焦经济”的香港及外地，特别是中小型，制造企业与配套的服务业者（如运输、通讯、贸易等）进行投资，因而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聚集经济”此一概念的体现方式可以是十分多元化的。其核心概念除了“规模经济”之外，尚有“交易成本”、“共享投入”等。例如：中小制造企业由于本身资本规模有限，特别需要上、中、下游的产销网络内融资。此外在经营上尚需能够共享配套的法律、金融、资讯服务与利用较发达的会计、贸易、行销等行业。进一步除了共享生产面的投入外，还包括共享消费面的投入，即要求生活圈的品质优异。这些条件，惟有依赖一个地区形成了聚集经济后才能具备。而且当地区经济愈多样化，并形成多元化经济网络，当地聚集经济效应即愈大。最后，雪球效应与“大者恒大”定律体现到都会区的形成与结果。六十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者用聚集经济圆满地解释了今日的大纽约地区何以是目前这个样子。笔者相信同一理论也大致可以说明何以今日“香港珠三角”都会区自1990年以来，维护了香港的经济成长与成就了广东省的经济腾飞。
为分析都会区的聚集经济体现的方式，1998年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学者奎利综合各家学说提供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架构，笔者将之应用到“港珠”都会区（或核心—边缘区）的现实来（表一）并据以设立待检验的具体假说。
表一 港珠都会的聚集经济
因子 例
1.规模经济
·生产 较大规模的工厂(珠三角)、广东与内地市场
·消费 都市公共财产(停车场、运动场)(港、珠)
2.共用投入
·生产 法律、会计、行销、金融、运输、资讯等商业
服务(香港);完整的民生工业基地(珠三角)
·消费 文化生活设施(音乐厅、戏院、餐馆、公园、
医疗等)(香港)
3.交易成本
·生产 人力资源市场配对(港、珠);
资源市场(信用融通、生产资材)配对(香港);
中小企业制造分包网络(港、珠);
国际区域贸易网络(香港);
中国贸易网络(港、珠)
·消费 全球商品汇集的购物区(香港)
4.统计面的经济
·生产 三级产业完整，经济多元化导致的宏观经济(物
价、就业)安定与经营环境稳定(港、珠)
·消费 替代财易于取得(港、珠)
5.智识的外溢效果 商技、财务、行销、国际市场、管理(香港)中国
经济与贸易(珠三角)
在实证中初步发现的重点是：
（1）在这个表中， 香港与珠三角地区固然分别提供了不同形式的聚集经济，但是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例如若非整个香港、珠三角地区内三级产业完整，“共用投入”与“交易成本”的优势便无实现可能，也形成不了“聚集”。
（2）聚集经济幅员以珠三角地区的边界为限。 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地区内已经形成核心—卫星城镇体系，或有与香港形成双子、三子城的大都会趋势，更重要的是以香港为核心，不论往那一区内城镇，当日可以方便地来回。过此界，则聚集的利益被距离与交通时间成本所抵消。
（3 ）这一聚集经济形式对大企业固有吸引力（例如香港既有的国际都市功能，能吸引跨国企业在此核心区设立地区总部），但是整个珠三角配搭香港的优势却是经由中小企业藉市场力量自然形成，对中小企业的吸引力应该更大。
以“港珠都会聚集经济”的吸引力此一提法来解释港资之外占内地外来直接投资之首的台资，到目前仍以珠三角为主要投资地区的现象就更清楚了。传统的直接投资理论不易解释何以在吸引台资上，语言、人缘相近的厦门比不过广东；也不好解释除了远离香港之外，一切条件几乎都比广东好的上海、江苏为何不能独占鳌头。但“珠三角在两岸未三通前离台湾旅行时间短”与“港珠都会提供的聚集经济优势适合台湾的中小企业”这两项源于都会论、经济区位论的理由却能相当程度上说明台资的投资行为。扩而广之，用来解释其他外资，尤其是中小规模者，在九十年代仍十分属意珠三角，大概也是虽不中，不远矣。
如果笔者“都会整体论”的提法尚可接受，则对港粤当局经济发展策略的拟定应有一定参考涵义：
（一）香港特区政府的长期经济发展主轴应为提高整个大都会区（而不仅是香港一市）的竞争优势，或丰富前述都会聚集经济的实质内涵；
（二）广东省在本身科研力量、行政管理效率、与教育质量等人力资本累积充沛之前，应务实打好实业经营基础，提供中小企业发展的助力与空间，以充实适用于中小企业经营的“都会聚集经济”的竞争优势。过去若干年大跃进式发展金融业或单凭主观意志选筛工业项目的宏图可稍候时机成熟之时才逐步落实。
因本文目的为讨论目前香港的经济问题与未来发展策略，下节将就前述第一点深入讨论。
三、对香港经济问题的若干思考
香港经历东亚金融风暴迄今的经济滑坡，在第一节所述的外围因素应该仅是近因。香港本身结构转型在近年遭逢了瓶颈，无法突破，才是根本的病因所在。回顾由1989年以来，香港的实质生产总值增加率已由六十年代到1988年的8%（年平均）减到不及5%。在这段期间，香港制造业在产出中的比重由19.3%（1989年）减至7.2%（1996年）。 转口在1987年超逾本产出口。但随深圳与邻近地区港口的投入营运，由1995年起，转口的成长率又渐见下降，而转运（货物仅在香港转机、船；不入境加工包装外销）逐渐取而代之。进入1998年更见到香港货柜运输量在运费高过深圳港口一半到一倍（随抵达地而不同）的情况下，开始衰退。等深圳与邻近港口货运增加到一定的水平，航班增加，航线扩充，则经港转运的货量成长也将受到影响。换言之，即无此次金融风暴，在香港的高地价、高工资、高物价之下，很快即可见香港的本地进出口贸易、运输与相关服务业的扩张必将停滞甚至衰退。
1997年的调查发现52家样本贸易业者，从事的业务大约是（1 ）本地生产与转口增值出口，（2）转运，（3）离岸贸易（接甲地单，乙地生产，出口，中间不经香港），各占三分之一。这与10年前的情况以（1）类为主大不相同。从宏观经济与生产附加价值的观点来说，（1）类有助于提供留在本地的制造业与相关服务生产机会， 对本地贡献较（2）类为多。但后者多少也让航运、保险、金融、运输与贸易业者同沾业务。但离岸贸易一般就只对贸易商有利了，总体贡献较少。1989—1996年香港的制造业比重虽然迅速减少，但藉助于珠三角的制造基地，与其关联最大的“运输、仓库及通讯业”部门在总生产中的比重还略见提高，由1989年的8.9%增至10.2%。由旅游出口和制造品进出口、转口、 转运共同支撑的“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饮食与酒店业”部门也能勉保不失，在GDP中的比重由1989年的25.0%略增至25.4%。
第三大类服务行业部门，“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业”则是在九十年代港府发展金融中心的政策，与“亚洲奇迹”吸引直接投资与金融投资来到此一地区的背景上，引来外国短期资金流入中增长最大的一块。在GDP中的比重由1989年的19.5%增至1996年的24.9%。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部门的服务出口在香港各类服务出口总值中的比重不及一成。其业务主要还是针对内需市场的。在1997、1998金融风暴之前，也是香港泡沫经济的发源地。但泡沫破灭，连锁作用却波及所有其他经济部门。
（一）短期措施
以上香港近年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大概可用一句话概括：“香港已由制造业经济转变为服务业经济”。但进一步看所谓的服务业经济，却有性质不同的三大块，在制订策略上，应该分别对待：（1 ）与香港本地制造业和珠三角制造基地配套的运输、仓储、通讯、进出口贸易（加上少数金融、保险、商用服务）等行业，以国际市场为标的；（2 ）与旅游相关的运输、饮食、零售、酒店等行业，亦对出口（服务）贡献甚大；（3）基本上以香港本地顾客为对象的金融与地产行业。
掌握这个脉络，将可发现，过去几年来由于成本面条件（包括地价、工资与资源供应量）的不利，香港本地的经济跨境活动已由制造部门扩大到服务部门。由于珠三角制造基地的存在，维持了第一块服务部门的规模，香港的总体生产值仍能缓慢增加。但第二大块旅游服务出口方面则已见成本高涨之害。而成本的高涨是由于第三块金融、地产部门的泡沫活动所引起。
正如前述，在此情况下，纵使没有此次金融风暴，笔者相信，泡沫亦终将因实质经济面承受不起而破灭，并反过来透过金融市场影响实质经济部门。所以此次的风暴令房地产价格大跌一半，而银行放贷趋于审慎，其实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基于此一立场，笔者希望特区政府万万不可在实施挽救衰退的措施时，又将重点放在恢复金融与房地产部门的昔日好景上，否则将饮鸩止渴，遗患无穷。港人的“购房必升值，买股必赚钱”的暴利心理尚未完全转变，任何短期“平稳楼市”的作为都可能引发又一轮的投机潮。况且目前成本面的调整尚未完成，商业楼宇价格与租金的高昂仍是世界数一数二，而工资也仅有小幅下调。香港成本面条件不利的情况并未改善，是禁不起“无心之失”的。未来在房地政策上如何掌握令价格“平稳而不续涨”的分寸，将是港府决策官员最大的考验之一。
再说，仅是金融、房地部门的稳定发展也无助于香港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恢复。依笔者浅见，要前述第一、二两块与商品出口及服务出口密切相关的服务业脱离衰退，在短期作为上得考虑港币重订汇率（但联汇制度不变），以迅速争取在出口市场上成本条件的改善。笔者对香港1987—1996年服务出口的实证分析，已显示了汇率高低对旅游业的显著影响。此外，在长期作为上则需要提高商品制造业的生产力与逐步的技术升级。
港币联系汇率制度自实施以来，保持现汇率不变已有15年，在固定汇率史上，时间长度大概仅次于布列顿森林协定后的美元、黄金联系（1945—1971）。以香港弹丸之地，有此佳绩，也足以自豪。如贬值幅度足够，重订之后，得以坚持再一个15年也不足为奇。如此当不破坏联汇制不轻言改变的基本精神。但汇率下调加上境内成本下调，可令香港的整体出口价格竞争力迅速增强，为长期间提升竞争力，完善结构转型与港珠都会区内的经济分工争取时间。
（二）长期作为
在多方面提高香港经济的竞争力与加强或创造比较优势方面，香港特区政府方面并非毫无筹划。行政长官去年的第二份施政报告中，便提到香港经济发展的长期策略方向是要令香港成为华南乃至整个区域的创新中心（报告第23节）。具体而言，报告定位香港未来要成为：
（1）在发展及应用资讯科技方面的全球首要城市， 尤其是在电子商业和软件发展上处于领导地位；
（2）世界一流的设计和时装中心；
（3）亚洲的多媒体资讯及娱乐中心；
（4）将中药研制成健康食品及药物的国际中药中心；
（5）全球主要高增值产品和零件供应中心， 范围集中于目前香港已经享有优势的行业；
（6）亚洲的专业与科技人才及服务中心；
（7）促进中国内地和世界各国进行技术转移的最佳市场。
此外，香港还将加强在下列领域中的优势地位：
（8）亚洲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和国家的主要集资中心（报告第39 节）；
（9）亚洲区内最受旅客欢迎的城市（报告第44节）；为此， 并将为香港建立亚洲文化艺术中心和娱乐体育中心的形象（报告第45节）。
并且加强以下固本工作：
（10）研究扶助中小型企业（报告第49—51节）；
（11）研究改善香港制造业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营环境（报告第53节）；
（12）增加未来5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包括内部运输系统（铁、 公路网络）与新机场的改善工作（报告第56—60节）；
（13）成为多数国际企业亚太区总部所在地；
上述目标基本上是相当全面与务实的。首先，目标包括了由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范围，显示决策者体认到惟有多元结构的经济（而非向某一、二类产业倾斜），才能维持稳定的发展，与提供香港居民较多量与多样化的就业机会。其次，报告也显示了决策者认识到加强与创造比较优势，还得从己有的基础上出发。
例如第（1）、（2）、（6）、（7）项基本上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结合，与对邻近内地优势的更好利用。第（4）与（5）项是制造业的产品与技术提升等。而第（10）与（11）项更是表示决策者的眼光可能没有忽略到本地的现实与港珠经济活动日趋整合的事实。
但是施政报告的长期目标常常是政治妥协的产物，用以表示对各方面的利益都有照顾，其实未必代表政府准备即时落实的决心。当然，在通常情形下，施政长期策略的宣告应该是代表这些目标会在一定资源限制条件、政府上下取得共识与社会期望下选择性地执行。只是不论哪种情况，到了具体推动的阶段，都难免有往不恰当处倾斜的状况。依个人浅见，香港如要克服此次金融风暴带来的困局，突破经济成长面临的瓶颈，切合现实的产业政策与整体区域观当是实现前述宏图伟略的必要条件。而要透过市场机制去追求各项目标的完成，政策与本地中小企业者的条件、需求或创业家精神的配合也必不可少。以下请容笔者自整体观点、产业政策和中小企业政策的配合等三方面试作申论。
第一、整体观点
也许是过去多年的思考方式与习惯使然，或者由于政治面“一国两制”的意识深入，香港决策者在制订经济发展策略时，尚未能对香港珠三角经济都会形成的现实有适当的重视。前述施政报告第11点“研究改善香港制造业在珠江三角地区的经营环境”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但是“研究”的提法尚不够积极。许多香港或内地的企业家、学者对港珠经济互补在理论层面的重要性早有阐述。前引笔者实证研究也初步显示，香港与珠三角最近十年来的发展与二者经济结合为一个体系因而提供了更强的“聚集经济”应该是有着决定性的关连。
因而香港在面对未来经济成长的挑战时，任何策略涵盖的范围都至少要包括香港的离岸制造基地在内。也就是将香港与珠三角的都市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而在与各地政府的协调上，更应主动以赴，务期不喧宾夺主，但作实质贡献。广东省与地方政府应该也有长远识见与宏观视野，在利害与共的基础上，与香港官民共同努力解决任何港珠经济体可能面临的长、短期问题，进一步完善整个区域经济分工的结构。
此等协调与配合至少应包括两方面，一是在实质规划项目当从全面观点考虑，二是长期策略性发展计划不可忽略宏观性的分工。举凡基本建设诸如港口、机场、电站的发展或扩充，宜从整个大都会区的角度来考量，以免功能重覆；并在相互配合的前提下，规划相连配套的陆上、河海运输网。这些协调工作，可仿亚太经合组织或论坛形式，由香港、特区、有关省市不同层级的负责人以经常性的意见交换工作会谈来落实。
在长期性的发展策略上，香港与邻近特区、市、县更应从“港珠都会区”的观点来思考。终究这个区域之兴旺发达，乃是过去二十年来经济功能互补，产业结构分工所致。未来的成功也系于此。香港不一定要在本地再撑起贡献GDP五分之一的制造业。珠三角市、 县并非不可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航运、贸易、金融业），但不必以造成第二个香港核心区为目标。作为大都会区中的“副都市中心”，有一定的功能互补与作业分工更切实际。
第二、产业政策
在回归之前，香港并无积极型（以日、韩、台、新为标准）的产业政策。因而港台制造业部门虽同为中小企业主导，发展阶段相近，但二十多年来，两地工业基础，主要产品技术含量、应用科技水平已出现了悬殊的差距。笔者1994年的一个研究曾针对整体工业与电子业分别作了实证分析，迄今仍记得结论完成时心中的感慨之情。
台湾的产业政策投入资源极大，迄今在电子、资讯产品方面固颇见效益，可是生物、材料科技成果商品化方面则不甚理想。当地经济学者也对各项政策与措施（包括科技园）的益本比有许多分析，一般来说结论相当分歧。最予好评的也只能讲政策效果“瑕不掩瑜”。不过台湾产业政策的外溢效应则十分可观。二十余年来科技在本土生根，人才资源累积丰富，工业家几乎都接受过理工、管理方面的研究院教育。科技园区的高科技厂商不是自美国硅谷回国，就是工研院的技术专才，弃研从商。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量庞大，有利于下一世纪台湾往智识型社会发展前景的实现。
香港的积极型产业政策起步较迟。回归后两大措施之一，创新科技委员会挂牌伊始，50亿元的基金，才在本年以专项拨款形式批出。应用科技研究院则仍在规划阶段，特区政府暂未拨列预算，未来院的功能、组织与运作等也都尚未有定案。
创新科技委员会宣布的七项企业创科投资案，最接近落实的，大概是一家台湾的创业基金公司（汉鼎）。但根据笔者与台湾中山大学学者于1996年对台湾创投基金的发展与项目评估作业的研究，估计将来该公司的合作或投资对象应该不仅限于本地，而且会包括香港的离岸制造基地，珠三角城镇中的有潜力企业。他们投资的动机，也必然是着眼于整个都会地区的成长潜力。换言之，近期内，对香港本地的助益恐较有限。
根据许多实证研究的发现，产业或工业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成功，在宏观层面，要靠政策务实地与当地的经济与技术条件相结合。在微观层面，分配资源，筛选具体的产业、产品或技术鼓励发展时，要与市场需求与发展前景相结合。决策时要避免受到科学家或工程专家主观上“人定胜天”雄心壮志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下，“科技商业化”的落实由基础科研到应用科技、到商业性生产有其必经的步骤。环顾各国，只有美国得天独厚，能够环环相扣，具有大而全的体系。英、日、德、法等国也只能在部分领域中有其小而全的局面（见图一）。
图一 美国与后进诸国科技商品化流程
东亚各国经产业政策开发或转移科研成果进行工业升级的经验显示了由研究与开发、技术与生产定型（工程化），到产品生产、进入市场（商业化）、扩展市场的流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要全部纳入任何工业升级、技术开发或转移的规划中。为期下游资讯回馈、市场需求及时反应到上游研发或促使工程化阶段的修正，研发单位与企业间的关系愈密切愈好。否则研发成果转化率低，周期拉长，最后是政策经济效益的低下，甚至措施以失败告终。
香港邻近地区为填补前述“科技商业化”过程中的空档，也为了在全球经济竞赛中，令一些或有发展潜力的产品得以在当地生产，乃助企业部门引进美、欧、日等地发展出的应用科技，以加速工业升级。又为让企业界能作商业化生产，有关政府部门乃有类似工业技术研究院——科学园区次体系的推出，以联系引进科技与商业化之间的空隙，弥补企业研究部门人才、设备不配套、不能有效消化创新现存科技的缺陷。此次体系最重企业界与工研院之间的互动。工研院固然主导许多产品与发展工作，企业界国际市场触觉也协助工研院有效界定引进、消化与创新商用科技。
以科技引进与创新来令制造业脱胎换骨是一条漫长而充满风险之路。而香港本地从事制造业生产，机会成本本已高昂。其例证可见于纺织成衣老厂纷纷转为地产企业。社会上高级科技人才数量又有限。且在各大学理工科系皆以成为美国研究级大学为发展目标的情况下，其研究成果与本地以及珠三角地区企业的科技需求严重脱节。因之，港府确有必要筹划设立应用科技研究院，否则不只是本地有没有创新科技的问题，而是香港在珠三角的近三万制造企业能不能提升产品技术水平，增加附加价值，解决其成本逐年上升，侵蚀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问题。如果珠三角商品出口衰退，香港本地的相关服务行业也不能幸免。
但落实设院计划时，恐需特别注意到与本地区制造业的条件和需求密切结合。其检验标准不妨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能否随时转化为工业家，从事企业经营；而后者，在技术水平层面，可否轻易转为前者。如观察到台湾资讯业的成功，不可不注意到他们的科技园与工研院之间，已经可以达到此一境地。香港的应用科技研究院不但要慎防成为另类大学工学院，而且鉴于资源条件与香港制造基地已在珠三角的现实，要注重地区之间的分工，这将是有益的。
以作者浅见，创新科技研究院可以分设两个院区，在珠三角区（如广州、深圳），可以考虑设置土地利用较粗放、人力利用较集约的作业院区进行研究发展、工程化与商业化生产。如有必要尚可与广东省配合设立大型科学园，集中协助需要较多的高新科技企业批量生产。研究院研究人力可以内地为主要来源，港、台人才当然也是重点对象。在香港本地的分院，固然可以藉助大学的科研人力（如大学当局改变其态度）与新聘应用科技人才发展“孵育工厂”（创新育成中心），即以试产为主的小型园区，但是重点宜集中在“商业化”后段的市场扩展与资讯回馈，以发挥本地第三产业与国际都市的优势。
为配合此一作为，香港在高等教育上应注重培养大量工商“介面”人才：科研活动与财务金融及市场行销，或工业生产与财金、行销的介面人才。一个前瞻性的建议便是本地大专院校可尝试抽出工学院与商学院的一部份，混合编组，设计课程（例如财务科学、财务工程、行销工程等），进行本科生、研究生与在职进修生“商工双修”的培育。换言之，香港产业政策或创新科技的精髓应该是“工商融合，港珠并重”的针对本区域制造业的复兴或再造工程。
第三、中小企业政策的配合
正如本文一再强调，以上构想的落实，大多要靠香港的中小企业体系通过市场竞争的检验。香港的产业政策，创新科技如能脚踏实地，当可提供他们在产品研发上一个比较理想的经营环境。但是整体而言，协助中小企业配套的措施除研究发展的辅导以外，尚需包括：
（1）财务融通：融资、信用保险；
（2）经营与管理的辅导；
（3）生产技术辅导：制程、技术创新；
（4）资讯管理辅导；
（5）工业安全辅导；
（6）环境管理与污染防治辅导；
（7）市场行销辅导；
（8）协助经营网络，合作交流的形成；
（9）品质提升的辅导等。
以上各项需求，香港除了既有的工业署、贸易署、生产力促进局、贸易发展局、职业训练局、出口信用保险局等官方或半官方机构提供若干直接服务外，目前也有中小型企业信贷计划提供基金协助融资。但比较起邻近地区来，香港对中小企业经营改采积极态度是近期的事。各种服务范围、强度均有限，而政出多门，多少有重复与稍欠协调之处。希望特区政府能多观摩邻近地区如台湾与日本多年的经验，取长补短。
中小企业所需人力资本，在都会经济的局面下，不仅需由香港本地累积，也应在珠三角地区累积。过去20年来，广东地区经济发展所需的管理与专业人才许多都由外省引进。可见粤省的高等教育发展有待完善与提高，中、小学义务教育有待进一步强化与普及，职业培训工作更有发展的空间。如果今日不在此等累积人力资本的项目上努力，在全国发展的势头下，“粤人之得，他省之失”的情况终究难以长久。
香港特区政府目前积极规划教育体系的兴革，以利人才培育与整体竞争力的提高，此固为可喜的发展。但前已强调整体竞争力应是港珠都会区整体的竞争力。在这方面，以香港目前的能力与条件，完全可以集中资源，协助珠三角地区的人力资本累积而有利於都会区的整体发展。以香港的大专教育机构为例，如果一贯目标只放在等候北京与上海的重点大学或研究院进行纯学术或理论研究方面的合作，即暂不论发展的空间有多大，备多力分，也是智者所不为。反不如将重点范围放在应用性质的科系（如工、商、外文）和广东省教育、科研机构、企业部门的合作上。而工作的重心之一可以是百年树人的培训工作。如果粤省的管理与专业人才供应进一步增加，香港制造业与相关服务业在珠三角经营的生产力、经营规模与国际市场竞争力当可进一步提高。产业分工成本降低，规模继续扩大，核心与其他副都市中心的经济当可同步成长，也不会迟滞内地其他省份的发展。
根据作者浅见，香港在这方面的配合，可以包括（但不限于）由香港与粤省的公、私部门合设基金会或类似“教育促进局”的单位，在港珠地区设立：
·在职培训中心：培训师资与公共行政人才，尤其是外语、管理等专业；
·专业学院：提供金融、行销、企管、外文的正规教育。
当然，香港的教育机构在教育基金会或促进局的资助下亦可协助粤省大学或共同合办学士后管理学位课程，提供机关、企业管理人才的深造机会。香港公开大学也可协助广东非传统形式（例如遥距）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品质提升。以珠三角地区，尤其是经济特区在职人士进修风气之盛，与原支付学费之高，前述教育基金会或促进局在一定期间之后变成财务自足的非盈利机构，不再由纳税人津贴是完全可能的。
在协助完善制度、行政体系与提高行政效率方面，香港除了透过前述创造人力资本的工作外，可以透过更密切的双边互访、观摩与学习，令珠三角企业经营环境逐步与核心区双向接轨。香港的专业公会（例如会计师、建筑师甚至医护、医技人员）可以藉助专业考试、授予专业资格推动都会区许多职业资格、操作／管理标准的一致化，藉此减低港粤二区经济活动上的“交易成本”。香港的企业部门也可藉此改善珠三角地区的管理与引资条件，令整个大都会地区在面对世界引资时，竞争地位更为加强。
此外，在此一协助区域发展与经济作业的标准化过程中，港粤两地都可以从而培养并输出本身的强项人才（香港诸如专业购料、航运贸易融资、信用系统稽核、国际金融、商法、会计、管理顾问，与国际行销等；广东譬如科技研究人才，国内贸易人才等）到其他省份，以扩大本身人力的就业市场，其实是一个双赢互利的局面。
总之，在进入下一个世纪的前夕，香港官民应该切实体会“香港经济”的范围与其全球竞争优势所在，早已包括珠三角区域。与其迷失在往日的光环中，不如调整心态，面对整体，未雨绸缪。而广东方面，也该凛于港珠两地共存共荣之局已成，致力强化地区聚集经济内涵，适当重视经济功能分工，继续努力改善其人力资源条件与投资环境。在此共识下，两地当能更好地沟通彼此在观念与认知上的差距，增加政策协调，群策群力，共谋港珠地区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前景：成为华南与亚太区的国际都会体系，与美国的大纽约都会体系东西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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