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图书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图书馆论文,前半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是世界近代图书馆兴起和完善，并在此基础上规划和建设现代图书馆，从而进入现代图书馆的时代。就中国图书馆而言，它的发展具有20世纪世界图书馆发展的鲜明时代特色。如果说此前中国图书馆（或古代藏书楼）是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形态，处于完全封闭、独立的特殊形式，那么，20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则是文化设施中的一部分，是世界图书馆大家庭中的一员。
基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写作上的要求，我们把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划为两段，第一段大致从清末的1896年到1949年，称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图书馆；第二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本世纪末，称为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图书馆。三十年代出现在解放区的图书馆，是新中国图书馆的起点，故放在第二阶段叙述，这里不涉及。
一 社会对知识、信息的迫切需求，使图书馆观念得到认同
19世纪末，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清王朝的腐败，在维新派的改良运动中，有过多样的社会改良主张和行动，其中文化教育方面有创办学校、翻译书籍、创办报馆、建立图书馆等内容。不仅培养了人才，也带来了人们对知识、信息的要求，刺激了西方图书的翻译，促进了新书的传播。旧有藏书机构已不能满足要求，社会文化传播有赖于新的机构。
1896年，清廷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推广学校、奖励人才之《请推广学校折》：一、设藏书楼；二、创仪器院；三、开书局；四、立报馆；五、派游历。其中与图书馆建设有关的是：“自京师及十八行省会，咸设大书楼。”藏书则由官书局等调入和徐行购补，译局随时咨送。设立书楼，许人入楼观书，主要目的是使“向之无书可读者，皆得以自勉于学”，[1]也就有从育才的角度必须要有图书馆之设。 李端棻奏折为20世纪初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建立作了舆论准备。
纵观19世纪后期，世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普遍建立了由国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及学校图书馆组成的图书馆体系。大致关于西方图书馆的信息通过四个方面传入中国：（1）19世纪后期，郭嵩焘、 曾纪泽等出洋考察洋务的官员，曾对英、法、意等国大书楼（图书馆）作过多种描述；（2）一些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 多次对比中西文化的差异，对藏书一事，也作过零星论述，如郑观应“知藏书之为益多，而广置藏书以资诵读者之为功大”的观点应引起注意；（3 ）中日甲午战后，以康、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办学会、办报馆的活动中，康有为“大开便殿、广陈图书”，筹备“书藏”之建言，是有力的号召，有效地促进了戊戌变法中各地学会书楼的建立；（4）通过报纸之绍介， 东西方图书馆之名称、作用和对社会之影响，逐步为世人所接受。“图书馆”三字在各种媒体中出现，如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余记》称1887年游历日本“图书馆”，1896年《时务报》载文有“图书馆”之称。时人所办之藏书馆（室），有称“藏书”者，也有称“图书馆”者。1898年梁启超之《清议报》，则有《论图书馆与开进文化一大机关》之长文，论述图书馆之利。
二 省级公共图书馆建立的热潮
1905年，清廷宣布进行学制改革，科举制度宣告结束，各地府县学堂纷纷建立。一定程度上，国民教育形成热潮，为相关的文化事业开拓了新路。
1 关于图书馆建立之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言论
王韬、郑观应肇其端，何熙年、张謇、徐树兰、刘光汉、罗振玉等接其后，对于设立图书馆，论述了其必要性、迫切性，提出多种建议和措施。首先，他们认为如果不办公共阅览书报之处所，那么，“虽英才髦士，欲以博通古今，精研中外，心长力绌，其道无由。”[2] “从来国家之兴，务必明教育而开知识，乃能自卫其群，而爱国之心益固。”“而书楼之法，辅学堂以行。”[3] 刘光汉在《论中国宜建藏书楼》一文中认为建立图书馆以后，“典籍得其人，阅书定以时，以供专门之寻绎，以扩学者之见闻”，那么这是“国学昌明之渐”，故“聚书之法，不可不筹，而藏书之楼，必宜先设。”[4]
2 关于藏书楼建立的目的和方法
戊戌变法时，各地兴办学会藏书楼，在他们的章程中曾提出过建立藏书楼的目的是“以广见闻而开风气，上以广先圣孔子之教，下以成国家有用之才。”[5]到了1901年，何熙年建议皖（安徽）省开办书楼， 即为“备讲求实学、转移风气之用。”[2] 作为古越藏书楼主人的徐树兰，则提出开办书楼“宗旨有二：一曰存古；一曰开新。”[6] 罗振玉在《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中，对于建立京师图书馆则提出“择地”，应建于往来便而远市嚣，不易罹火灾之处。又建立之初，由官府“赐书而立其基”，并且提倡开民间献书之路，徵集各地志书，采访外国图书。总之，图书馆的建立，保固有之国粹，而进以世界之知识，是一举二得之事。[7]
3 国立图书馆的建设
20世纪初年，学部在“分年筹备事宜”（1909）中就有京师开办图书馆一项，其筹建京师图书馆折中明确要求“规模必求宏远，搜罗必极精详，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治”。当年，议购常熟瞿氏藏书，派缪荃孙充监督。1912年后，直接由政府教育部管理，京师图书馆开始接受文津阁图书，催收各省官书，任江瀚为馆长，制定章程，并设分馆。1912年正式开馆。1929年称国立北平图书馆。除北平图书馆外，1933年曾在南京筹建国立中央图书馆。但是，就20世纪前半叶而言，从规模、藏书、工作质量和社会影响看，国立北平图书馆都是居全国首位的，特别对推进我国图书馆近代化进程，国立北平图书馆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4 清末省级公共图书馆建立的热潮
正是由于社会舆论之倡导，个人之响应，地方官吏之着手实施，至辛亥革命前夜，京师及各大行省，纷纷进行省级公共图书馆之建设。
筹建于1911年前，并已开放的图书馆有：
浙江，1903年张亨嘉作浙江藏书楼碑记，实为筹建，第二年聘监理、订章程、编目录，正式为学者观览。1909年增韫奏准浙江藏书楼改名为浙江图书馆。
湖南，1904年私人集资合办“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1905年，端方等筹措经费，充实馆藏，改建馆舍，称湖南图书馆。
湖北，1904年，鄂省图书馆开办。1908年有藏书4万册。
江苏，1907年，端方购丁氏藏书，建江南图书馆，委缪荃孙主其事。
其他省份大致集中于1909～1911年都陆续建立省图书馆。这是因为清廷学部建立后，设有专门司负责图书馆、博物馆等建设，并规定预备立宪第二年（1909），颁布图书馆章程，京师开办图书馆。预备立宪第三年（1910），“行各省一律开办图书馆”。所以各省陆续在1909年奏建省级图书馆，如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云南、贵州、广西、陕西以及东北的黑龙江、吉林等省。
三 通俗图书馆的推广
辛亥革命以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有社会教育司管理图书馆、博物馆等事，类似清学部专门司的工作。“本部固于民国二年（1913））创京师通俗图书馆一所，为各省倡。”（《教育公报》第三卷第十期）当时任教育部佥事的周树人直接分管图书馆之事务。考察《鲁迅日记》1913年至1914年部分，记有多次到京师图书馆所属通俗图书馆之事。1914年三月，庄俞参观京师通俗图书馆，称“普通书籍分十类：（甲）教科书，（乙）文学及英文，（丙）经传，（丁）实业，（戊）理科，（己）法制，（庚）小说，（辛）图画，（壬）杂书，（癸）杂志。儿童用书分四部分：（子）教科书，（丑）童话，（寅）图画，（卯）小说、杂志。”作者称京师通俗图书馆隶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询之馆员，每日到馆阅览图书领用器械者，可平均三十人左右，而儿童居多数。”[8]
为什么教育部要提倡建立并通过示范举办通俗图书馆呢？主要是通俗图书馆是当时倡导的通俗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诱启社会之常识、儿童之智能。”这种易办、省钱、效果显著的文化设施非常受社会人士之欢迎。当然重要的契机是由教育部拟定之《通俗图书馆规程》的颁布与推广，促成通俗图书馆在本世纪10到20年代成为我国图书馆发展的强大一翼。当时作为普及大众教育的机构，有通俗图书馆，还有属社会文化事业的巡行文库和公众阅报所。某种意义上，我国通俗图书馆的发展，促进了20年代“新图书馆运动”的形成，我国国民的新图书馆意识和对旧藏书楼观念的突破，都应肇源于通俗图书馆的普及。
以下据1916年《教育公报》第三年第十期提供的通俗图书馆、巡行文库和公众阅报材料，列表如下：
通俗图书馆统计* 巡行文库统计
省
馆数 藏书部数 日平均阅省 文库数 藏书 日平均阅
览人数览人数
奉天35 7500 900 奉天
17 每所354种 7400
山东2310000 1500 江苏4 每所338种
400
河南22 9000 1050 四川1 每所400余种 120
福建21 200
60 甘肃4 每所300余种 200
浙江21 5350 600 云南4 每所420余种 140
湖北4418000 1800
湖南14 3500 380
公众阅报所统计* *
省 馆数 报纸 日平均阅览人数
直隶12414 40
山东11314 60
河南13912 30
江苏18718 50
江西10610 20
浙江17014 30
湖北10316 50
四川15612 30
广东14917 50
*此表只列馆数十所以上者 **此表只列所数超过100以上者
以上列举之各省通俗图书馆、巡行文库、公众阅报所都是属于公共文化系统。这样的发展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首先，通俗图书馆和巡行文库、公众阅报所等是为大众服务的重要设施。《通俗图书馆规程》（1915年10月）规定设立通俗图书馆是为了“储集各种通俗图书，供公众之阅览”，并规定省治、县治，即省会和县城均应设立。又规定“私人或公共团体，公私学校及工场，得设立通俗图书馆，”明确规定“通俗图书馆不征收阅览费”。其次，通俗图书馆社会效益非常显著。一方面，由于不收押金、阅览费用，比较适合当时民众的经济能力；另一方面，多放置为民众适合阅览之书报，故备受欢迎。北京的京师通俗图书馆1916年度全年阅览总数266914券，除休息日不计外，每日平均895 券。浙江公立图书馆1916年度总计“本馆、分馆阅书本数共一万三千五百八十七本”（《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第二期）。1917年8月12日， 林传甲在《呈教育部请整顿图书馆以广社会教育文》中称：“前年，传甲在黑龙江兼任通俗教育社社长，创办通俗图书馆，比之省立图书馆，用款不及什之一，阅书人数则多至数十倍。足见通俗图书馆与小学辅车相依，凡县城市镇均不可少。”[9]
1928年，国民政府通令各省、县设立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馆虽设有图书阅报室，但实际上取消了通俗图书馆之独立建制，直接影响了事业发展。1936年，李小缘先生在总结十年图书馆事业时，提出“民众教育事宜，应交由民众图书馆办理。”提出图书馆事业发展主要教训在于通俗图书馆之撤消这一失当之举。
四 学校图书馆之完善
我国学校图书馆实可导源于古代之书院藏书。当然从严格意义来看，书院是教学和研究的综合体，藏书和刻书是其中的部分工作。近代学校图书馆的出现是清末新式学堂设立以后的事。清末的一些封疆大臣由于洋务运动的扩大，举办若干新式学堂，如张之洞在湖北设武昌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武备学堂，盛宣怀在北洋设西学学堂（天津大学前身）。这些学堂藏书楼（室），由于仿照西方大学之设置和管理，如采访西书、期刊，采用西方分类方法和编目方法，甚至聘用西人管理图书，具有近代图书馆性质。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其章程规定：“今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外要籍，以供士林浏览而广天下风气。”又称“藏书楼设提调一人，供事十员。”[10]1898年，上海南洋公学的章程亦称：“公学设一图书院，调取各省官刻图籍，其私家所刻及东西各国图籍，皆分别择要购置庋藏，学堂诸生阅看各书照另定章程办理。”[11]由此可见，我国近代学校图书馆是从19世纪末开始兴办的。
辛亥革命以后，我国学校教育有所发展。南北各大城市均有大学建立，大学图书馆相继建立，如金陵大学、清华大学、南洋大学、北京高师、南京高师等校图书馆。截至1918年3月，沈祖荣调查全国图书馆， 据所调查材料，当时学校图书馆有一定规模者，有北京高师图书馆、南京高师图书馆、武昌高师图书馆，部分私立学校如齐鲁大学、金陵大学、暨南大学等校图书馆则在藏书规模和工作方法上有较大突破。
20世纪3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相对稳步发展，所以，大学图书馆发展迅速，图书馆工作亦逐步走上正轨，在全国图书馆事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下面几项指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高等学校图书馆的情况。
（1）藏书数量。据1936年申报馆调查材料， 国立大学图书馆藏书超过10万册以上的有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北京高师、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私立大学图书馆中藏书超过10万册的还有南开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和中法大学等校。而与此同时，馆藏超过10万册的还有国立北平图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馆、江西省立图书馆、湖北省立图书馆、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湖南省立图书馆、山东省立图书馆。据中华图书馆协会经费委员会“对于图书馆经费案之意见”称，1930年据国立中央、北大、清华、中山及私立金陵、燕京六大学之统计，每学生平均可用西书10余册至80余册，中书330余册至400余册。美国1925年统计，各大学每学生平均可用50余册至380余册。
（2）馆舍和机构。大学图书馆以馆舍新、建筑面积大、 设计合理为同行所欣赏，如清华大学建立之图书馆，设计全由外人，内部装修配置也是全由美国进口，故具有全新之外观和完善之服务设施。当时一些著名大学图书馆均有参考部等的设立。
（3）工作改进。 大学图书馆主要采用新的图书分类法和编目条例，且设立多种目录供读者利用，如着手编制专题书目和索引，著名的有燕大引得编纂处所编索引、金陵大学的论文索引、暨南大学的中文杂志索引。
（4）馆长人选。大学图书馆多聘用我国图书馆学专门人才， 如我国第一代图书馆学者何日章、桂质柏、杜定友、沈祖荣、刘国钧、谭卓垣、金云铭等，是留学国外学图书馆学的；皮高品、严文郁、田洪都、查修则是文华图书科早年毕业生。
五 图书馆章程法规的颁布
我国图书馆立法，最早为1910年清学部颁布的《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1915年民国政府颁布的《图书馆规程》、《通俗图书馆规程》，1927年后国民政府又颁布《图书馆规程》。至于专门条例则有《私立图书馆立案办法》和工作条例、实施办法等，初步建立了近代图书馆的各种条例和规程。
图书馆法规、条例的颁布和实施，不仅是规定图书馆所应负担的责任和办理的原则，更是对图书馆工作的指导和要求。因此，图书馆法规、条例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对于促进图书馆工作和完善图书馆服务内容，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1）法规的颁布加快了我国图书馆近代化的进程。1910 年《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规定了图书馆建立的宗旨是“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以广征博采，供人浏览为宗旨。”这里并未指明图书馆之性质是公共文化机构。1915、1927年颁布的《图书馆规程》，指出图书馆是“储集各种图书，供公众之阅览”，图书馆设立之目的就比较明确了。1939、1947年分别颁布的图书馆法规则增加了“举办各种社会教育事业，以提高文化水准。”大致明确了图书馆设立之宗旨。与1933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制定的“公共图书馆标准”中“公共图书馆是使成人和儿童皆得自身教育与藉读书求娱乐之道”的说法大致接近。
（2）法规的颁布，加快了我国图书馆管理水平的提高。 如果说本世纪最初十年，图书馆规程只是规定了设置图书馆之基本要求，那么到30年代，图书馆规程就提供了图书馆管理、工作和处理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如各种图书馆的名称、馆藏和阅览的要求、馆长人选的资格、管理方法之标准（部门设置、工作职责、人员配置、机构设置）等。
（3）法规的颁布，促进了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提高。 《图书馆工作大纲》（1939）的颁布，特别对图书馆服务工作提出了要求，如各部门工作分工中突出了部门工作的责任，同时规定了考核办法等。而《图书馆辅导各地社会教育机关图书教育办法大纲》（1939）提出“图书馆应辅导各地社会教育机关为主要任务之一”，对于除省、县图书馆以外的学校、私人、团体图书馆的业务促进，有具体的要求和检查的方法。
但是，条文的制定颁布与图书馆事业的实际发展是有很大差距的。李小缘先生在1936年就曾愤慨地指出国民政府对图书馆事业轻视，毫无政策，消极敷衍，如减员减薪和裁汰购书费，取消通俗图书馆，以及人员选择不当，过多干涉图书馆事务，管理问题和技术方法问题等，[12]可帮助我们了解当时图书馆发展之大略。
六 图书馆系统之形成
对我国近代图书馆发展而言，20世纪20年代是关键的年代，这是因为，辛亥革命以后陆续兴建的省立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实际上基本上只是建立馆舍、征集图书、整理库藏，只有部分馆有意识地开展了读者服务的工作，就其工作内容和服务方式看是相当落后的。沈祖荣1918年调查全国图书馆后，颇有感慨地指出：“每省图书馆，不过一二处，或一省并无一所图书馆。”各馆“阅书人少”，“阅书取资，最足阻碍来学之心。”“各省图书目录，多沿用四库四部之成规，……无一完善目录，可供应用。”[13]
我国近代图书馆体系的形成，主要是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的发展，大致经过了20年时间，即1915年至1935年，这个图书馆近代化的进程肇端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得益于新图书馆运动的广泛宣传，完成于3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从1925年到1936年，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最为迅速的10年。
1925年， 中华图书馆协会对全国图书馆进行调查， 全国图书馆计502所。到了192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进行全国图书馆调查时， 全国图书馆数目已达1428所，1931年全国达1527所，分类统计如下[14]：
1929年全国图书馆统计1931年全国图书馆统计
国立图书馆1 国立图书馆 1
省立图书馆
47 省立图书馆49
普通图书馆(市县立及私立)878 普通图书馆(市县立及私立) 921
学校图书馆 387 学校图书馆
413
会社图书馆
38 会社图书馆45
机关图书馆
36 机关图书馆44
专门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占多数) 41 专门图书馆54
我们不仅看到图书馆数量之增加，而且一些专门类型的图书馆，如私立东方图书馆、海关图书馆、外交部门图书馆和科学研究图书馆都是前所未有的。较好条件的图书馆，特别是一些大学图书馆，其日常工作内容和方式也逐步进入正规化的轨道。
七 屈辱的历史、民族的灾难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与奴役，图书馆事业也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过程。
就近代图书馆历史而言，如果清算帝国主义者对我国图书之破坏，诸如焚毁、抢掠圆明园文源阁，八国联军之抢掠北京，《永乐大典》之损失，善本秘籍之流散等等，举不胜举。其中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中的破坏，尤为严重。概括而言，至少有如下数端：（1 ）强占东北诸省之图书作为伪满洲国之藏书。满铁株式会社之藏书，实由关外和关内流出之重要典籍组成。（2）疯狂乱炸图书馆，如1932 年轰炸东方图书馆。1937年后，全毁于日军炮火者有南开大学图书馆、暨南大学图书馆、湖南大学图书馆等，部分省区如浙江、上海、南京、广西、广东，以至内地甘肃等省立图书馆或全毁于战火，或遭炸毁。（3 ）迁移过程中之损失，包括部分珍贵图书，如国学图书馆之公署档案、北平图书馆之珍本图书。至于一些图书馆图书之损失更是无法统计，如北大图书馆20余万册图书沦入日寇之手，中大图书馆10万余册图书未能迁出，完全散失。国民政府之机关图书馆被劫运走不下60万册，大部分私人藏书家遭受损失。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战争，对于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严文郁先生称“25年（1936）时有图书馆5169所，36（1947）年时仅有2700余所。可以想见图书馆在抗战中遭受破坏之钜。”[15]
文化积累是代代相承，不能间断的。近代外国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不仅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阻碍，也是对世界文明的破坏。
八 综论
以上就20世纪前半叶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了专题性的讨论。总的来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近代图书馆的体系可以说初步建立起来了。当然，从清廷到国民政府的统治，图书馆事业一直是未受到应有的充分重视。从地区发展分析，也是极不平衡的。据中华图书馆协会的调查，一省有图书馆100所以上者是：江苏274，河南187，河北161，浙江148；一省有图书馆50所以上者：山东、陕西、广东、安徽、四川、福建。大部分省份则只有50所以下。至于图书馆工作水平，大量调查表明，图书馆建立以后，行政干预过多，馆长任用不当，经费缺乏，以至书籍陈旧、读者不多的情况严重存在。
我们认为，把20世纪前半叶中国图书馆发展定性为近代图书馆体系和规模已初步建立，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得到体现。
（1）图书馆观念得到认同。在批判过去藏书楼的局限性后， 近代图书馆是为了使藏书为读者使用，设立目的是供公众阅览、提高文化的说法得到认同，并在实践中体现出来。同时认识到图书馆在社会文化、学术、教育中的地位，特别是对于提高国民素质作用巨大。此外，鉴于中国文献与国外文献之差异，提出建立中国式图书馆学的要求，是难能可贵的。
（2）图书馆类型多样。除国立、省市和县立图书馆外， 大量公立、私立大学图书馆，各种团体、机构、商业、儿童图书馆也得以建立。容许私人图书馆存在，组织图书教育制度，即大中型图书馆辅导支持小型图书馆发展的措施，促进了图书馆体系的建立。
（3）馆内工作不断改进。首先从“仿杜”、 “改杜”中促进图书分类工作的提高，制定中国式的编目规则，建立馆藏目录体系，采用开架阅览，是一个新的开端。而专题书目、索引的编制，图书馆间的联合目录，参考部门的建立和开展工作更使图书馆工作走向新的阶段。
（4）馆际合作与图书馆团体的建立。 中华图书馆协会和由它所推进的图书馆改进与研究计划，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进步。国外图书馆学专家访问中国，也加速了新的技术方法的学习与应用。
（5）图书馆法制的实施与图书馆学研究的加强， 有利于图书馆管理水平的提高，加快了图书馆技术与方法的推广。
收稿日期：1999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