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论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2—8862（2000）02—0041—04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70年代初以来形成的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支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威廉·莱易斯和加拿大的本·阿格尔。随着全球问题，尤其是生态问题的日趋严重和突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兴趣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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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资本主义发展到60年代初，并没有出现某些社会学家在50年代所预料的理想状况，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经济发展问题异常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同时，东西方紧张对峙、军备竞赛、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所有这些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重新产生失望和怀疑，对所谓“工业化文明及其生活方式”普遍感到厌倦。后来，西方青年抵抗运动，“新文化启蒙运动”和越南战争又加剧了这一势头。而当时的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仅没有给人以欣慰和向往，而且又使人们陷入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前途的深刻反省和重新认识之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尤其与生态危机及由此而引发的“绿色革命”有关。科学技术在当代的飞速发展为人类开辟了新的活动范围，大大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为人类创造了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只满足于人对自然的无情的征服，而忽视了人类滥用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产生了由高生产、高消费所引起的资源浪费、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从而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生态危机的出现不仅引起人们对科学技术及其利用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唤醒了人们的“生态意识”，并以实际行动组织起来维护地球生态平衡。于是，许多“绿色组织”相继产生，“绿色革命”也蓬勃发展起来。他们主张实行生态经济，要求加强基层民主，反对核扩散和维护世界和平等。他们提出的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见解和政策，在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现实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的理论表达。他们既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又不满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曾经给他们带来希望，但随着“瑞典模式”遇到严峻的挑战，使他们认识到必须寻找新的社会发展理论。他们从生态危机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态革命”中找到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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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派别较多，许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具体观点有很大差异，甚至相互对立。然而，就其基本观点来说，还是比较一致的，主要有：
（一）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其主要理论依据是：资本主义在科技的推动下，导致两大严重问题，即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前者就是以追求利润为动机的生产导致技术规范越来越庞杂，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多，生产和人口越来越集中，职能越来越专业化；人们往往只根据消费的多少来确定幸福的程度，于是消费越来越膨胀，有可能超过自然界负载的界限。在他们看来，自然界是人类社会得以立足的现实条件，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只有适应自然才能生存和发展，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和当时的社会现实使他强调内部社会关系而不是强调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来论述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在当今生态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应当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社会理论的两个基本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外，还应补充第三个同样重要的范畴——生产条件。
（二）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现代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生态危机，是其经济危机的转移性反映。也就是说，现代生态危机较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社会更有可能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它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资本家左右了人们的消费，使其产生一种被强加的需要。一方面，它刺激了异化生产，使资本主义积累和再投资得以继续，从而无限扩张下去；另一方面，它让人们在消费中把对异化劳动的不满消磨掉，麻痹人们的斗志，从而延续了资本主义的寿命。但这样一来，就加剧了资本主义的高生产、高消费的趋势。能源的消耗，环境的污染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就不可避免，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
（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主张应予批判，进而提出“劳动闲暇一元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注意力局限于生产领域，不注意消费领域中可能出现的新变化，当代资本主义为克服经济危机，力图歪曲满足人们需要的本质。人们在被广告的全面操纵下疯狂地追逐高消费，以补偿和抚慰其依附于庞大经济体系的单调乏味而又非创造性的劳动所带来的痛苦。这种“异化消费”使人们把消费的多少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程度的标准，从而导致刺激“异化生产”。因此，他们认为首先消灭“异化消费”才能消灭“异化劳动”，进而有效地制止生态危机。与此同时，也应当重新评价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现代工业发展不在于能给人们带来满足过度消费的产品，而应当看其是否符合生态原则。因此，为了后代子孙的生存，主张建立一种“无增长的”经济模式。个人的幸福也不应建立在过度消费带来的满足上，与此相适应，人们所需要的将是“小的生产”和“小的消费”。这样，只要不再追逐生产和消费的量的最大化，才有可能把生产和闲暇统一起来，使工作和休息成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人们在劳动中便得到欢乐和满足。同时实行生产过程的民主化，由工人自己进行管理，只有在这种生产中，人们才能真正表现自己，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创造性。
（四）主张用小规模的技术取代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所谓小规模技术，就是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提出的那种既能适应生态规律，又能尊重人性的“中间技术”、“民主技术”或“具有人性的技术”。与其相适应的是小企业，主要指“非正规经济部门”即由家庭和街道开办的小型生产和服务性行业，它们可以充分开发“软技术”如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源等。这些“软技术”既不污染自然环境，又不破坏生态平衡，而且也不会因技术发展而造成异化和大规模失业。建立在资本高度密集、资源高度密集以及劳动分工的技术基础上的大工业，它在本质上是暴力的，破坏生态的，而且会剥夺人的创造劳动；而适合于小企业的小规模的技术则是介于先进与传统之间的技术，它的设备和规模小，不仅易于分散，消耗资源少，对环境的危害轻，而且有利于调动人人都有的无价资源即聪明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他们认为人是一切财富的首要的和最终的源泉，技术的首要任务是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人只有在部分自动化，部分手工操作的小规模技术生产中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智，寻求能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从而逐步克服“异化消费”。
（五）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谓“稳态”，就是维护生态平衡，维持人类的长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的状态。它强调保护自然和理智地使用自然资源以为后代着想，因此，就不应把利润的大小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杠杆，而应看是否符合生态原则。这种“稳态”的经济模式既能满足人类基本需要，又不损害生态系统；既可同自然和谐一致，又可以彼此平等交往；既可防止不合理的过度生产和消费，又能防止异化和分裂人的存在的社会状态。
（六）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暴力革命”，应当运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他们的生态危机理论去发动人民批判资本主义的那种集中化、官僚化的违反自然和人性的倾向，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创造条件、解决所有制问题，最终把生产过程的分散化、民主化、工人管理这三者结合起来，以建立实行“稳态”经济的社会主义。他们说，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暴力革命”是反感的，但对批判工业化的盲目发展，批判技术统治论却是有基础的，深得人心的，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就是明证。至于怎样解决所有制问题，目前尚不能提出最终的答案，他们主张应在实践中摸索出一种既适合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又能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所接受的所有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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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对后工业社会由于高生产、高消费所导致的生态危机、人的异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它为近几十年来一批环境保护主义者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历史基础，强调国家范围和国际范围的经济控制和政治权力的关系，以及它们对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的意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透过生态环境问题，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和自然的严重损害，揭示了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倡导生态保护，主张人类和平，着眼人类的未来，把人类的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在诸如维护和平，提倡男女平等和政治民主，建立国际新秩序等方面的国际活动中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理论探索，而且具有现实的意义。它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具体结合起来的思路，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对探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和出路问题，为使马克思主义保持巨大的影响力，以达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具有启发和借鉴的意义。
尽管如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在于其认识上的问题，或在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
首先是对科学技术的片面评价。尽管他们认识到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然而他们又把科学技术看作是人类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他们看来，人们面临的环境污染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直接后果，工业废弃物特别是放射性沉降物和致癌物质对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人口的剧增，森林的砍伐、动植物物种的灭绝等的整个生物圈的破坏，无一不是科学技术进步“阴暗面”的表现，科学技术本身成了批判的对象。殊不知，科学技术是中性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它进行利用。如果为了追逐财富和利润而对自然疯狂地进行掠夺，必然造成生产与自然的对立而引发生态危机。但从本质上说，科学技术不但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而且是治理已污染的环境的必要手段。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其逐步走向完善的过程，就环保技术来说，由主要集中在生产过程的末端、净化废弃物来控制污染的技术发展到从整个生产过程中，通过减少废弃物而不是净化废弃物来控制污染的生态技术，从而有效地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这就需要具有较高文化基点的技术，它从整体、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处理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并从生态文化的层次上来处理社会发展问题。
其次，他们主张在经济上实行一种“无增长”的经济、削减工业生产而建立一种“稳恒”的经济模式。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小规模的技术才能消除由于大规模技术生产引发的生态危机。笔者认为，这固然反映了他们力主现代工业社会应在一种全新的生态文化基础上重建的愿望，然而这种小规模技术是针对大规模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所带来的弊端的基础上而提出的，然而这是否符合技术发展的规律？技术的发展在当今世界表现为二重性，一是技术规模和影响无限扩大的趋势。原子能发电技术、电信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为许多大企业集团或跨国公司在更大范围内经营创造条件。二是技术的多元化发展又使技术表现出分散化趋势，如常规能源日益减少，从而有必要发展利用多种能源技术。因此，在未来的社会中，何者表现为主导倾向，也很难断定。不顾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片面主张小规模技术而建立其设想的生态文化，只能陷入主观主义。
关于通过实行“无增长”的经济和遏制消费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完全和谐”，这更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毕竟，人类社会的进步总是以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来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式来实现的。若是实行“无增长”的经济，或许发达国家还可以维继，而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乃至贫穷落后的国家恐怕就难以生存下去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们既要强调自然对于人具有的外在价值，以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又要看到人类的利益是环境伦理的中心，应从人的利益出发，依靠人的主观创造性去调整自身对环境的态度，规范自己的行为，以达到促进人类持续生存和健康发展的最终目的。因此，那种以牺牲经济发展来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以防止生态危机的思想，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他们力主在新的生态文化的基础上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了其深层的生态意识，是有远见和创造性的，然而又主张这种“无增长”经济的限制性发展来克服生态危机，则反映了他们又具有浅层的生态意识，是狭隘的、保守的，因为它仍是以旧的发展模式为基础的。生态危机的真正克服，在于人们生态意识的提高，即由浅层生态意识向深层生态意识的发展，由片面地限制性发展向新文化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这才是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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