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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金融改革的根本目标 作为一份规划我国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期改革之原则和方向的纲领性文献，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一改传统的“机构、市场、工具、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对外开放”这类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顺序，而是将金融改革置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总题目下加以阐述，令人耳目一新。 围绕金融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和作用来讨论金融改革，实际上也正面回答了一个自此次危机以来全球都在热议的话题——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金融应当服务实体经济，几乎成为人必称之的箴言。然而，稍加思索就不难发现，这个命题并不那么简单，在它之上，其实笼罩着重重迷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该命题中“金融”和“实体经济”这两个核心概念似乎很难清晰地划分，更遑论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因如此，当理论界有学者称“金融业是服务业，而服务业就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所以‘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这个命题本身是伪命题”时，很多人都陷入茫然。我以为，如果从金融的基本功能出发来展开分析，便不会陷入上述逻辑困境。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社会经济活动都是通过交易来展开的，凡交易就需要有货币，货币有条件移转就会生发出金融活动，这就使货币金融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尽管金融活动纷繁复杂，但是，在这个水乳交融的过程中，其作用最终只是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充当媒介。 健全市场运行基准 金融市场的核心基准是利率。利率市场化将构成下一阶段改革的核心内容，自不待言。然而，利率市场化绝不仅仅意味着“放开”，它至少包括三大要义：一是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利率的机制，使得利率的水平、风险结构和期限结构由资金供求双方在市场上通过反复博弈来决定；二是打破市场分割，建设完善的市场利率体系和有效的利率传导机制；三是中央银行要全面改造其调控理念、工具和机制，最终熟练掌握一套市场化的调控利率的手段。这样看来，我国利率市场化的任务还很繁重，市场上关注的“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其实只是我们必须完成的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任务之一。 另一个重要的市场基准就是国债收益率曲线。众所周知，收益率曲线是固定收益市场的主要收益率指标，它反映无风险收益率基准在各个期限上的分布。基于这条曲线，其他固定收益产品才能根据各自的风险溢价来有效定价。在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已在上世纪开始编制，但囿于各种条件，其缺陷依然明显，使之日臻完善将是下一步改革的任务。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功课：完善国债发行制度，优化国债期限结构；完善债券做市支持机制，提高市场流动性；改善投资者结构，增加交易需求；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的编制技术；适时引进境外投资者；等等。 市场化的风险处置机制 建立市场化的风险管理和处置机制，涉及方方面面。《决定》中特别强调的改革内容有三项。一是完善商业性保险制度。近年来，保险业在中国发展很快，但是，很多保险机构不安心于从事保险的本业，忽略了提供经济补偿的基本功能，而是热衷于从事金融活动，热衷于去进行投资，有时还热衷于从事所谓“社会公益”活动。我们看到，此轮国际金融危机中若干国际一流保险机构涉险，主要缘于其对本业的忽视和对金融衍生品的迷恋。《决定》要求保险强化经济补偿功能，其意图就是促使保险业回归正途。二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加快建设功能完善、权责统一、运作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形成市场化的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是关乎我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这种存款保险机制，要与现有金融稳定机制有效衔接，应能及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三是明确金融机构经营失败时的退出规则，包括风险补偿和分担机制；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加强市场约束，防范道德风险，从根本上防止金融体系风险积累；明确地方政府对地方性金融机构和地方性金融市场的监管职责以及在地方金融风险处置中的责任；在处理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切实加强对存款人的保护，有效防止银行挤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