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人文化成”的价值理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论文,理想论文,价值论文,易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 （2000）—04—0058—06
《周易》包括古经与《易传》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透过对于古经高度哲学性、高度原创性的融铸与诠释，《易传》为《周易》显立起“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北宋胡瑗《周易口义》语）这一宏大学术向度和根本学术宗旨，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人文化成”的价值理想。
一
依循本天道以开人文的理路，《易传》首先在大宇宙的背景上，对社会人生作出了终极的定位，提出了著名的“三才之道”。
《易传》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系辞下传》）
《易传》指出，立足于宏大的宇宙视野，来观照和透视由父天母地所生化出的宇宙万物万象，人们将会看到，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有三，即天、地与人，此即所谓“三才”。“三才”中，天、地，是宇宙万物万象得以生化而出的总源头，所谓“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说卦传》），亦即所谓“父天而母地”；父天母地，乃是涵具着“好生”之“仁德”或“大德”的存在，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传》）。而人，则是由父天母地所生化出的宇宙万物万象中的佼佼者，或最秀品，所谓“万物之灵”。
《易传》指出，父天母地是伟大的！人，同样也是伟大的！父天母地的伟大，在于它们涵具“好生”之无上“仁德”或“大德”，并由此而造化出了一个充满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透显着无限的希望与光明前景，到处是一片和谐气象的大宇宙。人的伟大，则在于，唯有人才能够顶天而立地，承继父天母地造化万物的“盛德大业”（语见《系辞上传》），自觉维系和积极护持大宇宙的和谐局面，并继创一个令父天母地更生其色、令大宇宙更生其色的人文价值的世界。人文价值世界的拓展，升华了人自身，也升华了大宇宙，社会人生因此而带上了神圣庄严的品格，父天母地和大宇宙也因此而发皇，父天母地的神妙造化之功，亦方始臻于其极。
“物相杂，故曰文。”（《系辞下传》）由父天母地所造化出的万物万象，杂然错居于同一个宇宙大家庭之中，使大宇宙避免了单调划一，而在在呈现着令人目不暇接、赏心悦目的文采。万物万象皆以其特有的品格，从各自特有的领域和方面，彰显着父天母地神妙的造化之功与“好生”之“仁德”或“大德”，并使大宇宙中在在呈现着的文采的蕴意，得到了深化。而与父天母地并立为“三才”的人，亦应有其特有之文采。人所当特有并呈现出的文采，就是人文。在《易传》看来，人文乃是与父天母地的“好生”之“仁德”或“大德”密相契应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根据，是社会人生神圣性与庄严性的源头，因而是值得大力提倡与弘扬的。
《易传》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说卦传》）“分阴分阳”，即将六爻画之卦的爻位，区分为阳位和阴位。“迭用柔刚”，则谓在这些阳位、阴位上，交替安置阳刚、阴柔之爻。“成章”之“章”，亦系文采之谓。此即明确开示天之道展示于阴阳，地之道展示于刚柔，人之道展示于仁义。
《易传》曾说：“乾道（天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乾卦·彖传》）言天道变化，地道顺成，万物各得以正定其性其命，因而使父天母地所造化出的大宇宙保持契合于一种最大、最圆满的和谐状态，这才是《乾卦》卦辞中“利贞”的内蕴。万物皆有其至正之性、之命，唯有当万物皆各持守其至正之性、之命时，它们才会最大限度地彰显出自己性、命的光彩，并使大宇宙保持最大、最圆满的和谐状态。因此，《易传》认为，为使大宇宙保持最大、最圆满的和谐状态，为使万物最大限度地彰显出它们各自性、命的光彩，人宜着力于探究并进而因顺万物的至正之性、之命，探究并进而因顺万物的至正之性、之命的理则。父天母地之性、之道，展示于阴阳刚柔；人的至正之性、之命，人的至正之性、之命的理则，则展示于仁义。因此，《易传》才晓示人们，仁义，应当成为人性之应然、当然和实然，应当通体流贯人的形而上的精神生命与形而下的肉体生命，应当通体流贯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唯其如此，人才能不负父天母地对己之造化，使己之性、之命达于至正之境，使自身最大限度地彰显出其性命的光彩，而无愧于人这一称号。这种性命的光彩，就是因仁义而放射出的人文精神神圣庄严的光彩。
既然人所当特有并呈现出的文采为人文，既然人应当令其性命最大限度地彰显出人文精神神圣庄严的光彩，那么人所当着力的，就是涵养、培育并挺立以仁义为主要内容的正大人文德性、人文情怀和人文精神，以此而使人实现对当下自我生命境界和精神境界的层层超越，以此而使人层层提升其生命的境界和精神的境界。
为了涵养、培育和挺立以仁义为主要内容的正大人文德性、人文情怀和人文精神，《易传》提示人们，不妨尝试从体认父天母地的“好生”之德及由此所促成的万物的盎然生意处着手。它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传》）又说：“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同上）父天母地透过阴阳的和合交感、消长盈虚之道生化万物，以此而充分地展现出了其无上的“好生”之“仁德”或“大德”。人如能在真切体认到这种德的基础上，承继这种德，就是善的表现；而如能以这种德和这种善来成就自我，就会使这种德和这种善内化为自身的正大人文德性；进而如能坚定地持守这种正大人文德性，就会使道义顺理成章地从此德性发出了。而从体认由父天母地所促成的万物的盎然生意处着手，人一则将会深切体认到父天母地的无上“仁德”或“大德”，并产生强烈的心灵震撼，油然生发并逼显仁善的心境、仁善的情怀、仁善的德性和仁善的精神；再则，人将会深切感悟到，仁善的效应何其伟大，父天母地透过其仁善而极大地升华了其自身，并由此而换来了一个生生不息、生意盎然、和谐融融的大宇宙，而人如能有此仁善，其效应将会如何呢？再则，人还会因万物的盎然生意，唤醒日新其仁善之德的自觉而强烈的愿望和要求。
正是因契得了大《易》的这一大识见与真慧解，宋明时期一些特别重视和提倡涵养并透显崇高人格气象的新儒家（理学家），就喜观万物的盎然生意。
宋明时期的新儒家认为，人如涵具醇厚崇高的内在德性，这种德性就必然会彰显于外，展示为神圣庄严的人格气象。例如，北宋著名新儒家程颢、程颐二兄弟就认为，涵具醇厚崇高内在德性的孔子、颜渊与孟子，就表现出了如下不同的人格气象：“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二程遗书》卷十五）为涵养并透显此等人格气象，程颢与另一新儒家周敦颐，就特别喜观万物的盎然生意。程颢说：“周茂叔（周敦颐字）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下·附录》）而程颢自己也有类似的作法：“明道（世称程颢为明道先生）书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劝之芟，曰：‘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曰：‘欲观万物自得意。’”（同上书，《明道学案下·附录》）
涵养、培育并挺立起与父天母地之德遥相契应的以仁义为主要内容的正大人文德性、人文情怀和人文精神之后，人就一则提升了自己形而上的内在精神宇宙的品质，使自己通体透显出人文精神神圣庄严的光彩，令自身展示为一种高大的真正人的气象，再则，也就同时提升了自己形而下的现实生活的品质。因《易传》指出，涵具仁，人就会以由衷的深挚仁善情怀善待他人，人人如此，社会人生就会和谐融融，透出一片祥和气象；涵具仁，人就拥有了永远属于自身的、超越而又内在、取用不竭、受用无尽的终极性、本原性的人文价值泉源，此一终极性、本原性的人文价值泉源流贯、滋润人的整个身心，在超越的层面上时刻导引着人的形而上的精神的方向以及形而下的现实生活的方向，一则使人开显出并持续拓展、升华着具有鲜明神圣庄严品格的形而上的精神宇宙，一则令此精神宇宙势所必然地外显，顺利直面并圆满回应现实社会人生。而在直面并回应现实社会人生的过程中，作为赋予人真正神圣庄严生命品位、促使人成为确然有品位可言之真正人的终极性、本原性人文价值泉源的仁，就会因应外在社会人生的现实，具现为仁善、道义、礼一类的人文理念，并同时提撕人依循此类人文理念立身行事，使人的所作所为与此类人文理念相契相符。而此一作为终极性、本原性的人文价值泉源的仁，其在具现为仁善、道义以及礼这类的人文理念并促成人做出与这类人文理念相契相符的实际行动的过程中，不仅令其大用或妙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分的实现，而且还在实现此等大用或妙用的过程中，空前升华了自身。由此，植根于终极性、本原性的仁，作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为真正高大之人基本根据和表征的人文，成为人所特有的神圣庄严的文采，既蕴蓄于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蕴蓄于每个人的内在形而上的精神宇宙中，又通体粲然彰显于现实社会人生的各个角落，使社会人生中无论是其形而上的精神领域的一切，还是其形而下的物的领域的一切，皆本于神圣庄严的人文，都充分展示着人文的神圣与庄严。如是，社会人生的品质，无论是其形而上的精神领域的品质，还是其形而下的现实生活领域的品质，即皆升华至一理想、圆满之境。
二
正因乎如上之所述，出于对现实社会人生的理性而深沉的忧患，出于对社会人生的深挚悲悯情怀，同时也基于对社会人生未来的充分信心，基于对社会人生应然向度的独特理解，在“三才之道”的基本构想的基础上，《易传》继而明确推出了其“人文化成”的价值理想。
《易传》透过诠释古经的《贲卦》，揭示了它所推出的此一“人文化成”的价值理想。《易传》称：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四字，通行本无，据唐郭京《周易举正》说补）”[1]
贲卦中，阳刚阴柔之爻交错而居于六个不同的爻位上，表征和符示着大宇宙、大自然中阴阳刚柔的交错。物相交错而共处，文采因之而成，由此而显。促成文采的，系大宇宙、大自然中阴阳刚柔的交错共处，则因之而成、由此而显的这种文采，即可名之曰“天文”。“天文”，大宇宙、大自然中因阴阳二气、阳刚阴柔两大相反势力的交错共处以及动态交感、排拒、消长而所促成的各种奇妙文采之谓也。与“天文”相对待而又彼此交相辉映的，即是“人文”。别卦贲由下离上艮两个经卦重叠所成。离的卦德，抑或离所表征和符示的物之德性、品格以及因此等德性、品格而所呈现出的气象，乃是“文明”；艮的卦德，抑或艮所表征和符示的物之德性、品格以及因此等德性、品格而所呈现出的气象，则是“止”。是以，贲卦所表征和符示的，就是“文明以止”。“文明”，即文采彰明。“以”，即而。以“文明以止”诠释、界定“人文”，旨在提醒人们，人道的文采，社会人生的文采，应当臻于某一粲然彰明之佳境，臻此佳境而即以此佳境为依归，且除确立不断前进、开放而不固步自封的人生向度，以日新此佳境，或持续不已地再层层提升此一佳境外，不再对其有其他向度上的改易。明晓了人文以及人文所应达致的粲然彰明的佳境，社会人生就有了明确的努力的方向。于是，也就有了《易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进一步的析论。此一析论晓示人们，《易传》的慧见是，人观察大宇宙、大自然中的各种文采或各种自然气象，为的是明了时序的变化；而人审视和探察社会人生中的各种人文现象，为的则是明了社会人生之所然与所以然，明了社会人生之应然，明确作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为真正高大之人基本表征和根据的人文的内蕴，明确人文所应达致的佳境，以此而进一步构设出有纲有目、纲目清晰可行的一系列人文价值理想、人文价值理念和人文价值指标，从而以通贯于此一系列人文价值理想、人文价值理念和人文价值指标中的人文精神甄陶天下，挺显此人文精神以及与此人文精神密相契应的这一系列人文价值理想、人文价值理念和人文价值指标的神圣性与庄严性，提撕个体的精神醒觉，使人人树立正大的人生向度，知所依归，知所向慕，知所遵循，从而翕然承化，以化民成俗，并由此而达成一种社会各阶层、各种社会力量乃至每个个体良性互动、井然有序的全新社会共同体，养成一种谐和完美、健康向上的全新社会风尚，令小至每个个体、大至总体社会人生皆层层提升，而日臻神圣庄严的人文之佳境，并渐趋人文之“化境”或人文之“妙境”。[2]
秉持积极入世、积极用世理念的《易传》晓示人们，人生活于其中的当下即是的人世间或现实社会，的确可能并不那么美好，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或现象，可能在在可见，然而，即令如此，亦并不能因此而否定现实社会人生中所同时存在的那光明的、值得肯定的一面，更不能因此而彻底否定了现实社会人生。因为现实社会人生中的这光明的、值得肯定的一面是根本性的，正是这光明的、值得肯定的一面，加之总体的现实社会人生，方是人的根基之所在，方是人的立身之本，方是人提升和完善自我、渐次迈向理想的人生佳境的凭借。须知，人人毕竟皆可涵养并逼显出那终极性、本原性的人文价值泉源仁，毕竟皆可显立起仁善的德性、仁善的情怀和仁善的精神。而且，人的明天终归是无限美好的，人自身的发展和向上提升是不可限量的，人世间或人的社会的发展、完善与向上提升也是不可限量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或现象的存在毕竟是暂时性的，并且也是可以透过人自身的努力而渐次消除的。因此，面对当下即是的人世间或现实社会的不那么美好，不那么理想，面对人世间或现实社会中各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或现象的存在，人非但不应消极悲观，反而一则更应以放眼未来的乐观主义的情怀，对人世间或社会人生的未来充满信心，对当下人世间或社会人生现状的改善具有耐心，一则更应警醒而振起，以担荷人类未来的强烈责任感与神圣使命感，以不满足于一己之现状而持续提升自我之生命境界与人生品位的正大心志与远大抱负，以不忍他人就此了却其一生的深挚悲悯情怀和仁心宏愿，积极从事于对己成德润身、对人成物淑世的无上庄严、荣光的德业，从而转化、提升和完善人世间或现实社会，开创人类之新运。[3] 在《易传》看来，只要人能立足于其所涵养并逼显出的那终极性、本原性的人文价值泉源仁，只要人能立足于其所显立起的仁善的德性、仁善的情怀和仁善的精神，并且秉持人文系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为真正高大之人基本表征或根据的坚定信念，秉持以人文化成天下的价值理念和价值理想，而又透过积极稳妥的努力，那么，人人终将顺利迈向理想的人生坦途。因此，理想的人生不应于现实人生之外去追求，相反，立足于现实人生而又不断超越现实人生，立足于人世间而又不断转化、提升和完善人世间，方是求来理想人生的唯一真实可行的正途。可见，为终极地解决现实社会人生的一切苦难与问题，佛教和基督教分别构设出了一种与“此岸”截然相对的“彼岸世界”，而《易传》则将现实社会人生一切不如意之事与问题的终极解决，仍毫无所疑地寄望于“此岸”；在佛教与基督教寄望于“来世彼岸乐土”之时，《易传》则理性、理智地认定唯有抓住现实的社会人生才是最为真实可靠的。
《易传》所诠显与开示的上述“人文化成”的价值理想，以其卓异的慧见，深深影响了中华文化和中华传统民族精神的形成与衍展，而且至今仍具有深值我们玩味和借鉴的价值与意义。
收稿日期：1999—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