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东道国制度重要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道国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中国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OFDI）问题备受关注（Buckley et al.，2008）。中国外贸盈余和外汇储备的增加，使得中国OFDI大量增加。目前全球FDI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相对较小。中国OFDI不仅进入发达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资本供给者。发展中国家拥有潜力较大的消费市场、亟需开发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这是发展中国家吸引FDI的主要优势。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软、硬环境仍有较大缺陷。如，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制度软环境”和基础设施等配套服务方面仍有较大差距。这是阻碍发达国家FDI进入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作为对外投资的后来者，近年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大量增加。如表1所示，中国OFDI主要流向了发展中国家，且增速极快。2003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为26.49亿美元，而到2010年增加到了581.64亿美元，8年增长了接近22倍，年均增长约70亿美元。虽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比重下降，但仍然占中国总投资的80%以上。因此，中国OFDI主要流向了发展中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资本供给者。
近年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Broadman，2007; Besada et al.，2008; Cheung et al.，2011）。但是，从实证角度来研究该问题的文献却不多。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了解中国OFDI在发展中国家的分布特点。由此，本文基于2003～2010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研究了中国OFDI在发展中国家的区位选择问题。除了考察市场和资源等传统因素外，我们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制度风险是限制FDI进入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现有研究不仅表明东道国制度对FDI有显著影响，而且表明制度的绝对差异对FDI也有影响（Habib and Zurawicki，2002）。同时，以往研究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中国OFDI有其自身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中国OFDI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而中国国有企业有“特定所有权优势”，如软预算、低息贷款等。第二，中国国有企业有“双重动机”。中国国有企业不仅有利润最大化动机，也有“非市场动机”（Morck，2008）。第三，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国内的市场和制度环境有特殊性。但与发展中国家却有较多的相似性。如法制缺陷和腐败等制度问题。因此，以往研究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有待进一步检验。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全面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我们从政权稳定性、监管质量、政府效率、腐败控制和法制等角度全面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第二，考察了制度的绝对差异对中国OFDI的影响。我们利用双边制度的绝对差异检验了中国OFDI的“制度接近性”。第三，基于中国与东道国的制度差异，考察了中国OFDI的制度偏向性。第四，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解决了样本自选择（Sample Self-selection）问题。第五，利用2003～2010年中国OFDI数据。本文数据有两个优点。首先，该数据是中国商务部以OECD—IMF标准统计的，包含利润再投资，因而数据较为精确。其次，考虑到了中国OFDI的最新动向。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OFDI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因而中国OFDI的结构和趋势也发现了相应变化。所以，我们使用该数据捕捉到了这一变化趋势，使得结论更具时效性。总之，本文加深了对中国OFDI的认识，为中国企业投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定参考价值。
接下来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为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第四部分为模型检验和结果分析；最后为全文总结。
二、文献回顾
本文的文献回顾主要从东道国制度对FDI的影响展开。Blonigen（2005）总结了近年来有关FDI区域选择的相关文献。他认为东道国制度影响FDI的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制度环境恶劣增加了投资者资产被剥夺的风险，因而减少了投资的可能性。如产权制度的缺陷阻碍了投资。第二，规范市场运行的制度缺陷将增加投资成本，因而减少了投资活动。如寻租、腐败等问题增加了投资成本。第三，制度缺陷往往导致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如司法体制、政府效率和监管等）质量低下，因而影响投资的预期收益。基于发达国家的FDI，从最近的实证研究来看，Wei（2000）、Globerman和Shapiro（2003）、Asiedu（2006）和Gani（2007）都认为东道国制度的优劣与FDI正相关。值得注意的是，Habib和Zurawicki（2002）利用7个发达国家对89个国家的FDI数据研究发现，双边制度的绝对差异与FDI负相关，即FDI不仅取决于东道国制度的绝对水平，也取决于制度的相对差异。他认为母国和东道国制度的绝对差异越小，则双方更加容易适应彼此的交易规则和制度环境，因此有利于FDI的增加。从现在的经验事实来看，我们发现全球FDI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而发达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较小。这从经验事实上验证了Habib和Zurawicki（2002）的结论。然而，并不是所有研究都支持以上结论。如Hines（1995）和Henisz（2000）的研究并没有发现东道国制度和FDI的显著关系。特别是Benassy-Quere等（2007）认为，上述研究存在内生性问题，因而结论是有偏的。然而，Benassy-Quere等（2007）使用了新数据，并克服内生性和多重共线性问题后，其结论却支持传统观点。由此可见，以往研究基本认同东道国制度质量对FDI有正向影响，而制度的绝对差异对FDI有负向影响。但是，以往研究的FDI母国都是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特点是企业市场化运作和国家制度优越。然而，中国的制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再者，中国国有企业具有“双重动机”和“特定所有权优势”。因此，上述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值得商榷。
从目前有关中国OFDI的实证文献看，东道国制度只是作为中国OFDI规避风险的参考因素，并没有就该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由于中国OFDI的“特殊性”，东道国制度对其影响是否与传统理论预期一致呢？Buckley等（2007）利用1984～2001年中国对49个国家的OFDI数据研究了中国OFDI的区位分布特征。他们发现东道国越腐败，则中国OFDI规模越大。同样，Kolstad和Wiig（2010）利用2003～2006年中国对104个国家的OFDI数据也研究了相似问题。Kolstad和Wiig（2010）的结论进一步支持了Buckley等（2007）的观点，并认为中国OFDI进入非OECD国家有显著资源寻求动机，而且东道国制度越差，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规模越大。Cheung等（2011）利用中国对非洲的OFDI数据研究认为，东道国腐败和法制缺陷对中国OFDI有正向影响。但是，Cheung和Qian（2009）利用1991～2005年中国对50个国家的OFDI进行研究时，并没有发现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有显著影响。同时，Amighini等（2011）利用2003～2008年的中国OFDI数据进行了分行业检验，发现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取决于具体行业。他认为东道国制度对投资制造业的中国OFDI没有显著影响，而对于投资资源行业的中国OFDI，其结论与Kolstad和Wiig（2010）一致。总结中国OFDI的文献，就东道国制度而言，与传统理论相比，中国OFDI有“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东道国制度越恶劣，中国资源性投资越多。第二，中国OFDI的“制度风险规避”不明显。
从国内研究来看，已经有部分学者研究东道国政治风险和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传统观点认为，东道国政治风险不仅给投资者未来收益带来潜在不确定因素，也加大了投资者产权被非法剥夺或侵占的风险。因此，东道国政治风险对FDI的进入有负面影响。那么中国的OFDI是否与理论预期一致呢？事实上，韦军亮和陈漓高（2009）、高建刚（2011）和王海军（2012）等人的研究发现东道国政治风险与中国OFDI是负相关的。他们的研究认为中国的OFDI符合传统理论预期。从制度风险来看，董燕等（2011）利用中国对非洲的OFDI数据研究了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决定因素。他们发展非洲国家的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不显著。邓明（2012）利用中国2003～2009年对73个国家的OFDI数据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法制制度对中国OFDI有正向影响，而发达国家的法制制度则是不显著的。同样，宗芳宇等（2012）利用上市企业2003～2009年的对外投资数据，研究了双边贸易协定和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他们发现双边贸易协定有助于弥补东道国制度缺位，因而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因此，综合国内研究来看，还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没有深化和细化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第二，没有考虑到东道国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导致的制度对中国OFDI影响的差异。第三，普遍存在样本选择随意性。因此，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研究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影响。
总之，虽然上述研究加深了我们对中国OFDI的认识，但是还存在以下问题。首先，现有研究还没有全面考察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其次，现有研究结论混杂。就目前研究来看，还未就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具体影响达成共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跨国公司的企业所有制和国内经营环境都有较大差异。特别是母国制度，中国有较大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导致中国OFDI可能与发达国家FDI有所差异。因此，发达国家的FDI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值得进一步检验。针对上述问题，我们选择制度环境与中国比较接近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系统研究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因此，在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背景下，我们展现了东道国制度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因而是有意义的。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Heckman模型
在收集数据时，我们发现中国OFDI在很多东道国是不连续的。即某些年份为零，甚至为负投资。那么如何处理这些为零或负的投资呢？目前绝大部分关于中国OFDI的实证研究都将这些值忽略了。显然，如果将这些样本剔除或忽略，将不可避免导致估计结果有偏。原因就在于，只有当中国的OFDI为0或负是随机发生时，忽略或剔除这些样本才可能不会造成偏差。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在东道国的投资为0或负，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根据东道国经济和制度环境变化，所做出的投资决策。因此，如果忽略了这部分样本，那么中国OFDI大于零的样本是一个自我选择样本（Self-Select Sample），而不是随机样本（Random Sample）。这种非随机的样本筛选本身就导致了有偏估计（Coe and Hoffmaister，1998）。
针对样本选择的偏差问题，Heckman（1979）构造了两阶段选择模型，从而解决了该问题。为此，我们采用Heckman（1979）两阶段选择模型，将中国OFDI的投资决策分为两阶段。即是否投资和投资多少。第一阶段是Probit投资选择模型。首先观察中国是否投资受哪些因素影响。第二阶段是修正的投资数量模型，进一步观察中国投资的数量受哪些因素影响。具体模型为：
关于内生性问题。以往研究表明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环境与FDI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所以，我们将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变量滞后一期，以解决内生性问题。具体见模型设定。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没有将制度变量滞后一期。原因如下：首先，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相对规模较小，还不至于影响东道国制度；其次，制度演化是一个长期过程，短期内变化不大。因此，东道国制度是外生的。
（二）模型设定
我们的基准模型采用投资引力模型（Anderson，1979）。同时，在投资引力模型中加入所需研究的变量。具体模型如下：
同时，为了检验东道国制度对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的影响。我们参照Kolstad和Wiig（2010），加入交互项ins×nr（东道国制度和资源密集度的交互项）。具体见检验。最后，为了检验制度的绝对差异对中国OFDI的影响，我们参照Habib和Zurawicki（2002）及Benassy-Quere等（2007）的做法，模型引入adiffins（制度的绝对差异）。如果adiffins的系数显著为负，则验证了Habib和Zurawicki（2002）的观点，说明制度的绝对差异与FDI负相关，则中国OFDI具有“制度接近性”。根据制度所包含的变量，adiffins具体包括4个变量，分别为adiffge（政府效率差异）、adiffrq投资监管差异）、adiffrol（法制差异）和adiffcc（腐败控制差异）①。
（三）指标度量
（1）距离度量。双边距离衡量了投资的距离成本。以往文献都采用不变的海运距离，但有缺陷。如距离成本是变化的，且取决于航运成本等因素。因此，为了克服上述缺陷，我们采用蒋殿春和张庆昌（2011）的方法，用双边距离和国际油价的乘积表示距离成本。双边航运距离数据来自Mayer和Zignago（2011）测算的贸易距离。该数据库提供了225个国家双边贸易的航运距离。其中以不同测算方法提供了4组贸易距离，本文采用第三种，即根据主要人口或经济聚集地进行加权而计算的距离。其测算公式为：
（2）资源密集度。参照Buckley等（2007）及Kolstad和Wiig（2010）的方法。东道国资源密集度定义为：东道国油气和其他矿物资源出口占总出口比重。这两组数据均来自WTO贸易统计数据库。
（3）制度度量。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时间序列的完整性，我们参照Kolstad和Wiig（2010）及Amighini等（2011）的研究，制度数据来自世界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我们采用5项指标，分别从政权稳定、政府服务效率、投资监管、法制和腐败等5个方面，全面衡量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具体为：政权稳定性（Political Stability）、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监管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法制规则（Rule of Law）和腐败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世界治理指标将各国的6项指标计算评分，分数越高表示该国制度环境越好③。
（4）制度差异。制度差异对中国OFDI的影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之一。制度差异是从制度质量角度衡量两国制度质量的差异。例如，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可能较大，而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差异较小。参照Habib和Zurawicki（2002）及Benassy-Quere等（2007）的研究，我们用中国与东道国制度差异的绝对值来衡量双边制度差异。如上所述，具体包括4项指标。
（四）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来自全球107个发展中国家④。从投资总量来看，占中国所有对外投资的80%以上。因此，本文样本选择具有代表性。
各国GDP、人均GDP和GDP增长率数据均来自联合国国民账户数据库（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base）。该数据库提供了各国1970～2010年的国民账户数据。本文选择以2005年不变美元价格为基准。中国对外投资数据来自中国商务部《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该公报提供了2003～2010年中国OFDI数据。由于该数据以当前美元价格计算，将其折算成2005年不变美元价格。
四、模型检验和结果分析
在正式检验之前，先报告各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以观察是否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具体见表2。从表2可知，检验变量与引力模型核心变量的相关系数最大为0.6，其他变量均在0.6以下。因此，可以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基于严谨起见，我们进一步考察了膨胀方差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我们发现VIF都较小，因而进一步确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就异方差问题，我们主要采取两个方法解决。首先，从数据质量入手，对标准差较大的变量取自然对数。取自然对数极大压缩了方差，从数据源头控制了异方差问题。其次，检验时采用稳健标准差（Robust）得到Z值。Robust标准差与普通标准差相比，得到的Z值要小，结论更加可信，因而剔除了异方差对Z值的干扰。就Heckman模型的估计方法，目前主要有“两步估计法”（Two-Step Estimation）和极大似然估计法（MLE）。但是，与“两步估计法”相比，极大似然估计法更有效率。因此，我们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
（一）初始检验
初始检验是对模型（4）和（5）的基本检验。具体见表3。首先看LR检验（似然比检验），从LR检验看，除方程（1）外，Mills逆显著，说明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因此用Heckman模型有效。从模型检验看，引力模型的核心变量与传统理论预期一致。Ln（cgdp）（中国GDP）显著为正，说明中国GDP与对外投资显著正相关。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规模扩大和企业实力增强，我国的OFDI规模扩大。Ln（hgdp）（东道国GDP）显著为正，说明中国OFDI有市场寻求动机。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GDP越大）则中国OFDI规模越大。Ln（hpgdp）（东道国人均GDP）和Ln（hggdp）（东道国GDP增长率）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不稳健，说明它们对中国OFDI的影响不明显。这表明东道国市场机会和市场潜力对中国OFDI的影响可能不明显。Ln（dis）（东道国距离）显著为负，说明中国OFDI与距离成反比。上述引力模型的核心变量与传统理论预期一致。总之，中国OFDI与双边市场规模正相关，与离东道国距离负相关。nr（东道国自然资源）在第一阶段不显著，而在第二阶段显著为正。这说明东道国资源不影响中国OFDI是否进入，但影响其投资规模。对这可能的解释是：东道国资源是吸引中国OFDI的必要条件。但中国是否投资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如东道国制度风险等。因此，通过基准检验，我们得到如下结论：中国OFDI进入发展中国家有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
从制度变量来看，ps（东道国政权稳定性）在第一阶段显著为正，而在第二阶段不显著。这说明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影响中国OFDI是否进入，但不影响投资规模。这表明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是中国OFDI进入的前提。东道国政权动荡，将会导致产权保护和外资政策等缺失或缺乏连贯性，从而损害投资者利益。这不仅会加大未来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也会对投资者产权构成威胁。从经验事实看，如果东道国政权不稳定、民族矛盾恶化和恐怖袭击繁多，那么中国OFDI肯定会较小进入这些国家。因此，政权稳定性对中国OFDI是否进入有显著影响。与ps 一样，rq（东道国监管质量）在第一阶段显著为正，而在第二阶段不显著。这说明东道国监管质量影响中国OFDI是否进入，但不影响投资规模。该结论与传统理论预期一致。东道国监管质量越好，越有利于跨国公司开展投资活动，因而促进了FDI流入。
rol（东道国法制）在第一阶段不显著，而在第二阶段显著为负。这说明东道国法制质量与中国OFDI的规模负相关，即东道国法制越不健全，中国OFDI反而越多。这与传统理论预期相反。传统理论认为东道国法制缺陷会增加FDI的投资成本，因而抑制了FDI的规模。具体而言，规范市场运行的法制缺陷将会增加FDI的投资成本和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如外国投资者可能需要通过“非市场行为”去疏通“规则障碍”，因而需要花费额外成本和精力，从而增加了投资成本。而产权保护的法制缺陷则会增加外国投资者产权被侵犯的可能，因而也抑制了FDI。本文结论与Wei（2000）、Asiedu（2006）和Cuervo-Cazurra（2006）的结论相反。但与近期有关中国OFDI的研究却有相似之处。如Buckley等（2007）及Kolstad和Wiig（2010）。对此，可能的解释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OFDI的“特殊性”。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市场化进程和法制方面都有一定差距。由于国内市场化不完全和法制缺陷的存在，导致中国企业更有可能或更加熟悉利用“非市场行为”寻租。因此，中国企业在法制不完善的东道国具有“特定优势”（Child and Rodrigues,2005; Yeung and Liu,2008; Morck et al.,2008）。同时，由于国内市场本身存在较为严重的“非市场行为”，就会导致中国企业在国外进行“非市场行为”的道德和经济成本较低（Kolstad and Wiig，2010）。所以，通过“非市场行为”而建立起的“关系网络”替代了正式制度，为中国企业带来了“便利”（Park and Luo,2001;Tong,2005;Shafter et al.,2007）。同样，Habib和Zurawicki（2002）也认为制度接近的国家更加熟悉彼此的交易规则，因而对FDI有正向影响。所以，我们发现东道国法制缺陷反而增加了中国的投资规模。第二，东道国法制问题。东道国法制越健全，可能环境保护和劳动保护方面的法制越健全。严格的环境保护和劳动保护法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投资成本。所以，这也可能导致了中国对法制较好的发展中国家投资较少。第三，投资空间问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法制制度风险小且有投资潜力的国家可能早被欧美跨国公司占据，因而中国企业的投资空间有限。所以，上述3个原因可能导致了中国OFDI偏向法制较差的发展中国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ge（东道国政府效率）和cc（东道国腐败控制）都不显著，所以表3没有报告。
（二）制度与资源寻求
由于资源开发带来巨大租金，引发资源丰富国家的腐败和寻租效应，从而导致制度环境恶劣（Robinson et al.，2006）。因此，资源丰富的国家往往制度环境恶劣。这给中国OFDI带来不确定因素。但是，中国资源型OFDI主要由大型国有企业完成。这些企业具有特定“所有权优势”，所以抗风险能力较强。同时，这些企业还担负着保障国家资源供应的“非市场动机”。因此，基于中国企业的“特定所有权优势”和“非市场动机”，东道国制度对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有何影响呢？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是否与西方跨国公司一致呢？这值得我们关注。具体见表4。首先看LR检验，除方程（2）外，都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使用Heckman模型有效。从核心检验变量看，东道国资源和制度的交互项（nr×ps、nr×rol、nr×cc、nr×ge和nr×rq）在第一阶段不显著，而在第二阶段显著为负。这说明东道国制度质量负向影响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的规模。即东道国制度环境越差，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规模越大。该结论与传统理论预期不一致。但与有关中国OFDI的研究结论却惊人相似。如Kolstad和Wiig（2010）及Amighini等（2011）等。他们认为，由于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导致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偏向制度较差的资源丰富国家。对此，可能的解释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投资机遇问题。中国作为资本输出的后来者，投资空间有限。制度优越的投资市场已经被西方跨国公司占据。而对于制度风险较大的国家，西方跨国公司投资较小。具体而言，制度环境相对较好的资源丰富国家，如南美和中东部分国家，早已被西方跨国公司占据。而制度环境相对较差的资源丰富国家，如非洲部分国家，西方跨国公司也迟迟不敢大规模投资。因此，就全球来看，剩下有潜力的资源投资市场，制度环境往往较差。所以，中国企业能够获得的投资机会，制度风险往往较大。其次，中国企业的特殊“激励”。诚如Kolstad和Wiig（2010）所言，中国制度环境与欧美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但与发展中国家却有较多的相似性。因此，中国企业更加熟悉“非市场行为”的技巧。而在制度越差的国家，进行“非市场行为”的经济和道德成本则越低。因而中国企业可能更容易适应制度较差国家的投资环境。最后，中国企业的“特殊性”。中国OFDI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具有“非市场动机”和特定“所有权优势”。因此，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制度风险可能有更强的“容忍度”。总之，经过检验我们发现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偏向制度环境恶劣的国家。这是中国OFDI较大的“特殊性”。其他变量与初始检验一致，这里不再详述。
（三）制度接近性检验
Habib和Zurawicki（2002）认为，制度差异较少的国家更加容易接纳彼此的制度环境和交易规则，因而制度差异小可以促进双边FDI。例如，在腐败严重的国家中，企业更加熟悉如何“行贿”以获得超额租金。因此，这类企业在腐败严重的东道国投资就具有“特定优势”（Habib and Zurawicki，2002）。Kolstad和Wiig（2010）认为，中国企业在制度环境与中国相似的国家具有特定“激励和优势”。他们认为，中国企业可以利用熟悉的“非市场技巧”疏通东道国规则，利用“关系”代替正式制度，从而获得市场上的“便利”。因此，中国企业偏好与其制度相似的东道国。传统理论也预测制度的绝对差异与FDI负相关。那么中国企业的行为是否与传统理论预期一致呢？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检验。具体见表5。首先看LR检验，除方程（3）外，其他LR检验都在1%水平上显著，因而采用Heckman模型有效。从核心检验变量看，双边制度的绝对差异（adiffrol、adiffcc、adiffge和adiffrq）在第一阶段不显著，而在第二阶段显著为正。这说明双边制度的绝对差异不影响中国OFDI是否进入，但却正向影响其投资规模。这与传统理论预期相反。如Habib和Zurawicki（2002）的“制度接近论”。但是，该理论基于发达国家的FDI。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特殊性”。这说明以往理论未必适用于中国OFDI。表5的检验结果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发现双边制度的绝对差异正向影响中国OFDI的投资规模，即双边制度差异越大，中国OFDI的投资规模越大。为什么中国OFDI会呈现如此特点呢？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如下：Habib和Zurawicki（2002）的研究是基于发达国家FDI，全球FDI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而发达国家之间制度差异较小。故Habib和Zurawicki（2002）研究发现FDI的“制度接近性”。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表1所示，中国的OFDI主要流向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都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制度呈现较大的“差异性”。故，我们没有发现中国OFDI的“制度接近性”。其他变量系数和显著性与初始检验一致，这里不再详述。
（四）制度偏向性检验
上节检验中，我们发现双边制度差异与中国OFDI成正比。如是我们自然要问，中国OFDI是偏向比本国制度好的国家，还是差的国家呢？就此，我们进行了制度偏向性检验（见表6和表7）。adiffrol在rol＞－0.413的样本中，第一阶段不显著，而在第二阶段显著为正。这说明对于法制优于中国的国家，双边制度的绝对差异与中国OFDI的投资规模正相关。即中国OFDI偏向法制比本国更好的东道国。adiffrol在rol＜－0.413的样本中第一、二阶段都不显著。因此对于法制劣于中国的东道国，中国OFDI的制度偏向性不明显。同样，adiffcc在cc＞－0.535的样本中第一阶段不显著，而在第二阶段显著为正。这说明对于腐败控制优于中国的东道国，双边制度的绝对差异与中国OFDI的规模正相关。即中国OFDI偏向腐败控制比本国更好的东道国。而对于adiffcc在cc＜－0.413的样本，都不显著。因此对于腐败控制劣于中国的东道国，中国OFDI的制度偏向性不明显。
adiffge在ge＞0.053的样本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都显著为正。这说明对于政府效率高于本国的东道国，中国OFDI偏向政府效率更高的国家。一般认为东道国政府效率越高，则提供的公共产品质量越高。如公路、铁路、通讯及其他公共产品的服务质量就越高。因此，政府效率越高可以降低投资成本，从而促进FDI增加。这与传统理论预期一致。然而，adiffge在ge＜0.053的样本中，第一阶段不显著，而第二阶段显著为正。这说明对于政府效率低于本国的东道国，中国OFDI偏向政府效率更低的国家。这与传统理论预期有差异。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如下。东道国政府效率低下，西方跨国公司进入较小，因而投资空间较大。中国OFDI主要由国有企业完成，而国有企业具有“双重动机”和特定“所有权优势”。基于此，对于为数不多的投资机遇，中国跨国公司可能有更强的“容忍度”。adiffrq在rq＞－0.223的样本中，第一和第二阶段都显著为正，而在rq＜－0.223的样本中，第一阶段显著为负。这说明对于监管质量优于本国的东道国，中国OFDI选择监管质量更好的国家。对于监管质量劣于本国的东道国，中国OFDI偏向制度更接近本国的国家。因此，就adiffrq而言，中国OFDI对东道国监管质量表现出相同的偏向性。总之，通过表6、表7的检验，就中国OFDI的制度偏向性总结如下：中国OFDI偏向法制和腐败控制比本国更好的国家；中国OFDI对东道国政府效率有不同的偏向性，而对东道国监管质量偏向性一致。
因此经过检验，我们发现中国OFDI有市场寻求、资源寻求和“制度风险规避”动机。这与传统理论预期一致。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中国OFDI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东道国法制对中国OFDI规模有负向影响。第二，中国OFDI偏好制度恶劣的资源丰富国家。第三，中国OFDI的“制度接近性”不明显。就第一、二项可能原因，我们已经在文中进行了详细分析。但是，就中国OFDI的“制度偏离”问题，可能还有如下疑惑需要进一步解释。即在初始检验中我们发现东道国法制对中国OFDI有负向影响，而在制度偏离检验中我们发现中国OFDI又偏向法制优于本国的东道国。这似乎给我们一种矛盾的“假象”。但仔细分析之后，这并不矛盾。我们的解释如下。初始检验是横向检验，而制度偏离检验是纵向检验。横向检验是考察中国OFDI的总体趋势。它的基准是发达国家FDI的行为特征制总体与中国OFDI规模负相关。而在纵向检验中，它的基准是中国本身。其他情况一致的条件下，中国OFDI是选择制度比本国优的还是劣的东道国？按逻辑，中国OFDI肯定会选择制度好的东道国。而这一点也在检验中被证明。因此，就东道国法制而言，我们并不认为中国OFDI“喜好”法制有缺陷的东道国。而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与发达国家FDI相比，中国OFDI利用自身的“特殊性”仍然在法制有缺陷的东道国“有所斩获”。
本文基于2003～2010年中国对107个发展中国家的OFDI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检验了中国OFDI在发展中国家的区位分布，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对其影响。通过检验我们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中国OFDI投资发展中国家有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第二，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有显著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东道国政权稳定性和政府效率对中国OFDI是否进入有显著影响，但不影响其投资规模；东道国法制对中国OFDI的规模有负面影响，但不影响其是否进入。第三，东道国制度对资源寻求型中国OFDI有负面影响。第四，双边制度的绝对差异对中国OFDI有正向影响。即双边制度的绝对差异越大增加了中国OFDI的规模。这与Habib和Zurawicki（2002）的“制度接近论”相反。最后，基于双边制度差异，我们检验了中国OFDI的制度偏向性。具体而言，对于东道国法制和腐败控制，中国OFDI偏向比本国优的东道国。对于东道国的政府效率，中国OFDI具有双向偏向性。即对于政府效率优于本国的东道国，中国OFDI偏向更好的，而对于劣于本国的东道国，中国OFDI偏向更差的东道国。对于东道国监管质量，中国OFDI的“制度偏离”和“制度接近性”同时存在。即对于监管质量优于本国的东道国，中国OFDI偏向更好的，而对于劣于本国的东道国，中国OFDI偏向与中国接近的国家。
因此，在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背景下，本文就中国OFDI在发展中国家的区位分布展开了研究。我们发现除传统理论预期外，中国OFDI具有自身特点。特别是对于东道国制度环境，中国OFDI有“特殊性”。我们验证了中国OFDI的“制度风险规避”动机。这与传统理论预期一致。但是，我们也发现中国OFDI对东道国制度的“特殊偏好”。具体表现有：东道国法制对中国OFDI有负面影响；中国资源需求型OFDI偏好制度环境恶劣的国家；FDI的“制度接近性”不适合中国的OFDI。这些都与传统理论预期相反。这种现象可能部分源于复杂的国际投资环境。但是，这与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殊身份”和国内的“特殊市场环境”不无关系。而这也导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投资的“新殖民主义”诟病。所以，中国企业“走出去”应该充分考虑东道国制度风险，秉持市场竞争原则，“有所为”，“有所不为”。
①由于中国和东道国政权稳定的差异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不大。因此，双边制度差异检验中不包括政权稳定差异。
②加权平均油价的计算方法是：参考英国北海布伦特和美国德克萨斯成交的轻质原油价格，然后根据成交量加权平均而得到。
③世界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的构成如下：民主与军政（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稳定和暴力（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治理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规制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法制（Rule of Law）和腐败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分别从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治理、法制和腐败控制全面衡量东道国制度。政治稳定指标用政治稳定和暴力程度来表示，包括：政府稳定性、国内冲突、国外冲突和民族紧张。
④读者若对具体国家名录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