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思想不能改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开放论文,危机论文,思想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去30多年来，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获益者，走开放式发展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功。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世界经济，中国不可能置身其外，严峻的外部环境和重大冲击容易扰乱人们的正常思维，是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战略方向还是回到封闭半封闭状态？今天，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子先博士做客《理论前沿》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一旦我们将经济发展的视野完全退缩到国内，重新回到封闭半封闭状态，我们就将在危机后新的经济全球化潮流中面临再度被“边缘化”的危险，错失未来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新机遇。因此，后危机时代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方向不能改变。
国际金融危机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
记者：经济全球化适应了科技革命条件下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客观需要，具有深厚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面貌，成为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乃至知识和智力资源、提高效率、推动创新、增进福利的原动力。但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使经济全球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您认为它是否会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
王子先：这场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将迎来一轮世界经济的重大调整，世界经济可能将经历3～5年的调整期，在此期间世界经济贸易难以迅速恢复繁荣；如果不发生第二波、第三波金融海啸的话，世界经济贸易可能进入一个较低速增长期。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这与以下几个方面重要原因有关：一是市场经济成为各国的普遍选择，各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路径和模式可以有所不同，但并无其他道路可供选择。在市场化的目标下，对内实行经济自由化、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同样成为大趋势，参与经济全球化事实上已经成为各国市场化的内在制度安排。二是“二战”后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已经形成了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的产业链，国际分工日益变成部门内分工、产品内分工，要彻底改变这种分工格局将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这是谁也不愿意的，美欧“再制造业化”的努力也同样改变不了大的格局。三是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金融体制虽然存在很多不足，但在国际协调上仍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多边贸易体制总体上维持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大势，从危机以来的情况看这种势头不会发生根本逆转。四是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及互联网技术确实已经把当今的世界变成地球村，成为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效率和改善全球福利的源泉，世界各国无论是在危机前还是危机中，都已经形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互利共赢关系，大家都是全球化的利益攸关者，终结全球化总的看对谁都没有好处。因此，危机中经济全球化可能会经历一些局部调整和挫折，但长期来看难以发生根本逆转。战后历次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旦危机过去经济全球化进程就将重新启动，世界贸易与投资的一些长期趋势仍将保持下去。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今年7月22日发布的最新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危机没能阻挡生产国际化的趋势，全球跨国公司2009年销售额及附属企业增加值缩减远低于世界经济衰退幅度，跨国公司国外雇员总数达到8000万，还略高于上一年；服务贸易和外包相对较好，特别是服务外包业务深度和高度都得到进一步拓展。实践证明，人类不会轻易重犯“大萧条”时大打贸易战和关闭市场的错误，经济全球化大趋势将会持续。
后危机时代仍要坚持对外开放的战略方向
记者：有专家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在防范金融风险、确保经济安全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开放政策，继续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我们就能抓住危机后时代的有利机遇，继续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进一步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请谈谈您的看法。
王子先：我非常赞同这一观点。我认为，在外部危机的形势下，我们更需要以战略思维和全球视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谋划好危机中和危机后时代的开放战略，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30多年实践表明，外贸的开放和发展对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发挥了综合性推动作用：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充分发挥了我国的比较优势，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技术进步，缓解了资金与资源瓶颈，引入了竞争机制，成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效率提高的主要动力。出口的贡献已有大量量化测算结论，其实进口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进口是促进我国生产率提高最为重要的因素。据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测算，进口对我国生产率变化的贡献率约为46％。特别是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贸易开放和自由化还有助于打破国内产业过度保护的坚冰，在加快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推动宏微观经济制度创新等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实证研究表明，贸易开放和自由化，可以打破内生的体制和利益壁垒，不仅成为体制转型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动力，而且还可以推动金融改革的深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同时，贸易开放还可以推动金融开放，减轻金融抑制，从而降低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同样，外商直接投资的开放和发展在中国现代化中更是具有突破性的重要驱动力，有力弥补了我国内生能力的不足，大大缓解了一系列要素瓶颈。实证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除了成为中国出口的主要动力外，还对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引进人才和管理、理念创新、提升效率、增进福利、拉动内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特别是成为推动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动力，成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的主渠道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快速增长期成为我国更深入参与全球范围内要素优化配置日益重要的渠道。
中外历史也充分证明，封闭和过度保护导致落后和停滞；只有开放宽容兼蓄并包，才能打破瓶颈和束缚，实现经济起飞和崛起。
无论是危机中还是危机后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对外开放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的。坚持推进双向贸易与投资的稳定平衡发展，提高参与经济全球化水平，不仅是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经济转型的战略要求，也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无论外部环境发生什么变化，我国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进程都不能也无法中断。改革开放政策开启了我国经济由封闭、半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变的进程。迄今我国经济的开放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这大大焕发了我国经济的活力，加快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今后能不能正确处理内需与外需、内资与外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也关系到我国能否长期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世界金融危机总有结束的时候，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调整后世界经济必将进入新的发展周期，世界贸易和投资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作用不会改变。因此，中央关于“四个不变”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也决不能动摇。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扩内需与坚持对外开放并不矛盾。面对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同样也难以独善其身，必须与世界一道共同应对危机。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一直以内需为主导，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在外需方面带来的巨大损失，中央把扩大内需作为应对危机的根本，是十分正确的；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今后较长时期内，主要依靠自身的市场、资源和资金来发展经济，也是不可动摇和无法改变的。
当然，扩大内需，并不是不要外需，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并不矛盾。必须正确处理扩内需与稳外需的关系，短期内特别要千方百计稳定外贸，尽力减少损失，为扩内需政策发挥作用赢得时间和空间。实行对外开放，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这意味着，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今后长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实际上，在全球化时代，内外需并不是相互分离、相互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一方面，国内市场和生产是出口的重要物质基础，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宏观需求决定了双向贸易和投资的水平与能力。另一方面，外需对内需也有着同样巨大的拉动作用。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出口扩张可以大量增加就业、提高收入，并产生巨大的人口红利，有力刺激居民消费需求。二是对发展中国家拉动内需和消费结构升级有特殊效应，通常发展中国家新兴和高端产业发展都会遭遇本地需求不足的严重制约，高成本、高价格瓶颈制约的打破需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我国ICT和消费类电子产业就是在庞大外需支撑下迅速实现了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大幅降低了成本和价格，激活了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我国也因此迅速跃居世界互联网用户和电话用户世界第一。三是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在规模经济、竞争效应、消费引导等综合性外溢效用作用下，我国城乡消费品市场得以迅速成长。四是外需可以有力拉动关联及其上下游产业的即期投资需求。五是外贸通过上下游产业产生乘数效应，拉动国内一、二、三产业需求的扩大和升级。
从长期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储蓄、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会逐步发生变化，消费率会不断提升，经济增长动力构成会逐步从过于依靠投资和出口向带动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但终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对外开放，限制出口。当前理论界与实际部门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不少模糊认识：如有的将扩大内需与拓展外需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有的地方只强调内需而忽视外需；有的人认为在国内资金富余和生产能力过剩情况下利用外资必要性不大；有些地方和企业因出口遇到困难而抱有无所作为的思想；甚至有人提出中国应考虑选择内源发展战略，等等。这些想法都是片面的，不利于我们长期坚持对外开放方针。
后危机时代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
记者：面临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世界产业大重组等新形势，我们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心是什么？
王子先：我们必须在更好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前提下，全面考虑后危机时代我国开放的战略选择。由于我国要素结构失衡以及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我国比其他大国更需要对外开放。按照十七大要求最终建成比较成熟的开放型经济，实现商品、服务、要素和人员更加自由的流动，创造新的竞争优势，仍然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战略目标。未来对外开放功能必须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潮流及时得到新的拓展和升级：一是在2025年我国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根本转变之前仍需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为工业化现代化提供最终需求的支撑。二是组合利用全球范围内的资金、知识、技术、信息、人才，集成全球优势要素，提高经济效率和自主创新能力，强化经济发展的内生能力。三是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在全球新产业新技术革命中占据有利地形，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全面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从后危机时代的国内外形势看，对外开放未来要抓住以下几个突破口：
(一)抓住世界产业大重组大洗牌机遇，提升我国产业核心竞争力。我国应在统筹考虑提升自身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参与国际协调合作两方面关系的前提下，以企业和市场为主体，着力组织推动若干重点计划：一是积极支持具备实力的企业开展核心能力型跨国并购，通过更大范围聚集全球优势生产要素，重塑企业核心能力，培育我国自身全球性跨国公司。二是大力加强国际经济金融合作，加大对外援助力度，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苏，创造新的外部需求，拓展新的对外经贸合作空间。三是大力加强技术引进与跨国合作，充分整合利用全球科技和智力资源，引进中高端人才，全面提升我国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二)打造集成全球优势生产要素平台，提升整体产业链的竞争力。后危机时代我们有必要也有条件借助外力，寻求以开放推动整个产业链优化重组的突破口：一是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政府行政体制、金融和要素价格等几大关键领域的改革，为我国产业链的优化重组消除体制障碍。二是抓紧打破重要服务业的制度性垄断，引入竞争，加快专业化信息化现代化步伐。三是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研发设计和市场营销等高端服务业，实行鼓励性的产业政策，支持自主创新，加快升级。
(三)抓住服务业国际转移机遇，推动服务业跨越式发展。当前要将积极参与服务业全球化、大力承接国际服务转移外包作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纳入国家战略，像当初建设经济特区一样高度重视和支持。当前扩大服务业开放的举措：一是积极有序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引入竞争，以扩大开放推动服务业体制和管理的创新，全面优化服务业的行政和法律环境。二是不以承接服务业跨国转移和外包为突破口，带动我国有比较优势的一些现代服务业部门的迅速振兴。三是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加快我国服务业的重组，引入国际上的先进技术、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全面促进服务业技术进步和现代化。
(四)积极参与全球绿色经济领域的合作。发展绿色经济已成为危机条件下世界经济新的亮点，并且有可能成为新一轮世界经济的主力引擎，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经济价值，决定着各国在未来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绿色经济领域既有机遇，也面临一系列挑战。为此，中国既要顺应潮流，调整发展战略和模式，努力创造绿色经济新优势；也要大力加强国际合作，更好地整合利用全球要素、技术和人才，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取“绿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