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试论文化领导权与社会主义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枪易躲论文,领导权论文,试论论文,关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葛兰西的启示
安东尼·葛兰西（Aotonio，Gramsci，1891—1937）用长达2848页的《狱中札记》泼墨式地论述了文化领导权思想。他创造性地将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社会划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与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物质生活关系总和”〔1〕的市民社会显然不同， 继而又创造性地提出了全新的领导权理论，即相对于政治社会的政治领导权和相对于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或精神的和道德的领导权。葛兰西还将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其中包含着经济领导权）相比较进而得出了文化领导权的特殊性思想，而这一思想正是葛兰西勾画文化领导权这条游龙时所点的金晴。按照葛兰西的解释，文化领导权与通常意义上的“专政”或“统治”有所不同，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在政治上或经济上的领导权都要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作用来维持，但其文化上的领导权，即在“思想上和道德上的领导地位”〔2〕， 却只能来自被领导者自愿的和自觉的认可和赞同。文化领导权只能得之于“以理服人”而不能得之于“以力服人”，国家机器只能为其提供必要条件却无法保证其充分条件。这就是说，在葛兰西那里，政治和经济领导权是并不绝对保证文化领导权的：相反，在一定条件下它们还是可以或可能分离的，掌握前者的同时却有可能失去后者。
葛兰西还用一个实际的例子——俄国十月革命的例子——来说明他上述的观点。我们知道，葛兰西的前提就是将上层建筑社会划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前者由政府、军队、法庭等国家机器构成，恰如我们现在计算机上的硬件；后者包括社区、学校、媒体、教会等不由国家支配的相对自主的社会体制，又如计算机上的软件。葛兰西说，国家统治就应该是“软硬兼施”的，市民社会的“同意”是政治社会“强制”的基础，一个国家的市民社会越发达，这个国家就越稳定，统治阶级的合法性也就越强。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社会呢，主要是政治社会，其市民社会尚处于非常原始低下的水平，故一旦夺取政权便可导致整个社会的剧变。相比较而言，葛兰西接着指出，资产阶级在西欧国家的统治就要稳固得多，因为在这里已经发展了高度发达和结构复杂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不仅掌握着生产资料和国家机器，而且通过市民社会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这就使得资产阶级的统治在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心理上获得了必要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对于这种得到自觉认可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认为，暴力革命一定意义上是无能为力的，而只能以一种不同的文化领导权取而代之。
取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而代之以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最终将葛兰西由理论推到了实践。葛兰西的实践聚焦为一个字就是“攻”，葛兰西是主张用“阵地战”在市民社会层面上逐步逐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他说：“社会集团可以而且甚至应该在夺取到国家政权之先就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这就是夺取政权本身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3〕
至此，葛兰西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文化领导权的理论框架并结合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发。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葛兰西的这一阐发上面。葛兰西——至少是我们通常理解中的葛兰西，一味地强调“攻”而忽略了“守”，浓釉重彩地描绘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社会而蜻蜓点水地掠过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社会，这又怎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缺憾呢？我们认为，所谓文化领导权，并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精神实体，而是不同阶级和社会集团每时每刻都在争夺的对象。这种争夺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进攻中，同时也存在于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进攻中；另一方面，这种争夺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样也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课题，这一点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显而易见。对于正在进行历史性变革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能否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并且牢固地确立文化领导权，就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能仅仅地侧耳倾听由葛兰西所吹响的进攻号角了，我们要把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生命力主动地嫁接到我们社会主义大树的自身生长上来，我们首先需要的应该是一位“自省”的葛兰西。葛兰西若能活到今天，相信他也会做出这样的思考：
（一）文化领导权的特殊性对于两种社会制度而言是具有普遍性的。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也是有着被资本主义文化领导权或其它非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取而代之的危险的。那么当前，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这一危险呢？
（二）考察我们的社会，有没有将其划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必要，或某种角度下的需要呢？
（三）我们的文化领导权做到了“以理服人”了吗？（“理”，即是人们自愿自觉的认可和赞同。）
（四）文化领导权的“易主”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甚至“易主”后相当长时间内“失主”也不会觉察，因为作为必要前提而非充分前提的“放东西的包”——政治、经济领导权，还不曾丢失。那么，我们有无可能成为那位既可笑又可怜的“失主”呢？
（五）赶快打开“包”看一看：我们的市民社会中到底是哪种意识形态、哪种思想文化、哪种道德习惯在占主导地位？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到底有没有以一种文化的形式“飞入寻常百姓家”？
二、狐假虎威
在“左”的思想居支配地位的时期，我们的文化领导权曾一度扮演过“狐假虎威”中“狐狸”的角色。在那个时期，我们存在着政治生活一元化的倾向，政党、国家作为唯一的现实主体发挥作用，所谓市民社会是极其小且弱的直至可以忽略不计，而政治生活主要是通过对社会精神文化生活过程的全面有效的控制来得以实现的，所以文化领导权在那个阶段上从属于政治领导权，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文化的灵魂）全面政治化也就是势之必然了。
既然文化领导权的面目下遮盖的是政治领导权的实质，那么“以理服人”的面目下遮盖的就是“以力服人”的实质了，而这股原本是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的力失去了“理”的制约（再强调一遍，所谓“理”，即是被领导者自愿自觉的认可和赞同），就象洪水失去了堤坝一样开始肆虐一切了。我们今天已不难看出，原来应当作为社会存在即社会生活的物质生活方面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社会意识，不仅被不恰当地膨胀了，而且一度到了本末倒置的地步，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经济是基础，人们只有解决了吃穿住行等问题才能从事其它事业的基本经验，竟然背离得如此之远，并不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进程状态的精神文化观念之树居然凌空生长，我们距离唯心主义还有多远呢？我们死死地抓住了文化领导权，但却违背了它对“理”的内在要求从而错误地运用了它。
三、众口铄金和水滴石穿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用脚踏地走路”了，但我们在抛弃历史上那种“以头拄地走路”方式的同时，竟有人妄想把我们所走的路也一并抛弃掉。我们当然不容这种妄想得逞。如果我们刚刚能够正确运用文化领导权时却又失去了它，这比之历史上我们能够抓住文化领导权却又错误地运用它，又有什么两样呢？我们必须直面这一危险。
（一）历史上，我们在“全面政治化”之下的社会主义文化是简单的、单一的，政治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两位一体”，抹煞的是个体意识、日常生活层次的意识（普遍意识）、社会意识（社会思潮）在文化上存在的可能性，助长的却是“文革”、“大跃进”中的那种集体盲从意识在文化上的滋生蔓延。而这些，对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我们的个人生活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不幸。所以，今天我们对它们进行的批判和反叛，是正当的，同时也是必要的。但是有些人把这种反叛人为“扩大化”，进而走向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文化的极端做法，却是威胁我们手中文化领导权的一个现实存在。古代的艾子能通兽语，一天他听到水中乱作一团，仔细一听原来是龙王有令要诛杀所有有尾的水族，于是鱼虾等皆抱头痛哭，然而奇怪的是，艾子发现一只青蛙也在抽泣不已，便按捺不住地问它：你是一个没尾的，缘何而哭呢？青蛙抹抹眼泪答道：我小的时候是有尾的，我只怕龙王追查历史。确实，现在社会上正在流行这样一种“追查历史”的风气，不是追查某个人，而是追查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他们企图通过批判过去并把过去和社会主义等同从而达到让“人人都憎恶社会主义”的险恶用心，这一行为本身之实质就是对我们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一种篡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多次指出，跳过马克思所说的“卡夫丁峡谷”〔4 〕之后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5〕相反，是“开始比较容易，继续比较困难”〔6〕，我们国家正是如此。我们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后，面临的是双重历史任务，其中既有社会主义自身任务，还有发展商品经济、实现民主化和反对封建主义思想余毒的民主主义任务。我们是两种工作交织在一起进行的，但后者常常拖前者的后腿并诛连给前者很多所谓的“罪名”。西方人士一谈到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就必定要谈到“文革”中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动不动就是“毛的手一挥就千旗飘啦就万人叫啦”，其实从本质上讲，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而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同时也正是因为我们有了社会主义，这种封建主义的东西在今天才能得以真正的克服。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是一种历史理解方式，我们必须要把过去“全面政治化”之下的“社会主义文化”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区别开来，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是要以现在和未来为本位的。
（二）当前，我国城市中确实是存在着市民社会的，广大农村更是存在着由九亿相对自由的农民构成的农民社会——如此说法可能欠科学，但至少我们可以说我国目前存在着国家机器（外延一点，也应包括我们执政党）和国有经济成分之外的相对自主的社会部分。葛兰西所凸现的文化领导权问题也正是针对这一部分社会而言的。在这一部分社会中，与掌握其政治、经济领导权相比，我们能掌握其文化领导权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因为这是能让我们社会主义事业长治久安的“群众基础”，在这样的保证下我们就不会发生“剧变”。但是，文化领导权的特殊性又决定了我们把握市民、农民社会中文化领导权的困难性。文化领导权的内在规定性是“理”，是人们自愿自觉的认可和赞同，这就是说文化领导权最后的落脚点是市民、农民大众的文化心理，而心理现象是最为捉摸不定的。同时——我国当前历史性变革所孕育着的三个相互关联的深层次变化：1）深刻的普遍的社会重组，2）每个人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的根本转型，3）社会规范社会评判标准的重新确认。其中2）3 ）从价值取向的角度上合二为一可以说成是深刻的普遍的文化重组——文化重组又导致了当前一个时期文化心理上的混乱，这就更增加了我们把握文化领导权的难度。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电影上上演一些有钱人谈情说爱和一些强盗娼妓的故事，我们可以感到国有企业的职工开始艳羡外资企业的职工，我们也清楚社会上一些人心里暗暗地早已把雷锋当作了一个傻瓜，所以呢，我们忧心忡忡，我们有理由，至少是有必要开始怀疑社会主义文化是否还在大众心理上占着“头把交椅”。也许有人会说，这些都是些无足挂齿的小事，大可不必杞人忧天。可我们要说，文化领导权与别个不同，文化领导权的实质正是这些“小事”的组合，它就象小青年谈恋爱一样，星期一送你一束花，星期二陪你逛商场，星期三和你吵了一小架，星期四又赶紧向你赔不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姑娘的芳心就被“俘虏”了。大众的文化心理同样也是在这样的“小事”上被“俘虏”的，这符合心理现象的一般规律。而我们现在在文化建设上做得最为不够的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些“小事”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并没有通过“小事”象谈恋爱那样贴近人的心灵。最为具体和最为明显的一例，就是当前的市场经济建设中我们对文化建设的态度。市场就可以说是由琐屑的“小事”组成的，但整合后的市场的力量又是巨大的，市场自身就有一种导向作用。所以我们第一位的工作就应该是自觉地利用这种导向作用，让市场从内部生发出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力量来。但为之可惜的是，我们现在普遍的认识还是停留在要以外在力量约束市场“自发的盲目的导向”上面，我们强调我们要做文化战士、文化建设就是文化战线，但我们很少讲我们还应该是文化商人，文化建设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文化市场。一定程度上，我们还是退守在“以力服人”的必要条件上。一些陈旧的同时又是坚硬的、外来的同时又是腐朽的所谓文化商品由于没有了竞争对手而叫卖得很响。我们只是象割芦苇一样把它们割掉了，但它们又会在我们身后迅速地生长起来。所以呀，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文化外化成为最好的商品并勇敢地投入市场竞争，让人们愿意购买、愿意消费，从而让人们在这些普通的“小事”上达到对社会主义文化“自愿自觉的认可和赞同”。“小事”抓得住，“大事”靠得住，我想，这才是确保市民、农民社会中文化领导权的根本所在。同时还需格外指出的是，市民、农民社会中一些非社会主义的所谓“小事”文化再侵蚀到我们的政治社会中——政治社会终究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而个体的人又都是要在市民社会中存在的——从而导致我们政治社会的局部腐败，那么我们的政治、经济领导权终将也会是“无力服人”了。“无理服人”又“无力服人”，两厢夹击，社会主义的大厦就不再稳定了。
四、二桃一刀
抬头看看正漫步云中的社会主义文化，总觉得将它变为攥在手里的商品似乎有点不太可能。确实，我们过去几乎是批判所有的价值体系的，并宣布它们是魔鬼，这样，我们精神上文化上能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和价值闪光点就越来越少，而一个价值体系内部又斗来斗去，沿这条路互相批判斗争下去，社会主义文化的位置是越来越高了，但内容也是越来越荒芜了，最后差点变成了文化废墟。现在好多了，该复苏的复苏了，该进来的也进来了，可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文化还是放不下历史上形成的“架子”，摆脱不了米兰·昆德拉所说“媚俗”，有形之中社会主义文化也还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独立王国”。我们主张社会主义文化一元论，但我们同时还要主张社会主义文化内容的多样性。所谓社会主义文化大厦，正是在人类所有优秀文化的“地基”之上一层一层建立起来的。如果现在大厦建成了，却又想把下面的地基抽掉，或是坚决不承认大厦和地基是相连的，这不是跟我们古代笑话中那个要造“空中楼阁”的地主一样可笑吗？社会主义文化是绝不该拒斥人类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的，我们不要管这个产品是谁创造的，也不要管这个产品是什么时候创造的，只要它有利于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我们就要大胆地实行“拿来主义”，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把社会主义文化外化成商品就绝不会是一件很难的事了。当然多样并不等于混元，我们要找准社会主义文化内容各元之间的一个契合点，并把这个契合点深植于每件商品的生产之中。一般地讲，我们要找的这个契合点存在于“西、中、马”三种文化板块以及相应的理论导向体系之间。
“西”是指西方现代文化。它主要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产物。在我们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这枚“鲜桃”确是我们所必需的。但我们将这枚“桃子”剖开来看其内在逻辑，就会发现它的“核”、它的生长点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宣布对最大个人利益的追求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导致最大社会利益。哈耶克也坦然承认市场经济中的人首先是自私（selfish）的人， 每个人在本原上都是追求个人利益而不顾他人和社会利益的。但市场经济的分工合作秩序又决定了这样做只会最终损害个人利益。以个人利益做为最后评判者进行理性权衡，哈耶克说自私的人又会走向自利（self-interested）的人。 自利的人为改善个人利益而与他人进行某种妥协从而遵守一定的社会共同行为规范，讲求理性甚至愿意为维护规范而做出牺牲。这样，西方文化就在它个人利益的“桃核”上生长出了鲜嫩的“桃肉”：订立制度（最具代表意义的是洛克所定义的包括“基本人权、基本自由和财产权利”的产权制度），完善法律，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共同行为规范，并因此为开发人的潜能和创造性天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可能和条件。
“中”是指中华传统文化。它是我们中国人文化上的立足点。将这枚“桃子”剥开来看其内在逻辑就会发现它恰是与西方现代文化相反的：它首先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稍后讲单个的人。它的“桃核”是一张“先天的”“人伦关系网”。我们清楚，我们的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社会活动的主体不是独立、自由的人而是抽象的伦理道德或是以各种伦理关系构成的集体。这是一种区别于西方“个人中心和自我依赖”的“情境中心和相互依赖”，属于血缘宗法群体型的伦理道德体系。它以内在的“仁”、“德”为核心，以外在的“礼”、“义”为规范，由“孝亲”引申到“忠君”，并由此建构起政权、族权、神权、父权、夫权等几大绳索，表现了“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大一统”状态，呈现出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的双向渗透。可以说，这个“桃核”基本上是消极的，但是呢，在这个“桃核”上生长起来的“桃肉”——中国传统的伦理生活方式和伦理生活精神却又具有一定积极的意义。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文化的长处在于合理的人生观。”我们传统的重责任、重义务的奉献精神，注重品格修养的自律精神，凝聚向心和互相协作精神，遵纪守法的公纪精神，长幼有序的礼节服从精神，无一不是具有勃勃的生命力的。
当前，“中”“西”两种文化在我国正进行着激烈的对撞。一般认为对撞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一个是个人活动方式、个人价值取向层面，另一个是社会共同行为规范、社会最终评判标准层面。（参见下页图示）
依据事物运动的一般原理，在矛盾形成的最初阶段，代表内在本质的坚硬的“核”——尽管它是消极意义的——总是会碰破作为附着物的“脆皮嫩肉”的。在第一层面，作为西方文化内在本质的人性“利剑”一下就刺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面纱”，传统的道德自觉在物质诱惑感性沸腾面前几已不复，刚刚形成的经济人意识却以自私为轴心象陀螺那样开始迅速旋转，并将离心力辐射到整个社会、人生领域，金钱挂帅、见利忘义、贪婪攫取已成今日社会顽疾；在第二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下级服从上级”的社会操作规范和“领导——群众”的两极结构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人们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只能存在于某种特定的社会网络中，从而人的竞争性和创造力又在这个层面上被缚住了手脚。形象地说吧，我们吃了一顿“桃子”，却只是吃了两个“桃核”。
由此看来，单靠“中”“西”两股文化自发进行文化建设显然是不成的，若如此，我们整个市民、农民社会以至政治社会都会被“桃核”噎住喉咙。不过庆幸的是我们还有我们的第三种选择：“马”。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柄“刀子”而不是什么“桃子”。无论是分析批判西方现代文化还是总结鉴别中国传统文化，都有一个立足于当代我们的实际，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武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正可当此殊荣。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7〕，“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8〕对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不是简单的外来文化而是立国之本。“中”“西”文化在我国结合的错位，一个原因固然是两种文化是互伤的（有人说是互补，两者长处的结合当然是互补，可两者短处的结合呢？不就是互伤了吗？不知人们想过没有，在自然状态下这两种情况谁会更容易的发生呢？）另一个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对文化领导权掌握的不够了。马克思主义从文化的角度上讲，不是个人主义的，也不是权威主义的，而是“综合主义”的——综合考虑个人自由发展和社会利益。《共产党宣言》上讲“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自由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9〕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 社会利益、社会价值和个人利益、个人价值是一致的，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利益。同时这一精神，也正与“中”“西”文化中两块“桃肉”结合的想法不谋而合。我们要真正拿马克思主义的“综合主义”去考察我们现在的一切文化建设，用“刀子”剔除“桃核”并保留“桃肉”，从而寻找到文化内容各元之间的那个既正确又稳固的契合点。我们的文化首先要符合人性，允许个人利益存在但并不仅仅到此为止，我们要在符合人性的基础上把人性提高到一个新的认识层次和实践层次，塑造新型的理想人格。同时我们还要把理想人格和市场规范结合起来。这样一来呢，我们既通过外在的力量来约束人，同时又通过内在的甘露来润泽人，从而达到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最佳统一。我想，这应该是社会主义文化成立的基点，也是我们在市民社会、农民社会把握住文化领导权与否的第一判断依据。可以说，我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文化，而共产主义理想的大众性实现更要在这一点上生长。我们说，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历史理解方式，而且是一种价值承诺。如果有人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必然性在今天需要论证，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作为一种目标它是值得争取的。至少，在这一点上。
五、结论
（一）文化领导权的内在规定性是“理”，政治、经济领导权是文化领导权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我们要警惕文化领导权在“包存”的状态下而“物亡”。
（二）历史告诉我们，文化领导权绝不可委身为政治领导权的“婢女”，否则，我们就会走向唯心主义，走向愚昧和落后。
（三）我们的文化领导权在当前主要遭到来自两方面的进攻。首先是有人别有用心地、断章取义地曲解和诬蔑社会主义文化从而试图让社会主义不得人心。当然，还有人不是“不愿”而是“不会”历史地看待社会主义文化。
（四）其次是在我们的市民、农民社会中，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还未能主动地并轨到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从而造成我们的文化领导权在一些“小事”上正逐步逐步地被人夺取着。
（五）我们要以“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统一”为核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合理取舍“中”“西”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2〕《狱中札记选》第59页。
〔3〕《狱中札记》第31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
〔5〕〔6〕《列宁全集》第34卷第343页。
〔7〕〔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16、1471页。
〔9〕《马列著作选读·科学社会主义卷》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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