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于“战道”的信息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息战论文,战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高科技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计算机、通信、信息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快速崛起，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其特点是：人类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世界各国之间的安全关系日益密切；国际社会间信息交流的频率加快，世界各地军事动态的传播速度超过任何时代，世界日趋变得透明；信息媒体如超音速飞行器、人造卫星、光纤通信、电子计算机等已把世界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立于世界之外；物质财富有了新的增长点，信息财富已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正引发一场新的军事革命。海湾战争以后，西方和俄罗斯许多军事专家认识到，现代高科技技术将使今后20—50年的战争方式、作战概念、军事学说、军队编制发生根本性变化。时代呼唤新的军事理论，而新的军事理论又常常以现成的军事理论为沃土，在吸收中创新，在消化中发展。如果把孙子理论与当今世界的军事变革结合进行研究，就会发现，孙子的理论构架，为信息时代军事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活水源头。
自古以来，战争始终是解决敌对矛盾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孙子把指导战争的理论，建立在是否合于战道的最高原则之上。所谓战道是指战争运行的固有规律，战争形态发展的必然趋势。孙子指出：“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孙子兵法·地形篇》）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作为君主的“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但孙子却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是否合于战道，是否顺应战争的发展趋势，而不在于君主的金口玉言。在当代，把握战争的发展脉络，同样要以战争的固有规律“战道”为准绳。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夫妇认为，自古以来，战争形式一直都在不断地变化。农业时代，战争的形式是锄头和刀剑；工业时代，战争的形式是大规模生产加毁灭性武器；未来，随着信息和知识在经济学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我们将目睹到“软件战胜钢铁”时代的到来。以海湾战争为标志，新的作战样式——信息战的雏形已露端倪。《第一场信息战争》一书的主编和作者阿兰·坎彭指出：“海湾战争是一场电脑中一盎司硅片比一吨铀还要有作用的战争。”他认为：“知识的重要性已达到了与武器与战术匹敌的地步，能使人们相信，通过摧毁和干扰指挥与控制系统的手段，就能迫使敌人缴械投降。”（《未来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77页）事实也是如此， 在海湾战争期间， 整个战场拥有3000多台与美国本土联网的电脑。由此可见，信息战作为战争形式的最新样板，它不先以弹片和轰鸣声出现在世人面前，而是以凝结人类智慧的芯片、集成电路等微型高技术出现在战争舞台上。这一划时代的巨变，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在美国，美军重视信息与信息技术同国家安全的密切关系，认为未来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主要是信息斗争，即信息战。因此，美国各军种已相继成立了信息战中心、信息战学校等组织机构，并抓紧建设数字化部队，积极发展信息战武器装备。在俄国，俄军受新军事革命浪潮的冲击，已强烈感受到了西方军队信息化建设咄咄逼人的气势，承认自己在信息斗争领域的研究和实践都已落后于西方的事实，认为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必须加快这一领域研究的步伐。在日本，自卫队拥有世界一流的信息技术，只要有意图，日本就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不言而喻，信息战已代表了世界军事发展的新方向，如果对其内涵稍作分析，就会更清楚地看到这种趋势。
人类自有战争史以来，就存在着对信息的你争我夺。从国与国之间穿梭的间谍，到牛市上打探军情的百姓；从飞驰在驿站间的传令兵，到长城上绵亘千里的烽火台，都说明信息对战争结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孙子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兵法·九变篇》）这就是对战争中拥有信息的重要性最精辟的论述。当然，古代的信息概念与今天的信息还有很大差别。美国的史蒂芬·M ·哈迪用“无知”和“愚蠢”两个词解释信息战，他说：“在军事领域中，对灵巧武器来说，失去目标指示信息就是无知；得到错误的指示信息就是地地道道的愚蠢。同样，对在现代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进行指挥和控制演习的指挥官也是一样。因此，信息战可以被认为是克服自己的无知同尽可能使对手愚蠢的一门科学。”（周长仁译《什么是信息战》，《电子防御杂志》1996年1 月号）显然信息战与指挥控制系统密不可分。农业时代的作战指挥完全依赖于人脑，其或然性很大；工业时代电报、电话等传输系统加快了人脑指挥的效率；而信息时代，人脑则完全依赖于电脑，如果没有电脑的垄断指挥，指挥官的作战命令可能不出作战室，就遭到对方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今天的信息战，完全是一种智能型的战争。虽然遗留在伊拉克废墟上的弹片与越南战场上弹片没有两样，但是指示弹头飞往目标的控制系统却大相径庭。今天，一架F—117轰炸机，只要飞行一个架次，扔一颗炸弹，其威力就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架B—17轰炸机飞行4500个架次， 扔9000颗炸弹的水平；或越南战争一架B—17 轰炸机飞行95 个架次，扔190颗炸弹的水平。它们之间之所以有如此惊人的差距， 就在于今天的飞机，完全以准确、快速的指挥信息作后盾。在海湾战争中，两架有星空雷达系统的飞机共飞行了49架次，就能辨别1000多个伊军目标，从而指挥了750架战斗机的飞行行动。而这些被指挥的飞机，90 %在第一轮攻击中就成功发现了目标。由此可见，信息战带来的革命其核心是指挥系统的“脑”革命，在这个领域谁率先取得信息优势，谁就能以较小的代价打赢战争。
除此之外，信息战的外延还不仅限于战中的火力对抗，在战前，取得信息优势的一方，扰乱、瘫痪对方的信息网络，迫敌不战而屈，这种兵不见血刃的网上战争，加大了信息战的广阔空间。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信息战是以信息高技术为手段，以指挥控制系统为平台，以火力杀伤或软杀伤为目的所进行的全方位的、人工智能型的战争。它反映了战争向智能化方向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信息时代“战道”的具体体现。同时，信息战又是一场世界性的机遇战，谁把握住了这个机遇，谁就能在战争舞台上呼风唤雨，不战而胜，否则就会吃败仗，就会重演长矛、大刀与火枪、火炮对阵的历史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