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确立与贯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试论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缘起、内容、形成时间及其发展过程，乃是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对华政策以至整个远东政策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近年国内学者对这些问题研究颇多，却无统一结论。本文拟利用国内外有关资料，吸收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这些问题试作分析。
一、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缘起
从新中国成立到朝战爆发前，美国对华政策还处在“等待尘埃落定”时期，具有过渡性质，对华遏制政策的正式确立经历了复杂的过程。甚至在朝战爆发到中国介入朝战前的4个月， 美国虽然已转向对华全面敌视政策轨道，包括出兵台湾海峡、宣布台湾“中立化”和政治地位未定，对华实施石油禁运等，但其时美国仍以在远东遏制苏联为中心和直接目标，对华政策仍从属于对苏遏制政策，不具备独立和系统地全面遏制新中国特性。
1950年10月，中国介入朝战并在云山之战、清川江长津湖之战中大败侵朝美军，将之赶回三八线以南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美英于12月初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谈，商讨如何应付朝战危机和对华政策诸问题。会谈期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几次表示，美国认为中国是苏联的卫星国，因而不承认中国、不能允许中共进入联合国、也不能允许中共夺占台湾及插手对日和约问题，要“尽量对共产党中国制造麻烦”。杜鲁门更强硬地表态说：“只要目前的北平政权仍在台上，他们将继续是俄国的卫星国”，并称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消灭它”。他还具体要求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宣布中国是侵略者，运用“所有的”政治经济措施对中国施加压力、采取某种军事行动骚扰中国、同时促进中国国内反共势力“起来反抗”及利用蒋介石集团的力量。〔1〕12月8日，杜鲁门又在英美会谈公报中公开宣布美国反对中共进入联合国及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强硬立场。这样，美国决策者用英美首脑会谈之机，首次发出了奉行对华全面遏制政策的公开信号。
12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麦克阿瑟，要求他在朝鲜半岛继续抵抗，以削弱中共政治军事威望。后者在次日复电提出了报复惩罚新中国的4项具体措施：1.封锁中国海岸；2.摧毁中国工业生产能力；3.使用蒋军到朝鲜作战；4.利用蒋军攻击中国大陆“兵力空虚地区”。 〔2〕1951年1月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与麦克阿瑟4 项惩罚措施相同的政策思路，批准了一份政策研究报告，其中提出16点行动建议，包括：加速建立日本的防卫部队；加强对华经济封锁；着手对华实施海上封锁；解除对中国东北及沿海地区的侦察限制；解除对蒋军的限制；增加对台湾军援；向在中国大陆的国民党游击队提供秘密援助；准备对中国境内目标实施海空打击等。〔3〕1月13日，杜鲁门又致信麦克阿瑟阐明美国对外政策“十大目标”，其中包括打击中共军事政治威望；为组织中国国内外的非共产党抵抗运动提供更多的直接间接援助；鼓励中国周围的反共力量“坚定意志”，不向中共屈服等。〔4〕
1951年1月1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NSC101／1号文件，这份文件囊括了美国要员在英美华盛顿首脑会谈中表述的对华政策立场、麦克阿瑟4点建议、参联会1月12日报告、杜鲁门1月13日信的主要内容。 文件规定美国对华政策目标是：粉碎苏联对中国的控制，扶持任何一个能替代中共亲苏政权的其它中国政权；保住台湾；尽力防止中共向印支、泰国、马来亚及亚洲大陆其它地区扩张。为达到这些目标，文件要求：1.由联合国宣布中国为“侵略者”；2.通过联合国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制裁；3.准备对中国进行海上封锁；4.准备使用蒋军进攻大陆及向其提供军援；5.必要时攻击中国境内目标；6.增加对印支、泰国、菲律宾军援，加强驻菲美军。〔5〕
要而言之，美国军政要员在1950年12月初英美华盛顿首脑会谈中陈述的政策观点、麦克阿瑟与参联会新年前后的电讯往还、参联会1 月12日报告、杜鲁门1月13日信件及NSC101／1号文件等大体勾勒出了美国对华遏制政策形成的基本轨迹及这一政策的大致轮廓。第一，美国对华遏制政策思想及其构架大体形成于1950年12月初到1951年1月中；第二， 美国国务院、军方、杜鲁门及麦克阿瑟在遏制新中国总的主张具有一致性，即都强烈主张遏制新中国；第三，美国对华遏制政策形成过程中没有一个类似凯南8000字电报那样的纲领性文件或类似丘吉尔富尔顿演说、杜鲁门主义那样明白标志界定其形成过程及阐述其理论。对华遏制政策构想，包括其范畴、性质、内容、政策依据等主要通过这一时期美国决策人一系列谈话、备忘录、电讯往返、会议纪录、政策决议及具体政策行为得到体现；第四，美国对华遏制政策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战略、颠覆活动以及台湾问题、政治承认问题、联合国席位问题和美国对日、对朝、对印支、对东南亚政策调整问题。与1946年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相比，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从一开始就更复杂、更具体、更无所不包。
中国介入朝战并在朝鲜打败美军，使美国战后急剧膨胀的政治野心和虚幻国际威望受到沉重打击。美国官方及民众由此产生了一种冷战失败的幻灭感，“黄祸论”和“红祸论”一时成为美国媒体主调，一股以反华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狂热部分取代反苏狂热迅速兴起，美国举国上下，包括国会内外、政府内外，到处弥漫一股“惩罚”新中国的强烈政治氛围。美国国会通过一系列反华决议，转向极端反华立场。美国军政要员，包括杜鲁门、艾奇逊、马歇尔、布雷德利、麦克阿瑟等，无一例外，都把中国称作侵略者，与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日本相提并论，对中国在朝鲜打败美军耿耿于怀。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在联合国宣称中国是“犯罪国家”。〔6 〕艾奇逊在与访美的英国官员会谈时直言不讳地宣布：美国要坦率地表明对中国的态度，因为”50年来，美国一直努力与中国人友好，现在他们派军队向我们进攻，并且粗暴地咒骂我们。他们大大损害了我们50年来的努力。也许要花10年时间才能叫美国人淡忘这一点，并且宽宏大量地把这看成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懂情理所致”。〔7 〕
中国参战并在朝鲜打败美军也大大影响了美国决策人对中苏关系和中共性质的看法。朝战爆发前美国决策层普遍认为中国不是苏联卫星国，中苏之间有矛盾，中共有可能“脱离苏联政策轨道”而铁托化，并以此为制订对华政策的依据。〔8〕中国介入朝战后， 美国决策层这一看法立即烟消云散。艾奇逊断定中共“不是从中国人的立场，而是从听命于莫斯科的共产党人的立场”看朝鲜战争，他们的行动依据莫斯科模式，比之东欧卫星国更亦步亦趋。并宣称“也许10年或15年后，我们会看到中国态度的变化，但我们没有那个时间。如果我们在中国的长远未来上投机而立即影响到美国的安全，这便是一笔亏本的买卖”。〔9 〕即是说，艾奇逊主张放弃朝战前推行过的诱中共“脱离苏联政策轨道”的“楔子”战略，转取公开敌视和全面遏制政策。这一立场得到杜鲁门、马歇尔等人一致支持。
促使美国奉行对华遏制政策的原因植根于中美意识形态冲突。美国始终不愿接受一个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因战略驱动，虽渴望诱使新中国“脱离苏联政策轨道”，却依然不准备与一个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和平共处，一心指望中共蜕变。中苏缔结同盟条约后，美国对中共的意识形态敌意进一步强化。及至朝战爆发、中国介入、印支战争和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美国愈益视中国为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策源地和美国在亚洲意识形态战争中的主要对手，决心阻遏新中国对亚洲各国、尤其是对东南亚各国的意识形态影响。显然，中美意识形态冲突既是美国奉行对华遏制政策的基本原因之一，又为美国奉行这一政策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美国奉行对华遏制政策的第三个原因在于美对中国实力及远东力量平衡变化的新认识。在中国介入朝战前，美国朝野普遍有一种轻视中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倾向。1949年春问世的NSC41 号文件断定中国经济落后、工业技术发展水平低，无论如何快速发展都不可能在一代人甚至更长时间内建成工业基地，成为美国安全的威胁。〔10〕甚至临到中国出兵朝鲜前夕，美国决策层还断定中国即使出兵朝鲜，也无力从根本上影响朝鲜战局。〔11〕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杰出表现使中国在近代史上第一次作为一支强大力量登上亚洲舞台，从根本上打破了亚洲原有力量均衡。美国朝野低估中国实力的倾向一扫而空，代之而来的是另一种倾向，即高估中国实力、国际影响力并以此为指导其对华政策的依据。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美国打算用原子弹对付的力量。朝战期间，中国经济又确实欣欣向荣，快速增长。1954年的人口统计数字表明中国人口已超过6亿。 同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更使中国国际威望进一步提高。无论从朝战军事行动本身抑或是从亚洲或全球力量均衡的观点看问题，美国都不能容忍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进一步崛起，因而决心以遏制方式阻止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防止中国迅速成长为苏联式的世界强国。这种涉及长期权力均衡的考虑已超越朝战引起的反华反共歇斯底里和意识形态对抗，较前二者更持久、更深刻、更全面地影响美国对华决策，成为美国奉行对华遏制政策最带本质性的深层原因。
二、对华遏制政策的贯彻
美国确立其对华遏制政策时虽然没有凯南八千字电报那样的文件作理论指导，但美国决策人无疑借用了凯南电报中的对苏遏制思想及其政策的现成经验。对华遏制因具有应付朝战危机的军事斗争色彩，较之对苏遏制便具有更为紧迫应急性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拟订过程与其贯彻过程具有同步性。对华遏制政策及其思想是在拟订过程中贯彻，又在贯彻过程中得到体现并系统化，其拟订过程也是其贯彻过程。
美国贯彻其对华遏制政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发端于经济领域。朝战爆发前，美国对华经济贸易政策以NSC41和48／2号文件为指南。这两份文件虽然在对新中国与西方的贸易作了某些重大限制，但其主旨是允许中国恢复与西方日本和美国的一般贸易关系。朝战爆发后的头几个月，美国为适应战争需要下令“暂时中断”对华石油产品供应，NSC41 和48／2号文件中的对华贸易控制措施也被强化，但这两份文件规定的对华 贸易基本政策并未完全放弃，中美贸易还在继续进行，其它西方国家对华贸易则呈增长势头。到1950年11月，美中贸易额仍维持每月800 万美元的水平。〔12〕西方国家1950年对华贸易总额则为8.8亿美元， 约占中国当年外贸总额的2／3。〔13〕可以认为，朝战初期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已转上明显的公开敌视轨道，却依然未纳入对华遏制范畴。
1950年11月17日，以中国介入朝战及美军在朝溃败为背景，美国政府有关部门推出NSC91／1号文件，要求加强对苏东国家、北朝鲜和中国的1A和1B产品出口控制。稍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分别批准了这份文件。这说明美国已正式放弃NSC41和48／2号文件有关对华贸易政策的任何现实方面，使对华贸易控制处于类似对苏联贸易控制的同等水平。11月22日，无任所大使杰塞普（philip C.Jessup）向国安会提交一份备忘录，明确建议应从“实质上禁运”的观点调整对华贸易政策。〔14〕随后几天，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就对华贸易禁运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各方面原则上赞成实施对华禁运政策。国务院中国科科长帕金斯（P-erkins）提出朝战爆发后美国虽然采取措施禁止绝对禁运单上的产品从美国流入中国，以及争取到其它西方国家同意将对苏东集团的贸易控制措施应用于中国并在控制对华石油产品出口问题上的合作，但还不是全面经济战。他认为真正的全面经济战应全面禁绝美国对华一切出口；冻结全部中国在美资产；禁绝中国对美出口等。他要求立即着手开展对华全面经济战。财政部不但要求实行对华全面禁运，还要求同时施以金融控制政策，包括冻结中国在美资产。〔15〕
1950年12月初，朝鲜战局发生了极不利于美军的戏剧性变化。美军主力在北朝鲜山区遭中共军队伏击，仓惶南逃，大有全军覆没之势。为适应朝鲜战局这一紧急变化，美国商务部根据各部门协商意见，于1950年12月2日下令对中国实行贸易出口许可证制度，规定对运往中国和港 澳地区的一切美国出口品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并宣布前述规定在12月3日生效。〔16〕
12月2日商务部命令是美国遂行对华全面经济战的起点， 也是美国正式奉行对华全面遏制政策的标志。继12月2日命令发布后， 商务部又在12月7日颁令前往中国和港澳的过境运输及货物必须领取许可证。 12月10日颁令禁止美国飞机船只装载运往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及港澳地区的战略物资。〔17〕12月16日，国务院又根据财政部要求颁令控制所有中国在美资产及禁止所有在美注册的船只前往中国港口。〔18〕这样在两周内，美国便铺开了贯彻对华全面遏制政策的第一步行动。
为实现对华经济遏制目标，美国还要求日本和其它西方国家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类似行动。经过几个月谈判，美国软硬兼施，争取到日本和其它西方国家合作。1951年5月7日，美国正式向联合国提出一份有关对华进行贸易禁运的提案，并操纵联大在5月18日正式通过。 美国虽未实现争取其它西方国家奉行全面禁运政策的初衷，却使其它西方国家同意有选择地对华禁运，从而使美国的对华贸易禁运政策具有了国际禁运印记并披上了联合国外衣，完成了美贯彻对华经济遏制的第二步行动。
稍后，美国还计划把对华经济遏制推向第三步，即促使联合国作决议对华实施全面禁运和海上封锁，因英法等国不同意只得作罢。由于美国奉行对华经济战政策，西方国家对华贸易连年锐减。1951年下半年，中国从西方进口额跌至1.48亿美元，较上半年减少61%。同期中国对西方的出口额也跌至3.35亿美元，下跌16%。中国因此每年直接经济损失达7500万美元，间接损失更大。〔19〕
与对华经济遏制相一致，美国对华政策在政治领域也被纳入遏制轨道，这包括：1.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和不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 立场进一步强化。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在1951年5月18日发表演说，诅咒新中国是一个“大型斯拉夫满州国”，宣布美国决不承认中共政权。〔20〕艾奇逊则表示即使使用否决权也要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到1951年5月， 美国已先后77次在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投否决票反对中国进入这一组织。〔21〕 2.力图强迫其它西方国家追随美国长期不承认新中国，不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1951年1月20日，艾奇逊致电美驻联合国使团， 要求美国使团在联合国提出对中国实行政治制裁的4点措施：未承认中共的不要承认；未向中共派驻 使节的不要派使节；集体措施委员会不允许中国获得在联合国席位，也不允许中共代表在联合国活动；联大发表宣言，不承认中共“侵略朝鲜的政治局面。〔22〕 2月17日，艾奇逊再度致电美驻联合国代表，指示其进而在联合国提议已承认中共的会员国与中共决裂、撤回大使以及未承认中共的坚持不承认。〔23〕 3.采取行动通过联合国攻击中国为“侵略者”。1950年12月初的英美华盛顿首脑会谈期间，美国就提出过通过联合国宣布中国是“侵略者”问题，遭到英国反对。1951年1月， 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美国外交部门也与其西方盟国反复磋商，要求支持美国立场。结果，第五届联大再次由美国操纵，于1951年2月1日通过另一份美国提案，指控中国为“侵略者”。〔24〕
在对华全面遏制总框架内，美国对台对蒋政策也被纳入对华遏制轨道，这表现在：1.加快援蒋步伐，扩大援蒋规模。1951年2月，美国决定在1951年财政年度余下的4个月向蒋政权追加7120万美元的军援， 并决定1952财政年度提供军援2.37亿美元， 1953财政年度再提供2亿美元。〔25〕对蒋经援也相应增加；2.恢复援蒋军事顾问团；3.使台北领事馆升格为美国驻蒋政权大使，增派使馆人员； 4.操纵联合国“冻结”中国代表权问题，以使台湾蒋政权长期窃踞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要而言之，美国贯彻其对华遏制政策的基本内容是：经济上对华实行贸易禁运和制裁；政治上拒绝承认新中国、阻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通过联合国制定中国为“侵略者”，以使中国成为国际弃儿；同时全面援台援蒋，使之成为美国贯彻其对华遏制政策的基地和急先锋。
三、对华遏制政策的确立与美国远东政策的调整
对华遏制政策的确立深刻影响了美国远东战略，在远东由遏制苏联为主转向以遏制新中国为直接目标。美国远东政策开始服从于对华遏制政策，从斗争方式到盟友选择皆发生全面变化。首先，美国全面调整了对朝鲜政策。战后初期，美国认为朝鲜对贯彻其远东遏苏战略“并不重要”〔26〕。1949年6月，美军从南朝鲜撤走。朝战爆发后第三天， 美国投入远东美军赴朝参战。10月初又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进兵。但此时美国仍未下决心在朝境长期驻兵。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晤杜鲁门时明确提出1951年1月前从朝境撤退全部美军。 布雷德利等人对此也未提任何异议。〔27〕但在对华遏制政策确立后，美国决定维持其在朝鲜的长期军事存在。国务院与国防部在1950年12月初联合提出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军在朝鲜尽量维持军事行动，尽可能以军事行动惩罚中共。〔28〕为守住其在朝鲜的对华遏制阵地，美国前后投入了1／3的陆军、1／5的空军和1／2的海军，付出了200亿美元战费和近40万人的伤亡。 朝战结束后，美国在朝鲜长期留驻了一支庞大战斗部队。甚至在中国从朝境撤军后，美军仍继续留驻朝鲜。此外，美国还全面扶植李承晚政权，向其提供佩刀式飞机等进攻性武器；助其训练装备20个师的陆军及建立海空军。从1953年到1957年，向南朝鲜提供了5.278亿美元军援及大约10 亿美元经援。〔29〕使南朝鲜成为美国遏制新中国战略包围线的主要支点和前沿阵地。
其次，加快扶日步伐。朝战爆发前美国已转向扶日政策。对华遏制政策确立后，美国扶日政策获得新动力，愈加急速推进。在美国扶助下，日本工业生产在1951年超过战前水平；1952年达到战前水平的131.8 %；1953年达到169.2%；1954年达到173%。在政治方面，美国从1950年10月到1952年3月，前后分4次解除了约8万名重要战犯的整肃， 基本停止了整肃活动。〔30〕1950年9月， 美国就对日媾和问题着手与有关国家磋商；10月提出缔结和约“七原则”；1951年9月8日，美国排除中苏单独对日媾和。和约实际上取消了日本的赔款义务，同时允日保留“自卫权”。
在对华遏制这一总目标下的美国扶日政策，其最突出特征是重新武装日本。朝战爆发不久，美国即指令日本建立75000人的警察部队和8000人的海上保安人员，相当于“新编4个陆军师”。〔31〕对华遏制政策确立后，美国大大加快了重新武装日本的步伐。1953年，美国要求日本建立拥有3万人和800架飞机的空军；13500人和108艘战舰的海军；陆军则要在1954年6月建成6个师、1955年6月建成8个师、1956年6 月建成10个师，达到325000人。为此，美国还要求日本1954年支出军费2000亿日元；1955年2350亿日元，并以美援要挟其落实。〔32〕1952年3月， 美国批准日本制造武器。在美国支持下，日本1952年建立保安厅；1954年建立防卫厅和陆海空三个自卫队。仅几年时间，美即把日本经营为在远东遏制中国的最大军事堡垒。
第三，全面卷入印支殖民战争。朝战爆发次日，美国作出了加快向印支法国殖民军提供军援的决定。对华遏制政策确立后，这一决定开始得到全面执行。1952年6月，美法发表联合公报， 宣称法国在印支的殖民活动是“自由国家在全世界抵抗共产主义征服和破坏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朝战爆发到1954年春，美国主要因为对华遏制需要，向印支法军提供了40万吨军用品，包括1500万发炮弹、150艘战舰、500架飞机。1953年，美国已在印支投入5亿美元；1953—54年为8.85亿美元； 1954—55年又计划投入11.33亿美元。美援占法国印支战费开支的70% ，印支战争已成为“美国的行动”〔33〕。法国撤出印支后，美国又在印支替代法国，积极扶植保大、吴庭艳集团，力图把印支经营为遏制新中国战略包围线的另一个支点。这一意图又成为日后美国发动越战的基本动因。
第四，为适应对华遏制要求，调整远东军事战略。按照朝战爆发前确定的美国远东军事战略，美国地面部队不应卷入亚洲大陆的地面作战。朝鲜、台湾、印支皆被排除在美国远东军事防御圈之外。朝战及对华遏制政策改变了这一切。美军介入朝鲜地面作战，尔后又留驻朝境；第7 舰队巡弋于台湾海峡，成为20年不变的例行任务。美国还在台湾建立起庞大的海空基地网；在印支，美国也替代法国营建军事阵地。结果，美国远东军事战略线就由日本—冲绳—菲律宾一线向北推移至最靠近中国大陆的朝鲜—台湾—印支一线。美国还大大加强了其驻远东部队，包括高度机动的海空军和水陆两栖部队，并以原子弹为后盾。
此外，美国也因对华遏制需要改变了其有关远东军事结盟政策的原有立场。朝战前美国对在亚太地区建立反苏军事同盟兴趣不大。对华遏制政策确立不久，美国在1951年8月至9月，美国加紧步伐分别与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等国订立《美菲联防条约》、《美澳新条约》、《美日安全条约》等三个军事同盟条约；1953年，美国与南朝鲜订立《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次年8 月与英法等国订立《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年底又与蒋政权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这样到1954年底，以中国为对手，美国便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以美国为纽带和核心，囊括6个双边或多边条约，有10多个国家参加的远东军事同盟体系。
结语
本文结论是：第一，美国对华全面遏制政策最终正式确立于1950年12月到1951年1月，主要通过这一时期美国决策人一系列谈话、备忘录 、电讯往还、会议记录、政策决议和政策行为得到体现。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拟订过程与其贯彻过程具有同步性；第二，美国奉行对华遏制政策的直接原因是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挫败。美国由此重估中国实力、中苏关系性质和远东力量平衡，开始把中国视为其在远东的主要敌国；第三，美国对华遏制政策在其初期具有应付朝战军事危机的军事斗争色彩和应急性质。但到后来，美国惊恐于中国实力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威望的提高，试图以遏制方式阻止中国工业化并崛起为亚洲强国的历史进程；第四，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基本内容包括：经济上实施贸易禁运，政治上拒绝承认新中国、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指控中国为“侵略者”，力图把新中国摒弃于国际社会之外，全面援蒋援台，维持中国分裂局面；第五，在对华遏制总目标下，美国全面调整其远东政策，包括长期驻军南朝鲜、卷入印支殖民战争、重新武装日本、与英法殖民势力及亚洲所有反共势力合作，建立起庞大、复杂、以新中国为对手的亚洲军事同盟体系，其整个远东政策被纳入对华遏制轨道，从属于对华遏制政策。
注释：
〔1〕〔2〕〔3〕〔5〕〔9〕〔11〕〔12〕〔14〕〔15〕〔16 〕〔18〕〔27〕〔28〕Edited by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ng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7,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76,p1348—1394、1357—1373; p1631; p70; p1514—1517; p1368—1369; p933—934、953—954; p670; p660; p664—666; p672—673; p682—683; p1357—1373.
〔4〕〔26〕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 三联书店，1974年10月版，第518—521页；第385—386页。
〔6〕〔17〕〔24〕《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57页；第326—327、329—330页；第391页。
〔7〕上海国际关系学会编印：《战后国际关系史料》，第二辑，1983年版，第121—122页。
〔8〕Edited by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the United States,1949,vol.8,The Far East:China,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78,P289—290、356—360、363—364、377—385.
〔10〕Edited by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the United states,1949,vol.9,The Far Fast:China,1974,P830—831.
〔13〕James Tuck—Hong—Hong Tang,Britanin's Encounter w-ith Revolutionary China,1949—1954,St.Martin's Press,1992,P203.
〔19〕〔22〕〔23〕〔25〕Edited by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ng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1,vol.7,Korea and china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ion,1983,P1909; P1887; P1917—1918; P1585.
〔20〕Edited by Department of state,America Foreign Policy,Basic Documents,1950—1955,vol.2,ARNO Press,N.Y.,1971,P2474.
〔21〕Arthur M.Schlesinger,Jr Edited,Congress Investig-ates,1792—1974,N.Y.,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75,p410—411.
〔29〕Edited by Gerald L.Curtis and Sung—joo Han,The U.S.—South korea Alliance,lexingtonBooks,D.C.Heath and comp-any,lexington,Massachusetts,Toronto,1983,p41.
〔30〕卫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9、103、115页。
〔31〕〔32〕宫泽喜一著：《东京—华盛顿会谈秘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147—148页；第167页。
〔33〕A.C.阿尼金主编，大连外语学院俄语系翻译组译：《外交史》，第5卷，上册，三联书店，1983年10月版，第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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