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徽州文化的阶段性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徽州论文,阶段性论文,明清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1-0092-09 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文化的典型样本，这一观点在学界已是基本共识。我们认为，从表现形式看，徽州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各种文化现象往往被冠以“徽”或者“新安”字样，如徽派朴学、徽派建筑、徽派版画、徽派盆景、徽商、新安理学、新安画派、新安医学等等。①但就其影响与地位而言，徽州文化其实是以地域文化的身份，担纲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主流”文化的角色。其登峰造极之时，正当明清两代。就总体而言，徽州文化在明清时期臻于极盛，成为徽州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而具体来看，期间它有着显著的阶段性发展。依据各种文化形态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不同主旨和特色，我们把这种阶段性发展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明前期。该时期从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年)开始，大致在嘉靖、万历年间(1522-1619年)告一段落。期间徽州文化整体风貌彰显的一个鲜明的主题是求变与创新。 比如，崛起于南宋的朱子学重要流派“新安理学”②，在有元一代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渐趋墨守成规，学派内部死抱旧说，创新乏力。詹烜在《赵东山行状》中记载：“新安自朱子后，儒学之盛，四方称之为东南邹鲁。然其末流，或以辨析文义、纂辑群言，即为朱子之学。”③描述了元代新安理学墨守成说、创见缺乏的普遍现象。对此，当时著名新安理学家赵汸也提到，徽州先贤“皆留心著述，所以羽翼程朱之教者，具有成书”④，但是其书“虽有考索之富而扩充变化之无术，虽有辨析之精而持守坚定之未能”。⑤这里，赵氏所说的“扩充变化之无术”，就是指南宋朱熹之后的元代新安理学家缺乏学术创新。元末明初，鉴于元代新安理学家的学术之弊，以朱升、郑玉和赵汸为代表的新安理学家提出了求“实理”的新的治经主张。这一主张的核心是反对元代先儒盲目迷信、循途守辙的治学之术，主张明源察始，通过自身的思考，探求理学真谛。以此为指导思想，以朱升、郑玉和赵汸为代表的元末明初新安理学家本着求真实之理的心态，思维渐趋大胆、活跃，从多种途径探索朱子之学的真谛。如朱升发明了“旁注诸经”的治经方法，郑玉和赵汸则以“和会朱陆”张大新安理学学派宗旨，明初的新安理学可谓气象一新。该时期也是新安理学发展史上求变求新思潮最活跃的时期。 再如徽州的教育和科举，在明前期也有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方教育机构类型进一步清晰，官学、书院、社学三大系统互为补充，构成了徽州教育机构的网络体系。徽州官学包括府学和六县县学，其中府学始于唐代。六县县学中，始于唐代的有歙县学和祁门县学，其余休宁县学、黟县学、婺源县学和绩溪县学皆始建于宋代。⑥其后，虽有连续性，但时有兴废，元末战乱更一度使徽州官学遭受重创。明朝立国后，朱元璋崇奉“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理念，推行了一系列兴学政策，被史家称为“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⑦在此背景下，明前期的徽州府县学得到全面重建或扩建。⑧徽州最早的书院是绩溪龙井之桂枝书院，始建于北宋景德丁未(1007年)。其后，经宋元发展，明前期的徽州书院无论规模和数量，均远超前代。据乾隆《江南通志》、道光《徽州府志》、光绪《重修安徽通志》等志书不完全统计，明代徽州新建或重建、扩建的书院有49所，其中明确记载为前期的书院有38所，比例高达77.6%。说明了徽州书院在明前期已形成规模化的系统。社学之制，始于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为朝廷诏令在乡村设立的“教童蒙始学”的学校。明承元制，于洪武八年(1375年)开始在城乡推行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⑨据弘治《徽州府志》记载，同年徽州六县凡“邑之坊都，居民辏集之处”均设立社学，数量达到462所。其中休宁、婺源最多，各有140所，其他各县依次为歙县112所、绩溪30所、祁门27所、黟县13所。⑩明前期徽州的社学已经遍及城乡，奠定了童蒙教育的基础。官学、书院、社学针对不同人群，各成系统，表明徽州地方教育机构的类型在明前期进一步清晰，已经构成了徽州教育机构的网络体系。二是徽州教育的功能进一步凸显。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廷全面恢复科举取士，并规定参加科举者必须是各级学校的生员，逐步形成了“科举必由学校”的定制。(11)因此，徽州府、县学等“官学”发挥着培养科举人才的功能。书院为“尊儒重道、栖徒讲学之地”(12)，明前期徽州书院的功能重在聚徒讲学。如徽州最大的书院紫阳书院，在“元末明初，名儒迭兴，又立紫阳书院山长以主之，度其揖让周旋，升阶侍立，相与析疑辨难，必多发明”(13)。清人施璜撰有《紫阳书院志》和《还古书院志》，其中《会纪》等篇对徽州书院讲学情形记载甚详。社学则收8至15岁孩童入学，“设教读以训童蒙”。三类教育机构功能各有侧重，一时徽州文风丕振，科举及第者人数之众，几近今安徽全省的1/3。(14)三是办学主体进一步扩大，除官府投入外，民间集资和官绅资助份额越来越大。尤其是随着弘治之后徽州商人群体崛起、徽州商帮形成，徽商在徽州教育方面的贡献度越来越高。这些都表明明前期的徽州教育与科举走上了鼎新之路。 作为徽州文化核心内容之一的徽州商业文化，也在明前期初步形成。虽然作为个体的徽州商人，其经商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年代，但徽商作为地域商帮的出现，则在明前期。此期徽州商人从业人数剧增，资本规模扩大，经营行业拓展，营商手段多样，宗族联系密切，最终约在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开始形成徽州商帮。学界认为，其标志一是徽人形成从商风习，二是徽人结伙经商现象普遍，三是“徽”、“商”二字已经相连成词，四是作为徽商骨干力量的徽州盐商已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优势地位。(15)随着商帮的形成，徽商出现了“贾而好儒”、“以义为利”、结伙经商、广交官府、热心公益等商业文化。(16)商帮的形成以及商业文化的出现，这是此前徽州文化中未见之新气象。 又如徽州文学，尽管学界对此阶段的文学成就评价不高，但其理学化的时代特色却异常鲜明。韩结根先生在其《明代徽州文学研究》一书中提出，此期有代表性的诗文作家，多为新安理学名家或饱读理学经典之士；其作品亦多以理学为主导价值取向，或直接阐扬理学思想，或讴歌“圣朝之至治”。(17)这是明前期徽州文坛劲吹的“新风”。从徽州版画来看，此期它承唐宋而进一步创新，最终在嘉靖、万历年间达到鼎盛。张国标先生《徽派版画》一书胪列了万历年间徽派版画的重要作品80余件，展示了徽派版画的卓著成就。(18)此期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著名的歙县黄氏家族刻工，该家族刻工群体自天顺年间(1457-1464年)崛起后，经过数代人的传承与创新，到万历时期创造出一套独特的雕图刀法，其木刻画一改原先粗壮雄健之风，形成线条秀劲、版面简雅、形象细腻的徽派版画风格。清道光《虬川黄氏宗谱》“文翰”部分，记载了明前期诸多黄氏刻工的姓名和事迹，从中可见其强大的阵容。(19)总之，明前期徽州文化的种种现象，反映了其求变与创新的整体风貌。 第二时期是明后期。该时期大致从万历中期开始，到明末结束，经历约50余年的时间。该时期徽州文化在传承与深化中，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特色。 万历中期以后，明朝进入了一个由极盛而逐渐转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经过200年左右的积累和发展，明朝的制度建设日臻成熟，经济运行相对平稳，特别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稳定了朝廷的赋税收入。在部分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甚至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尽管北方草原上的少数民族不时南下侵扰明境，东南沿海一带“倭患”未靖，但零星战事尚不足动摇明朝的统治根基。皇位传承虽在前期有过“靖难之役”和“夺门之变”两次较大变故，但对政局的稳定尚未造成长期的影响。到万历中期，明王朝呈现的是一幅“盛世”图景。而另一方面，“物极必反”的规律在万历中期之后则更趋明显。其制度体系中的各种弊端渐渐显露，如选官用人重人际关系、重科举出身而忽视真才实学，推行的赋税制度改革在“加派”政策下名存实亡，内阁制度下的“首辅”一职，成为官员争权夺利的最高追求，等等。朝廷中，各派势力“党争”不断，宦官擅权现象愈演愈烈，百姓负担日益繁重，各种矛盾愈积愈深。东北满族兴起，更给明朝的数百年江山根基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明朝在其后期已经步入盛极而衰的历史时期。于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发展，呈现了两面性：一是四海升平的环境，成就了中国文化的繁荣；二是危机潜伏的征兆，引发了各种思潮的涌动。在此背景下，徽州文化在传承与深化中，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特色。 首先是曾经一统徽州学界的朱子之学，受到湛(若水)、王(阳明)“心学”的强烈冲击，徽州学者开始出现分化，其学术思想更显丰富。明前期的徽州学术思想，传承了南宋以来朱子之学独尊的传统，一如明初赵汸所说，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推新安之士为然”。(20)但明中后期，湛、王“心学”先后传入徽州，在讲学等方面占据了上风。徽州文献中多有“文成之教盛行，讲会者大多不诣紫阳”、(21)“新安多王氏之学，有非复朱子之旧者”(22)等记载。于是，徽州学者分化为两个阵营：一是由朱子之学传承者所组成的阵营。这一阵营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休宁人程敏政、范涞、吴汝遴、汪璲、汪学圣、金声，婺源人游震得、汪应蛟、余懋衡、江旭奇，歙县人洪德常、江恒等。他们是明代中后期代表徽州学术文化的主要群体。二是由湛若水、王阳明心学的崇拜者所组成的阵营。这一阵营的骨干成员有湛若水门徒婺源人洪垣、方瓘，祁门人谢显、谢芊和王学弟子汪道昆、休宁人程默、歙县人程大宾、婺源人潘士藻等。(23)两个阵营的学者分别阐扬朱熹理学和湛、王“心学”，致徽州学术思想诸说纷呈。同时，以黄生(1622-？歙县人)为代表的徽州经学此期也得到复兴。支伟成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评价黄氏：“僻处于岩阿村曲之中，非清初诸大师之广涉博览，切磋交通。乃不假师承，无烦友质，上下古今，钩深致远，声音回转，训诂周流，反胜诸人之犹有所滞焉。综厥学业之绩，品谊之醇，确乎坚贞。”(24)徽州的学术思想在传承与深化中，进一步显现了丰富多彩的特色。 其次是明前期发展并未成熟的徽州文化现象，在此期得到迅速发展，大大丰富了徽州文化的内容。比如徽州史学，在明前期因缺乏重要的史家和有影响的史著，在徽州文化中的地位并不突出。中期以后，徽州学者开始对传统史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编撰了一批重要史著。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类的明代徽州学者著作共有22部，其中大部分为中后期的作品。(25)从传统史学著述的体裁来看，徽州学者在史评和史钞两类用力最勤，同时杂史类的著作也不在少数。这些学者一方面重视史料的考辨，另一方面也注重史学功能的阐释和对传统史学的创新，取得了较高的史学成就。此期徽州家谱的修撰也进入了一个高潮，不仅参与人员广泛，出现了戴廷明和程尚宽的《新安名族志》、汪道昆的《汪氏十六族谱》、程一枝的《程典》、吴元孝的《临溪吴氏族谱》等一批徽州家谱精品，而且在家谱体例创新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突破。此外，徽州方志的编撰在嘉、万年间以及其后出现兴盛景象，府邑共修志书16种(26)，该时期成为明代徽州志书修撰最活跃的时期。徽州学者在传统史学研究和家谱修撰、方志编修等方面取得的斐然成绩，表明徽州史学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它丰富了徽州文化的内容，也彰显了徽州文化在明代中后期多彩的特色。 与徽州史学现象类似的还有徽州绘画。学界认为，明代前期，绘画在徽州虽被视为一种高雅艺术，但未能成普遍风气，可称画家者，惟明初朱同(休宁人)一人而已。但嘉、万以降，徽州画坛名家辈出，朱邦(休宁人)、汪肇(休宁人)、詹景凤(休宁人)、杨明时(歙县人)、丁云鹏(休宁人)、吴羽(歙县人)、郑重(歙县人)、李流芳(歙县人)、程嘉燧(歙县人)、黄柱(歙县人)、黄生(歙县人)、李永昌(休宁人)等皆一时画坛名流，影响广泛。(27)尤其是丁云鹏和程嘉燧，前者被黄宾虹誉为“山水花鸟，靡不精妙”，其人物画和道释画，“唐吴道子、贯休，不多让也”；(28)后者画风宗倪云林与黄公望，开创了名重一时的“天都画派”，并居“天都十子”之首。此期徽州绘画的成就，为徽州文化注入了斑斓的元素。 除徽州史学、徽州绘画等文化现象外，明前期并不见昌盛的徽州工艺，在明代嘉、万以后也是大放异彩。尤其是最具代表性的文房四宝和徽州三雕，工艺水平日臻成熟，蜚声海内外。 再次是多种文化现象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流派。以徽派建筑为例，学界认为，徽派建筑的工艺特征和造型风格主要体现在祠堂、民居、牌坊和园林等建筑上。而这些标志徽州建筑工艺特征和造型风格成熟与基本定型的建筑，大规模出现在明代中后期。有学者对现存40座徽州祠堂调查统计，结论是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以前所建的有8座，其后所建的有30座，另有2座修建年代不详。(29)另有学者根据弘治《徽州府志》和嘉靖《徽州府志》的相关记载，分别统计了弘治和嘉靖年间徽州祠堂的数量及其分布，发现弘治《徽州府志》记载的祠堂共有15座，而嘉靖《徽州府志》记载的祠堂多达213座。(30)这些统计情况表明，在明代中叶，徽州祠堂之建出现了一个突飞猛进的高潮。作为徽州建筑核心构造元素的马头墙、门楼、槅扇、飞来椅和天井等，也在明代中后期悉数出现在徽州民居上，形成了典型的民居风格。而被视为“徽州文化物化象征”的牌坊，在明代中后期因形制的成熟和多样化，以及牌坊雕刻的鼎盛，步入到一个全盛时期。这些类别的建筑，工艺特征鲜明，造型风格成熟，地域特色明显，因而被视为徽派建筑。该建筑流派不仅在徽州本土造就了徽文化的建筑人文特征，且对长江中下游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陈从周先生认为，“明代中叶以后，扬州的商人以徽商居多……随着徽商的到来，又来了徽州的匠师，使徽州的建筑手法融于扬州的建筑艺术中”，故“扬州园林受徽州派影响大”。(31) 徽州文化现象中，新安医学也在明代中后期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流派。徽州医籍最早见诸记载的有南朝宋羊欣的《羊中散方》20卷、初唐杨玄操的《黄帝八十一难经注》。宋元时期新安医学有了长足发展，出现了张扩、吴源、黄孝通、张杲等一批名医。而明代则进入了鼎盛时期，尤其是在中后期，新安医学名医辈出，著述宏富，在中医学理论、药物学、方剂学、临床医学、传染病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形成了风格独特、声名显赫的新安医学派。(32)徽派篆刻之崛起及其地位的确立，亦在此期。有学者将徽派篆刻的兴起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为明万历至崇祯时期，乃徽派篆刻的确立阶段。(33)当时以何震、苏宣、朱简、汪关为首的徽州一府六县50余位印人，不仅在印学理论和篆刻实践上取得巨大成就，且遥相呼应，一统明末印坛天下。还有徽州商帮在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后，在明前期发展的基础上，资本更为雄厚，活动范围更广，联系纽带更紧，经营文化凸显，形成了与晋商并称的两大商帮之一。徽州多种文化现象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流派，表明徽州文化在此期的进一步丰富和深化。 总体来看，明代中后期的徽州文化传承中有发展，发展中显深化，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特色。 第三时期是清前期。该时期大致从明季开始，至清康熙、乾隆之交告一段落。这一时期的徽州文化经历了一段顿挫与复苏的历程。 明朝末年，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激烈爆发。在天灾人祸交逼下，明末农民战争首先在陕北爆发，战火很快蔓延至中原腹地和大江南北。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与明廷经过十余年的拉锯战，先后分别建立“大顺”和“大西”政权，并攻占北京，迫崇祯皇帝自缢。其后，满清入关，先是击溃农民军，后又与南明政权进行了近20年的交战。明末农民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明清之际战乱，致当时社会经济文化遭到重创。各地留下了大量的“满目榛荒，人丁稀少”(34)、“人民多遭惨杀，土田尽成丘墟”(35)、“燹于兵火，锦坊尽焚”(36)的记载。徽州当时是皖南抗清斗争的始发地，有文献记载：“盖徽、宁、池之祸，始于徽州……”(37)当时包括徽州在内的皖南地区，经历了惨烈的战乱冲击。徽州文化的发展在明末清初持续近40年的战乱中，遭遇顿挫。以徽商为例，李自成大顺农民军进入北京后，将徽商视为“追赃比饷”的重要对象，“谓徽人多挟重赀，掠之尤酷，死者千人”。(38)《明季北略》记载，时有徽商汪箕，“居京师，家赀数十万”，典铺数十处，被追赃十万，因不堪重刑拷打而身亡。(39)更有一批徽商，在乱世中无心营商，散尽家财以求避祸。嘉庆《黟县志》记载的徽商叶万生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叶万生，字道一，南屏人。少守礼义，有智略。家故有质库，值明季山贼土寇连年不靖，因言于父世卿曰：‘寇将至矣，无多藏以贾祸也。’乃与乡人约，合券者不取钱还其质，数日而尽。”(40)类似情况，在家谱等地方文献中也多有记载。清初赵吉士说：“明末徽最富厚，遭兵火之余，渐遂萧条，今乃不及前之十一矣！”(41)徽州商帮在此期遭受了重大打击。此外，在明代中后期盛极一时的徽州教育，于明清战乱之际，亦无所作为。府、县学以及为数众多的书院，其教学活动几近停滞，教育场所荒废。顺治时，休宁县学“文昌阁、魁星楼俱废”。(42)婺源紫阳书院多处建筑“鼎革已来……毁于兵燹”。(43) 到清前期，徽州文化开始从顿挫中复苏。在学术思想方面，晚明渐趋式微的朱子学得到复兴，《寄园寄所寄》卷11《泛叶寄·故老杂记》：“文公为徽学正传，至今讲学，遂成风尚。书院所在都有，而郡之紫阳书院、古城岩之还古书院，每年正八九月，衣冠毕集，自当事以暨齐民，群然听讲，犹有紫阳风焉。其他天泉书院，为湛甘泉讲学处，迥不逮也。”同时，江永、戴震、程瑶田等人继承了顾炎武、黄宗羲所开创的求实精神，倡导经世致用，力矫宋明学术之弊，治学以“求是”为宗旨，侧重于文字音韵、天文地理、名物典章制度的考证，由此开“皖派经学”风气之先。 徽州教育由沉寂而再兴，一是官学教育重新得到了发展，原先塌废的教育设施屡有修缮。据《徽州府志》记载，徽州府学在康熙三年、九年、十二年、五十四年和雍正三年、十年先后修复了圣殿、明伦堂、仪门、尊经阁、崇圣祠、乡贤祠等建筑。(44)徽州府试院亦于此期得到重建，郑江《重建徽州府试院记》叙其经过：“歙故有巡方，治所在郡治东。国朝康熙二十八年，易为督学使者公所。轺轩既临，合六邑之士校艺其中。历稔淹纪，浸以圯垝，扉枢朽落，栋瘤悬危，外观弗耀，子衿永慨。……郡人汪君激昂高义，喟然而兴，不贷众赀，奂然启宇，缭以周垣，蔽以崇闳。中为厅事，后为燕居之堂，堂后有楼，庖湢廊舍，左右咸秩。经始于雍正十一年十二月，讫工于乾隆元年六月。”(45)得到汪君(涛)资助重建后的徽州府试院，规模空前。此期官学教育设施的重修，还包括六县的县学。如休宁县学在清初“岁有增饰”(46)，康熙元年(1662年)修复了启圣祠、尊经阁、石栏、明伦堂、礼乐器房、泮池、程朱祠等建筑。歙县学“顺治十年癸巳两庑坏、明伦堂圮，知县宋希肃新之；十三年丙申庙圮，教谕王昕修，康熙四年乙巳同知聂炜建；十一年壬子大淫雨，殿圮，知府曹鼎望建，三十六年丁丑知县郑元绶重建”。(47)官学教育不仅设施得到修缮，且功能与保障也有恢复。如徽州府学在原有160亩学田的基础上，又得到20户捐助的学产，保障了教授、训导的“薪水之费”以及府学“岁修之用”；康熙十四年，监生程子谦为休宁县学“捐银一千两置学田，取租为诸生科举费”(48)，等等。二是书院讲会之风盛行，且以传播朱子之学为宗旨。清前期的徽州书院讲会，制定有《紫阳讲堂会约》等条规，从形式到内容都有规范化的要求。据《紫阳书院志》、《还古书院志》等书不完全统计，除了各书院每月的定期讲会外，每年紫阳书院和还古书院的大会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总数达到了150次。(49)其规模有时甚至是“在会之士及观者千余人”(50)，盛极一时。三是义学、塾学发展迅速。此期由官方或民间集资创办的“聚集孤寒，延师教读”(51)的义学，遍及徽州城乡。据康熙《徽州府志》记载，当时徽州的义学总数达到了460所，其中最多的休宁和婺源二县分别设立了140所。(52)与义学相辅的是此期徽州还有大量的塾学存在，特别是徽州的宗族，大多设有族塾、家塾，专为族内贫寒子弟提供受启蒙教育的机会。康熙十二年(1673年)，歙县人施璜等还制定了《塾讲规约》，建立了一整套的塾师培训制度。这些都表明了徽州教育在经历了明清之交的相对沉寂后，开始出现兴盛的迹象。 徽州文化中别具一格的新安画派，也在此期悄然崛起。明中后期画坛上，由歙县人程嘉燧开创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天都画派，因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传人在明清易代之际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途径，而渐趋式微。歙县人渐江、休宁人查士标、孙逸、汪之端在清初画坛先后崛起，因都主张师法自然，且画风相似，以枯淡、萧疏、幽冷为旨趣，被称作“新安四大家”。学界认为，以新安四大家为主要代表，其中渐江为首席代表，以程邃、戴本孝、郑旼等为主要骨干，以一大批新安画家为成员，最终形成了新安画派。(53)该画派在中国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名重一时，且对后世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明清之际的战乱以及清初迭兴的“文字狱”，予当时刻书业以重创。刻书范围缩小，数量锐减，市场萎缩，这是其时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而徽州刻书业亦莫能外。不过，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在“文字狱”的阴影下，徽州的刻书业仍在艰难发展。首先是以府学、县学及书院为主体的徽州官刻，此期陆续刊刻了《紫阳书院志》、《程朱阙里志》等专志和《歙志》、《歙县志》、《黟县志》等8部方志；其次是徽州家刻在此期并未停顿，有学者统计清代徽州家刻有32姓，所刻图书300余种，其中有一部分诗文集和医案属于清前期所刻；(54)再次是此期徽州坊刻在本土以歙县、休宁为主，刊刻了部分经史图书和个人文集，在外埠杭州、扬州等地，刊刻了《昭代丛书》、《檀几丛书》等丛书。这些状况，表明了清前期徽州刻书业的复苏。 此外，徽州文学在曲折中亦有所发展，出现了张潮(1650-1709年，歙县人)、汪森(1653-1726年，休宁人)、孙默(1613-1678年，歙县人)、赵吉士(1628-1706年，休宁人)、闵麟嗣(1628-1704年，歙县人)、程梦星(1678-1747年，歙县人)等一批文学家和诗词作家，他们在清初文坛上均占有重要的位置。徽州版画在此期虽未恢复到明中后期的万千气象，但仍出现了一批艺术珍品，如顺治五年(1648年)刊刻的《太平山水图》(萧云从画)、顺治八年(1651年)刊刻的《博古叶子》木板画集(陈洪绶画)、康熙四十年(1701年)刊刻的《秦楼月传奇》等。而新安医学在清初则出现了以汪昂(1615-1698年，休宁人)、郑重光(1638-1716年，歙县人)、程衍道(1593-1662年，歙县人)等为代表的一批名医，他们一方面重视医学理论的研究，编著了大量的医案验方等实用医学著作，另一方面也关注临床医学实践活动，推动了新安医学的快速发展。惟徽商因在明末受挫严重，振兴稍慢。总体来看，徽州文化在经历明末的顿挫后，于清前期得到逐步复苏，部分文化现象已然出现了兴盛的状况。 第四时期是清中叶。该时期大致从康、乾之交开始，至道光年间(1821-1850年)告一段落。此期徽州文化体现的特征是博大与精致。 由于战争的影响，清廷定鼎中原后，百废待兴。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休养生息，清朝进入了一个全盛的时期。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史家把这一时期视为中国历史上难得的“盛世”之一。徽州文化在清初复兴的基础上，得到全面发展。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徽派朴学名家辈出，学术影响深远，进入全盛的发展时期。清前期歙县人黄生(1622-？)著《字诂义府》等字书4部，“于六书多所阐发，每字皆见新义，而根据博奥，与穿凿者有殊”(55)，被推为“清代朴学先导大师”(56)，首开徽州朴学风气之先。其后婺源人江永(1681-1762年)著《礼经纲目》、《律吕阐微》等书，在训诂学上的贡献自汉大儒郑康成后“罕其俦匹”(57)；休宁人戴震(1724-1777年)著《孟子字义疏证》等书，“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58)，成为徽派朴学最重要的奠基人。近人支伟成称“皖派经学，实自江、戴开宗”，而其“人才之盛，诚远迈他派”。(59)乾隆以降，徽州朴学名家大量涌现，其中代表人物包括程瑶田(1725-1814年，歙县人，著有《通艺录》等书)、郑牧(1714-1792年，休宁人)、汪肇龙(1721-1780年，歙县人，著有《石鼓文考》等文)、汪梧凤(1725-1773年，歙县人，著有《诗学女为》、《松溪文集》等书)、方矩(1729-1789年，歙县人)、金榜(1735-1801年，歙县人，著有《礼笺》、《周易考古》等书)、汪龙(1741-1823年，歙县人，著有《毛传异义》、《毛诗申成》等书)、洪榜(1745-1780年，歙县人，著有《四声韵和表》、《书经释典》等书)、凌廷堪(1757-1809年，歙县人，著有《礼经释例》等书)、江有诰(1773-1851年，歙县人，著有《江氏韵学十书》等书)、程恩泽(1785-1837年，歙县人，著有《国策地名考》、《程侍郎遗集》等书)等人，他们以江、戴为宗，著书立说，构成了徽派朴学强大的阵容，并推动其发展到全盛期。在乾嘉考据学派中，以徽州籍学者为核心组成的徽派朴学，是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 二是史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传统史学的著述与研究来看，此期徽州地区的史学著述数量众多，且门类丰富。据道光《徽州府志》等书记载，正史类著述有章平的《史记校异》、程嗣章的《明史略》、汪士铎的《南北史补志》等；史评类有吴恒的《读史论断》、程尚志的《史镜》、胡匡宪的《读史随笔》等；史钞类有汤球的《十六国春秋辑补》、《十六国春秋纂录校本》、《晋纪辑本》、李秀会的《史学节要类编》等；史地类有洪亮吉的《乾隆府厅州县图志》、章遇鸿的《三国志舆地考》、张匡学的《水经注释》等。(60)这些著述在相关研究领域中，受到高度重视和评价。如于宗林在《乾隆府厅州县图志》“跋”中称：“先生此书，则今昔之要害，中外之钜防，何尝不随地附见而不涉议论，不事附会，则所见不又出于方舆纪要等上乎！”(61)吴翊寅评价汤球的《十六国春秋纂录校本》“补正脱误，使成完书，纠谬拾遗，厥功甚伟。”(62)此期徽州史学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地方志书的大量编撰和刊刻。有研究者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等书统计，清代徽州府县乡镇志总数在50种左右，而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达到了23部，接近总数的一半。(63)这些方志一方面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另一方面乡镇志的编撰成为新的亮点。此外，各类专志编撰在此期也有不俗成就，如记山水有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徐山康、张佩芳删定的《黄山志》2卷，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成书的《歙县舆地志略》，歙县人洪榜的《新安大好纪丽》4卷等；记书院的有董桂敷《汉口紫阳书院志略》8卷等。作为史学成就重要内容之一的家谱修撰，在此期也呈现出数量剧增、种类繁多、体例完备、特色鲜明的盛况。(64) 三是徽州教育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首先是官学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体制更为完备。府学与六县县学经过清初的复苏，此期教育设施得到全面恢复。以府学为例，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嘉庆十二年(1807年)、嘉庆十六年(1811年)府学迭经修缮、扩建，成为一座宏伟的建筑群。其中仅嘉庆十二年之修，即“用白金一万四千两有奇”。后徽州著名盐商鲍氏又“捐赀重建尊经阁及教授、训导两衙署”。(65)府学设教授1人、训导1人，廪膳生员40名、增广生员40名。府学设有学田，“教授、训导收租以为薪水之资”。徽州府六县的县学，基本情形亦同府学。同时，府、县学还实施了一套严格的春秋祭祀仪式，收藏有基本的书籍。(66)徽州的官学教育在清中期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运转机制。其次，徽州书院经数百年的发展，至清中叶其功能更为全面。一方面，为适应学子科考的需要，书院强化了课艺训练，歙县古紫阳书院、祁门东山书院、黟县碧阳书院等徽州著名书院，每月都有大课、小课等“会艺”教学活动；(67)另一方面，徽州书院始终保持了其讲学的基本功能。如当时徽派朴学名家凌廷堪、汪龙先后在紫阳书院等处传播考据学说，还古书院也多年坚守传统的讲会制度。(68)再次，以童蒙教育为主的义学、塾学等遍及徽州城乡，商人、宗族等多捐资或集资置办田地，以其岁租保障运行。因此，塾师之“束脩”来源稳定，且足以保障其基本生活所需(69)，而适龄学童无论其家庭或贫或富，亦均可受到启蒙教育。与徽州教育发达共生的是，此期徽州科举成就辉煌。有研究者统计，清代徽州文进士为648人，占到安徽文进士总数1634人的41.86%，其中大部分为清中期中试者。尤其是清代徽州本籍和寄籍状元共19人，其中16人是清中叶的状元。(70)教育与科举的繁盛，展示了此期徽州文化的博大以及底蕴之深。 四是徽州戏曲得到全面传承和展示。清中叶一批徽州籍剧作家脱颖而出，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吴城(1701-1772年)、曹鼎(1725-？)、吴恒宜(1727-？)、曹榜(1753-？)、汪应培(1756-1818年)等，他们创作了大量的传奇作品，经刊刻而留存至今。(71)徽州的戏曲演出活动虽由来已久，而在清中叶则更为普遍。每逢传统节日或祭日，民间戏曲演出活动城乡处处可见。如上元日，绩溪县城“各处土坛神庙张灯演剧”；(72)五月十三关帝圣诞，歙县丰南“至祭演戏”。(73)一遇演出，常是“人如潮涌而至”。(74)清中叶，徽州戏曲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是“四大徽班进京”。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庆贺乾隆八十大寿，四大徽班中的三庆班率先由扬州进京献演，其后春台班、四喜班、和春班等徽班先后入京，在京城各大戏园演出，风靡一时。《梦华锁簿》称：“戏庄演剧必徽班。戏园之大者如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亦必以徽班为主。”徽班进京后，与秦腔、汉调逐渐合流，最终催生了传统文化中的“国粹”——京剧。 五是此期的徽州籍文学家群体阵容庞大，出现了程晋芳(1718-1784年)、程瑶田(1725-1814年)、鲍倚云(1707-1777年)、王友亮(1742-1797年)、吴定(1744-1809年)、汪中(1745-1794年)、凌廷堪(1757-1809年)、鲍桂星(1764-1825年)、程恩泽(1785-1837年)等一批著名作家和文论家。他们或以诗词见长，或以文章著称，或以剧作名世，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为中国文学发展史留下了浓墨重彩。 六是徽州科技取得具有海内外影响的成就，多位徽州籍学者在数学、农学、天文学、物理学等领域成为当时一流学者。如歙县人汪莱(1768-1813年)著有《衡斋算学》7册、《衡斋遗书》9卷等，其数学研究涉及方程论、球面三角、三角函数表造法以及《九章算术》校勘等，科技史研究者称汪氏是“清代杰出的数学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创见的数学家之一”。(75)婺源人齐彦槐(1774-1840年)融通中西算学，“发乡先辈梅氏、江氏未尽之蕴”，著有《天球浅说》、《中星仪说》等天文学著作，先后研制了斜晷、中星仪、天球仪等天文仪器，影响极大。他仿制的龙尾车技惊四座，被誉为“是中国近代农具技术革新的一次成功尝试，是西学为我所用的一个范例”。(76)歙县人郑复光(1780-约1862年)著有《镜镜詅痴》、《费隐与知录》、《笔算说略》、《筹算说略》等著述，自制了望远镜等光学仪器，是清中叶著名科学家。尤其是《镜镜詅痴》一书，系统研究了光的直线传播原理、光的反射和折射定律、反射镜和透镜成像原理等，为19世纪前期中国光学的集大成之作。歙县人罗士琳(1789-1853年)著有《四元玉鉴细草》和《续畴人传》，前者对宋元时期著名数学家朱士杰的数学名著《四元玉鉴》详加校订、注疏，当时学界“言四元者，皆以罗氏为宗”；(77)后者增补阮元《畴人传》，记述19世纪及其以前中国数学家之生平事迹，成为研究古代天文历法算学史的重要文献之一。此期徽州学者在科技领域的成就，多为全国一流，部分成就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七是徽州绘画在新安画派基本格调的基础上，此期进一步发展，不仅涌现了一批画坛名家，如程士镳、方士庶(1692-1752年)、程鸣(1676-1745年)、吴子野等，他们的绘画风格也进一步创新，善于将诸多不同的绘画元素融于一体，形成了“新安变派”。这一变派既有自身的创作理念，也有不同凡响的创作实践与作品，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近代国画大师黄宾虹(歙县人，1864-1955年)、汪采白(歙县人，1887-1940年)等人。 八是从康熙中叶到嘉庆、道光之际的百余年间，徽商发展到了鼎盛阶段。研究者指出，此期徽商的实力不但得到了恢复，且在诸多方面超过了明代：徽人从商风习更为普遍；徽州盐商势力发展至登峰造极，“两淮八总商，邑(歙)人恒占其四”；徽商在长江沿线的商业活动扩大；徽州会馆普遍建立；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更为密切。(78)凡此种种，表明了徽商在此期可谓盛极一时。徽商既是徽州文化得以兴盛的“酵母”(79)，同时徽商文化现象也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徽州版画在此期亦全面复苏，徽州建筑的风格更为显著，徽州工艺思想与艺术风格体现出时代风貌。从总体来看，清中叶的徽州文化整体呈现出博大与精致的特征，该特征也是徽州文化发展到鼎盛的重要标志。 道光之后，近代新学术、新文化渐次兴起，明清时期徽州传统文化各种现象或逐步消退，或重新转型，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文化典型代表的徽州文化，进入了另一个发展时期。明清徽州传统文化的阶段性发展遂告一段落。 我们认为，徽州文化在明清时期出现的阶段性发展，与历史环境的变迁关系密切。比如，明前期之所以出现求变与创新的现象，基于明朝在蒙元历史发展阶段之后，着力建章立制，重构汉文化谱系的背景。明季出现的顿挫，与动乱、战争环境相关，而清中叶的鼎盛，则得益于“盛世”环境。同时，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与其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也密切相关。徽州文化自南宋之后，逐渐形成既有地域性，又具普遍意义的区域文化。明清时期徽州文化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是基于其前期的积累；各种文化现象的出现、发展、演变，也总是贯穿了其一贯的学脉，从未有突兀而兴、蓦然而衰的现象。因此，在考察徽州文化的阶段性发展时，关注历史环境的变迁和其自身逻辑的发展，至关重要。 ①徽州旧称新安。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灭吴，原新都郡更名新安郡。后徽人多以“新安某氏”自称。参见周晓光：《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1987年，徽州更名黄山市。历史上长期辖歙、休宁、婺源(今属江西)、黟、祁门、绩溪(今属安徽宣城)六县。 ②新安理学是朱子学的重要流派之一，主要崛起和流传于徽州一带。该流派奉祖籍徽州婺源的朱熹为开山宗师，在其近600年的传承中，有鲜明的学派宗旨和一脉相传的学者群体，并对12世纪以后中国哲学史的演变以及明清徽州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参见周晓光：《新安理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③④程曈：《新安学系录》卷15，詹烜：《赵东山行状》。 ⑤赵汸：《东山存稿》卷3《答上虞学士书》。 ⑥道光《徽州府志》卷3《学校》。 ⑦(11)《明史》卷69《选举志一》。 ⑧详道光《徽州府志》卷3《学校》、民国《歙县志》卷2《营建志》、道光《休宁县志》卷3《学校》、嘉庆《黟县志》卷10《学校》、同治《祁门县志》卷17《学校志》、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6《学校》、嘉庆《绩溪县志》卷5《学宫》。 ⑨王圻：《续文献通考》卷60《学校考·社学》。 ⑩弘治《徽州府志》卷5《学校》。 (12)施璜：《紫阳书院志》卷18，唐皋：《紫阳书院记》。 (13)(22)施璜：《紫阳书院志》卷16《会纪》。 (14)《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5)(78)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12—14页。 (16)参见周晓光、李琳琦：《徽商与经营文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 (17)参见韩结根：《明代徽州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8)张国标：《徽派版画》，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7页。 (19)参见刘尚恒：《虬川黄氏宗谱与虬村黄氏刻工》，《江淮论坛》1999年第5期。 (20)赵汸：《东山存稿》卷4《商山书院学田记》。 (21)施璜：《紫阳书院志》卷12《汪县尹》。 (23)周晓光：《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24)(56)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卷1《清代朴学先导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86年版。 (25)《四库全书总目》卷45—90，中华书局1965年版。 (26)参见刘道胜：《徽州方志研究》上编，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10—13页。 (27)参见郭因、俞宏理、胡迟：《新安画派》第2、3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8)黄宾虹：《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上《黄山画苑论略》，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 (29)赵华富：《明代中期徽州宗族统治的强化》，《1998年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0)常建华：《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31)陈从周：《园林谈丛》，上海文化出版社1985年版。 (32)参见张玉才：《新安医学》第2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3)参见翟屯建：《徽派篆刻》第2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道光《徽州府志》卷3《学校》。 (34)《皇清奏议》卷4，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 (35)《明清史料》丙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783页。 (36)民国《华阳县志》卷34《物产》。 (37)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农民战争史料资料选编(安徽部分)》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页。 (38)彭孙贻：《平寇志》卷10，《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55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878页。 (39)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3，中华书局1984年版。 (40)嘉庆《黟县志》卷6《人物》。 (41)康熙《徽州府志》卷2《风俗》。 (42)(43)(44)(47)(48)(65)(66)道光《徽州府志》卷3《学校》。 (45)郑江：《重建徽州府试院记》，乾隆《歙县志》卷17《艺文志中·记》。 (46)道光《休宁县志》卷3《学校》。 (49)周晓光：《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附录一，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页。 (50)施璜：《紫阳书院志》卷18，施润章：《寄曹冠五太守书》。 (51)《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96《礼部·学校》。 (52)康熙《徽州府志》卷7《学校》。 (53)郭因等：《新安画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54)参见刘尚恒：《徽州刻书与藏书》，广陵书社2003年版。 (55)《四库全书总目》卷40《经部·小学类一》。 (57)戴震：《戴震文集》卷12《江慎修先生事略状》。 (58)戴震：《戴震文集》卷9《与是仲明论学书》。 (59)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卷5、6《皖派经学家列传》，岳麓书社1986年版。 (60)参见道光《徽州府志》卷15《艺文志》。 (61)洪亮吉：《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之《于宗林跋》，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62)汤球：《十六国春秋纂录校本》校勘记《吴翊寅跋》，丛书集成新编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 (63)刘道胜：《徽州方志研究》上编，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13—16页。 (64)参见徐彬：《徽州谱学的理论与方法》，安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67)参见《东山书院志略·新立条规》(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道光《徽州府志》卷3《学校》、嘉庆《黟县志》卷10《政事志》等。 (68)《还古书院志》卷12《会纪》。 (69)参见许登瀛：《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8《许氏家规》。 (70)据安徽师范大学梁仁志博士统计数字。 (71)参见朱万曙：《徽州戏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8页。 (72)嘉庆《绩溪县志》卷1《风俗》。 (73)民国《丰南志》卷1《舆地志》。 (74)沈复：《浮生六记》卷4《浪游快记》。 (75)(76)张秉伦、胡化凯：《徽州科技》，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6、197页。 (77)华衡芳：《学算笔谈》卷7《论四元》。 (79)张海鹏：《徽学漫议》，《光明日报》2000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