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结构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政治论文,结构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结构可以被定义为国际关系的基本秩序原则。没有结构这个组成部分，作为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核心内容的国际政治体系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但是，国际政治结构的本质和理论价值一直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国际关系学者很少能在结构的基本内涵、结构对国际体系构成和对体系单位（国家）行为的影响等问题上达成一致。有些学者认为，由于没有一致意见，体系层次研究是否会有持久的生命力值得怀疑。与之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围绕国际体系结构本质展开的辩论标志着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健康发展，说明这一领域正在开拓其外延并增强其描述和解释能力。
我支持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日益多元化是学科进步的标志这一观点。进而，我还认为，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那些被杰弗里·切克尔(Jeffery Checkel)称为提倡“建构主义转向”行列中的学者在推动这一积极发展方面起了关键作用（注：Jeffery Checkel,"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World Politics(1998),50,pp.324-348.）。简言之，建构主义强调需要分析国家利益和身份的实质、国家之间的社会性互动以及观念因素对这种互动的影响，使我们能够对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有更详尽的理解。
在本文中，我将讨论亚历山大·温特关于国际体系结构的社会建构本质的论述，并以此支持建构主义的论点。有3个理由使我集中讨论温特及其结构理论：第一，温特的创造性国际关系理论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定提出了直接的挑战；第二，结构理论是温特关于国际体系本质研究的一个核心部分；第三，温特对结构问题的元理论观在建构主义阵营内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换言之，要了解温特国际政治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要知晓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展以及更加广义的建构主义研究议程，就必须理解温特的国际体系结构观。
温特早期对施动者——结构问题的思考
温特1987年讨论施动者—结构的论文是他在研究生时期写的，那是他第一次以论文的形式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主流结构理论发起挑战。这篇论文提出了许多根本性问题，成为他在90年代更加成熟的社会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这篇论文中，温特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导学派对国际体系结构本质的探讨非常贫乏。具体地说，温特批评了新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它具有还原主义性质，因为它把结构的概念降低到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分配，仅此而已。温特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使新现实主义无法认识到实践活动在创建施动者（或曰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在造就国际结构方面所起的建构作用。温特不满足于仅仅批评新现实主义，他也对国际政治的世界体系理论提出了批评。温特认为，世界体系理论学者虽然避开了新现实主义深陷其中的还原主义误区，但往往物化国际体系对体系成员的影响，所以无法把握国际体系中施动者和结构的真正关系。因此，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世界体系理论都不能认清实践和互动在建构国际体系方面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温特对这些理论缺陷的不满使他发展了自己开创性的结构理论。他的理论构架受到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很大影响，温特称之为“结构化”理论。结构主义理论的核心包括以下4个组成部分：(1)承认社会结构造就施动者；(2)反对功能主义，强调需要建立人的意图和动机理论；(3)承认施动者和结构以“辩证统一”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注：Wendt,"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356.）；(4)相信“社会结构与空间和时间结构是不可分割的”（注：Ibid.,P.356.）。因此，对结构的最好理解是“具有内在关联的一组因素”（注：Ibid.,P.357.）。或者像温特在论文其他部分里所说的那样，“结构化理论以相互关系的方式解决施动者—结构问题，这样的解决把施动者和结构概念化为相互建构或相互决定的实体。”（注：Ibid.,P.350.）
毫无疑问，温特关于施动者—结构的全新理论并没有说服现实主义或世界体系理论学者（包括新制度主义学者）。实际上，两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阵营的学者强烈反对温特富有挑战性理论的核心论点。他们认为，温特关于还原主义和物化的观点不仅抽象到无人可懂的地步，完全脱离了国际体系的现实，而且还包含了一种内在的危险，直接威胁到温特声称要支持的体系理论。从一般意义上讲，对温特理论的这种反驳包含了一种警告：如果温特理论被接受，就根本无法谈及体系理论，更不用说建立体系结构作用的简约理论了。在这一点上，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一致的。新现实主义者认为，虽然温特理论似乎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没有新的贡献，因为国家利益和身份受到体系中权力关系的高度制约，所以，考虑施动者—结构关系问题基本上没有必要。这样做还会毫无必要地把注意力从对国际体系中更具根本性的动力研究上分散开去。新自由制度主义则集中攻击温特理论核心论点的不可证伪性或不可验证性。有些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接受温特理论等于放弃对国际政治因果理论的探寻。
对国际政治无政府本质的探讨
我第一次读完温特1987年的论文时，也怀疑是否有必要推进“建构主义的转向”。但是，我也不认为新现实主义或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提出的具体驳论足以令人信服。我关注的是：为什么难以在温特的理论思考和我们对国际政治体系运行的密切观察之间建立联系。温特1992年的论文构筑了一个更加彻底的建构主义理论体系，解释了产生这类困难的原因，因此也就把建构成主义研究议程与国际政治体系的根本内容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了。
温特在《国际组织》杂志发表的这篇论文引用率很高。他在文中指出，不加质疑地接受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从根本上限制了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研究范畴，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正是犯了这种错误。温特认为，这种不加质疑的接受使人们无法认识到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无政府性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从来就不像人们认定的那样一成不变。温特不承认无政府性是一成不变的，他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互动的结果。国家间互动可以在体系层面产生多种结果，目前国际体系所呈现的无政府状态只是诸多结果中的一种。也就是说，“离开了创造和支承某一种（而不是另一种）身份和利益结构的实践活动，就不会存在无政府状态的‘逻辑’；离开了进程，就不会存在结构和结构的因果作用。自助和权力政治都是制度，它们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特征。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注：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pp.394-395.）”
温特能够作出这样大胆的论断，主要是发展了他在以前的论著中提出的建构理论本体论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温特关于无政府性的论文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以前论述的继续。但是，在这篇论文里，他的重点已经不是施动者—结构问题，而是更加明确地挑战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国家利益和身份狭隘的理性主义理解。温特认为，国家可以在与其他国家的互动过程中产生新的利益、塑造新的身份，并因之对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产生不同的理解。这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论断是完全不同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温特使用了两个例子：美国对加拿大军事力量和古巴军事力量的不同看法；美国对英国核武器和俄罗斯核武器的不同态度（注：Ibid.,P.397.）。在这两个例子里，加拿大的军事力量和英国的核武器一直被视为不具威胁性，而古巴的军事力量和俄罗斯的核武器则被视为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温特认为，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态度，根本问题是理解美国怎样认识它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起关键作用的是美国的认识。仅仅对每个国家拥有的物质性力量作出估计是不够的。据此，温特认为国际体系具有自助性质这一看上去似乎是普遍原则的论点，实际上仅仅代表了“可以在无政府条件下存在的多种身份和利益结构中的一种。（注：Ibid.,P.399.）”
虽然温特承认自助体系往往会在国际政治领域占主导地位，但也认为“存在三种身份和利益转化的制度性方式，国家通过这些方式就可以逃离它们自己建构的霍布斯世界。（注：Ibid.,P.412.）”第一种是建立国家主权制度。主权确定了国家之间相互承认生存权利的制度，减弱了在霍布斯体系中处处可见的战争状态。第二种是国家间合作关系的进化。温特认为，假以时日，合作可以改变国家对自己与体系中其他国家关系的认知。为了说明这一点，温特举出欧洲冷战期间和冷战后的变化作为例子。第三种是国家可以有意识地寻求改变它们的“身份和利益结构”（注：Ibid.,P.418.）。温特使用了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例子说明自己的论点。他指出，戈尔巴乔夫对国际政治态度的改变表明了一个国家是怎样有意识地改变自我身份和利益结构的。
在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下，结构可以发挥更加灵活的作用。温特提出这一论断标志着他在以前的理论研究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也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在1992年论文发表之后，温特再次受到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评。最直接的批评来自新现实主义的重要学者米尔海曼(Mearsheimer)，他在《国际安全》杂志上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反驳温特的论断（注：John 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4/1995),No.19,pp.5-49;Mearsheimer,"A RealistReply,"International Security(1995),20,pp.82-93.）。米尔海曼的批评内容十分丰富，但重点针对温特论著中的3个要点。第一，温特虽然承认物质性因素在决定国际体系结构方面具有作用，但大大低估了这样的作用。第二，温特强调社会实践对国家利益和身份转化的作用，这说明温特并没有认识到国际政治中最关键的问题，即：“体系迫使国家依照现实主义的原则行事，否则就会面临毁灭之灾。（注：Mearsheimer,"A Realist Reply,"P.92.）”
虽然米尔海曼的观点包含了一些合理成分，但他忽视了一点：温特从理论上对无政府性的重新定义正是他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作出的最重要贡献。温特发现无政府状态并非总像人们常常描述的那样具有高度的制约性，这个论点开拓了一个新的思路，使我们可以考虑国际政治变革的方式，也许这种变革已在进行之中。温特指出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无政府状态和自助不是国际政治唯一的组织方式。在一个经济一体化、国际规范和区域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世界上，创建一种可以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温特对国际体系中无政府状态的重新定义正是代表了这一理论发展趋势。
温特的力作
温特对自己论述的重要意义的评价并不谦虚，也针对90年代新现实主义对他的理论批评做出了一系列回应。但是，只是在他1999年的宏篇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温特才全面反驳了新现实主义的批评，同时也对其他批评作出了回应。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第一部分详细表述了温特理论的社会学基础和对科学实在论、物质和观念关系、施动者—结构问题的认真思考和再思考。在这个基础上，温特反驳了米尔海曼把温特理论描述为对国际体系进化的乌托邦式空想的观点。温特认为，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注：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86.），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要改变文化是极端困难的。但是，温特在承认文化规范和观念在国家互动过程中留下的印记具有高度耐久性之后随即指出：应该把这样的耐久性视为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注：Ibid.,P.188.）。因此，他说：“文化总是被描述为文化载体之间或多或少的竞争，这正是结构变化的不竭根源。（注：Ibid.P.188）”强调文化规范的耐久性，但也相信文化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这两个论断为温特著作第二部分的论点作了铺垫。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第二部分，温特发展了1992年论文的论点，再次指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并认为我们可以识别3种理想类型的无政府文化。第一种是霍布斯文化。在这种体系中，行为体之间互不信任，各自忧患生存问题，所以几乎没有发展信任和合作的余地。在霍布斯无政府结构中，敌意处处存在，国家因之受到极大制约（注：Ibid.,pp.260-262.）。第二种是洛克文化。温特认为，洛克无政府结构摆脱了把其他行为体视为敌人的景况，原因是洛克文化中的主导体系逻辑是竞争。温特根据他在1992年论文中提出的观点，认为主权制度是区别充满敌意的霍布斯文化和冲突程度较轻但仍然充满竞争的洛克文化的分水岭（注：Ibid.,pp.279-280.）。第三种是康德文化。温特对康德无政府文化的存在进行了理论阐述，在这种文化中，国家相互不怀敌意，甚至不是竞争对手，它们是“朋友”（注：Ibid.,P.298.）。
温特在该书第二部分自始至终地使用了无政府文化的概念，继续批评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他认为，对当今国际政治体系的理解最好是沿着洛克文化的线索展开，而不是将其视为霍布斯文化。虽然类似的观点曾经出现在英国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的论著中（注：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但温特对这种观点的论述更加彻底、更加有力，超出了英国学派的论著。温特著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第7章。他在这一章里通过提出创造和支持洛克无政府文化的进程这一概念继续阐明不同无政府文化的理论，同时也指出一种充满“敌意”的无政府体系可能出现。在讨论这类进程的时候，温特再次表明他不愿意把自己对主流理论的批评局限在反驳新现实主义的物质力量观点的范畴之内。他要破除的是限制新自由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国际体系结构可能的变化进行探讨的那些障碍。
对建构主义的批评
如前所述，我与其他许多“建构主义”学者一样，赞成温特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的大部分内容。但有必要指出，温特的观点并不代表“建构主义转向”行列中所有学者的观点。实际上，对温特最激烈的批评正是来自一些建构主义学者。本文虽然不能详细讨论这些批评意见，但大致来看，可以把这些批评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持后现代主义观点的学者，他们反对温特的实证主义立场（注：Roxanne Lynn Doty,"Aporia:A Cri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atiqu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97),No.3,pp.365-392;Darel Paul,""Sovereignty,Survival,and the Westphilian Blind All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9),No.25,pp.217-231.），认为温特不敢与实证主义决裂，说明他同样试图永久巩固国际关系领域现代主义话语的霸权地位。他们虽然赞成温特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但认为温特不愿意再进一步的做法是十分令人不安的，表明温特重构国际关系体系理论思维的尝试是失败的。后现代建构主义者认为，温特成功地吸收了后现代主义学者已经提出的研究议程，但在吸收过程中阉割了后现代研究议程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提出的激进变革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认为虽然温特的著作是有意义的，也可以与他们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但是，温特理论说到底还是与后现代主义背道而驰的。
另外一些建构主义学者与温特也有分歧，但不涉及宏观理论层面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温特对体系力量建构国际利益和身份的强调。这些学者以杰弗里·切克尔(Jeffery Checkel)为首，认为温特理论没有充分注意到国家作为施动者在建构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切克尔指出，温特没有研究国内政治在决定国际体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说：“温特的理论观点导致了对国内施动性的忽视。结果是建构主义虽然在奠定行为和身份理论的宏观基础（规范和社会内容）方面富有意义，但在微观层面上却相当疲弱。温特理论无法系统地分析规范是怎样与施动者联系在一起的。（注：Checkel,P.342.）”
我对温特的批评主要针对这样一个问题：社会建构了国际体系单位（国家），体系单位又构成了国际体系，温特的问题是没有更加深入地探讨体系单位是否具有单一性。温特挑战新自由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结构观，提出重新对结构进行理论构思，使之能够解释进程和实践的不间断和建构作用，但同时又不能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解释为什么他在论述中要把施动者和结构分离开来。对这个问题不加分析是不行的。只有认真探讨这种分离施动者和结构的做法，才能更加深入地讨论身份和利益是怎样在构成国际体系的每一个单位内部生成的。诚然，温特1999年的著作明确地指出这样的研究方法并非十分重要，因为他关心的是建立国家体系理论，不是国家理论。但我仍然认为这种解释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也仍然认为温特不愿意深究这些问题。
建构主义者对温特理论的这些批评近期内不会有什么结论性的结果，但了解这些批评的含义对未来建构主义研究议程的发展至关重要。新一代学者已经开始探讨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表明使用建构主义作为经验性研究的指导理论是很有价值的。建构主义经验性研究中最有价值的成果包括里斯·卡彭(Risse-Kappen)对北约的研究，阿卡亚(Acharya)对东盟的研究，巴尼特(Barnett)对阿拉伯政治的研究成果，以及卡赞斯坦(Katzenstein)主编的安全问题论文集(1997)（注：参见Thomas Risse-Kappen,"Democratic Peace-War like Democracies:A Social Constructiv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beral Argument,"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95),No.1,pp.491-518;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London:Routledge,2001);Michael Barnett,Dialogue in Arab Politics: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eter 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另外还有一系列对国际体系规范扩展趋势的研究。我认为，真正代表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主义转向”的是这些研究成果，而不是对元理论的冥思。
结论
温特的结构理论、他对新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的批判，尤其是当他的理论为更趋经验性研究著作加以补充的时候，是具有极大价值的，因为它迫使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更加认真地审视支持他们的结构理论的基本假定，使他们认识到，没有互动活动，结构只是一个空洞的术语。温特理论认为，国家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比以前假定的更具可变性，这就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结构的延展和适应本质。
除了这一基本评价之外，我认为温特建构主义理论对美国以外的国际关系学者具有特别的价值。我有3个理由：第一，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温特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范式的理论体系。温特通过创建这一理论表明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性，也意味着可以建立一个有力的、全面的替代理论，揭示国际关系体系运作的方式。不管我们是否赞成温特理论，仅仅思考一下它的影响力，就会加强我们对国际政治的理解。这样的学术成果不仅仅对西方学者有用，而且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国际关系学者也很有价值。第二，研究温特理论对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尤其重要，还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温特理论越来越成为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思考国际政治的核心理论。虽然温特建构主义被接受的程度现在还没有达到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同的地步，但在过去的十年里，他的理论在国际关系学界的地位大大提高。现在，许多人将其视为国际关系学领域的“中间地带”（注：Emanuel Adler,"Seizing the Middle Ground:Constructivism in World Politic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97),No.3,pp.319-363.）。建构主义论文在主要学术杂志上发表的频数和一流高校聘用建构主义学者的数目都标志着这一发展势头。所以，对那些关注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来说，理解建构主义研究议程是十分重要的。第三，温特关于国际体系结构变化可能性的论断对于在更广泛意义上关心国际体系发展趋势的人来说是很有意义的。温特对于国际体系向康德无政府文化转向的观点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但对于熟悉发展中国家紧张和不稳定局势的人们来说，他们对当今的国际形势和前景可能不会像温特那么乐观。正因为如此，才更有必要认真研究温特理论，检验这种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于发展中国家。
温特理论强调国际体系中社会互动和实践活动对结构形成和结构维持有着最重要的影响，这更说明在非西方世界进行这类研究的重要性。假如果真如此，那么，关心国际关系理论和发展中国家国际关系问题的人们就更要深刻研究非西方国家参与国际互动进程的方式。我的观点是，对这种进程的探讨代表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议程下一步的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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