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中国产权理论研究被忽视的角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中国论文,人力资本论文,角落论文,产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开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委托君创咨询公司举办的首次“中国企业论坛”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本报对此给予了独家报道。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围绕我国改革思路的一个重大争论——产权主线与管理主线之争、资本本位与劳动本位之争、所有者主导与经营者主导之争。研讨会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主讲了人力资本产权论，在会间引起强烈反响。现将各位专家的发言摘要刊登如下：
国内产权理论过多注意物质资本产权， 对人力资本的产权重视不够
市场经济中企业与市场形成一体，在当代经济生活中起重要作用，但其理论发展却有一个复杂过程。
最早的亚当·斯密对他身边成长的股份公司持有很大的批评态度，认为会导致经理们的挥霍和疏忽。到了本世纪初的奈特，把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结合在一起，而利润就是对于应付这种不确定性的报酬。科斯不把企业看成与市场完全不同的组织，相反把企业看成同样是一种契约、合约；企业虽然替代了市场的价格机制，但只不过是用一个合约替代了一批合约。因为在产品交易过程中有大量的交易费用，所以就存在节约交易费用的需要；而企业是把所有要素一次性地、按一个时间买来，投入生产过程当中，有可能节约交易费用；由于这种节约，每个要素的报酬比它单个在市场上交易所获更多，因此它就愿意、即在自由与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了企业的合约。换句话讲，如果企业的合约不成功，所有的要素都会退回到市场上去。
这样交易费用理论与企业契约理论成为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的重要基石。
其后，人们开始研究“经理革命”及人力资本问题。伯尔乐和米斯，对美国两百家知名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了著名的两权分离。他们由此认为：“美国最大的公司不是由所有者即出资者控制，而是由经理在控制”，发生了一场经理革命，被称为“伯—米假设”。70年代由阿尔钦和戴姆西发展起来的理论，认为企业的劳动是团队的、合作的劳动，企业需要有人承担监督与计量的职能，多出来的剩余的索取权分配给对企业活动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人。经理就是管理企业的高级人力资本，企业家等经理人员拥有的是怎样管理企业、怎么对付市场不确定性的人力资本，而股份制所有者拥有的是企业的财务资本，现代企业制度无非是两种资本的一种合约，即在什么条件下股东把企业交给这些拥有管理能力的人来运行，然后互相有个什么交易进行分配，即资本剩余怎样在这两种资本所有者间分配。所以不存在什么两权分离，双方的所有权都是完整的，无非是一种合约。
国内非常流行的产权理论有一个偏差，即过多地注意于物质资本、物质财产，而对于在现代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人力资本的产权，人力资本的市场注意得非常不够。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舒尔茨给予人类经济增长一个非常乐观的回顾及展望，认为只要一个国家及国民对人力资本有足够的投资，经济的长期增长可以超越所有的物质限制，包括要素的限制。落后国家如果对人力资本有足够的投资，就会更其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有效地介入国际分工，有效地增加竞争力。所以我把企业看做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一组合约。我不认为物质资本的安排不重要。经验证明物质资本的不同安排对人力资本的影响非常大，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公司的经理要分享很大一部分股份。但是仅仅有财务资本的这样安排和那样安排，我认为不足以理解为什么大型公司可以在西方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侧面就是要重视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产权及其市场，包括其中的竞争。正因为如此，当年亚当·斯密所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相反的潮流是公司、大公司越来越成为支配性的现象，占有更多的资源。
中国的企业效率不高，要改，但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强调产权的有效性，所有者要到位，承担所有者的职能，进行委托，控制代理人，减少代理成本，提高委托代理效率，政策含义在于加强国有资产产权，提高其有效性，使国有资产代表者到位，不仅有国有资产局，而且有控股公司；另一种恰恰相反，认为股权所有权不重要，重要的是经营权，强化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削弱股权对其的控制。我个人较赞成后一种政策倾向，即强化企业这一套。目前中国最大的妨碍人力资本形成和投资的主要因素，还是行政官僚的管制过多。国家的整个人力资本配置过多地集中在官僚机构，改革中应该把这个资源配置转过来，扩大企业家的人力资本资源，扩大管理的人力资本。所以我怀疑强调所谓国有资产的有效性，加强管理的作用，设了局不够再设委、控股公司，企业家就更转不动了，“婆婆加老板”。
要在解决产权关系的基础上谈论人力资本问题
人力资本的产权问题，非常重要。第一，中国企业改革到底把企业的产权问题放在首位，还是把经营者的地位放在首位，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第二，从现代企业制度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国内的股份公司，还是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大公司或企业集团，确实都出现了专家治理或称其为经理革命这样一个大趋势。
但是，这种革命其一不能与物化资本脱节，其二是要通过法人这一中介环节与资本建立起相互约束的关系。
目前，1.1万家国内股份公司中有2000家有限责任公司、9000 家股份有限公司；后者中又有5964家是“定向募集公司”，它们由于不能上市、不能流通，又被现在的公司法和证监会定为不规范，但其总股本达4000亿之巨，远远大于所有上市公司700亿股本的规模。 所有者出钱催肥了经营者，而经营者，特别是海南130 多个股份公司中的相当一部分，拿钱后某种意义上就是挥霍，有的不要说分红，连经营者都找不到。这也是依附在“现代企业制度”名义下，中国经营者中存在的很严重的问题。为此，中国的改革发展中对于人力资本到底作为管理问题还是作为产权的问题，往深说即：是关系到企业制度问题还是企业家本身的问题，当然两者间本身也有联系。我认为企业制度是目前了解探讨资本与管理问题的一个更根本的东西。因此产权问题无论如何要紧紧抓住，要向旧体制的、大一统的、模糊不清的产权关系进行冲击。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管理问题，或者再谈人力资本问题。否则在还没抓住核心的情况下，很可能又被某些人变到扭转改革思路的偏差中去，即是说“中国今天的企业问题是管理问题，不是企业制度意义上的产权问题”。
改革必须校正和明确资本的收益权和相关职能
我国目前国企改革，特别是股份制改制以后出现的新的问题，大的问题包括经营者的行为如何规范，经营者的积极性如何调动，经营者如何全身心投入，实际上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传统的激励方式：官位、称号、奖金有一定作用，但都不能起根本性长远性的作用，只能起短期作用或局部作用。特别是当一个企业家开始成功的时候，他的需要是对企业的长远性控制权。企业控制权怎么才能实现？从目前规则说只有产权。因此随着积累的不断增加，这种需求越来越明显。但是什么途径能得到这些？人力资本产权的取得，可以是两种方式：一是在企业设立时的合约，通过财务资本的所有者与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的合约来确定（确定的前提是这个人作为企业家已被社会所承认，不是谁都可以），使之可以在设立时就拥有企业的一部分产权，二是在没有被承认时，被资本雇佣，做高级打工，逐渐成功后，资本所有者为使其与企业和所有者们共命运，赠与其一部分产权。国内的改革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上海、深圳、海南等都开始这方面试点。也就是把本应奖励的一部分现金转化为股权或产权。这既能激励经营者的积极性，又约束了他们的短期行为，还把企业家个人的即期消费转为长期消费。相当于财务资本的所有者与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分享企业的长期性资本剩余。我讲的是两种产权的相互转化问题，这是现阶段的重要改革内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四个发展阶段：一是计划经济，行政主体支配实物的运作；二是承包制，经营者与行政主体共同支配实物资产的运作；三是产权改革，因为承包制实际上是否定产权，否定了出资人，什么作用都不起了。改革必须校正和明确产权的收益权及其有关的职能与功能。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今后进入第四阶段，物质资本的所有权与人力资本的结合问题。目前仅仅处于对之进行改革研究的阶段。
我是劳动本位主义者。不能再让资本真正主宰我们一次
人力资本概念是个很大突破。斯诺在北大的演讲中特别提到马克思一个观点，即物质资本与人、与劳动的冲突是人类发展的动力之一，到目前为止的西方社会实际还没解决这个问题。它的不断解决将是推动企业制度和社会发展的很好动力。企业管理有四个阶段：一、是经验管理，二、是科学管理，三、是管理科学，四、是人文主义管理。但问题的关键是能否操作。从古典企业到现在的公司制，资本控制与劳动控制都有现成模式，前者始终把人力资本也即劳动因素当做成本因素加入，操作性上非常方便，这就是资本控制劳动；第二是劳动控制资本，即是西班牙的蒙德拉贡，由神父创造，实际上一开始就提出劳动雇佣资本的命题，所有的剩余索取权都属于劳动者，把资本当做成本要素，最后从一个小镇的合作社，发展到现在几百亿美元的大公司，引起中外的研究。但唯独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协约还无人操作。以劳动为本的制度一直有几个矛盾，一是很难集中，不管多大公司总经理，并不等于全体员工能力总和。更难集中的是意志、心态，相同的激励对不同的人所起作用不一样。代表者很大的可能会异化。二是人力资本占主导地位时，如何照顾到资本效率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效率就是资本效率，如果统一于资本效率，谁去解决人力资本的代表问题？有人说可以统一于经理阶层，或说统一于法人，即是资本的代理者，也可是人力资本的代理者。
我是一个劳动本位主义者，一直在主张否定之否定。过去30多年，实际上劳动阶级没分过利润。改革以来情况有变化，但表现出资本创造一切，占有一切的倾向，现在提出人力资本产权这个命题，我认为，既不能回到空喊口号那个年代，也不能真正让资本再主宰我们一次。
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怎么结合是个难题
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结合怎么实行？是个难题。古典企业有剩余索取者，他们天然具有监督责任。法人制和公司制发展后，“谁来监督”的问题发生极大变化，而且法人的结构不一样，也使得公司的治理结构的出现很大差别。例如股权结构是集中还是分散，就会产生公司治理制度中是否会有足够的力量监督公司经营者的问题。股本的份额与债务份额的比例不一样，也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美国经验表明，负债很重的公司，经营者冒风险的胆子要大得多。说明这样的公司，股东的监督力量也相对减弱，而债权人也没有很好的机制监督他。
中国传统体制和产权现状下怎么转变到相对有效的产权制度？应该走怎样的路子？如果绕开现有的权力利益结构来改恐怕很难。但如果照顾了现有的权力利益结构，下一步的产权改造与重组、以及资源转到更有效率的人的手上会否有更大困难？在这一转变格局下，经营者怎么发挥他们的效用，就显出一种独特的复杂性。如果让资源就这么简单的流到现有的经营者手中，也是很难做到的；而且目前体制下，经营者本身的约束和素质成分的问题也是没有解决的。一方面制度在筛选、进化，另一方面经营者也需筛选、进化。在市场制度下，有企业剩余索取权的人对企业是有监督动力的，而在现在的中国，如果国家资源白白流到经营者手上，他们肯定不会有那么强的动机，挥霍的可能性就大大增高。
把简单劳动都作为人力资本，容易使经济问题道德化
第一是我国的产权问题正处在初始发生的阶段，在计划体制下是一种集产权、党权、行政权为一体的大一统体制。所谓产权改革就是要实现四个分离。第一是责任的分离。在目前所搞的现代企业制度中，几乎人人都在争做所有权代表，成了代表机构就可以指挥企业、拿到收益，所以说产权改革始于“争权夺利”。但合理的、正常的、理性的产权方式则是以责任，即产权责任为基础。建立责任的有效分离，即人明确所有者，经营者，职工各有什么责任，现在则不甚明确。第二是能力的分离。企业职工目前在对待国有资产上几乎是振振有辞：过去没给我足够的医疗保障、福利、住房、养老金等，所以理应躺在企业身上。但福利保障怎样分离，无效劳动怎样分离等，都是产权革命的具体对象，也就是说，产权的权威必须克服传统的福利障碍和劳动障碍，使产权的权力能力与行为能力达到统一。第三是债权的分离。过去投贷不分，低息大额贷款形成的企业、产权不明的集体企业，靠经营者的经营能力积累了财富，怎样界定产权与债权，界定借贷方、主管人、经营者及劳动者之间有产权关系，已成为影响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课题。第四个分离是分配的分离，将政府对企业内部分配制度的约束分离出来，形成企业自身的职工劳动激励机制。总之，产权是一个涉及整个体制结构的大问题，无法用经营者革命来涵盖它。
我们是生活在物质世界的若干个场中的。但经济改革搞了十几年却缺乏一个场，即财产的、产权的场；没这个场，我们只能是下河摸鱼，却抓了只鸡，全与自己的预期与想象相背叛的。我感觉无论是泛产权论还是泛人力资本论，把简单劳动都作为人力资本。这么谈，使经济问题道德化了。总的说是谈判经济，从市场交换尺度即价格形成机制谈判 。既非计划又非市场经济，拼命提高自己的增加值，结果是灾难性的恶性通胀。所以谈产权一定要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中国的劳动力到底面临的是什么？是保障过度、约束不足、市场竞争压力不足呢，还是受压迫过度了，需要有所解放才能产生最佳发挥？和高效配置？我看是前者。因而用古典经济学的概念看中国，效果会更好。
以资为本与以劳为本必须互利互动
我同意周其仁的基本研究思路和方向，包括运用的重要经济学方法。有三个问题值得重视。
第一是以资为本与以劳为本的冲突，我认为两者必须互利互动。
市场经济的发展最初是把劳动力推向市场变成商品，作为市场交易物，长期看对其作用是提高而非降低。随着人的价值的提高，按劳分配和整个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流动，造成了整个人力资本的不断上升，合理性上升，把最无用的劳动力淘汰出去，逼迫他们不断提高素质，把最有用的劳动力通过市场机制提高到他们该有的价值水平，最后还赋予他们其它各种权利，包括产权权利。这是一个劳动力市场化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特别是股份公司的发展，资本市场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最大的进步是资本也被商品化、市场化了。资本的有价格和被买卖、被租、被借，的确产生了人力资源支配物化资本的趋势。只要有好项目、好的人、好的组织架构和好的概念，就能在资本市场上拿到钱。这两大市场的完善必定要造成两大市场的交替组合，其组合的钥匙，是一套法人制度结构，在其中既不能把劳动力同化在资本里形成资本控制，也不能把资本固化在企业里随意贬低。其实资本不流动也不会变成商品而被劳动、被企业、被人力资本去利用、去租；劳动力不流动，如美国80年代的大量案例，出现了经营者不流动的不利状况，最后股东通过金融资本发动“股东革命”把经营者赶下台。其中典型的是固特异公司事件，是欧洲资本进军美国，在美凌等金融资本支持下，到美国国会去论证股东革命，论证为什么经营者已固化，无法形成对股东的负责性，实际上人力资源不流动，就不可能对资本负责；资本不流动，也不可能形成资本商品化，被大规模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两者相互作用的重要形式，是通过企业形态、即法人这种非常特殊的中介形式实现。
第二是理论研究与中国实践的差异。我认为两者必须相互紧密结合。
中国的传统体制使两个市场都扭曲了，不仅资本市场没有资本责任约束，无偿化占有；而且人力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扭曲得更厉害，所有的劳动者都躺在企业身上、躺国家身上，大量企业家认为中国劳动力没有人身自由，连最基本的商品化过程都没完成，更不要说市场化和资本化了。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在于，西方市场经济100 多年分三个阶段解决的矛盾，要在现实中同时解决。以产权为例，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是通过反封建将产权从特权中分离出来，而中国的初始界定问题非常大，很多人认为是行政权力和经营者权力矛盾，其实根本不对，传统企业实际上是行政权和职工的福利权的矛盾。放权就是职工大家追求福利，收权就是政府行政权力左右企业。所以根本问题是通过规范产权制度来约束两种都不正当的权利，一种是国家行政权力造成资本无法流动，一种是职工的福利权利造成凝固性下的对资本的侵占。第二阶段是大资本要挤小资本并形成大公司体制的问题。中国的产业发展、经济发展都到了需要组合大公司的阶段，才会有综合化能力的阶段。但目前以小挤大的逆向分离很厉害，国家把大公司的商业权力、金融权力、外贸权力、物资权力等都分割掉，经营者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有能力长出综合性能力？现在看到的最大问题是经营者代表小生产，不代表大生产，不是一个进行大专业化分工的体系，而是大帽子下面的各自的小企业，小而全、小老板，觉得自己代表市场经济，谁组合他都是不对的，甚至母公司都不行。小生产结构及其对自身小生产产权的追求，由此形成的劳动力人力资本到底代表不代表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还是必须利用大公司力量重组产权，重组产业？第三个阶段，资本商品化，大规模流动，两个市场互相约束。中国是一个二元经济十分典型的国家，传统体制造成了扭曲的大生产、大资本、大公司，但重要的问题是国家资本怎样流动起来，怎样社会化，变成社会资本，在流动中用资本压力重新调整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问题也是一样，从劳动力的商品化（实现雇佣劳动制）到人力资源市场化（流动中的重组、分化）最后进入人力资本产权化，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中国最大的麻烦在于，人家上百年解决的三个阶段的任务聚在一起同时解决，各种看法意志冲突，参差不齐，存在的问题就非常复杂，各种矛盾表现为“极为复杂”。这都是非常深层的结构体制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其体系和结构，进行系统转制，而不是强调突出某一点。
第三是西方理论与传统概念的撞击。我的想法还是要融合。
周其仁的经济学方法非常重要，他对西方产权经济学本身的人力资本理论也做出推动性的创新。但是，我们的理论界、企业界的产权概念多出自传统的法学理论，认为物权与债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关系。物权是对物的支配权，债权是对合同的交易权；之所以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各种交易成本过高以后必须用企业组织制度代表以节省交易成本，就在于法学家眼里看物权的支配力是至高无上的，他能通过企业形式把资源拿到企业中来，能够支配它，在这个基础上运行的时候，他认为效率更高，交易成本更低，就是更有效率。我们现在研究产权理论，和人力资本的作用问题，多数人如果顺着产权的原有概念走，所谈的都是劳动力的价格问题，是企业内部管理问题，是与产权无关的另一种合约。在法学家眼里这种合约不是产权与产权的合约，而是雇佣关系，是劳动制度。因此，一套新的理论要为人们接受，需要从基本概念入手进行磨合，否则很难为改革实践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