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汇款的决策、数量与用途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汇款论文,用途论文,数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外出者向农村老家的汇款是家庭经济联系的主要方面，汇款有利于缓解农村地区资本相对稀缺的状况，对于改善农村家庭的生产、生活条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随着农村外出务工经商的人数大量增加，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民工的汇款总量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程恩江等(2005)认为，中国境内的农民工汇款总额虽然比世界银行2003年估计的450亿美元（约合3400亿人民币）要低，但是2004年汇款的数量约为2230亿元，2005年增加了260亿元，达到2490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数据，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有1.265亿人（盛来运，2006），外出劳动力每年为输出地寄回、带回的资金超过2000亿元（程恩江等，2005)。如此看来，农民工汇款至少已经超过财政总投入的50%①，成为支持农村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考虑到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农民工工资不断增加，农民工汇款总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增长。如此大规模的资金转移必然会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持续的重要影响。
这种资金的转移能否促进劳动力输出地的经济增长？对国际移民长期研究的结论是令人悲观的，研究者们大多对国际移民持否定态度。Durand et al.(1996)认为，国际移民只是对一些特定家庭起到了提高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而没有对输出地的持续经济增长做出任何贡献。中国农民工与国际移民有一个根本的差异，即中国农民工在输出地还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土地构成了他们最为重要的保障，也因此加强了他们与输出地关系的密切程度。此外，在社会文化上，西方家庭重视个体的独立性、尊重个体的权益，中国家庭更强调整体事业而忽视个人利益，认为家庭整体事业得到推进才是目的所在。中国家庭更注重纵向关系而不是横向关系，中国家庭关系的主轴是父母—子女的纵向关系，而不是夫妻之间的横向关系（李强，2001）。在这种文化结构中，农民工与输出地的联系也得到了加强。新迁移经济学的假设比较符合农民工迁移的实际情况。从家庭整体的角度而不仅仅从个人角度出发的新迁移经济学认为，农村移往城市的农民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一种协商的协约性安排而加以模式化的。迁移的农民与其家庭通过这种契约，保障各自利益以及家庭整体的安全。而汇款是这种契约安排的一种表现形式(Lucas and Stark，1985)。Taylor(1999)认为，迁移决策是家庭提高收入、获得投资新项目的资金以及分担收入与生产风险的家庭策略，汇款与之紧密联系，可以帮助家庭减弱生产和投资面临的资金约束从而促进生产发展。梁在等(2005)认为，汇款通过拉动一般消费，对地方经济发展有间接的影响，特别是移民家庭在输出地对住房的需求会带动地方产业的发展，起到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和提高当地收入的作用。
农民工汇款问题引起很多研究者的关注。现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第一，汇款对乡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汇款对于改善和缓解农村贫困的作用。都阳等(2003)发现，相对贫困的家庭收入转移要高于富裕家庭，汇款可以使农村的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对于缓解贫困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处在最低收入组中的家庭因为资源禀赋缺乏，外出务工受到限制，即使外出获得的收入也相对较低，相应的汇款作用受到抑制。第二，汇款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一直是农民工问题中的一个重要课题，Rozelle等从外出劳动力向家乡汇款这一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汇款对劳动力有替代作用，外出导致劳动力减少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被由汇款带来的家庭资金的增加所抵消，但是汇款并不能完全抵消迁移对农业生产的削弱(Rozelle et al.,1999)。尽管在生产性投资方面迁移的农户的确高于非迁移农户，但是在分地区分析时，并不能发现贫困的地区迁移与农业生产投资之间存在确定的关系(deBrauw and Rozelle，2005)。第三，对汇款本身的研究，注重影响迁移者汇款行为和汇款数量的因素。白南生等(2002)的研究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性别、婚姻状态、年龄、家庭人口和外出时间等都显著影响迁移者的收入转移。胡枫等(2007)还发现，是否全家外出对汇款数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现有研究对农民工汇款行为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是缺少对农民工汇款用途的系统分析。农民工在其主观意愿上有对汇款使用方向的考虑，当然，家乡的亲人收到汇款后可能并不遵循汇款人的意愿而是按照自己的实际需要使用汇款。这就造成汇款者与使用者的分歧。这种情况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输入地调查与输出地调查得到汇款用途的不一致。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分歧是无关紧要的。不过，这种分歧往往体现了外出者对农业和农村的一种看法。例如，在农村的调查可能会得到汇款提高了农业投资水平等类似的结论，但是，这往往并不是外出者的想法，汇款者可能只是希望这笔钱能提高农村父母的消费水平。从实际效果来看，得出汇款促进农业生产的结论没有问题，当我们的目的是研究外出者本身态度时，或者更宏观地说，劳动力流动能否真正促进城市化进展这一问题时，这种差异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农民工对农业投资的忽视是其非农化倾向的具体体现。现有文章对汇款用途的分析更多的集中在输入地方面，而本文将把更多注意力投入对汇款者本身意愿的分析。农民工汇款的用途有哪些？影响农民工汇款用途的因素是什么？这些构成了本文关心的重要问题。
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举家外出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增加，胡枫等(2007)也注意到举家外出对汇款数量的影响。农民工举家外出后汇款成为他们与乡村联系的主要经济纽带，因此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农民工举家外出是否会影响汇款行为本身，即农民工举家外出是否会切断他们与乡村的经济联系？农民工举家外出是否会影响汇款的数量？进一步，是否会影响汇款的用途？这些则构成本文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
二、数据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白南生教授主持的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5&ZD041）在北京市展开的调查。本次调查的抽样和实施方案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技部以及挪威FAFO的专家学者共同设计和制定，由白南生教授主持实施。调查地点为北京市城八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海淀、丰台和石景山），调查对象为外来务工、经商的农民工。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特征，调查的抽样方法设计借鉴了适应性整群抽样(ACS)方法的思想，采用了两阶段抽样方法，首先采用随机起点等距抽样的办法在北京市城八区中抽取了30个社区居委会（村委会），每个社区中根据辖区内农民工的比例，以住所为抽样框，采用随机起点等距抽样的办法抽取一定数量的农民工。对于社区内农民工居住数量超过阙值的社区，根据ACS的原理将调查抽样范围向外推及到周边社区。最终，课题组在城八区中调查了52个社区中的844个农民工家庭。所收集的信息内容反映了这些家庭2006年9月至2007年9月的工作、生活和交往等情况。
（二）汇款情况描述
在全部844个样本中，有40个样本的汇款金额数据缺失。本文对剩余804个样本的分析结果显示，27.86%的农民工没有给家中汇款，这与李强(2001)样本中24.7%没有汇款的比例接近；此外，程恩江等(2005)在估算农民工汇款数量时也认为，有25%左右的农民工没有汇款。考虑到个人外出时间、收入和家庭经济条件的差异，的确有一部分农民工不需要给家中汇款或者没有能力给家中汇款。笔者认为，农民工汇款的比例在75%左右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在汇款的农民工中，80%左右的汇款数量在10000元以下，平均汇款量是5314元。样本的具体分布情况见表1。
（三）汇款者特征描述
根据以往的研究（deBrauw and Rozelle,2005；Rozelle et al.,1999；白南生等，2002；李强，2001；胡枫等，2007；都阳等，2003），农民工的个人特征（例如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工资水平和在外工作年限等）、家庭特征（例如子女数量、老人的数量和家庭收入的情况等）都会影响农民工的汇款行为和汇款数量。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如表2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本文中的举家迁移是指夫妻共同外出。第二，有些农民工家庭将全部或部分子女带到打工地，这些农民工子弟就是通常说的流动儿童；另外一些农民工家庭则将一部分子女（或全部）留在农村，交由亲属抚养照顾，这就是所谓的留守儿童。第三，在农村建房是一项重大投资，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农民工汇款回家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建房。第四，老家所属地区划分为三个，沿海发达省份包括浙江、江苏和广东三省，中（东）部地区包括除三省外的其他东部省份（不包括北京）和中部省份，西部地区则指传统意义上的西部省份。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汇款的农民工中，有74%的比例为已婚；没有汇款的农民工中，这一比例约为65%。此外，汇款的农民工的月均收入要比没有汇款的高10%左右，而且他们在北京居住的时间较长，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也较高。在家庭层面，汇款的农民工家中有需要照顾和赡养的老人的比例较高，家庭收入水平较高，在老家修建的房子一般来说也较好。
（四）汇款用途描述
在调查中，项目组对汇款用途的选项一共设置了14个，分别是：补贴日常家用、子女／兄妹的学杂费、抚养子女、建房和准备建房、结婚费用、人情往来、家人看病、赡养父母、还债、买化肥等农业投入、做生意、储蓄、借给别人和其他。要求被访者按照重要性选择其中三项，被访者可以不必选择全部三种用途。表3最后一列是通过计算选择相应选项的人数与总人数的比得出来的，反映了选择的某一用途的人数的比例。
表3表明，汇款者认为最重要用途依次是赡养父母、补贴日常家用和子女（兄妹）的学杂费。这些用途都体现了汇款者的利他主义倾向。同时，这也说明农民工承担了一部分农村家庭的保障功能。虽然缺少进一步论据的支持，但是可以猜想，如果农村养老保障建立起来，农村教育补贴落实下去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得到推行，农民工汇款的用途是否会更多地偏向生产领域和经营领域？从现有的数据看，农民工汇款用途目前投入生产的只占6.40%，投到经营领域的只占0.59%。
把农业投入排在第一位的只占2.55%。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汇款用途重要性的降低，选择农业投入的人员比例也在上升。这一现象说明，农业作为最初的职业和身份的印记，在农民工心中还占有一定的地位。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或许在于土地的保障作用，或许在于大的家庭利益，或许在于农民工核心家庭还没有脱离农业。从“总体情况”中可以看到，农业投入被选择的次数在所有选项中排在第五位。农民工选择补贴日常家用的汇款范围较为广泛，并不排除补贴农业投入的方向。加之，这里的用途只是反映汇款者的一番用意，使用者未必会完全按照汇款者的意愿使用资金，这也会导致部分资金实际流向农业生产领域。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选择农业投入的比例较低，但是在研究汇款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时，却可以发现汇款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
三、汇款决策和汇款数量
（一）农民工汇款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笔者通过对数据的初步分析，发现农民工中有3/4的人都有汇款，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那么，哪些因素影响农民工的汇款决策呢？本节使用probit模型来分析这个问题②，模型如下：
(1)式中，Φ为正态分布函数。I代表反映样本的个人特征，包括年龄、受教育年限、月均收入、婚姻状况（未婚=0，已婚=1）和来京年数。F代表样本的家庭特征，包括是否举家迁移（否=0，是=1）、有无需要赡养的老人（无=0，有=1）、有无留守子女（无=0，有=1）和家庭年收入组别。O代表其他控制变量，即老家所属的地区。
本文估计的三个模型的差异在于与第一个模型相比，第二个模型使用家庭收入组别来代替月均收入，以低收入组为参照；与第二个模型相比，第三个模型使用学历组别来代替第二个模型中的受教育年限，以小学及以下组为参照。本文使用极大似然法估计得到的结果如表5所示。
月均收入与家庭年收入具有很高的相关性，从理论上说，使用两个变量得到的结论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在本文的分析中，模型一的月均收入的系数接近0且不显著；而使用家庭年收入分组作为变量（模型二和模型三）估计时，家庭年收入显著影响农民工的汇款决策。通过计算家庭年收入对农民汇款概率的边际效应发现，对于一个普通农民工来说，其家庭收入在中等收入组时给老家汇款的概率比他在低收入组时高12%左右，其家庭收入在高收入组时给老家汇款的概率比他在低收入组时高9%。这说明，收入的确会影响农民工的汇款决策；但是，收入对农民工汇款决策的影响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这种非线性关系在本文中体现为汇款概率并不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这种作用已经在不同的组之间体现出来了，在同一收入组内部是否存在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对于这种非线性影响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城市收入较高的农民工其农村老家的条件也可能相对较好，所以老家并不需要汇款支持。
把农民工受教育年限作为变量（模型一和模型二），效果都不显著。把教育分成四组，以只接受过小学及以下的人为参照组时，接受过高中以上学历教育对农民工汇款决策在10%的水平上显著。值得注意的是，高学历对汇款决策的影响是负的，这与胡枫等(2007)的结论一致③。张林秀也得到过类似的结论④。对此，笔者提出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较低的教育水平可能意味着较差的家庭经济条件，较高的教育意味着较好的家庭经济条件，汇款对两类家庭的边际效用不同，贫困的家庭更需要汇款的支持，因此与低学历组相比，高学历组的汇款动机较低。这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举家迁移对农民工汇款有显著的影响，举家迁移变量在三个模型中表现比较稳定。从边际效应看，举家迁移的家庭比单独外出的家庭汇款的概率少约14%。这是因为夫妻双方都到城市打工增加了城市生活成本，减少了乡村生活成本，这就增加了在城市的消费而减少了在农村的消费。同时，农业生产活动减弱也减少了投入农业的资金。各种因素都减少了农民工给农村汇款的概率，从结果上看，举家外出减弱了农民工与家乡的经济联系。
按照农民工来源地分组后，以沿海发达省份作为参照组，西部地区来京的农民工更倾向于汇款回家，来自西部的人员比来自发达省份的人员汇款的可能性要高11%以上。这也验证了李强的一个观点，与发达地区相比，从贫困地区新出来的农民工汇款比例较高，随着中国外出农民工逐渐向中西部推进，新出来的较贫困的农民工汇款积极性高于富裕起来的农民工，这种心理和态度上的变化对于缩小地区差异起到一定积极作用（李强，2001）。
此外，年龄增加会减少农民工汇款的概率，已婚农民工会增加汇款的概率，来北京的时间越长汇款的概率也越高。这与梁在等(2005)研究国际移民时得到的结论类似。家中有需要照顾和赡养的老人会显著增加汇款的概率，与没有需要抚养老人的家庭相比，前者汇款概率要高出24%以上，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汇款用途最重要的一项是赡养老人。
（二）农民工汇款数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节使用多元线性模型分析影响农民工汇款数量的各种因素，模型设定如下：
(2)式中，因变量y表示农民工在一年之中汇款的数量。自变量I、F、O分别代表反映样本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其他控制变量：最后一项为随机误差项。对于没有汇款的样本，y取值为0，约占全部样本的25%；对于汇款超过20000元的样本，y被固定为20000元，约占全部样本的3%。
本文首先使用OLS方法对上述多元线性模型进行估计。由于变量选取的不同，一共有三个模型形式，模型Ⅰ至模型Ⅲ，各模型之间的差异与研究汇款决策时的相同。考虑到对汇款金额数据的截断可能会导致估计方面的问题，本文同时使用Tobit模型估计了模型Ⅱ在因变量（即汇款金额）取值在0和20000处都有截断的情况。模型如下：
(3)式中，残差项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因变量y取值范围大于0，小于20000。模型中，用老家房屋类型取值为：楼房=1，平房=0。其他变量的取值同上文。
从表6的估计结果来看，Tobit模型与多元线性模型在系数大小上有一定差异，不过在大多数变量上显著性水平没有差异，为了解释的方便下文的讨论将围绕多元线性模型展开。
首先，三个方程都没有发现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汇款有显著的影响，即使把教育分组后也没有发现不同学历组别的人员之间在汇款上有显著的差异。而结婚状态和有需要赡养的老人则对汇款数额有显著影响。汇款作为一种外出者与家庭的经济联系，结婚意味着家庭成员的增加，有需要照顾的老人意味着家庭开支的扩大，两者都会显著增加汇款金额，按照新迁移经济学的观点，这体现了外出者的利他精神，这种决策的目的是为了家庭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汇款金额大小最主要取决于家庭特征变量。
举家迁移会显著降低农民工汇款金额，三个模型都显示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举家迁移的农民工的汇款比单独外出的农民工的汇款减少3500元以上。根据本文对举家外出的定义，计算举家外出的实际影响必须要考虑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因此，举家外出对农民工汇款的实际影响是减少汇款额的600～1500元左右。举家迁移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民工与乡村经济的联系。劳动力迁移阶段的理论认为，农民工迁移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在第三阶段农民工家庭团聚，长期定居意识的产生，对移入地的向往和与自身相同的族群和社区的形成、发展，使得外出务工者日益倾向于在移入地永久定居下来（文军，2005）。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意识的增加，体现在经济上就是对农村投入和转移的减少，举家外出是农民工最终融入城市的一个重要阶段。
农民工在北京多工作1年，每年给家中的汇款会增加100元左右。农民工在北京工作的时间越长给家中的汇款越多，原因一方面在于，在北京工作时间长的人在本地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也比较好，更有能力给老家汇款；另一方面，在北京能够立足的农民工对在农村的家庭成员有更强的责任感，作为家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员，他们感觉应该承担起更多的经济责任。
农村住房样式对农民工汇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实，这里的住房样式是住房投资的代理变量。因为调查中对老家住房投资成本的回答率较低，如果直接使用的话会造成缺失值太多，从而损失大量的有效信息。样本中住房样式和投资数额的相关系数达到0.43，对投资数额在不同样式水平上的方差分析也显示，不同样式水平上的住房投资存在显著性差异。一般来说，在同一地区建造楼房的投资要比建造平房的投资大。因此，使用住房样式作为住房投资的代理变量是可行的。根据计算的结果，建房投资比较大的农民工每年汇款金额要高出800～1000元，模型中正的系数表明了建造房屋投入的大量资金需要外出者慢慢地填补。
来自不同地区的农民工汇款金额也有差异，与发达省份外出的农民工相比，其余地区外出的农民工在汇款数量上要少很多。不过在不同模型间，省份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和系数大小并不稳定，但符号是一致的。上文得到一个结论是贫困地区的更倾向于汇款，而本节又发现贫困地区的汇款数量比较少，这似乎出现了矛盾。笔者认为这并不矛盾，因为前者是动机问题，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的农村家庭对资金的渴求程度不一样，贫困地区的农户更加需要外出者汇款的支持，而富裕地区则不太依赖汇款资金。但是对不同地区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的比较会发现，来自富裕地区的农民工收入水平要比其余两个地区的农民工高45%左右，而其余两个地区的农民工收入水平却相差不多。毕竟富裕地区的农民工选择来北京就业而不是在当地就业，很重要的原因是对于他们来说在北京的收入比在当地高。较高的收入意味着以相同的比例汇款，富裕地区的农民工也会比其他地区的汇款金额高。
收入对汇款的影响是正向的，而且非常显著。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每增加1元，每年的汇款增加0.9元，也就是说农民工每年汇款数量是其年收入的7.5%。对家庭收入分组也发现中收入组每年比低收入组多汇款1800元，高收入组比低收入组每年的多汇款4000元左右。这说明如果政府希望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可以通过促进农民工就业，并通过培训等方式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增加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方式实现。
四、农民工汇款用途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节借鉴Durand et al.(1996)和梁在等(2005)的研究方法，使用一系列Probit模型分析汇款是如何使用的，是用于赡养父母、补贴日常家用、抚养子女和未成年兄妹（包括学费和日常生活花费）、住房建设、农业投资还是用作其他。模型如下：
(4)式中，因变量y表示农民工汇款的用途，y在模型Ⅰ中表示汇款是否用于日常家用；在模型Ⅱ中表示汇款是否用于抚养子女和未成年兄妹；在模型Ⅲ中表示是否用于建房；在模型Ⅳ中表示是否用于赡养父母；在模型Ⅴ中表示是否用于农业投资。在所有模型中，y=1为是；y=0为否。自变量I、F、O分别代表反映样本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其他控制变量，变量与上文相同。
在第1列中，结婚会增加汇款补贴日常家用的概率，有需要赡养的老人也会增加汇款补贴日常家用的概率，而如果是夫妻共同迁移则会降低这项的概率。在第2列中，只有婚姻变量和举家迁移变量显著，举家迁移会减少汇款用于子女教育和抚育子女，这可能是因为很多举家迁移者都会把子女带在身边的原因。第3列中，受教育年限和举家迁移都会降低汇款用于在农村盖房的概率，这可能表示，教育较高的人和举家迁移的人在城市留居意愿更强，从短期来看并不打算回老家。第4列中，举家迁移和家中有需要照顾和赡养的老人都会增加汇款用于赡养老人的概率，举家迁移与赡养老人本身是矛盾的，因为不能在老人身边完成自己赡养的义务，子女通常会选择汇款方式，在经济上给老人一定补偿。第五列中，没有发现显著的变量，但是可以看到举家迁移的影响是负的。
不同的个人特征对汇款的用途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家庭特征则会影响农民工汇款的用途选择。举家外出的方式很显著的降低农民工汇款用于补贴家用、子女（兄妹）学费和抚养子女、住房建设的概率，而会增加汇款用于赡养父母的概率。作为越来越多的一种外出方式，农民工举家外出会改变现有的外出者与老家的联系模式，减弱两者之间的经济联系，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有利于农民工留在城市中工作生活，并最终离土离乡成为新的市民。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农民工汇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分析表明，农民工汇款数量与其工资水平正相关，因此随着农民工工资收入的提高和农民工人数的增长，汇款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大。虽然没有发现农民工汇款会直接增加农业生产投入的证据，但是，汇款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间接的，补贴日常家用的汇款会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从消费领域推动当地经济。投资建房是一项比较大的资金投入，可以直接拉动对建筑材料、装饰用品、家具家电和生活用品的需求从而促进地方商品市场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汇款推动了地方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增长，具有较大的经济意义。从用途上看，农民工汇款主要用在赡养父母和抚养子女、负担子女／兄妹学费方面，这在相当程度上减弱了农村老年人保障的公共负担，因此汇款为农村社会事业作出了贡献，具有很大的社会意义。
本文最重要的发现是农民工举家外出对农民工汇款行为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举家迁移的家庭比单独外出的家庭汇款的概率少约14%，并减少汇款金额600～1500元，同时会减弱补贴家用、抚养子女、建房和投资农业的意愿，不过会增加汇款在赡养父母方面使用的概率。农民工举家外出在空间上拉远了农民工与乡村的距离，在经济上削弱了农民工与乡村的联系。随着越来越多举家外出的发生，中国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次结构会发生大的变化。
根据本文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将尽可能多的农村人口纳入其中。本文发现农民工承担了一部分农村家庭的保障功能，汇款最重要的用途依次是赡养父母、补贴日常家用和子女（兄妹）的学杂费。如果能够通过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农民工的压力，农民工汇款的用途会更多的偏向生产领域和经营领域。
第二，各级政府采取措施促进农民外出就业，并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对农民工进行培训，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每增加1元，每年的汇款增加0.9元，中等收入组的农民工每年比低收入组多汇款1800元，高收入组比低收入组每年的多汇款4000元左右。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农民工收入，提高农民工汇款数量，最终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第三，地方政府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汇款投向农业生产领域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地方政府加强农村商业环境建设，为汇款投向商业经营领域创造良好环境。
注释：
①2007年，中央财政对三农总投入达到4200亿元。
②本文全部统计计算在stata9.0软件下完成。
③胡枫等(2007)认为，随着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使得其更能适应城市生活，在城市立足的可能性更大，从而减少了与农村老家的联系。
④参见胡枫等(2007)。